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那些不得不出门工作的美国人（下）

编者按：受疫情的冲击，美国在3月新增失业达到了千万人口，有专家预计最终会达到2000万。而过去十年，美国的就业率稳步上升，在3月初达到仅为3.5%，创下近5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在这样的“失业大潮”面前，能选择在家工作并有良好卫生隔离条件的人，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奢侈”。毕竟，还有很多人没得选，有些是因为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运转至关重要，有些是因为绝不能失去仅有的工作和收入。

《纽约客》新一期封面，也向在疫情期间维系社会运转的人员致敬。灰暗时刻，一点微弱的光。

在中国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局面。  

日复一日，这些普通人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尽最大努力适应前所未有的变化。

以下是《纽约时报》记录的这些出门工作的美国人的故事。

殡仪馆工作者

史蒂夫 · 巴顿（Steve Barton），52岁

西雅图（Seattle）

我经营着三家殡仪馆。美国新冠肺炎的爆发点，就在我柯克兰（Kirkland）的办公室附近。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我们将要为不少受难者送行，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有25个了。整个柯克兰只有我们一家殡仪馆，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就在这儿附近。他们不会说：“我们刚刚告别了自己的亲人，让我们到30公里以外的殡仪馆吧。”他们只会选择在这里，在离家半英里的小殡仪馆里完成最后的送别。 

每当流行性疾病爆发时，殡仪业就会忙碌起来。我们经历过埃博拉，也经历过艾滋病广泛传播的年代，所以我最担心的是：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多少次？现在，看起来似乎易于控制，但从死亡人数来看，情形不容乐观。它是真实的悲剧，是一场混乱。如果有一天，一切都失控了呢？我们大家还会聚集一起，来商讨解决办法吗？

人们还在研究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它是飞沫传播吗？那些已去世的人不再呼吸，也不会和你交谈，但他们身上仍然可能带有生前微小的唾液。我们听说，病毒会在这些液体中存活数天。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说清，和死者待在一起是否完全安全。但我不认为新冠肺炎要比很多已知疾病更可怕——脑膜炎、肝炎或其他别的什么病。

大家在不断强调各类措施的重要性——要戴好手套和口罩，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消毒。我们全副武装，把更多衣服穿在身上，这件事非常严重，没人想要轻率对待。往常，不会有人会戴着口罩和手套去疗养院接人，那时，人们需要先和前台服务者报备，待他们告诉你房间后，再放下折叠床就可以了；可是现在，所有人都需要戴口罩进出。疫情爆发后，我们有段时间，会用塑料布裹起去世老人的尸体，一边向外抬，一边喷洒消毒水。

我们现在还有物资，但疫情会糟糕成什么样？我们会“弹尽粮绝”吗？我现在开始试着联系并组织社区成员，一起自制防护装备，其中还有志愿者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招募信息后，选择加入的。那些居家隔离的人，虽然不能前来现场支援，但要是家中有缝纫机，就可以帮殡仪馆缝制口罩应急。我的母亲最先加入于此。

我几乎成天待在殡仪馆，凡事亲力亲为——为逝者穿衣、摆放棺材、举行葬礼仪式。殡仪馆也有办公室人员负责接待逝者家属，帮忙安排葬礼事宜，在这段特殊时期中，大家格外体谅对方。很多死者同他的亲属不得不待在一间房间，为此，他们不能擅自离家。尽管这些人非常清楚自己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还没能接受冠状病毒的检测，也不知该怎样才避免这种风险。

“我们知道自己暴露其中，但不确定还有谁感染了病毒，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否感染，因为没人进行过测试。”

从前，我们都是通过电话或是传真来沟通工作。新的网络系统刚搭建没多久，但很多来这里的都是老年人，而且去世老人的配偶也不会使用电脑，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怎么打开电脑，过去都是他（自己去世的伴侣）把电脑打开。”线上办公不太容易推进。

总有人觉得，离世者越来越来多，那殡仪馆一定借此赚了很多钱。但事实恰好相反，除了很基本的服务外，其他的项目都被叫停。刚开始，在我们接待的那些家庭中，有很多原本计划到天主教教堂举行弥撒——全家人都到场的大型弥撒，可最后，因为教堂关闭了，我们是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直接来墓地参加葬礼。为此，有很多家庭推迟了葬礼服务。即使现在推出了仪式直播，但有人真的愿意“出席”空无一人的仪式吗？我们现在不能让任何人参加聚集活动，所以我的殡仪馆里只有一个空房间和一口棺材，还有什么项目能额外收费的呢？

