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抢双黄连”纯属闹剧,真正的中医是这样治新冠的

文章来源丨八点健闻

黄东晖医生一直都记得,1月29日下午,病区阴郁的味道。武汉那一天是大晴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了刚接手的病区里,但整个病区却像是有一道不透光的墙,压抑极了。

黄东晖是广东省中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1月27日随广东医疗队抵达武汉之后,60余位中医医疗队的同事接手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两个病区,总计70张床位。

这支中医医疗队很特殊,由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及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组成,主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急危重症患者。医疗队的很多人都亲历过2003年“非典”救治,其中国家援助湖北第二支中医医疗队队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以及黄东晖本人甚至被“非典”严重感染过,一度危急,在影像资料中两肺全白,经历死里逃生后,用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康复,肺部没有留下任何斑痕,现在游泳、跑步等剧烈运动也能照常进行。

与此同时,北京医疗队中的一支中医队伍,也在同期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此次疫情防治与17年前的“非典”时期相比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中医很早就加入了治疗队伍,且各级政府不断发文力推。1月20日,就在病毒“人传人”确认后的第二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就奔赴武汉;1月24日,除夕夜,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一个人先从广州赶往武汉;同一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研副院长仝小林等人南下,抵达武汉。随后赶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

1月22日,国家《新冠病毒诊疗方案(第三版)》发布,加入了中医处方建议。

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央会议强调要在抗击疫情期间“加强中西医结合”。1月26日,仝小林与中医业内的多位国医大师、专家进行电话会议,商榷中医治疗方案。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第四版诊疗方案》,给出了协定方(中医界特指经过一定时间使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疗效而约定俗成的方子)的具体配伍用量。

从1月20日确认“人传人”起,短短一周之内,国家版诊疗方案中的中医协定方就落定并公布,这样的做法在“非典”时期是没有过的。疫情急迫,病毒传播速度惊人,确定诊疗方向甚为重要。既然是“协定方”,则意味着是供参考用的方子,后续再可根据各地差异,进行方剂调整。

无论是17年前的“非典”,还是新冠肺炎,中医药在此类疫情中的作用时常被坊间提及,却又屡屡被遗忘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它究竟是一种充满争议的经验医学,还是确有疗效的系统医学?如果“非典”时期中医在北京、广东的治疗中功不可没,它治病背后的道理是什么,这回还能用得上么?

患者病情比想象严重,个别人抗拒中药

1月29日是黄东晖查房的第一天。从第一间病房,到最后一间病房,每查一间病房,压力就徒增几分——患者非常虚弱,询问病情的时候,基本上声音都发不出来,气喘干咳得厉害。“给他们切脉,大多数是沉脉、滑数脉,舌苔厚腻,发烧严重,便秘干结,好几天都拉不出来,也没什么胃口。”

虽然医疗队有抗击“非典”的经验,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走进隔离病区的时候,黄东晖仍感觉比想象中要严重,压力也很大。当时,病区改造条件尚未完善,监护仪等医疗设备都没有,交叉感染的危险很大。令医护人员压力更大的是患者的病情,这里两个病区的患者,以老年人居多,最高年龄达到90多岁,很多患者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颇为棘手。

在中医理论中,情绪与疾病息息相关,黄东晖所在的中医医疗队更是深谙此道。他回忆道,1月29日第一次查房时,医疗队就和病人们说,“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我们来了,你们放心,你们会没事的。尤其是我们的队长(张忠德副院长)当年被“非典”击倒的时候,情况要比你严重多了,也被中西医结合方案救了过来,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你一定会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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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黄东晖回忆,当患者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没什么体力,很虚弱,都挣扎着坐起来,双手合十作揖,来感谢我们。就说一定要我们把他救下来,他们还有很多牵挂。”

第一次查房后,黄东晖和同事们工作到深夜。他们参考国家版协定方,仔细商定中医治疗方案。第二天一大早,熬好的中药就被送进了病房。但有些患者的抵触情绪给医护人员们泼了一盆冷水。他说,至今还有一两个患者拒绝喝中药。只能靠医护软磨硬泡,或者重新调整方案。

