理由、方式、案例——梳理中国产业升级的目的与途径

编者按

像集成电路这样一些产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与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密切，其发展可能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全方面的变革，在现代产业结构中占有关键地位。中国经济目前所追求的产业升级就是要在这些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占有较大份额，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全面改善。本文指出，民族自豪感、国家安全都不足以作为全力以赴推动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理由，推动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保持国民收入增长，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变革。我国产业发展的经验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征，从满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取得了很大成就，未来的选择是推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注意上下游的协调配合。推动产业升级当然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思维，应当重视市场竞争力；也不应该认为先进产业可以自然而然地搞好，应该有目的地促进各个经济主体踊跃参与，塑造良好的发展态势。依靠个别大项目，毕其功于一役的政策很难成功。社会各方面力量的集体行动，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使先进产业发展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

为什么要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问题在最近被中兴事件和中美贸易战等焦点突然间带得火热。有人说，“中兴们”被发达国家关键产品“卡脖子”，让中国人一下子清醒过来，发现中国的产业发展到底有多么落后，简直是难望发达国家项背。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当然需要严肃的研究，但是这样的言论完全是故作姿态。其实，国内学界政策界的主流意见一直认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在过去的四十年乃至七十年里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和顶尖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还有很大努力空间。最近的焦点只是把这个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公共舆论的最前沿。经过连篇累牍的介绍和讨论，人们应该对我国一些重要产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现状都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目前最容易引起口水仗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搞产业升级，以及怎么搞产业升级。特别是前一个问题，虽然已经有了很多讨论，但是细细品味，即使那些支持全力以赴推动产业升级的观点也是有不同层次的。不同的理由本质上出于不同的理论根据，也会走向不同的政策选择。

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推动产业升级，搞这么大的事情，先给我个理由呗？有的观点认为，先进科技和高精尖产品是一个国家大国地位的体现，能够充分实现民族自尊心。所以，进入产业链的最顶端是伟大国家应当有的抱负。平心而论，科技发达、产品酷炫确实是我们很多人崇拜发达国家的根源。但是，为了让自己被别人崇拜而努力，这最多只能是一个奋斗的起点，而不能是全部的归宿，否则作为宏大叙事很容易引起人们反感，难逃虚荣的指责。即使在我们大多数有着家国情怀的人中间，仅仅靠民族自豪感说事也难以服众。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为什么要集中那么多力量来推动产业升级，它和其他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注产业升级会不会耽误其他问题的解决呢？因此，要让动员各方面力量成为共识还要提出更加实在的必要性。

那么国家安全是不是这种必要性？很多人也提到，由于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关系，关键产业不能自主，产业链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友手里，我们的制造业随时会因为美国断供陷入停顿。随着竞争越来越紧张，美国也更加可能把禁运重要产品和零件作为战略威慑对付中国。这不是中兴事件的本质吗？不得不说，国家安全相对于民族自豪感是一个更加现实也更加可靠的理由。但是安全风险到底有多么强烈，真的发生断供规模会有多大，战略风险和民用经济的关联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讨论的。我们需要有竞争力的民用制造业，不一定是因为别的国家对我们造成了安全上的威胁（反之，国际关系缓和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发展高水平的制造业了，或者我们干脆不要相信任何国家？）。贸易本质上就是有一些产品我们短时间内还不能造或者造的没有人家好，又或者国外的一些产品在特定条件下正合适。如果国家安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那么对开放也没有必要，这样任何国家都会暴露在危险中，贸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事实上，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份额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发达国家在特定场合操纵关键产品供应攫取更多利益是可能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链利益分配过程中激烈斗争是一定的，但是大面积停止供应关键产品可能导致世界制造业体系紊乱，这种毙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攻击是小概率事件。从整体上看，我们的民用部门不太可能因为一些重要部件依靠进口而面临崩溃覆灭的危险，只可能少赚一点。而在国防和党政办公领域，我国在技术上一直保持相当的自主性。我国在90年代面临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经过20年高强度的投入，以军用电子元件为代表的关键技术自给率已经超过80%，甚至已经开始向俄罗斯、法国等军事工业强国供货。如俄罗斯近几年一直采用北京微电子772所的军用电子元器件；今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法国军工集团泰勒斯（Thales）正式将772所纳入自己的供应链。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参考中科院物理所公众号的文章《我所了解的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再比如航天等领域使用的PMOLED是被动发光显示材料，我国有维信诺等一些企业可以生产，最近在京东方进入量产阶段的是主动发光显示材料AMOLED，适于制造大尺寸、高分辨率的民用产品。可见，我国目前的技术实力足以保证基本的国家安全，因为某些民用工业品还依靠进口就觉得国将不国是杞人忧天。强调国家安全对于建设强有力的民用制造业并不是完全必须的理由。

