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系列之一： 什么才是真正的制衡（CHECK & BALANCES）
西西弗评论官方账号文/老C
中国叙事这个系列，目前构思了六个题目。有点观点和内容，以前的文章也提过，这次重新提炼一下，后面慢慢一篇篇写吧。
前言
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划分机制，是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艺术。
西方政治体制强调的Check & Balances是一种狭义的权力制衡。而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冲突，是经济领域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和 政治领域人人平等理念的冲突。真正的权力制衡，应该是资本权力和代表全民利益的政治权力的广义的相互制衡。
什么样的体制能更好的实现资本和人民之间的平衡，效率（赚钱的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本文试图讨论这个问题。
1、
国人聊起西方的政治体制，常常用三权分立这个词。其实，西方国家里美国算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个分支的组织架构，但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更准确形容西方政治体制的词汇是制约与平衡（Check & Balances)。
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平衡的艺术。Check & Balances 这个概念，其实在西方权力架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时期。
比如，罗马的政治体制就有各种各样的官员，分别代表各种利益。
比如，元老院代表贵族的利益。而选举罗马执政官，代表最大权利的百人团会议，完全被上层操纵。（罗马把公民分成五个等级，其中第一等级的投票权，占整个百人团会议的一半以上）。
为了平息平民的不满，罗马共和国又增加了平民大会，和平民大会选出的保民官这个职位。随着罗马的不断征战，军事统帅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最终，奥古斯都取得独裁的权力，也是通过兼任军队统帅，元老院首席元老，终身保民官等多个职位实现独裁。
而西方的中世纪，权力也分割在教会，君主，贵族手中。
美国建国时的政治制度，更是Check & Balance 设计的典范。联邦权力与州权相互制约，代表大州（按人口划分席位）利益的众议院和代表小州利益（每个州两个席位）的参议院相互制约。总统的行政权和国会的立法权相互制约。为了保证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掌握最终司法权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一旦任命，就是终身制，国会和总统都无法罢免。
2、
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概念，在东方国家也是始终存在。
秦之前的封建制度下，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平衡。天子，诸侯和大夫之间的平衡。周天子最先失去权力，而后，有些国家，大夫取代了君主（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有些国家君主集权（秦）。秦以后，中国的权力平衡的主旋律，就是君主与文官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平衡。
君主无法靠一个人统治国家，在欧洲，君主依靠分封制和贵族，在中国，君主依靠的就是以丞相为首的文官官僚体系。
因为“家天下”的体制，皇帝是嫡长子继承，是世袭的，而官僚是久经考验，一级级爬上来的。能爬到官僚阶层的顶端，当上丞相的，就不是省油的灯。与我们日常的印象相反，君主和官僚的斗争，在大多数时候，其实官僚集团占据优势。
官僚集团心中理想的君主是“圣天子垂拱而治。” 垂拱就是站着拱拱手就完了。意思是君主你啥都别管，当个吉祥物摆设就可以，剩下的我们来。和现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其实也有点像。不管事的君主，在文人的笔下就是明君。
强势的君主，不甘心，用各种方法，与官僚集团争夺权力。汉武帝时，用尚书、侍中这些小官来分散官僚集团的权力，称为“中朝”。尚书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称“六尚”。是给皇帝打扫书房管理文具的。侍中是给皇帝管衣服车辆，还负责端尿盆的。“汉侍中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尿盆）之属。”
然而，隋唐时，这些原本的小官，就变成了丞相。隋唐三省六部制中，三省的长官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相当于秦汉时期的丞相。名字换了，官僚集团的权力没有换。
君主和官僚的斗争中，外戚和宦官都是君主依靠的对象。为啥君主都喜欢靠太监，因为居于深宫的君主，出宫都不方便，日常能见面的就是太监。除了老婆的亲戚（外戚）和天天见面伺候的太监，还能信任谁呢？
中国是一个集权社会，指的是中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权力都是来自中央的任命。不像西方分封制国家，各地的领主都有自己世袭的权力。但在中央层面，并非皇帝就有无限的权力，皇帝和官僚集团为权力始终在斗争。
君主和官僚，这就是中国古代的Check & Balances。
3、
什么是政治？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我的观点是，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益的划分机制，就是怎么分饼。
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而西方政治体制的所谓的权力制衡，只是一个狭义的纯政治领域的权力制衡。没有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没有考虑到人类社会更广义的根本矛盾，因此，最终也必然会遇到问题。
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九阴真经下卷..... 不对，老子《道德经》中写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就是，追求人人平等，社会公平的“天之道”，和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人之道”之间的矛盾。
谈中国历史，绕不开历史周期律。王朝开创初期，有大量的无主土地，人口较少，可以均田地，大量自耕农，贫富差距比较小。而随着承平日久，大鱼吃小鱼，土地不断兼并，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裕阶层与政治权力相勾结，富裕士绅阶层反而少纳税不纳税，赋税集中到自耕农身上。自耕农在压力下进一步破产，土地进一步集中。最终小民疾苦而无告，相聚为盗。