人们从不谈论死亡。他们甚至不愿意去想这件事。当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自己想要筹划葬礼时，孩子们就说: “我不想谈论这个，千万别提它。”这点我确信无疑，或许是对死亡的畏惧，使他们不敢提及此事。人生真的，真的很短，即使你能活到一百岁，也不过就是转眼的事情。

全社会的注意力都放在青少年身和小婴儿身上，将死之人，不会有太多相关的新闻出现。你不可能了解每个人的死因，有时候根本没有原因，也没人知道为什么。人类就是这样的脆弱。

我母亲每天都来办公室陪我，令人替她担心，可是没办法，在殡仪馆工作是我的职责。我在尽力保证她的安全。或许，我们家遭受了诅咒，注定成为工作狂，这很难改变，在特殊时期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去做好本职工作。你不能说：“ 好吧，我们不必担心有人无法举办葬礼，大可让别人来做。”这是不可能的。

兽医

布莱恩· J ·布尔坎（Brian J. Bourquin），46岁 

波士顿（Boston）

3月16号晚些时候，我们诊所做出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实行无接触计划。第二天，我们就通知所有宠物主人，做好心理准备，更严格的政策就要出台了。如果你现在提出预约申请，那我们只能电话解释病情：只有那些生病的，或者先前被耽搁疫苗注射的宠物才能预约门诊。针对这点，我们也同陪诊主人达成了协议：到宠物诊所后，爱宠和主人需先在车中，或在门外等待。前期的病史了解都将通过电话完成，这种策略也同样适用于手术检测，等这套流程结束，我们才会到门外来接待看诊的宠物。

我们在前门六英尺处设置了橙色警戒线，以便给腾出安全空间。为了保证隔离有效，前来的人员必须站在那条警戒线后面。我们戴着手套和口罩，给狗狗使用新的牵引绳，避免触碰宠物主人自己带来的那条。对于前来的猫咪，我们会让主人放下背包就离开，自己再用诊所的毛巾将其搬进去。所有的检查都将在房内进行，待治疗方案制定完成后，再给门外的主人打电话，进行沟通。

“病人”进来检查的流程大致相同，称重、体检再治疗，在10到15分钟，等待检查的时间里，宠物们大多表现不错。但宠物的主人或许显得有些紧张，他们回想起自己走入医院，独自坐在等候室，想象着糟糕的手术结果——简直太可怕了。因此，我们正在努力消除这份担忧。的确，这份工作变得比以往压力更大，尤其是，当你知道史密斯太太要给你难堪的时候，或者当你知道琼斯先生要对你所做的一切进行质疑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紧张。不过，抛去新冠病毒带来的糟心事，我们这会儿反而笑得更多了，也许，这是小动物传递来的积极情绪， 曾经难以共事的人现在似乎也变得更容易了。

开始的第一周，我们常要花时间与客户在门外交谈，想象这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职业，所有兽医都站在那里谈笑风生。但是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好比，有人和你讲话，但因为相隔太远听不清楚，这些太正常不过了不是吗？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幻想，严格遵从电话检查的流程，目前来看，宠物主人们都还算接受。我想，他们也意识到，兽医们承担着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风险，来试图照顾那些可爱的“四脚家庭成员”。

兽医的世界很小，我们互相寻求支持和建议。对兽医们来说，“好的消息”是，同传染病打交道一直是我们的工作，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长期在处理着宠物间的传染，谨防宠物主人的健康受到影响，甚至两者之间的交互传染也要预防，比如癣。所以我们习惯了戴手套、换衣服这套防护流程；也习惯了日常消毒。所以，我们时刻提醒前来门店的客户要多多留意，不管是新冠肺炎、流感还是普通感冒。如果你生病了，很容易给你的爱宠带来危险。病毒随时可能会变异，它无处不在，传染性极强，像宠物的皮毛、皮带或项圈都可能成为它们寄生之所。 

试想，如果我们先用手擦嘴，紧接着又去摸狗，在人身旁紧紧相依的爱犬有传播新冠病毒的可能吗？的确，虽然目前还没有确诊病例，但我们不排除这点。

所以，作为兽医，我需要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如果你生病了，要记得和家中的宠物分开。但现实很难进行，可怜的病人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怎能舍得舍弃唯一的宠物伴侣呢？