维信诺生产的PMOLED产品（左）

工业级AMOLED产品（右）

什么才是发展独立自主的先进产业的坚实理由呢？经济的问题还是应该从经济发展本身找答案，一个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应当找到它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联系。当然这种从经济出发的解释不是传统的有关分工的陈词滥调。传统分工观总是认为所谓独立自主根本不是必须的，生产只有分工才有效率，必然有一些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的，总是想独立自主违反经济规律。其实经典分工理论只是强调任何工序都可以分解为一定组成部分，交给不同的人或组织来执行，提高效率，但并没有说只要有分工，不管到底是怎么分的，都一定平等、合理、高效。国与国之间规模差异巨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产业链相互联系复杂，根本不能用简单的分工论来界定国与国的经济关系。不同产业具有的深度、广度，以及与社会各方面联系的复杂性相差极大。传统分工观习惯于无视生产活动的这些内涵。如果要求执行不同生产任务的人具有平等的地位，获得差不多的收入，他们所执行的任务应当具有差不多的内涵。比如在一个研究团队里，有人做实验，有人查文献，有人跑数据，而我专门负责给大家买咖啡，那么我和其他成员的贡献能够平等吗？显然，我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办法和其他人平等。从我的角度来说，必须加强学习钻研，深入研究当中去，贡献自己的才智，才能以平等自尊的地位成为团队一员，在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所以，传统分工观完全不能说明我们无需独立自主，可以把内涵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全部交给别人。相反，我们应该意识到，全力以赴推动产业升级是保持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需要，是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促进社会不断变革的需要。收入增长这个事情并不神秘，别人对我的产品有广泛需求，我的收入显然相对别人较高。如果规模巨大、需求广泛的产业都分工在外，我们的国民收入自然难以继续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在生产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内涵丰富的产业创造往往能提供很多较高技术含量的实践机会。常常说通过某个重要工程培养起一只技术队伍，就包含这么一个道理。先进产业与社会各方面联系也是多种多样的，能够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全方位的改变。在当下的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就是一个典型，上游下游、横向纵向，涉及很多子领域、相关技术，需要大量科学家、工程师，熟练技术人员，其产品最终推动电子制造、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等各方面发展。在这样一个大产业之中没有相对独立、比较重要的份额，我们就不能支持相关产业充分发展，不能创造足够多高技术岗位，不能推动劳动者技能和收入的持续提高。

另外，像集成电路等先进产业的产能也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黑板经济学把扩大产能当成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其实，越是先进、复杂的产业，没有相当长时间有目的、有计划的推动，根本不可能有效率地提供足够多的产品。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生产规模需要众多经济主体有意识地持续努力才能实现。黑板经济学经常讲自由竞争下的均衡，均衡才是有效率地，但是不通过对现实状况的判断来说明是不是真的满足了经济需要，自以为是地把一些现状作为的效率判断的标准，反而说其他主体的参与是对均衡状态的破坏，不许有意识地推动产能扩大和产业升级。当下的现实是世界先进产业只控制一小部分人手中，产能有限。2016年，美国人口3.2亿，日本1.27亿，韩国人口5100多万，荷兰1700多万，台湾地区人口2300多万，总共5亿4000多万人左右。集成电路这样现代制造最核心的产业只不过控制在这5亿多人的手中。随着数字信息经济的深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我们应该要问这样的生产规模是不是真的满足更广大人群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已经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最现实压力之一。荷兰ASML光刻机每年产量只有几十台，下订单之后三四年才可能收货；由于集成电路代工企业产能的限制，国内设计企业流片的排队期越来越长，小型设计企业越来越难付诸生产。其他一些产业里，即便特朗普希望波音增加对华出口，它的产能短期内也满足不了这个要求；日本主要机器人企业的中国客户，排期在近两年从2、3个月延长到5、6个月。所以，中国主动推进产业升级不但不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反而正是实现真正有效率状态的必要举措。中国这样的大国，加上全世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关键产业只依靠发达国家的供给肯定是远远不足的。