社会矛盾积累到极致，就会天翻地覆，“天阶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 来一次户口减半的均贫富，重新走一次历史周期。
中国有历史周期，西方中世纪没有。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西方的分封制度下，土地买卖受到的限制，远远比中国大得多，较少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本质就是贫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人之道，人之道发展到极致，小民过不下去起来反抗，就来一次天道惩罚，打翻棋盘重新再来。
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而政治制衡的本质就是在人之道和天之道之间如何平衡。
如果完全损有余而补不足，追求绝对公平大锅饭，个人就没有创造财富的欲望，社会就没有前进的动力，经济没有效率，没法把饼做大。
如果完全损不足而补有余，最终所有社会财富就会集中到极小一部分人手中，社会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天下大乱。
现代社会中，广义的Check & Balances，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在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平衡，既不能绝对公平大锅饭，也不能完全放任资本的贪婪。
美国的Check & Balances，只是狭义的。当然，在美国国父们建立这个国家时，美国地广人稀，工商业不发达，基本上属于土地高度过剩的阶段。穷人只要勤劳，就能在西部获得土地，也没有过份强大的资本力量。所以那时的美国，只需要在政治上做Check & Balances 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经济和资本。
今天，情况就不一样了。
4、
马克思当年表述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股份公司等方式，缓和了这个矛盾。
我2018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矛盾就是政治上的普选制和经济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一人一票和经济上一股一票的矛盾。
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形成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真正的Check & Balances --- 选票和资本之间的制约与平衡。
在二十世纪之前的美国，是资本的天堂。那时的美国，没有个人所得税，也没有反垄断法。（1890年制定了反垄断法，但到1911年才完成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分拆）。这个平衡完全偏向于资本一边。
在1913年前，美国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1913年，开始征收1%的个人所得税，对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在1913年是天文数字，相当于今天的1100万美元）额外再征收6%。
一战前的美国，是资本的狂欢时代。对资本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共产主义，苏联的诞生，意识形态的竞争，使美国以及西方的政治家意识到，必须对资本的贪婪给予制约。同时，在二十世纪前半，主要西方国家都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普选。
1920年 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1928年，英国基本实现普选（但仍存在复数投票权）1949年，英国实行彻底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权。穷人总是大多数。每人一张的选票，就成为了西方国家对资本力量的制约。
二战后，战争的归还债务压力，苏联意识形态的竞争，以及选票的力量，让各个西方国家都更加重视收入平等，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来降低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1936-1980年美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一直在70%以上，而更加偏左的英国，相当长的时间在90%以上。
富人挣100，要给政府上70元以上的税，那段时间，做富豪也不容易。
从1950-1980年，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政治和资本之间相互制约，形成了新的平衡。
从1950年到1980年，美国基尼系数，都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从1945到1970年，通胀调整后的美国工人的真实收入，上升了差不多70%，和GDP的增长基本同步，可以说从1945-1970年的25年，美国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梦想。
中文互联网上流传切格瓦拉的一段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这段话也许不是切格瓦拉说的，但说的一点没错。苏联的压力是西方富人让利给穷人的重要原因。
1980年，里根当上总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横扫西方国家。事情就开始不一样了。
1945-1970年形成的，国家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再度偏向于资本一边。
资本过于强大，对全体国民的利益是有损害的。
经济学基本原理：完全竞争的行业，企业是无利润的。企业的利润都来自垄断。而垄断导致低效率和经济损失，消费者利益受损。
资本过于强大，结果就是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垄断，最终全民的利益一定会受损。
5、
1980年后，为什么资本的力量再次占据了优势，这个原因有很多。苏联的衰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都是其中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就是欧美左翼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可以参见
在这篇文章中，我是这样写的：
