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系列之三：选票制衡的失败案例 - 拉美

文/老C

1、

据新华社报道：阿根廷政府4月6日宣布，由于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决定将推迟偿还总额约100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推迟日期至2021年。

该国原本应于4月22日支付5亿美元债务，一旦错过，将在30天宽限期后进入违约状态。阿根廷政府4月17日提议，以更低利率和更晚到期的新债券置换现有大约650亿美元外债，以避免再次违约，但持有大部分阿根廷债务的三个国际债权人团体20日几乎同一时间发表声明，拒绝阿方提议。

阿根廷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八次债务违约。现在，有可能面临第九次。

而其他拉美国家，情况也很糟糕。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统计。从1800年到现在，世界主权债务违约次数的排名中，违约次数前10名中，9个是拉美国家。

在100年前，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在100多年前，1890-1909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2800多美元，和同时法国和德国的GDP处于同一水平。而当时的世界最富裕的英国和美国，也不过是4000美元这个量级。而由于阿根廷的物价水平相对更低，人均实际工资和英国基本是同一水平线上。

那时的阿根廷，是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

然而现在的阿根廷，人均GDP和中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和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已经是一个普通发展中国家了。

拉美国家，现在被普遍视为国家治理失败的典型案例。而拉美国家的人民也几乎看不到什么能摆脱这个局面的希望。

2、

拉美国家的国家治理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会用自己的立场来诠释拉丁美洲的治理问题。

1971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国，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从左派立场，以文学或小说的写法，来谈政治与经济。一书中每一个字都是记录着拉丁美洲人民的血泪，每一个字都是对帝国主义的控诉。在左派眼中，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是拉美国家命运的写照。他们把所有的悲惨命运，都归结于帝国主义的掠夺，IMF和“芝加哥小子”的经济政策。

右派的观点就截然不同，认为拉美的问题来自于拉美国家民族主义，为建设自主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等等。认为经济自由化，是解决拉美问题的良药。

左右派都有立场，都在用自己的立场来解释。和盲人摸象一样，也都只是一个侧面。我也盲人摸象一把，说说自己的观点，也讲一个侧面。

拉美的问题不光是左派，也不光是右派。

拉美的问题是：拉美的政治，如同钟摆一样，在民粹主义、进口替代、高福利、国有化的左派经济战略和芝加哥学派，放开管制，不管贫富差距的右派经济战略之间，剧烈的摆来摆去。精英想走自由主义，却控制不住民粹主义，无法持续当选。民粹主义政治家想走左派道路，却又没有能力管理精英，无法彻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无法经营好经济。

因此，政策如同钟摆，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最终国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希望，就在这一次次摆动之间，消失殆尽。

前文说过，对于一个国家，需要小心翼翼维持的最重要的平衡是：资本和人民之间的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

这种平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收入不平衡的变化，肯定会有变化。但这个变化应该是渐变的。拉美国家则不然，是一会儿左的极端，一会儿又变成右的极端。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民主的选票”其实难辞其咎。拉美国家是一个选票式民主失败的典型案例。

3、

在国家的全体国民缺乏对意识形态的基本共识，以及完善的法制环境时，民主很容易变异成民粹。而民粹则会走极端。

阿根廷的战后历史就是一个例子。

1946年，主张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和国有化，民粹主义的庇隆当选并执政9年。随后被军队政变推翻。军政府过渡三年后，1958年再次选举。民选总统执政4年后，再次被政变推翻。另外两个民选总统分别执政1年和3年，然后1966年再次被政变推翻。其后军政府执政到1973年。又经历了两次过渡的几个月任期的总统后，1973年庇隆再次当选总统，不到一年任上去世，他老婆，著名的庇隆夫人继续执政，到1976年被政变推翻。随后又是7年的军政府。

1983年以后，一系列的偏左翼的总统相继当选。其中2015-2019年，右翼的Macri执政四年，但在2019年，左翼的费尔南德斯再次胜选。

阿根廷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民选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府和右翼（军）政府交错执政的历史（1980年前右翼多为军政府）。巴西的情况也类似，两个主要的党派，分别是左右翼，但都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目前的巴西总统是右翼民粹，川普的崇拜者，而主要的反对党则具有左翼民粹的色彩。

拉美国家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选举被民粹主义所支配的结果。很多国内的分析家，把拉美国家的失败归结于左翼民粹主义。这个不算错。

但是，为什么拉美国家有这么强大的左翼民粹主义，为什么左翼民粹主义总能执政，为什么左翼民粹主义搞不好经济？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直接回答。

4、

看拉美的失败，左派作者的观点和右派作者的观点截然不同。左派作者认为，美国工业化的成功，靠的就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而拉美国家的失败在于民族工业被外资打垮，进而被外资剥削，支持民族工业和贸易保护是成功路径。

右派认为，亚洲国家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成功主要靠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战略，拉美国家的贸易保护和管制是拉美国家失败的原因。

首先，左派的观点不正确。拉美国家，左派执政是主流，但左派执政一直搞不好经济。右派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和东亚中日韩三国不同，拉美国家没能靠自由贸易一步步实现产业升级。

这个原因很复杂，中日韩三国，其实也是表面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东亚三国本质上都制定国家产业政策，强政府主导产业升级。

拉美的失败，并不是简单的外国人好，或外国人坏能概括的。

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不是穷国，自然条件很好，卖卖原料就能过不错的日子。

在二十世纪初，拉美国家的人口也不多，阿根廷在1900年只有400万人，和当时的爱尔兰的人口差不多。巴西的人口在1900年有1700万，和当时的韩国的人口差不多。人均收入也都处于很高的水平。