怎么推动产业升级

全力以赴地推动产业升级不是为了民族自豪感，也不完全是因为国家安全的必要，而是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和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么细致地讨论产业升级的理由不是无事生非，这与如何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推动产业升级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的参与，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规制，需要各类公共部门的组织和协调，但这绝不是计划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苏联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苏联怎么搞计划经济的产业发展？苏联关起门来搞建设，依靠军工重工的基础，凡是西方市场有的产品就搞一个将将堪用的对应物，然后投放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内部市场。所以苏联一方面建立起一个功能全面，自主独立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长期忍受产品技术水平落后，使用体验差，开放市场竞争力不足。中国其实已经具有独立的国防党政技术体系，而且水平很高，如果我们仅仅以计划经济的思维，完全可以拿来这些技术开发一些列相应的民用产品。这样也满足了有的人所呼吁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技术安全。但是军用技术并不能直接满足家庭和商业的丰富要求。军用电脑处理器和显示器都是强调简单可靠，民用市场喜欢的各种酷炫的视听效果在这种系统上肯定体验不佳。党政办公的政府采购也不能解决主要问题，办公编发红头文件也不需要像商业文案那样不断出新出奇。中国如果真的坚持计划经济的产业升级路线，技术条件允许，但是就要把经济体系封闭起来，也不用在乎是不是第一大贸易国了。而现实中，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所追求的的方向恰恰相反，搞计划经济的指责总体上是不成立的。

确切地说，我国的产业政策体现着集体行动的特征。政府的政策体现着所希望的发展方向，并且推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这个方向上来。政府采用的方式也是引导、规范式的，不是指令式的，现在的社会条件完全靠指令也指挥不动，五年计划改成了五年规划绝不是只改了个名字。我国的产业政策常用的一些工具，比如示范项目，示范的对象是生产商、配套企业、使用者消费者这些一般市场主体，如果是指令型经济，试点之后可以直接发文要求下级政府和所属企业执行，也用不着示范了。更一般地看，中国产业政策的思路在其他国家也能得到很多呼应。近年来成果颇丰的创新理论学者Mazzucato强调，应当用 “任务导向（mission-oriented）”的视角来理解政府在技术创新科产业升级中的角色。问题是众多主体共同参与解决的，同时也分担了创新的风险，政府必须有目的地塑造包括众多主体在内的市场环境，市场不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在那里。Mazzucato的理论还提示我们，理解中国的产业政策还要超越依靠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传统框架。既然不是事先存在，也无所谓如何失灵，问题在于必须促使众多主体积极行动起来，形成那么一个让大家充分互动、共同进步的场域。

这种特征的产业政策有着十分显著的现实效果。在很多产业中，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造成的效果往往远超计划和预期，带来国民经济整体面貌的巨大改变。对外经贸大学的崔凡教授引用过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的一段谈话，施瓦布说她相信中国没有刻意要使得产能过剩，但是，只要中国政府一说什么是重点发展的，社会上每个人都说这是要重点发展的，这样不出现产能过剩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总是批评产能过剩，还有很多领域投资、价格种种过热，好像是特定力量操纵出来的，其实根本不可能靠操纵。国研中心刘世锦曾提到，90年代有关部门认为中国电风扇最多年产三千万台，否则没有那么多电。2002年，又有很多意见说中国钢产量不可能超过1.2亿吨，美国、苏联、日本都超不过。现在看这些观点完全是玩笑，让它们变成玩笑的是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迸发。我们当然要不断规制过热之后的负面影响，但是也要接受现实，要是允许大家都参与，就会产生各种过热。原中兴高管汪涛说，这种一哄而起，重复建设恰恰成为中国先进产业重要的发展模式——群体突破，产业升级的主力企业往往是群体中坚持下来的优秀企业，而不是鼓励群体发展，毕其功于一家企业的项目都没落了。

所以说，我们的产业升级过程是政府推动的社会各界的集体行动，不是计划经济。有一些学者批评有意识地力推产业升级其实不是从市场的现实需要出发，不过是从个人视角，表现出对大规模的社会事业所带来的个体疏离感的本能排斥。但是大家早晚要意识到，在中国成气候的事肯定是规模宏大的事，对宏大心怀排斥没有出路。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大事业和社会里每个普通人的现实联系。就像产业升级，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和劳动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大家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就是为了有效塑造集体行动的方向，不断构建水平更高的，对人们更有利的产业结构。中国产业发展的目的与途径统一在这里。