黄东晖说,他们虽然是中医医疗队,但在具体治疗过程中强调中西医协同治疗,原则是看哪个方案对病情更有帮助,危重症患者尤其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遇到基础疾病较多的患者,医疗队就会通过远程会诊手段,集全国的中医专家智慧和力量来制定治疗方案。“我们还担心患者出院后的肺纤维化,这个如果不注意,会给患者日后的生活各方面造成很大的伤害。”

很多患者非常焦虑,医生们也用了很多时间做心理疏导。最令黄东晖感动的是,刚开始去给患者做治疗时,很多人的表情都极为淡漠。而现在,“只要一接近他们,马上就拿手挡住说,不要靠近我,会传染给你们。”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通过这种细微的动作就体现出来,非常温暖。

2月5日,黄东晖负责病区的第一位重症患者出院了。她是一名37岁的女性,一开始拒服中药,但在服用中药的第一天,高烧基本就退了。在服药第二天时,身体整体情况更为好转,说了五句话后,才稍微喘一下。大便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开始的便秘到黄色成型。舌苔开始变得淡薄,脉象也开始变得平稳。身体可以坐起来,也可以下床稍微走一下。出院那天,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说如果不是医护人员的专业治疗和精心照顾,可能现在都出不了院。元宵节那天,这名女患者还录了个视频,给还在和疾病抗争的病友们加油,分享她的抗病经验。

迄今,黄东晖所在的病区共收治了60名患者,除了4人是轻症,其他都是重症或危重症。目前,已有19名患者出院,还有22名患者转到了缓冲病房(符合出院标准转至缓冲病房)。重症患者中,经过中医治疗,起效很快,疗效明显。

病房的欢笑声多了起来。有些病区的患者会一起打打八段锦,或者看一些小品、相声的视频,转移注意力。

张忠德在2月14日晚间的湖北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2月13日12时,广东中医医疗队累计收治116名患者,其中重症85例,危重病人14例,轻症8例。目前,已出院的患者有19例,另有22名患者符合出院标准,但尚在缓冲病房留观。

北京中医医疗队的带队人是黄璐琦院士,这支队伍也有40名医护人员,负责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病区42张床位。截至2月14日12时,累计收治86名患者,其中重症65例,危重症两例。目前已出院33人,其中八人为纯中医治疗。

黄璐琦表示,33名出院患者(包括中西医结合与纯中医治疗)与医院里的西医治疗组做了对照观察,结果显示“在发热、咳嗽、乏力、咽干、心慌、食欲减退等十个症状,比西医组有明显改善”,而且“中西医结合组的平均住院时间,显著少于西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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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非典”亲历者挂帅

此次疫情中,中医在第一时间就得以介入治疗工作,与17年前“非典”时期发挥作用密切相关。此次驻守武汉两家医院的北京医疗队和广东医疗队,二者的领队都是“非典”一线临床治疗的亲历者。

“非典”对张忠德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当时是在抢救患者的一线,不幸感染SARS病毒,濒临病危,在中医介入治疗后逐渐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当时护士长叶欣与其病床相邻,病情更危重,张忠德眼看着并肩作战的同事经抢救无效离世,万分悲痛。此次来武汉,他比其他同事先到的那几天里,一直睡不好觉,最担心的就是队员防护,他希望把同事们“健健康康带过来,也把他们平平安安带回去,一个人都不少 ”。欣慰的是,广东医疗队目前安然无恙。

广东当年收治“非典”患者主要有三家医院,除了张忠德所在的广东省中医院,还有一家是钟南山院士领导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广医一院),另一家是国医大师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医一院在“非典”后曾发表一篇名为《SARS中医药介入71例临床研究》的论文,揭示治疗结果,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患者发热、胸闷、咳嗽、汗出、乏力等症状的严重程度得到显著改善,提出“中药早期介入使用,是SARS成败的关键”,并“可阻断病情向重症肺炎发展而直接进入恢复期”。根据论文统计,71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死亡1人,死亡率仅1.4%。

这篇论文亦有钟南山并列署名。“非典”的经验对此次广东应对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着直接影响。1月28日,钟南山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说,“我们也在考虑中医的作用,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在广东就是这么做,在很多地方也这么做。”他所在的广医一院此次也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尤其是危重症。