只有在实行宠物安乐死时，我们才允许主人进来陪同，毕竟，和爱宠告别的时刻格外重要。我们特意在海湾村的诊所准备了个靠近侧门的单间，这样既能保证主人陪伴爱宠走完最后一程，也免于担心接触工作人员，会加大新冠感染的风险。（注：海湾村 Bay Village 位于麻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周边，是一片面积不大的住宅街区）

我从未想过，有天我会考虑这些事情。

办公室清洁经理

匿名（E.），52岁

北弗吉尼亚（Northern Virginia）

我总共负责弗吉尼亚州的14栋大楼，其中有6栋是医疗大楼。下午5点以后是工作最艰难的时候。想象一下，一栋四层楼的建筑，一套单独的小隔间里就有125个废纸篓。一个人用吸尘器要整整四个小时不间断地工作才能清理完。我们需要把硬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需要把垃圾倒到离办公楼一个半街区远的垃圾箱里，来来回回许多次。无论雨天、雪天还是炎热的天气里，就这么背着垃圾袋走个七八趟。而且我说的还是一个四层小楼。

在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我与一家公司合作，这家公司与凯撒医疗集团（注：Kaiser Permanente，美国最大的健康维护组织）签有合同。但是在凯撒，清洁工就像技术员一样被对待。凯撒的维护主管——对我来说，就像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保证我们受到适当的训练，可以应对任何流行病。他要求与他签约的公司给员工们培训如何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如何消毒、如何清洁手术室。但是在商业部门的培训，虽然办公室是干净的，却不像这样详细。

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我们可是他们的前线啊。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清洁产品以及正规的培训，那么我们都会被感染，或许不是冠状病毒，但也会是其他病毒。那些每小时要清洁5000平方英尺的人怎样才能做好消毒工作呢？他们不能。时间根本不够用。你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倒完垃圾，甚至没时间擦去手指上的污迹。

让我来告诉你，在普通办公大楼里设立有肺科诊所和传染病诊所。当我们进入这些地方的时候，却没有个人防护装备。我们必须得穿着制服，戴着手套，而且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即使我们想要，我们也无法为员工提供口罩，因为根本没有可用的口罩。

我很害怕会把什么东西带回家。所以我在屋外脱掉鞋子，尽量不和女儿们有任何接触，直到换好衣服。我担心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的女儿们就无依无靠了。但是只要公司不允许我待在家里，我就不能说我不会出门，因为那样会让我失去工作。

我们都很害怕。我手下有为我工作的单身母亲，丈夫即将被驱逐出境的妈妈们，家庭唯一的支柱，白天还要在餐馆工作的人，现在他们所有人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清洁工作了。我发现我的这些工友们都在哭泣。 （注：原文是my women）

她们因为这份工作而疲惫不堪，但她们必须继续下去。无论怎样，无论有没有人给她们防护手套。我手下有一些老人六十多岁了还在打扫卫生间。每个人都害怕被感染。但是，更令人悲伤的是，她们更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她们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上帝的手中，希望上帝会降下怜悯，让她们不会感染新冠肺炎。问题就在于，出门赚钱，餐桌上才能有食物。 

作为经理，我努力让大楼尽可能地多开一会儿，这样她们就有时间能检查一下。我们从不休息。昨天我看见一个男人在倒垃圾，我对他说: “不要把袋子压在自己身上。那里面可能藏着一根针。”他对我说：“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在今晚11点前完成，现在已经10:45了。”

助产护士

艾丽卡 · 索耶（Erika Sawyer），39岁

 旧金山（San Francisco Nurse）

不管怎样，女人们都会有孩子的，无论身处战争、流行病还是灾难。作为一名助产护士，我和无国界医生一起完成了10次任务——去过南苏丹4次；肯尼亚、莫桑比克、中非共和国、津巴布韦、洪都拉斯；以及坦桑尼亚的布隆迪难民营。在紧急情况下，都是全天候的后勤保障。你必须通过服务来决定人群的流动，这些服务怎样去提供，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不是。你必须写新的不同的协议，同时也知道它们明天可能将再次改变。这就是现在在医院里的感觉。