回看我国产业发展中的一些具体案例

这样的认识有什么具体的启示呢？我们应该重视先进产业与供给体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衔接，重视产业发展与社会不同群体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好的产业升级过程能够带动上下游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共同进步，不是一味在技术的高和新上搞赶超，求自主。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曾发力实施赶超战略，从发达国家引进了不少先进工业项目，希望立即构造最前沿的产业结构。这些所谓的尖端产业其核心零部件和技术人员短期内全依靠国外提供，成本很高；国内其他领域生产水平普遍较低，其产品没有销路；如果出口则竞争不过生产更加成熟的发达国家同行。所以脱离本国实际生产状况的赶超战略表现为成本高，效益差，依靠补贴，难以为继。相当一部分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是前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的决策因素里可能有不少迅速建立国民自信心的成分。即使有一些先进产业发展成功，也会与本国大多数人的经济体系相隔绝，培养出一个封闭的技术阶层。

我国的产业发展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大目标指引下相对全面，只是在推动一些重大项目时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倾向，会有事倍功半的效果。比如在集成电路行业，我国一直有实现突破的追求，但是在客观条件不够成熟的时候，依靠个别大项目在尖端产业冲刺，很难成功。1996年国务院立项建设芯片生产线，国务院和上海市共同出资建设华虹微电子公司，业界通称909工程，注册资金40亿人民币后来国务院又从中央财政增加了1亿美元投资。原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的回忆录说，当时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批示“砸锅卖铁”也要搞集成电路，朱镕基总理异常严肃，说这是动用财政赤字支持华虹厂。199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不过1050亿美元，国家财政支出总额不过人民币7937亿元。应该说，中央当时发展集成电路的决心是很大的，付出的相对代价是不少的。事实证明，有决心是好的，但是产业升级的成功还是需要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很多情况下确实没有一开始就能高大上的客观条件，不应该总抱着何必当初的心态，应当以朝闻道的态度脚踏实地努力。从现在的眼光看，单个先进集成电路企业的投入就要达到数百亿上千亿级别，909工程的投入实在是九牛一毛，依靠这一点实力要提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有点空中楼阁的感觉。当然华虹厂本身也不能说是失败了，只是离建设自主的先进集成电路产业还差得远。华虹厂最初与日本NEC合作，但是遇到世纪初世界半导体市场衰退，华虹没有顶尖技术，也没有国内强大终端生产商的需求支撑，经营遇到了很大困难。

扎实的产业升级与赶超战略绝不相同。各方面力量的长期积累、充分参与会使客观条件成熟起来。今天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是以中国民用电子品牌大批崛起为背景的。90年代的市场还是日本电子品牌的天下。今天，华为、中兴这样的国内终端生产商全面发展，他们的存在说明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坚实市场需求支撑。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努力制造为市场广泛接受的产品，保持研发投入增长，从而在商业上迸发强大竞争力，就是其最优秀的地方。把华为等企业作为中国民族产业的突出代表并不是要求他们不计成本地实现产业链全部自主，也不是要求无条件地奉献于国家上下游产业升级。中国的新兴显示产业在2012年已经由京东方等企业开始布局了，到2017年有新闻报道，华为正式与京东方战略合作。如果要求华为这样的企业无条件为国家产业升级服务，如果我们的市场不够开放而是受到各种指令控制，这样的合作甚至更加紧密的整合早就应该开始了。其实，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上游生产显示屏的京东方和下游生产手机的华为垂直整合本身是非常合理的选择。现实是，我们的市场相当开放，企业基于自身的商业竞争力进行决策，不是无条件奉献于产业升级，甚至没有做理论上更加优化的选择。这样的意义也很大。不着眼于市场竞争力就不能实现长远发展，不能落实有效需求，只有国内企业商业上的成功才能给上游企业足够多发展的机会。这种客观条件的成熟来之不易。

目前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势不只在于覆盖全部工业部门，还在于我们确实是在满足社会现实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建立起来的。过去出口创汇的部门，像服装、玩具、日用工业品这些，虽然依靠国际市场，但国内自身需求也很大，它们发展的开始是对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计划经济结构的矫正。现在中国的内需已经贡献了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这一点更加不用怀疑。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进入了决战的阶段，对国家的政策来说，要把路走得更稳应该努力发掘成功的经验，就是从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出发，激发社会各方面力量踊跃参与。产业升级对每个普通人的意义在于，只有在更高水平的社会里，我们才能成为知识、能力全面发展的人。共同成长，这是这样一个时代里真正理性的选择。当我们越发意识到产业升级是一个集体的事业，我们越能够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全面胜利保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