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扫叶：古“疫”今談

“己亥末，庚子春，荊楚大疫，染者近十萬。”這是網絡上對2020年湖北武漢發生的新冠疫情的一種文言化描述。在中國歷代典籍中，對“疫”的記載是很多的，常用的字詞為：疫、大疫、疾疫、瘟疫、瘟災、瘟病、溫疫、溫病、疫癘、癘氣等。僅“二十五史”中的疫情記載就不少於五百次，覆蓋了全國各地，以中原和沿海地區較多。按地域有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山西、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等；按地點有北京、上海、長安、洛陽、杭州、南京、福州、襄陽、荊州、蘇州、開封、會稽、盧江、漢陽、寧波、台州、宣州、湖州、曲阜、章丘、鳳陽、桂林、瓊州等等。可謂舉不勝舉，又触目驚心。

一、古人對“疫”的認知

　　《說文》云：“疫，民皆疾也。”很多人同時都生疾病，病流行了，稱之為“疫”。一個“皆”字，寫盡了“疫”的特徵。漢字的“字”理和“文”意精深悠久，今天只說前人是怎麼認識“疫”的？“疫”又從何而來？

第一種認知源自天地自然。

《史記‧樂書》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唐代張守節為其作“正義”解釋說：“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得，則民多疾疫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寒暑失序，而民疾疫。”

意思相同，簡單說就是氣候不正常，會引發“疫”。就像《呂氏春秋》《逸周書》《禮記月令》皆云：“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蔾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摰，首種不入。”可見，氣候不正常，不僅僅會引發“疫”，還可能帶來其它的災難。

第二種認知源自歷史傳說。

一說，《論衡‧解除篇》《漢舊儀》《搜神記》都曾記載，五帝之一的顓頊氏有三子，生下來就死了。一個居江水，為虐鬼；一個居若水，為魍魎；一個居宮室區隅，主疫病人。這三鬼被稱為“疫鬼”，也作“瘟鬼”。

二說，是起於“鳥獸”。《山海經》曰：“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又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郡有鳥焉，其形似鵲，白尾，名為青鳥，常以三月自蒼梧而度，群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苦疫氣。”起於“鳥獸”的說法，雖然出奇，但從現代的科學視角來看，不無道理。

第三種認知源自中醫學說。

　　隨着中醫的實踐發展，歷代醫學大家逐漸對“疫”有了系統清晰的認識。

晉代葛洪的《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卷二指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耳，而源本小異。其冬月傷於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風冷，至夏發，名為傷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氣，及西風使人骨節緩墯受病，至春發，名為時行；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

唐朝孫思邈的《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也曰：“宜其視傷寒、中風、熱病、溫疫，通曰傷寒。”

　　中國古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的“病毒學”，但古之先賢早用風、寒、氣、毒四個要素來總結“疫”的規律，這與病毒的潛伏性、傳染性都是相符合的，感知性和科學性，二者真誠的融合，當真了不得。

二、古人對“疫”的預測和防控

　　基於以上的認知，古人是如何對“疫”進行預測和防控的呢？預測主要是通過星像、占卜等手段。

《史記‧天官書》記載：“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

後漢學者宋均曾有言：“疫，疾也。三月榆莢落，故主疾疫也。然此時物雖生，而日宿在奎，行毒氣，故有疫疾也。”

《漢書‧天文志》記載：“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

《論衡‧變動篇》曰：“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

　　防控則主要是臣工勸戒君主要“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見《論衡‧解除篇》)“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見《史記‧歷書》)”等等。

光勸戒是不夠的，朝廷每年還要舉行祭祀儀式“大儺”來驅逐疫鬼。關於“儺”的記載，最早可見於《論語‧鄉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譙周論語注》曰：“儺，卻之也。”《禮記‧月令》也作“大難”。在漢代，具體操作流程可參見《後漢書‧禮儀中》，全部記錄二百四十字。以後歷代略有差異。

在民間則是有方術之士發明了一些符咒來驅疫，比如《道藏》中的《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專有《斬瘟斷疫品》，講述如何斬瘟鬼。