每个人都很害怕，病人很害怕，员工们都很害怕。我们没有测试剂。所有的口罩都是限量配给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得到多少。护士和工作人员开始把它们储存起来，以确保如果我们用完了，周边还有一些应急的物资。我们正在尝试着找到可回收和再利用的协议。有传言说 N95的口罩被偷了。这种感觉就像我还在南苏丹，这种事对美国来说真的很荒谬。这的确不是分娩的最佳时机。对于病人来说，有两种恐惧：我会感染病毒吗？它会伤害我和我的孩子吗？还有一个我认为更直接的担忧：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会在我分娩的时候崩溃吗？ 

这就好像我站在岸边，看着海啸来临。现在，一切都很平静。当我们的医生开始生病的时候，当我们的护士开始生病的时候，或者，上帝保佑，我们失去麻醉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在等待着这些事，并且做了很多应急计划。这类事情我最不想让孕妇担心。我曾在没有麻醉师的地方工作过，也曾在四小时车程外的地方做过剖腹产手术。那真的非常吓人。这里的许多医护人员并不习惯在紧急情况下工作。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我为员工做了大量的后勤计划工作。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技能，但它的确是：你必须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人们的安全，让人们保持冷静，让你的团队保持团结。

在这个国家，我们对怀孕如此焦虑，以至于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人比我们需要看到的多得多。城里所有的医院都缩减了这个数字。女性在家自己测量血压。我们也在尝试去解决，怎么做胎儿监护。女性仍然会来做解剖扫描超声波检查，但除非有什么问题，否则我们只通过电话和她们沟通。在三月的第四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整个产房搬到了另一家医院。我们的老场所将成为新冠病毒肺炎病人的呼吸室。

在紧急情况下，你必须灵活应变。这里的医院管理人员是不习惯这样做的。我们都看过这样的电影，就像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时候，人们试图拯救地球，然后，就像这个凶狠的头目说的那样，“等等，不，你不能这么做。”我们已经在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了。我们尝试着在诊所门口建立一个体温检测站，但是由于某些规定的原因，这被大楼的负责人拒绝了。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些自上而下的公司，我们国家的医院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在等待命令。在紧急情况下，你必须因需求而变得更有自主性。你只需要做你认为最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大楼的人说不的时候，我就这样说：“放一张桌子在那里，人坐在那里，拿一根温度计。谁来阻止我们？现在没人会炒我们鱿鱼。”

我并不是从来不害怕。有时候我也会手足无措。前几天早上，当我看到病毒正逐渐在非洲蔓延时，我忍不住开始啜泣。我很担心那会是什么样子。真正打击我的是我身处的社会正在变得不稳定。我和许多不同国家的许多人一起工作，他们在如此疯狂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辛勤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总会有办法的。我在那里待三个月，或六个月，或九个月，然后我就回到我安全的，第一世界的生活。

每过一天没有变得更疯狂的日子，我就想：等等吧，也许不会那么糟糕。也许我是无缘无故太激动了。但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关注意大利和现在的纽约。如果事情变得很疯狂，我们有足够的产前和分娩保险，如果他们需要我在重症监护室操作呼吸机，我也会这么做的。

辩护律师

凯瑟琳 · 克劳福德（Cathryn Crawford）

芝加哥（Chicago）

在三月的第二个周末，芝加哥大都市区的刑事法庭因为新冠病毒暂停了大多数案件的审理。首席法官说，我们仍然可以去法庭要求释放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人。这给了我希望，但是我对花费这么多时间和往返于法庭感到很沮丧。 

我们在朗代尔基督教法律中心的客户，是一位来自芝加哥最贫困地区不到24岁的年轻人。我们的案件经理，通常每周去库克郡监狱看他们一次。这很重要，因为人们在拘留期间会感到沮丧和恐惧，这会使他们更倾向于认罪，这样他们就可以出狱。

现在，我们的执行董事告诉我们不要去监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能是病毒携带者。不过，我们和客户交谈的主要方式是，告诉他们的家人，让他们打电话给我们收集信息。监狱提供的任何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的信息，都无法传达给我的客户，所以他们从家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也并不总是准确的，所以他们很恐慌。我们听说这里的环境非常恶劣。这座监狱是一座住着5000多人的紧密住所，它关闭了通风设备，也取消了准备共享餐食。我们的客户说，在疫情爆发后两周多的时间里，没有洗手液，当有了洗手液时，只有警卫能用。他们还说，他们只能得到一小块肥皂或两个液体装洗手液来维持一整个星期，如果他们用完了，他们也不得不去买更多。一些警卫们有手套，但他们看到没有人戴口罩。他们也仍然坐在一起，用着同一部手机。 

