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的哥送进派出所的外国人 – 近距离遭遇所谓“超国民待遇”

约三年前。

一天凌晨2点左右，持续的电话铃将我吵醒。那天加班，我就睡在公司的地板上，手机没关。

我睁开睡眼，是一个陌生号码，就挂断了，对方马上又打过来。这应该是有事情了。

我接了电话，对方首先表明自己是二十公里外的某派出所，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叫肯林的加麻大人。我说不算很熟悉，一边爬起身来。

听说现在写文章流行先说天气，虽然和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我还是交代一下。那是一个萧瑟的初秋之晚，无风，微透轻寒。透过落地玻璃，路上没有行人，温暖的路灯衬托着夜的睡意和宁静，并不让人觉得有死一般的寂静。同时，我能保证接下来要说的是事实。

我搬到深圳安家之前，认识一个加拿大人肯林。他喜欢咏春拳，因此在练习的场所我们见过不少次面。电话里警官告诉我，肯林正在他们派出所，希望我能过去一趟。我加班才睡下，而且深夜两点，为了一个不是很熟的人去派出所？我东扯西拉了几句，并答应明天一早可以过去。

警察陡然的换了一种类似对犯罪嫌疑人的语气，强硬的说“你还是来一趟吧！”。我可是良民，面对强力部门，有几个普通人经得起吓唬？睡意顿时去了一半，我抓起衣服，锁上门跑下楼，把自己扔进出租车的座位，往北砂方向赶去。

夜风很凉，几分钟我就清醒过来，设想着这个加麻大究竟可能犯了什么事。猥亵妇女？很难，白人解决那方面的问题不要太容易，送上门的都未必有时间应付。吸食成瘾品？据我所知，他对吸“毒”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他年少时在加麻大试过那种仙女开指形状的叶子，并痛斥那段往事不堪回首。打架斗殴？恐怕只有这一种可能了。我接触的其他国家人，基本没有美国人那种牛逼哄哄的优越感和傲慢。肯林脾气算得上温和，他常酗酒，但酒后也不失德。他会打架吗？

到了北砂派出所，我告诉门卫是警官让我来协助一个外国人案件的，他打电话确认了，告诉我到里面怎么走。我找到处理肯林这个案件的科室，他把头埋在两个手掌里，靠着坐在候车室常见的那种铁椅子上，四五米外就袭来一阵酒气。两个警察站在他旁边，看到我颇有点意外和释然的表情，说话非常的客气：“老大，你总算来了”。

在我有限的和警察打交道的经历中，警察说话一般自带一点权威的口气。听到“老大”这个词，我当时以为两个警官是在和别人打招呼，但是周围也没有别的人。可能他们也觉得用命令的口吻让我来一趟未必会凑效吧。我记得当时还是没从称呼里适应出来，只想快点问清肯林的情况：既然来了，就尽快把事情搞清楚，处理完，回去睡觉。

警察指着旁边一个文弱的小伙子，简要的告诉我肯林喝醉了，把这个的哥的车玻璃砸烂了，的哥直接把车子开进了派出所，肯林看到不是回家的方向，路上还威胁要打的哥。肯林仍然是深度醉酒的状态，一边听警察说话，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吼着“This is hostile”,“I want to call my embassy”。就是说他觉得警察对他似乎是敌对态度，他要给领事馆打电话。

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简单，几句话就完全清楚了。现在无非是的哥要赔偿，警察和他说不通，语言也不通，所以要找个和肯林相熟的人来。肯林的电话通讯记录上，我是倒数第三个和他通话的人。派出所联系了其他两个，他们都不来，才给我打电话。前一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天，所以通话记录是倒数第三个。

任谁来当这个的哥，就算是老实人，自己的车无端被人砸了，肯定是非常愤怒的。要修车还要耽误出车，又是大半天的经济损失。但是这个的哥的脸上，更多的只有无奈和憋屈，没有一点愤怒的痕迹。的哥是受害者，两个警官对的哥是和气的。警察对肯林说话，听起来比对的哥还要客气一点，可能的哥也觉察到了，所以非常委屈。

的哥二十出头，是给人开夜班的，赔偿金额要找主班司机说。我和肯林说了情况，他也不否认前面的事实，答应赔偿。警官拨通了那台的士的主班司机的电话，对方狮子大开口，要赔五千元。警官让我和主班司机协商下，我听这个的士司机的语调，一看就是老油条，和副班的恰好是世故和单纯的两极。他坚持要赔五千，副班的司机这时告诉我，肯林看他不是往他家里开，在车上勒住了他的胸口，还展示了勒出的大红印子。我告诉主班司机，我不是当事人，如果他要的多，我做不了主。我已经确信，肯林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攻击举动，醉酒闹事不对，但也不能放任被人勒索。主班司机就给副班打电话，把小伙子叫到二十米开外去商议了。