北京医疗队也不乏“非典”亲历者。此次国家版协定方的拟订人仝小林就是其中的一员,“非典”时期他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临床一线。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试验》报告,仝小林参与了其中内容,对北京的11例纯中医药治疗进行了临床观察,其结论是:普通SARS患者可以单独使用中药成功治疗;中药对退热、恢复淋巴细胞水平和促进炎症吸收有良好疗效;肝肾功能及常规血液测试显示,中药没有明显毒性或副作用;使用中药治疗,可以避免大量使用激素和抗病毒药物的毒副作用。

数位曾亲历“非典”治疗的医生均表示,中医介入治疗后,明显降低激素使用,无论是广东还是北京,“非典”患者后遗症的问题大大减少。

广东一方制药在“非典”后期负责给各家收治医院供应中药颗粒剂,当时参与其中的一位负责人记得,初期有一位广州的医生用了大量激素,留下了肺纤维化、肺不张的问题,“后来见到他,不能伸直身体,走路也只能趴着。后来的患者用了中药,反而发现普遍好转快,最后钟南山才总结出来,要用中药。”

上海主导“非典”中医治疗的是国医大师颜德馨教授,当时他的团队在上海传染病医院隔离病房问诊,还对江浙沪其他地区的“非典”病人进行远程会诊。参与其中的一位华山医院医生回忆,SARS起病迅疾,用西药退烧会出现反复,而中药一般用三天左右,体温就逐渐下来。“颜德馨带着自己七八个徒弟,每天督阵,给患者汤药一天两到三次,有时候一天改一次方,患者症状改善非常明显。”

这位医生还记得,北京当时有不少患者出现了股骨头坏死、肺大泡、肺不张的后遗症,原因是早期会用3-5克甲强龙(糖皮质激素)。“那时候,广州的邓铁涛没有反对用激素,但提出中药对于减少激素剂量有帮助。于是,他在广州主导用中医汤药的做法,从结果看,中西医结合后,激素的用量明显下降了。” 

病机在“湿疫”

钟南山1月20日对外确认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后的一周内,国家版诊疗意见就给出了中医治疗的协定方,后更名为“清肺排毒汤”,把临床治疗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初期(寒湿郁肺)、中期(疫毒闭肺)、重症期(内闭外脱)以及恢复期(肺脾气虚),分别给出了简洁、具体的推荐处方。

对于新冠病毒,西医治疗的思路是如何对抗病毒本身。目前,业界对一款尚未上市的抗病毒药瑞德西韦(Remdesivir)寄予厚望,但其临床试验最早也要到今年4-5月份才有结果。与之相较,中医的治疗思路不同,简而言之,中医更关注改变人体自身的内环境,减弱病毒的生存条件。

国医大师邓铁涛闻名于广东“非典”救治,当年他所在的医院收治“非典”病人73例,全部治愈,零死亡、零感染、零转院、零后遗症。他撰文详述了他的中医辨证思路,总结为“扶人正气,使邪有出路”。但因引经据典古文居多,很难为大众所理解。这一次的协定方出台后,仝小林院士用通俗的语言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

这次新冠肺炎属于“湿疫”,今年是个暖冬,有些地方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地气有点暖。然后又连续下雨,2019年12月的武汉就是如此,连续16天,又出现了一个寒湿环境,病毒容易滋生蔓延。因此,此次国家版诊疗方案协定方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针对寒和湿,其中治疗寒邪,用温散、透邪、用辛温解表的方法;治疗湿邪,要避秽化浊。

仝小林在问诊患者时发现,无论是ICU的危重症患者,还是轻症患者,舌苔都呈现厚腻腐苔,表明湿浊现象严重。中医治疗的思路就在于改变人体内环境“湿浊”的状况,初期用到麻黄、藿香、苍术等药微微透湿,中期则用《伤寒论》麻杏石甘汤的治病思路,也重在祛湿。

邓铁涛在其“非典”经验的论文中很早就提示,此类病毒依赖内湿环境而生存的事实。湿热难治,最易缠绵,这也是为什么新冠病毒的很多患者会出现在西医退烧药等的作用下,平稳了一段时间,突然又出现症状急剧加重的情况。邓铁涛在论文中说,“退热针退热,而不知应以微汗出才能祛邪,大汗淋漓病必不除。大汗能退一时之热,过后又热。”