我和我手下的律师们，已经为我们所有的客户提交了书面议案，要求撤销他们的监禁，或者撤销指控，让他们离开。由于潜在的健康状况问题，一些律师对上法庭感到很紧张。我是诉讼部主任，所以我说：“我会为你上法庭的。” 我只和我丈夫一起住，没有孩子。我们没有很高的风险，而且我们可以自给自足。起初，我并没有对自己的风险给予太多的考虑。但是随着我回到法庭的次数越多，我就越会想，为什么我们要对案件，特别是轻罪案件，进行个性化的、有时多重的复审呢？

3月18日，星期三，我们在法庭上，一位法官告诉所有人远离法官席，远离她和法庭记者。她让我们去盥洗室休息。她显然很关心病毒的传播，因为它影响了法庭上的人们。尽管如此，她还是推迟决定，我释放一名19岁男孩的议案。这名男孩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记录，因为入店行窃的轻罪指控而被监禁了数周。

穿过走廊，我们曾在另一名法官面前争论，要求释放另一名19岁的少年，他因非法持有枪支而被指控的轻罪，在监狱里关了186天。我说: “州政府的证据不足。这个孩子有哮喘，并且有一颗子弹卡在他的身体里。自从入狱以来，他已经去过两次医院了。让他带着电子监视器回家吧。”

但是检察官让监狱里的健康风险得到了最小化，法官也没有准备好解除他的保释。这真是令人感到挫败和沮丧。我们试着给客户们需要的东西，但是病毒的安全性建议和制度，在某些情况下的残酷性结合起来真的让这变得很困难。

第二周，我回到法庭，看着这位因入店行窃指控而被拘留的19岁少年坐了一个半小时，却被告知我必须改天再来——尽管如此，那时，两名被拘留在监狱的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我们郡的刑事司法官员没有做出足够迅速的反应。他们就是做不到。

餐饮服务经理

珍妮弗·佩维利（Jennifer Peverill） ，41岁

爱荷华州滑铁卢（Waterloo, Iowa.） 

我在滑铁卢公立学校工作了将近14年。过去五年，我一直担任餐饮服务经理，并管理滑铁卢学校的四个厨房。我一直在管理餐厅，我的父亲是学校的管理员，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胜任。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它。

大约三周前，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在新闻中听到了很多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社区。3月13日，星期五，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都不认为我们所知的事情会变得这么快。我们得知学校将从3月24日星期二开始关闭。这太不真实了。我们现在不知道明天都会发生什么。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这个地区有许多依赖学校早午餐的孩子们所以我联系了我的食品经理，问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他们告诉我，当学校关闭时，学校系统将为我们的学生提供路边餐。那时我们正在放春假，所以在那个星期，我为路边服务餐做志愿性的准备工作。我有两个孩子，我只是觉得，我需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很明显，我会非常谨慎地做一些保证自己安全的事情。每个厨房里都有一到四个人在工作，我们遵守着应有的社交距离，勤洗手以及消毒。你可以看出人们很紧张。我们尽量保持六英尺的距离，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厨房工作。

我知道父母可能对让他们的孩子出门拿食物这件事有点紧张。但是我们会戴上手套，从车窗把餐食递给他们。或者如果他们走过来，我们会把饭菜递给他们，以及尽快让他们离开，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互动了。

现在在外工作有点令人担忧。我不想带任何东西回家给我的家人。我67岁的母亲上个月刚做完癌症手术，所以当然，我不会接近她，因为我依然每天经常外出。这很难。但是这些学生每天都依赖于这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而且很多他们的父母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父母减轻压力，因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时期。

杂货店老板

唐纳·约翰逊（Donell Johnson Jr.），35岁 

加州西奥克兰（West Oakland, Calif.）

我是一家工人合作社的工头。我们上星期工作非常努力，把货架重新装满。我们之前确实消耗了很多货物。但我们是一家小商店，所以我们能够更加灵活——我们能够很快地转移和替换库存不足的商品，并且能够很快地一起做出决定。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罐头食品之类的存货。我们的行业决定了我们服务的对象非常精确，如果他们改变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迅速转变。我们是一个合作社，我们做决定的方式是对此有帮助的。合作社现在非常重要，它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能够彼此适应。