两个警官和我聊了一会儿天，说起为什么大半夜也要喊我过来。半年前，他们派出所处理了一件涉及大洋洲某国在华居留人士的案子。明明是外国人无理，但是他们国家的领事馆无理搅三分，最后那个外国人处理的比较轻，还成为了当地一个涉外的事件。所以，派出所有自己的难处，遇到发达国家的人更不能掉以轻心，他们感谢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

两个的哥商量了很久，那个小伙子回来，好像有人撑腰，口气也变得强硬了。他说换个玻璃要两千多，他还被打了一下（我这里要给这个小伙子说句话。抓胸口严格意义上我觉得不算打人，但对我而言是明确的攻击举动。如果有人抓我胸口，恐怕挨打的先会是抓我的人。这个小伙子要么是开车中不敢放弃安全驾驶，要么就是比较善良），总共要赔偿三千五。后来我讲到三千，大家同意，警察让我去取钱，当场就了结最好。

我并非是烂好人，帮肯林协调就算了，我断然不会先垫付这三千块钱的。这时候大约四点钟，肯林酒大约醒了一半。大概警官怕节外生枝，处理不完他不能离开派出所。谁知道他一出去会不会给领事馆打电话不是？肯林把他的钥匙给我，告诉我他家里的钱藏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是他绝对的信任我，还是没有办法了。的哥开车送我到他家楼下，我上楼进到他家，在柜子里翻找他的钱包。

还好，他家里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和性有关的东西，肯林这个人不是那种洋垃圾，只是单纯的爱喝酒。他对工作很随性，不开心就几个月不教孩子，坐吃山空。他曾经和我说他存了大约十几万美元。这在白人里面算是很注重储蓄的了，但是对于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国人来说，全部财产只有百万人民币的话，应该说是非常普通的了。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的中国在财富上的差距，我确实看不懂。

我找到他的钱包，里面大概有五六千块钱。为了避嫌，我没点钱，把钱包都拿了，下楼去和的哥回到派出所。肯林接过钱包，付了钱。警察把我叫到一边，很客气的叮嘱要配合把调解书签完，把我们送到调解室。调解员写完调解书，双方签字，在提醒下肯林按了手印，看来在西方没有按手印的司法习惯。

我们出了派出所，已经天大亮了，补觉是不可能的了。我送肯林到他家楼下，打了一个的士直接回公司上班。路上我才慢慢回味起一见面警官称呼的那声“老大”，原来今天我也体验了“狐假虎威”，我不知道是该说自己在强力部门面前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好，还是说警官忌屋及乌，将对外国人的客气也延伸到本国人身上比较好。我一路和的哥说起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特遇，用第三人称说起这件事，的哥告诉我，他们有特定的维修厂修理挡风玻璃，一般收费六百多。六百多？那个看起来善良温顺的的哥，明明说的是两千多啊！

如果砸他玻璃的是个中国人，这个看起来稚嫩的的哥会实话实说要求赔偿六百多吗？应该也不会。任何人遇到利益纠纷，就算不是你死我活，基本上都恨不得要挖下一块肉来才开心。如果维修才六百多，今天赔偿两千以下才算合理。我不由得苦笑了起来，进一步的降低了对人性的期望。今晚这件事，谁是无辜的？应该就是我和两个警官最无辜啦：一个平白无故损失了两趟的士费和整晚不眠，另两个因为存在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非成文的政策实践，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委曲求全。 

后记：

今天有让人愤怒的消息：

4月1日，一段来自山东青岛崂山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几名外国人在当地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检测核酸时插队，并在遭到旁边居民谴责后直接将一名居民手中的单据抢来扔在地上，大喊：“中国人出去”。工作人员要中国人“给面子”，“礼让”外国人。事后崂山卫计委避重就轻，回复社会关切：                                     

第一次回应中，连外国人三个字都没有出现，只说有人插队。可笑的是插队中还有工作人员要“给面子”。

其实，我们不能苛责基层组织。基层公务员面对外国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确实感受到无形的、不成文的压力。像文中的的哥这样的普通人，难道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吗？这个压力不是外国使领馆给的，是长期以来外事实践的不成文习惯给的。外宾、外国友人这样的词汇，已经自带了外国人高人一等的意涵。中国人去国外，有“中国贵宾”、“中国友人”这样的正式词汇吗？我想除了一家叫做Amway的公司为了割韭菜，应该没有别的场合有这个待遇吧。

一方面，我们要理解基层组织；另一方面，要改变超国民待遇的现象，要从更深层次开始改变。中国在物质上已经站起来了，在精神上还没有完全站起来。我们不能一边说四个自信，一边给外国人超高的礼遇。

以前各种媒体、公知对中国人的洗脑也有非常坏的作用，什么美国霸气护照、德国油纸包。追求真相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应该对这些虚构的东西进行思想上的消毒。

这次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其实是个优等生。我相信这是一个民族自信上升的契机，可以把中外一视同仁、所有待遇平等的原则确立好。西安将不守法的外国人驱逐出境、广州对咬伤护士的外国人开展刑事调查，希望这些事件是一个正向趋势的开始。

我历史不好，查阅了资料，大清建于1644年，终止于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