　　更重要的是，歷代醫書中還有很多辟疫治瘟的藥方。比如《千金方》中的屠蘇酒，辟疫氣，令人不染溫病及傷寒。將藥用絳袋盛，以十二月晦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平曉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飲藥酒得，三朝還滓置井中，能仍歲飲，可世無病。當家內外有井，皆悉著藥，辟溫氣也。

　　以上種種，既反映了當時民眾的認知，也有中醫學理論和實踐。

三、疫情發生時的慘況

　　古代限於生活水平和醫療條件，一旦發生疫情，人民是很悲慘痛苦的。史書中對疫情的記載比較簡單，往往只有時間、地點、人數。比如：

《後漢書》：“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晉書》：“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

《宋書》：“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都疾疫。”

《新唐書》：“永淳元年冬，大疫，兩京死者相枕於路。”

《宋史》：“淳熙四年，真州大疫；八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寧國府民疫死者尤眾。”

《明史》：“永樂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

《清史稿》：康熙“四十三年春，南樂疫，河間大疫，獻縣大疫，人死無算。”

時代越近，記錄的疫情越多，越詳細些。但這種記載只是統計，不含情感。然而在文學作品中，卻能使人感同身受。曹植有一篇《說疫氣》，已經失傳。在《太平御覽》卷七四二中尚存有片段，其文曰：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曹植的才華的確令人嘆服，短短數語，便有哀鴻遍野之感，悲天憫人之情。

四、朝廷面對疫情的舉措

　　面對如上疫情，歷代朝廷都有舉措。主要是派官員巡視安撫，對失職官員追責，贈藥賜棺，減賦免稅等。其實不僅是針對疫情，只要有災害發生，朝廷都會有諸多措施，進行救治。對此我們會另寫文章詳解，在這裏只想探討兩個細節。

一是疫情發生後，及時隔離很重要，某些地區自古就有隔離的傳統。《浪跡續談》卷二記載了溫州的舊習俗：“相傳人家父母有偶染時疫死者，全家禁不舉哀，入棺後，安置平地，親屬悉避往他處，三日始歸。”在今天看來這就是隔離措施，而《浪跡續談》的作者，清代梁章鉅先生卻認為此舉大不孝，應當革除。實屬迂腐。

二是針對疫情，朝廷往往會賜藥。我們通常認為民間藥少，或者百姓貧苦，買不起藥。這只是原因之一，其實還另有緣由，那就是疫情發生後，既使有藥，不少百姓也根本不吃。為何如此？《永樂大典》卷2950收錄了一篇《安福縣祭疫癘神文》闡述得很清楚。當有疫情時，民間一些庸醫用藥多不得其當，往往無效，百姓們則紛紛轉去相信巫覡之徒，那些玄弄巫術之人又假冒神靈之名，欺騙百姓不去吃藥。惡性循環，枉死者甚眾。朝廷賜下的官樂，是對症之良藥，以此來挽回百姓生命和對朝廷對醫療的信心。

　　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扁鵲倉公列傳”中，詳細論述了自古以來“醫”與“巫”的同病和矛盾。錢先生旁征博引，其中有龔鼎臣的《述醫》：“巴楚之地，俗信巫鬼。……或致癘疫之苦，率以謂……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其患非他，繇覡師之勝醫師耳。”錢先生最後感慨道：“蓋庸醫誤事，不亞妖巫，流俗乞靈鬼神，正復以醫藥每殺人如虎狼耳。人不信醫，亦因醫多不足信也。”

　　萬幸的是，今天的社會，中西醫學已經很發達，裝神弄鬼的騙子又被政府打擊殆盡。“醫”與“巫”的問題基本不存在了。但某些推銷保健品者，蛊惑人們少去醫院不吃藥，雖無巫鬼之術，卻有巫鬼之害。政府對此也一直在整治中。我們有先進的制度，健全的體系，高科技手段，大數據支持。希望對各類疫情能有更早的發現，及時的控制，全面的救治，同時要對於數千年來中國醫學遺産進行全面深入科學的整理研究，從而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最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