我们一直在柜台上放着一个叫做业力罐的东西。人们把钱投入其中，我们用这些钱来帮助那些可能无法负担所有生活费用的社区成员。我们刚刚把它放到网上，这样人们就算不去店里，也能给予他们的帮助了。我们现在正在做快递服务，从专门为老年人提供配送服务开始，所以我们最近在迅速地发展这项服务。人们也可以在这里购买礼品卡。每张卡都有一个唯一的号码，所以你可以和需要的人共同分享这个号码。他们甚至不需要实体的礼品卡就可以来，只要有号码就行。

在这段时间工作，我会确保我有足够的休息，在收银台戴上手套，以及，当然，还有围绕着商店的清洁、消毒各种桌面和刷卡密码机等来采取预防措施。我在登记时会保持距离，并遵循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我不认为我是积极主动地在担心，但我觉得我是下意识的。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显现出了一点压力和焦虑，即使它在我脑子里算不上最活跃。

但是，我需要继续去工作了，因为我们需要确保在这个社区里大家都能吃上饭。当人们在家的时候，他们做饭会比以前更多。而且我也得养家糊口。我知道，如果我在有这么多需要接受食品服务或招待的人的情况下——不能去上班——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非常害怕的是很多企业将会倒闭，这些也会导致经济影响一直持续下去。

家禽加工厂工人

匿名（A.）

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 Calif.）

我在位于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的一家大型家禽包装厂工作。这家工厂有数千名员工，公司市价数十亿美元。有好几条流水线，我们要么悬挂鸡肉，要么切肉，要么给它们打上识别标签。

要进入工厂，你得穿过一个狭窄的走廊，只能容下两个人并肩走过。有人刚结束夜班，也有人准备开始上白班。进出时我必须出示我的徽章，我们都处在密切接触之中。

更衣室里更是挤满了人。我会把我的午餐袋放在那里，穿上我的围裙、靴子，再戴上长橡胶手套，因为我要处理生肉。

在工厂车间里，我的这条流水线上，我们总是站在离彼此大约三英尺远的地方，传送带在我们中间。我们一个紧挨着另一个站着，几乎伸手就能碰到。我所在的区域里没有人戴口罩。只有少数人有口罩，那是他们自己买的。我们用手来处理一切，所以如果想咳嗽或打喷嚏的话…… 

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时间吃午饭。餐厅里有几个微波炉，但是没有清洁物品用的抹布。现在墙上和浴室里都有分配的洗手液。他们还竖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洗手”。我所看到就是这么多，这是最新的情况。

工厂里有很多老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基础病史。这些人才真正处于危险之中。那些60多岁，尤其是70多岁的人，有糖尿病，高胆固醇，哮喘。

如果这里有人感染了，肯定会扩散，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们总是彼此密切接触着，在工作的时候、排队的时候，当他们经过彼此的时候，尤其包括进进出出的时候。

我决定接受这次采访，是因为我希望它真的能拯救某个人的生命，希望公司能采取措施尽一切可能保护他们的员工。同时，我也担心如果他们发现是我干的，我会因此而被炒鱿鱼，即使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 

说我很害怕，那都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形容。在中央谷地，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已经很匮乏了。这个地区有一些州内最富裕的区域，但是也很难找到医生来。因此，即使在新冠病毒到来之前，我们也缺乏医疗资源。我们没有足够的医生，即使去看初级保健医生，也必须提前一两个月预约。我们的诊所已经超负荷运转了，急诊室也不堪重负。这里的人早就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些，在过去因没有足够医疗保障而逝去的亲人们，而他们一直都背负着这一切。愿上帝保佑这里不会有人在这儿感染，否则必将引发灾难。

加油站服务员

卡伦·拉芙（Karen Raaf），28岁

俄勒冈州（Oregon）

有时候，当人们试图自己加油时，我还是会感到惊讶，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在这个国家也就只有两个小州仍然需要服务人员。工作中闲聊的时候，现在所有的话题都是病毒，完全都是病毒。我感觉大脑都要被它融化了。每天，来的每一个顾客都会问：“你们的生意怎么样？” 嘿，我们还是老样子。20号高速公路刚好穿过小镇，很明显还有大卡车来往，而且很多人都开着车。“你们采取了什么预防措施？” 我们不停地洗手。在我的工作服里，还有一瓶小型的洗手液呢。我们很认真地在对待这件事——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顾客们。