而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这种积累的来源是什么？

西方老牌强国，靠的是剥削殖民地，其他国家没有可剥削殖民地了怎么办？

明治维新后到二战前，日本的工业化，除了甲午、日俄、一战三次战争的红利和剥削殖民地，更多的是靠对日本农民和工人的残酷剥削。二战前，日本农民承受的税负和地租，不低于解放前的中国佃农。与解放前的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从农民身上剥削出的积累，大部分用在了军事和工业上。而解放前中国的地主阶级则很少把积累用在工业发展。

东亚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利用国家人口密集，工资成本比较低的比较优势，和国家的高储蓄率，一点点积累资本和技术。再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扶植机制，实现产业升级。

美国的情况更加特殊。美国从1800-1900年的工业化的主要驱动力，是领土的扩张，无限的土地供应，和人口的快速增长（移民和自然增长）所驱动。

巴西在1800年有300-400万人口，美国有500多万。巴西的人口是美国的60%多。

而1900年，巴西有1700万人口，美国7600万。巴西的人口只有美国的22%。而十九世纪直到二战前，各国的主要贸易政策就是贸易保护政策。

美国本身的人口增长，使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可以自给自足的市场，而全球普遍的贸易保护政策，使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都无法全球配置资源增加竞争力，大家都差不多。在这个情况下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对自身的经济发展自然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美国的特殊条件，二战后的拉美国家都不具备。自然，抄袭二战前美国的进口替代政策无法成功。同样，因为自然资源极度丰富，工资水平普遍较高，没有成本优势，抄袭东亚的比较优势政策，也无法成功。

5、

本身经济存在弱点，采用进口替代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也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采用比较优势又没有成本优势。

在这个情况下，本身拉美国家搞好经济就很困难。火上浇油的是，拉美国家陷入了“民粹主义”陷阱之中。

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可以算是全球最大的。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东亚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导致了民众对不公平现象的不满。这种不满会反映到选票上。而拉美国家的殖民地历史，让国家的经济很大部分被发达国家的外资控制，这也引起了对民众的不满，和对独立自主以及国有化外资公司的呼声。

民粹主义一词的本义是“迎合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的意思。民粹主义政治家为了拉选票而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了简单迎合一些人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短期利益，而采取短视的政策主张。在拉美国家，体现在一方面宣扬独立自主，自主发展工业，另一方面向国内民众做出较高的福利承诺。

之前说过，政府的财源只有三个，征税、举债、印钞。为了拿到更多的选票，只能发更多福利。发福利需要钱。拉美政府的财力有限，国家控制力（征税能力）也不足，为了发福利，就只能举债和印钞。拉美国家普遍采取了短视的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短期内人民获得一点虚幻的实惠，但很快被极高的通货膨胀税所冲销。而举债最终无法偿还，就引起了拉美国家常见的定期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

6、

中国的GDP增长率是比较稳定的，高的时候两位数，低的时候5-6%。如果不碰到金融危机，亚洲国家的GDP增长率也基本比较稳定。拉美国家则不然。拉美国家的GDP增长率有如心电图。阿根廷是最典型的例子。

阿根廷的人均GDP的增长如同心电图一样上下波动。前一年负增长12%，后一年增长8%。这种不稳定，就是国家的经济、汇率、政策不稳定的体现。当国家在举债扩张周期，政府举债发福利。国内通货膨胀，但政府竭力维护本币价值。这个时候国家的美元计价的GDP就表现出较好的增长率。但一旦泡沫崩溃，本币价值无法维持，出现货币和主权债务危机，美元计价的GDP就一下子崩盘。

以当前美元计价的GDP，在1989-1997年，从不到3000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8000多美元。然后在2002年的经济危机中下跌回2000多美元。随后在2002-2015年上涨到14000美元。最近2019年的美元计价的GDP，又连续三年下跌下跌，从2017年的接近15000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10000美元以下。

7、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主要拉美国家都实现了民主选举，包括查韦斯也是通过委内瑞拉的民主选举登上总统位置的。然而，民主选举并没有给拉美带来经济上的繁荣。

很多“民主”的信徒，认为民主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民主能减少腐败，能带来经济增长。但拉美的例子并不是这样。虽然左翼民粹经济政策被一次次的证明失败，但在民主选举中，人民仍然更多的支持左翼民粹政党。

拉丁美洲的左翼经济政策和左翼政党，也没有完全解决拉美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拉美的主要国家今年来贫富差距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大洲之一，巴西的Gini系数仍然超过美国，长期左派执政阿根廷也超过欧洲的主要国家。

民主是国家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成功的原因。

民主社会的成功，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

1.  全社会在社会价值观上具有高度共识

2. 占人口大多数的，相对理性的中产阶级群体

3. 完善的法制基础

4. 较高的人口素质

民主和民粹，是孪生兄弟。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很难避免民粹主义的出现。以获取选票为目的的政客，他们会有意无意的拥抱民粹来当选。

一部分知识精英阶层，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观在全民中的普及程度和支持率。他们所攻击的那些，往往反而是保护他们的。

他们所憧憬的那些，反而会剥夺他们现有的。他们期待选票能带来罗纳德里根，但大概率带给他们的是乌戈查韦斯。

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方面平衡资本，一方面也需要平衡民粹，不能完全随着民意而摇摆。

下一篇讲美国。美国现在正一步步向民粹主义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