中医的对症施治,表面上看是一种独有的透湿、祛湿的方法,背后则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治病路径。黄东晖说,他所在的病区使用协定方后,患者平均在服用到三天左右退烧,并且不再有反复发烧的情况。仝小林特别提到,因为寒湿是病机,因此治疗过程中要减少不必要的输液,过度输液会加重寒湿。

除了祛湿,协定方的另一个重点是调理脾胃,扶持人体正气(即西医理解的免疫力)。仝小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在问诊武汉的患者时发现,大多数患者有脾胃症状,而且非常典型,比如周身倦怠乏力、食欲不好,恶心、呕吐,腹泻或便秘等等,所以方剂里包含了调理脾胃的理中汤、六君子汤等构成。

1月27日,《第四版诊疗方案》公布后,国家中医药局确定了山西、河北、黑龙江和山西四个省试点清肺排毒汤。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消息,截至2月4日,四个省份用该协定方救治214例确诊病例,三天为一个疗程,总有效率达90%以上,其中60%以上患者症状和影像学表现改善明显,30%患者患者针状平稳且无加重。这是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具有临床数据依据的结果。

南北地域条件差异较大,在这次疫情中,广东推广的“肺炎一号”与国家版协定方相比较,在具体中药配伍上就有较大的区别,但同样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广州第八人民医院在50例轻证患者中,经一周临床治疗观察,50%患者咳嗽症状消失,52.4%咽痛症状消失,69.6%乏力症状消失,无一例患者转重症。2月4日起,广东“肺炎一号”就在获批后启动生产,供应全省轻症患者。

此后,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做法纷纷被各省市所采纳,加之国家层面力推,据不完全公开信息统计,河南、浙江、广东、贵州、湖南、山东等诸多省份都纷纷推广新冠肺炎的中医治疗。

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湖北省新冠肺炎治疗的中医药参与度还有不少距离。参与武汉一线治疗的梁腾霄医生透露,这是因为湖北的患者太多了,而中医资源又太少的缘故。即便是国家版诊疗方案里给出了协定方,中医治疗还是要依靠医生针对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拟订个性化的中药汤剂。

但这对没有中医储备的很多西医院而言,难度太大了。“打个比方,一个做惯了西餐的厨师,突然让他一定要做‘宫保鸡丁’,他就很不适应了。”梁腾霄医生说。

泥沙俱下,双黄连闹剧

尽管政府力推,但中医在湖北各地医院依然难以落地,医生尚不能理解,民众更难鉴别。在疫情迅速升级的几天里,中医药还出现了各种鱼龙混杂的声音,尤其是一场围绕双黄连的大众疯抢。

1月31日深夜,有官方媒体首发了一条消息:上海药研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提到,双黄连口服液由金银花、黄芩、连翘三味中药组成,并称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双黄连口服液具有广谱抗病毒、抑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消息一出,传播飞速,双黄连口服液被民众疯抢,成为继口罩之后的新的抢手货。但很快,质疑的声音出现。上海药研所对此回应称,“初步发现双黄连对病毒有抑制作用”,“目前还没有详细研究”,“只是在武汉病毒所做了一个初步的验证”,“后续会在上海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做一些试验”。至于抑制病毒的说法是否准确,药研所给出了确认的回答,但也承认了这一结论仅仅是基于实验室体外研究的结果,接下来还要通过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来证实。

不少业内专家指出,严谨的临床试验,才是证明是否有效的判断标准。上海市防控新冠肺炎中医药专家组成员张炜提出,不建议市民自行服用双黄连来预防新冠病毒。最早奔赴武汉治疗过患者的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更是强调,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服用双黄连,“双黄连是一个苦寒的药,有的人脾胃虚寒的话,吃着肯定会不舒服,会伤脾胃。”

双黄连的出场,是疫情爆发以来众多与中医相关的“闹剧”之一。事实上,对于中医的辨证施治,并不能以西医的思路来简单看待,比如不能以割裂的方式,去验证使用某味中药会对病毒产生何种直接的效果。如此,既是对中医的曲解,也不利于真正的中西医结合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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