一些顾客会只把窗户打开也就那么一英寸，然后把一张夹着信用卡的纸巾递给我。他们说，“这也是为了保护你，亲爱的”。你会遇到这些人，你也遇到那些会在事后仔细擦拭它的人。但他们也不会像强迫症一样地对待它，也不会做出一副你就是个肮脏祸害的样子。之后我们又遇到很多人。他们会说，“随便吧，伙计，这是我的卡。” 我们这儿有很多老年人——这是一个庞大的退休社区——有些人很乐意接受我的洗手液，我们一起洗手，彼此都很开心。我希望看到他们以顾客的身份再次惠顾，而不是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他们的讣告。

我妈妈是个护士。她一直都在监测这种病毒，主要是寻找老年人或者免疫系统受损的人以外的异常情况，比如年轻人感染或死于这种病毒。而是我爸爸才是那种“应急准备先生”（Mr. Emergency Preparedness）。他为国家做了很多灾难准备工作，而且他一直处于各种忧患之中。在甲型 H1N1流感和禽流感以及其它我们遇到的病毒爆发期间，他外出订购了大量的洗手液和清洁用品，以帮助维持州政府大楼的清洁。即使不需要那样，他也觉得在每个公共场所都准备好洗手液是十分必要的，他总是为我们家做同样的准备。他本来应该下周来这里的，但我和他谈过了——他和我妈妈在山谷那边有一所房子，他们将在那儿住上几个星期。他说我经常和公众打交道，即使我身体很健康，也有很大的风险感染上，如果我让他们也患病，那就糟糕了。 

我会是病毒的载体吗？我不知道在俄勒冈州加油，会不会比其他州更糟糕。油泵在某种程度上会很脏。假设一位顾客手上有冠状病毒，他们又触摸了控制面板，病毒现在就在那上面了。数以亿计的人们正在触摸它，而且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可能会停下来用洗手液洗手，因为人们只是想进去加好油然后赶紧离开。至少在俄勒冈州和新泽西州，有了加油站服务系统，我们经常洗手。我有洗手液。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喷洒和擦拭油泵，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还带来了高乐氏湿巾，因为它们使用起来更方便。我认为这才是关键——就是要清理好所一切物品，而且要尽力把这做到最好。

那些知道我曾经上过大学也毕业了的人有时会问，“你为什么会回到加油站来工作？” 答案是，我不知道该拿心理学学位怎么办。我不想失业。现在我有了镇上为数不多的稳定工作之一。人们都认为汽油是绝对必需品。他们让我们继续营业，而其余的场所现在就像《迷离时空》（注：The Twilight Zone，美国1959年至1964年期间推出的半小时电视系列剧，为黑白摄制，内容以怪诞、神秘主义为主），商店里没有人，公园里也没有人。我开玩笑地和我们的顾客说，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因为我不仅决定了要进入这一行，而且还回到了加油站。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

巡警

斯科特·坎贝尔（Scott Campbell），24岁

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我们是全州最大的警察局。现在连我们局都不再点名了。我们换班的时候，直接上车就走了。他们会给我们口罩、手套和汽车消毒剂。这些汽车按计划每周要清洗三次。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们可以请专业的清洁工来清理。几天前，一个囚犯在牢房里呕吐了，那个就是专业的清洁工清理的。

当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会用来苏尔消毒剂擦拭方向盘和电脑的键盘，其实之前我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想保持清洁。警察局现在不对公众开放，但我们每次有25到35名巡警在外，还有至少4名警官，外加一名在桌前办公的警官。每个人在车里都有一套防护服和一整套口罩、手套和保护眼睛的装备。

我们呼叫时都是用代码的。代码1表示有生命危险——枪击、企图自杀或可能是有警官需要帮助。代码2代表事件不危及生命，但也是一个紧急事件——一场骚乱、正在发生的攻击，是敲响了警钟。代码3是例行程序，好比一个生活质量问题，或有辆车的窗户破了，这需要上交一个报告。现在调度员会告诉拨打代码3的居民，使用在线报警系统，巡逻人员也不像我们以前出动得那样多了。随着病毒的蔓延，我们已经减少了与居民的许多接触，这是为了保障我们和他们的安全。停车次数也减少了，不仅是因为路上的车少了，而且也是因为我不想在转弯的时候，因为不打转向灯而停车，也不想因为交通违规而受伤。这个部门的管理层一向善于通知信息。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们，要求停车检查的时候不要再下车登记了，而让司机把证件举起来就行。