“丐帮的问题就是欧美左派的问题。随着选举财产权的取消，左派政治家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从统治阶级的反抗者，变成了统治阶层的一员。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是会不断改变的。作为一个政治家，随着你的政治地位提高，随之而来的一定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你的阶级会从无产阶级变成精英的一份子，变成上层社会的一份子。在这个时候，你是如何能保证你还能够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你又如何能保证，无产阶级如何相信在衣香鬓影中觥筹交错的你，还是他们的代言人。即使在美国，非常有理想主义者的左派代表伯尼桑德斯，在访谈中也被记者反复追问，他通过写书的版税成为了百万富翁后，是否还能代表无产阶级。即使像射雕英雄传洪七公这样的绝对正面人物，在武功，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升后，也是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的。更何况现实中的左派政治家了。
左派的政治人物，他们也会发现，坚持阶级立场，不如坚持政治观点。坚持阶级立场就得穿脏衣服，坚持政治观点喊喊口号就行了。以左派代表自居的科尔宾，天天骑自行车，还因为衣着邋遢被卡梅伦嘲笑。喊口号就容易多了，比如环保，我穷的时候可以喊环保，我有钱了也可以喊环保。天天坐私人飞机，穿梭全球的世界顶级富豪们，也可以喊环保。坐着游艇横渡大西洋的行为艺术家，也可以喊环保。喊其他议题也容易呀，阿拉巴契亚山脉的乡巴佬可以反全球化，特朗普这样的亿万富翁也可以反全球化。政治口号，不管有钱还是没钱，过什么样的生活，政治家都可以毫无愧疚的喊出来。正如丐帮，有了权力和地位，就都愿意当净衣派一样。左派政治家，在地位上升后，也越来越不情愿扮演无产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而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
这个左翼的蜕变，可以从数据上得到支持。
历次美国大选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投票倾向
1968年大选，共和党尼克松获得43.4%的普选票，301张选举人票。民主党获得42.7%的普选票，191张选举人票。
在低收入群体中，支持民主党的比例高达69%，支持共和党的比例只有19%。在高收入群体中，支持共和党的群体达到63%，民主党只有29%。
从1968到2016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党之间的按收入划分的区别越来越小。在2016年，高收入群体中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人数，几乎差不多了。
两党按阶级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淡化，而更多的是按意识形态，按种族划分。
在这个情况下，那些被抛弃的无产阶级，他们愤怒和绝望力量，被谁攫取了呢。被特朗普、被约翰逊，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家所利用。在美国，有色人种的穷人因为他们的肤色，还能被民主党所照顾。而白人中的穷人，竟然找不到任何政治家来代表，结果只能让亿万富豪特朗普来代表他们发声。
然而，特朗普，约翰逊这样的右翼政治家，只是运用议题设置（对特朗普是移民和中国，对约翰逊是脱欧），来利用无产阶级的愤怒争取选票，他们是不会真的动手平衡资本的利益的。
在税收政策上的态度是最明显的。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分析了1950年-2018年美国的Total Tax Rate的变化（包括payroll tax 社保税）
1950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累进税，美国最富有的400个人，税率高达70%。中产大概在20%左右。
2018年就完全不一样。对于中产和穷人，税率比1950年还高，在20-30%之间。而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税率反而是最低的，大概是23%。2018年的美国税收，已经基本起不到减少贫富差距的效果，不再是累进税了。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在1950年，总税率是70%，在1980年是47%，在2018年是23%。
对于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情况有所不同。 这些家庭的联邦所得税也略有下降，但是他们从公司税或遗产税的下降中受益甚少。 与过去相比，他们现在支付的社保税（Payroll taxes)（用于支付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更多。总体而言，他们的税率保持相对稳定。
从1980年到2020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全球的四十年间，西方社会，资本和选票的平衡，再度大幅偏向资本一边。而美国的基尼系数，重新回到了大萧条前，那个资本黄金时代的水平。
对于美国的贫富差距，可以参考
“让一小部分美国人先富裕起来” - 美国四十年三十倍大牛市的背后
6、
西方国家的选票和资本之间的平衡，能否回到1950-1970年那种比较均衡的状态呢。
很多人认为是可以的。
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主张回到50-70年代。在去年底是这样写的：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将不受约束的市场视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最无可置疑的手段，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当如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信心同时衰退，这并非偶然或者仅有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1980-2020）。
作为新自由主义之药方的那种形式的全球化令个人和整个社会无力控制关乎他们自身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好像华尔街比该国的民众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前进的唯一道路，拯救我们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办法，是历史的重生。我们必须复兴启蒙运动，再度致力于伸张这样一些启蒙运动的价值：自由、尊重知识、民主。”
《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在采访中如是说：“我认为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但我对西方资本和选票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回复1950-1970年那种更理想的平衡，并不乐观。
资本层面
