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时期的地狱：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大屠杀研究（二）

二、太平天国战争中屠杀事件的原因探讨

首先值得讨论的是战争中的屠城现象。太平军在江南地区扎稳脚跟后，便将宣传重心从宗教移至汉民族主义，这也明确解释了他们屠满城的原因。与之对抗的是曾国藩的儒学宣传，他称对方将“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但令人疑惑的是，湘军相比于太平军进行的屠城更为严重，这与曾国藩个人的理学信仰和“爱民”的治军理念显得格外矛盾。

曾国藩像

但实际上我们稍加分析便能发现，湘军屠城这一现象是由当时的诸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首先的原因便是军队层面的地方主义。地方团练的出身决定了湘军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成员大多来自湖南一带、军饷发放由地方士绅捐赠和征收厘金支撑、军队的实际最高指挥权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这些因素在湘军日后的屠城行为中均有所体现。由于安庆和南京的围城均十分艰苦，围城时间漫长，期间又存在多次敌军解围和拉锯战；使得湘军士兵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之下，思乡之情蔓延，攻城之后难以保持军纪；同时极不稳定的发饷也造成了进城后的大肆掠劫行为。

持续两年的安庆包围战，长期的围城和外围拉锯战将湘军的军纪消耗殆尽

军队指挥权的地方化则是湘军屠城的另一重要原因，也即军队领袖个人意愿的不确定性。湘军始终遵从曾国藩等极少将领的指挥，使得这支军队地方化、独裁化，因此将领个人的情绪和意愿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军队整体的行为。1860到1861对安庆的闻攻中曾国藩本人曾多次陷入绝境之中，使得他本人的情绪消沉且对战事的看法不稳定。他在日记中称自己给儿子的信“略似写遗嘱之式”。战事明朗后情绪转好，在与其弟通信中道“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在攻破南京后曾国藩又“禁杀良民、掳掠妇女”。可见曾国藩在面临多变的战事和强大的精神压力时，他的理学素养并不能完全克制住他的个人决定与行为。

相对于湘军来说，太平军的军纪总体较好。即使是后期战事紧张时，太平军主力的李秀成部正规部队依然军纪严明。如1861年底杭州被忠王攻陷，“因忠王有令不许伤百姓一人，故杭州百姓并不加兵”。而与太平军相关的平民伤亡的原因主要有三：（1）守城民众参与抵抗，太平军报复杀民（2）民众自杀（3）太平军统治地区民众参加团练伤亡。这些原因皆可归于民众受封建纲常伦理思想影响这一共同原因之中。由于苏南一带受儒学伦理思想较深，且与太平军的纲领和政策背道而驰，因此上述三类民众行为也较为普遍。常州、无锡、江阴、苏州等地的百姓也因此死伤惨重。

呤唎绘太平军战斗场景

杀降现象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杀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战争手段，目的有打击敌军士气和削弱敌军潜在实力等。而苏州杀降时常胜军将领戈登与李鸿章的矛盾和以现今视角评判李行为的矛盾是相同的，即封建时代的战争传统和近现代的战争观念之间的矛盾。无论是清廷的政治观还是曾李的理学思想都局限于古代以来的战争思想，而在戈登和其他西方人中根深蒂固的不杀降观念也在同时逐渐体系化，形成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等实体。因此，在苏州若无其事地处理降兵降将的李鸿章怎么也想不到，常胜军首领戈登居然会因为此事愤然要求清政府处死他。

由英国人领导，中国人组成的佣兵团：常胜军

同样的，焦土政策也是中国古代的战争思想之一。清军和太平军均采取过坚壁清野的政策，而19世纪前后中外也均存在大量的焦土战略案例，战略的效果也十分明显。只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焦土政策下的饥馑和疾病对受波及民众的伤害巨大。

可以看出，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各类残酷事件都有着各自方面的原因。但以我们如今的眼光来看，这所有的事实都显得那么的荒诞和难以置信。接下来本文视图进一步挖掘这些事件背后的共同深层原因，透过今人的眼光和视角解答时人对暴行的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