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给公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

首先确定两个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发展是硬道理。

早上读了吴启讷的《日本的亚洲思维及殖民台湾初期舆论对戊戌中国知识人的影响》《东方学刊》第二期P17，深有感触。

改革派维新派之流，根本没有调查研究，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听风是雨，还觉得自己好牛的，是公知、异见人士，被日本伊藤博文等、被西方李提摩太等忽悠地找不着北，对日本的“东亚合邦”奉为圭臬，带路党章太炎甚至喊出了“甲午战争是日本自救的成果，中国宜理解并联合日本”的口号（所谓的民国范大佬们不过是咋咋呼呼故作惊世骇俗之言），理解马关条约？联合割地赔款？

革命派也是一样，只看到流血暴动，却看不到日本削弱地方封建大名加强中央集权，反而自己开始试验“削弱中央集权加强地方自治”。意识形态领域被打成了筛子，胜海舟都看不下去了，万事学日本，你不幼稚吗？

——戊戌变法这一届的改革派，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一届。（王莽新政是太超前了，经济基础赶不上政治建筑，确实要“停等民”）

在国家崩溃的时代，这些人就是煽动欺骗性极强的“公知”；

在国家强盛的时代，这些人就是钻意识形态筛子的“公知”。

当然，一部分“公知”最终转化为“自干五”，这个转化过程就是“实践”。看看今天的各种款式的公知，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发展就是硬道理。通过发展解决矛盾。矛盾的解决，具备转化一批公知并加固意识形态阵地的效果。但是对于那些拒绝转化的死硬分子，宜坚决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