可我们仍然是警察啊。我接到了一个自杀男性的电话。他说他割腕了。我们请求了救援，然后把门踢开了。有一张沙发，一张桌子和一个冰箱顶着门。我们攀爬过去，那个男人在硬木地板上的一个角落里，他的左腕上有一滩血。那些伤口很浅。我们搜查了他的工具，找到了一个剃须刀片和一把小折刀，然后把他带到了走廊。我们不得不对他进行更仔细的检查。我们不能让他进了救护车里还带着凶器，因为那样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蠢的白痴。所以我们搜了他的身，他的血流到了我们的身上，他呼气时我们能感觉到。但我们没有停下来。当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赶过去，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而这可能是致命的。那个房间里的人？他或许就患有新冠肺炎呢。

食品分发中心经理

黛安·卡里奥西奥（Diane Carioscio）， 62岁

芝加哥（Chicago）

食品分发中心（注：发放公益食品的机构）位于北朗德尔（North Lawndale），在芝加哥的西边。那儿是马丁·路德·金在唤醒人们后举家搬迁的地方。在他被杀害以后，人们在这里放火哀悼他。这儿仍然还留存着一些被大火夷为平地的街区。因为这是一个贫穷的社区，没有人会对开发这里感兴趣。在北朗德尔，40%的人都在为能不能吃到下一顿饭而感到不安。假使在最好的时日里，只有这40%的人，那么现在算上这场流行病，你会发现这里对食品分发中心的需求变得更高了。在平常的星期三，我们为220到240人提供服务。3月18日那一周，加入这一行列的人数增加了近50% 。

与此同时，我们恰好还是一个全志愿者运作的食品分发中心。我们有34名常规志愿者，其中有26名都超过60岁了。再加上现在大家说的，“如果你60岁或以上，就要待在家里”——包括我在内——那就只剩下8个人。还有一些人有潜在的疾病，比如免疫系统脆弱。三名员工患有哮喘。至少有10人待在家里。我们有几个大学生帮助我们，一个牧师，还有一些高中生。人们正在向前看。

我们重新设计了满足需求的模式。我们过去的许多需求模式都被取消了。一个就是“客户选择”（client choice），就是杂货店的那种模式，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东西，像是在购物一样。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我们只能回到老式模式，即预先包装。另一件被弃之不用的模式，就是要求接受包裹时必须签名。这样就不存在共用一支笔的情况，也不会有意外的接触。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不再允许捐助者进入。这样他们更安全，我们也更安全。我们和市议员还有警察协商，把小巷改成了单行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车穿过。捐助者打开箱子，我们把食物装上车。没有肢体上的接触。

我住在郊区，但我已经在和谐教会食品分发中心工作了八年半。对于许多志愿者来说，这就像在为主在做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神的事，是神的旨意。许多来自社区的志愿者也在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食物。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如果我们还有什么剩下的，那些志愿者也可以去拿。他们享受服务他人，享受做好事的乐趣，但他们也会带回家一些食物。我不想贬低他们的服务，因为他们是如此的忠诚。我们有一群女性志愿者，她们每周三早六点半就来了，不管什么天气。

我告诉我们的许多志愿者，一定要待在家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情况。“你丈夫刚出院，你可不能把病带回家。” “你有哮喘，你的病会影响呼吸，这会加重现在流行的这种病。”一个哮喘患者竟然不知道这种病会影响她的呼吸。我告诉他那时，她回家了。我绝不反对任何人离开。如果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正面临的危险，那才是最麻烦的。他们应该意识到这会影响到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母亲、他们的配偶或者根本离不开他们的孩子。还有这附近居民的健康，他们中的一些患有哮喘，还有人因为成长过程中因为缺乏食物而患上了糖尿病。

这么多的人都身处边缘，以至于哪怕任何小事发生，他们都没有缓冲的机会。他们总是熬过一天算一天，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法像我们这些还可以奢侈地计划的人那样去思考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么花钱？” “如果我们想换工作，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当你成为这些边缘人群，你只能等待着每天都会发生什么。看到人们每天因为醒来而心存感激着说：“感谢主，感谢您赐予我新的一天。”这真的很令人难过。

我们在采取尽可能多的预防措施。我们测量志愿者的体温，不停地洗手。把蔬菜打包时，我们会相互隔六英尺。但是食物的需求就摆在那儿，我们自己本身也需要食物。我不敢说，“我在做好事，所以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的。” 我知道我们都在冒险，但我必须这样做。我总是说不出合适的话来形容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