全球化让资本的权力得以超越国家边境而存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美国的跨国公司利用国家之间的税收政策的差异，将万亿美元的利润留存在海外，最终靠政府给予特殊减税政策，才流回美国。跨国公司对股东负责，首要目的就是赚取利润。如果削弱资本的力量，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股市。
1950-1980年，美国确实是共同富裕。但代价就是股市萎靡不振。经过通胀调整后，1982年7月，道指的指数还不如1950年1月高。1950-1982年整整32年，美国的道琼斯指数没有跑赢通货膨胀。
Inflation adjusted D-Jones 100 years （通胀调整后）
美国政客把股市指数看成政绩。股市上涨是美国实力的体现，是世界对美国信心的来源。经济危机来了，别的不管，先要无限印钞救股市。在这个前提下，美国政客敢动跨国公司的蛋糕吗？
选票层面
选票代表的是群体的意志，但群体的意志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理性。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政客可以跨越媒体，直接和民众沟通，也更容易煽动起民众的情绪。二战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降低和共同富裕，与其说是选票的作用，更多的也许还是苏联意识形态的竞争所导致的。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优势后，选票的力量并没有能够阻止80年以后贫富差距的快速扩大。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重大挑战。欧美国家的激进左翼也有复苏的趋势。但从目前看，民众的情绪还是更多的被右翼的民粹主义者所利用。
以美国为例，未来的政治可能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右翼的民粹，特朗普继续连任
第二种，温和左翼或温和右翼，如拜登上台
第三种，激进左翼上台。
在目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下，加税几乎等于政治自杀。给富人减税，是右翼的根本理念，右翼民粹肯定不会通过税收政策来降低贫富差距。拜登温和左翼应该也不会采取富人税这样的激进策略。
现在，除非激进左翼上台，没人敢加税。不改变税收体制，就很难平衡资本。即使激进左翼能当选总统，在美国目前行政、立法和司法相互制约的情况下，通过激烈手段降低贫富差距的可能性很小。
美国政治体系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使政治在资本的面前，不堪一击。
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没有苏联这个竞争者，没有冷战全球随时毁灭的压力，已经很难把资本再次关进笼子了。
7、
中国的问题。文章就不多说了，简单提几句。
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叙事。
一个不忘初心，坚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人人平等为出发点的强力的政党，和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之间，是有可能形成一种独特而广义的平衡关系，一套中国式的Check & Balances。
从近年的扶贫，新冠疫情的应对，农村和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确实在考虑最穷苦最弱势的一批人的利益。
这个平衡关系，完全有可能比西方式的平衡关系更有效，更理性，能更好的实现资本和人民之间的平衡，效率（赚钱的效率）和平等之间的平衡。
中国的事情还是后面单篇讲。
8、
西方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跨国公司让资本的力量可以跨越国境，让主权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资本。另一方面，政治家越来越被四年一次的选举所支配，缺乏远见和对国家的长期规划。
有一个说欧债危机期间希腊的政治段子，为什么西方政府会出债务危机：
左翼上台，为了讨好自己的选民，增加福利。但不敢加税得罪另一边的选民。
右翼上台，为了讨好自己的选民，减税，但同时不敢减少福利。
这样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多。政府又没有愿意考虑过多的未来，就靠不断借债来维持政府运营。
这次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就很明显是两党都想讨好自己的支持者。
右翼说，我要花钱救华尔街，救大企业。
左翼说，我要花钱救小企业，增加失业福利。
左右翼都希望全民发钱，收买民众，谁都不愿意反对发钱做恶人。
于是，就全都救：美联储出4万亿美元救华尔街。财政部出2万亿美元，全民发钱（3000亿），增加失业保险学生贷款（3000亿），同时给小企业贷款（3770亿）和大企业贷款（5000亿）
两党都争先恐后的满足自己的支持群体的需求。
但是，饼就这么大，靠印钞吹大泡沫，制造虚幻的，资本和民众都能同时受益的政策，能永久持续吗？
长期未来，没人关心， 政客关心的永远只是下一次选举的选票。
福山希望能回到50-60年代的美国，一个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指望目前的极化分裂的美国政客，团结一致制衡资本，政府强力干预减少不平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太小了。
9、
真正的平衡应该是广义的，不仅仅限于政治。是政治和经济的平衡，资本和人民的平衡。
西方的体制是靠普选制度和一人一票的选票维持政治和资本的平衡。但目前，资本的力量随着全球化而更强大，而政府的力量却被撕裂的政治而削弱，这种平衡已经严重偏向于资本一方。
政治上越强调分权和制约，越无法维持政治和资本之间的平衡。
当今这个局面，很接近二十世纪初那个资本占据绝对优势的年代，贫富差距极大的年代。
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贫富差距催生了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也催生了二战后的福利社会和共同富裕。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人类也在重复历史。
靠西方的选举制度，能否像有些人设想的，不经过一次大冲击，直接靠民主制度自我调整，回到1950-1975年那种资本和政治的平衡，共同富裕的平衡，我的观点是非常难。
福山说：“大流行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不受资本控制的政府是平衡资本的力量。
现代社会真正的CHECK & BALANCES，不是政府内部的三权分立，而是一个站在全民利益的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制约和平衡。
是道德经里面写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全民之道） 和 损不足而补有余的人之道（资本之道）的制约和平衡，
是“社会主义 & 市场经济”的平衡
这一点，我相信，只要不忘初心，中国就能比西方做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