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耻辱与污蔑

文章来源丨 中国历史研究院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布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文章，借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与我国屈辱的近代史，进行种族主义色彩的攻击，“唱衰”中国经济，引发国内外网友的强烈反对。

就在中国努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者却搞起了小伎俩，“东亚病夫”这个已经快要被非中文世界遗忘的词，在这时又被翻了出来。所谓“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这样的行径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但“东亚病夫”这个词，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一处隐痛。

“东亚病夫”这个词，起于甲午之耻，1896年英国的《伦敦学校岁报》对战败于甲午的中国如此论断，“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当时在华有很大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很快转载了相关评论，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转译了《字林西报》的报道，其中又把中国、土耳其、波斯、摩洛哥四个国家称为“天下四病人”。人们还一度用“东方病夫”泛指西方列强冲击之下，衰朽的东方诸国，一战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从此“东亚病夫”这个词就专指中国。

随着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不断深化，“东亚病夫”这个带有强烈屈辱性的词汇也获得了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延伸。除了国家落后、国力微弱，制度紊乱宛如重病之人的含义，梁启超等近代启蒙思想家，又把它进一步扩展，用来描述整个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个体的肉体、精神的不振。从此，它又和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卫生习惯乃至个人素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它有了病弱之国家，病弱之国民的广泛概念。

自那时起，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就是中国人的心结。从1896到1937，国难日深，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洗雪“东亚病夫”耻辱的奋斗史。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大到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富强，小到要强壮国人的体质，改变个人的卫生习惯，都同样具备救国救民的神圣价值，人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人人有责。

影视作品中，爱国人士打碎“东亚病夫”牌匾逐渐成为一种反抗雪耻的象征。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每每只能对之神伤。就国家而言，面对侵略者，近代中国确实贫弱无力、四分五裂；就国民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而言，也远远落后于东西方列强。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作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饮用自来水的不过8.7万人，霍乱、伤寒等流行病，每隔二至三年就大规模流行一次，其中伤寒的死亡率甚至达到了59.5％。

为什么要建立新中国？多少仁人志士的初衷就是为了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从大庆油田到三线建设，再到两弹一星，艰苦卓绝的工业化建设，这一切彻底甩掉了国力孱弱的帽子，重塑了民族精神。于此同时，国内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和全民体育运动，国民医疗防疫体系也逐步得到建设和完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病弱的旧中国至此不复存在。

抗美援朝战争我志愿军将士将所谓的“联合国军”打回到谈判桌上，签下了《朝鲜停战协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人对体育事业，尤其是奥运会等国际盛会是何等的热忱，这种热情也与急于洗雪过去的屈辱有关。因此，以许海峰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零的突破”才有了跨时代的意义。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平均寿命、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再加上中国体育健儿的一次次胜利，使百年来压在国人心头上的病夫这顶帽子终得以卸去。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接受赛后采访，她还表示：“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出征”“为国争光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使命。”

但无论如何，这个词汇是和近代中国的屈辱高度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当它被使用时，也带有了高度的敏感性和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说，“东亚病夫”这个词汇远不是一些学者主张的所谓“想象的耻辱”，尤其是它被国人之外的他者使用的时候。

特别是在一些特定场合，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使用时，它就成为了一种至今仍然让所有中国人为之愤慨不平的象征。贫弱的旧中国，给全民族带来的羞辱和不公是真实存在的，有时仅仅因为中国人这个身份，人们就会遭到了广泛的歧视乃至迫害，这是中国人心中不会遗忘的伤痛。尤其是“病夫”这个概念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排华分子从单纯的孱弱，又加上了“污染”这个影射。这种影射在近代一些国家不断出现的排华运动中，逐渐从一种敌视变质成了病态的污蔑。这种敌视在历次排华运动中，从单纯的经济、文化冲突，上升为对中华民族乃至文明的敌视，进而产生了排华的极端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