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瘟疫更可怕的，是恐慌

清末东北鼠疫之后，东北防疫处成立，成了中国近代防疫卫生体系的先声。

1920年，鼠疫再次出现在东北。面对比1910年还要复杂的局势，东北防疫局在人力物力都并不充裕的情况下积极响应，相对成功的扼制了鼠疫，体现了近代防疫体系的巨大优势。

它又卷土重来了

鼠疫耶尔森氏菌，3D插图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Kateryna Kon ）

然而也许是因为十年鼠疫留下的巨大伤痛还未被淡忘，民众对于鼠疫的恐慌依旧存在。恐慌的情绪，带来了过于积极的参与，并未给防疫工作帮什么忙，反倒添了很多乱。甚至有无辜者因此付出了生命。

天灾无情，恐慌却让天灾逐渐变成了人祸，让后果更加难以承受。

防疫处的建立

1910-1911年，东北鼠疫在病死6万人之后终于被扑灭，伍连德等医生使用近现代防疫手段功不可没。在伍医生的推动下，哈尔滨防疫院于1912年10月成立，后改组为东北防疫处，（1920年东北鼠疫时全称仍叫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本文统一称为东北防疫处）设立目的在于防止鼠疫复发、研究鼠疫的成因、提高卫生水平、预防和医治其他疾病。

这一套防疫系统在清末的中国确实也算新鲜事物

正是可怕的瘟疫促使其得以建立

所幸这套系统并未因政权变更而政息

（原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旧址就是现在的伍连德纪念馆，旁边就是滨江站）

（图片来自：高德地图）

也许是因为鼠疫给人的记忆太过惨烈，当地政商各界对于这一工程极为支持，拨款捐款纷至沓来，防疫体系方能顺利建成。

建立过程中，从海关税收调出的拨款非常关键

而这需要海关、外国领事、地方政界的共同支持

此外，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拨款14万

吉林巡抚陈昭常亦为此划拨土地

（左：赵尔巽 右：陈昭常  图片来自：Wikipedia）

哈尔滨滨江医院作为总院，伍连德为院长并常驻；在三姓（依兰）、拉哈苏苏（同江）、满洲里、大黑河、牛庄（营口）设立分院；在海拉尔、齐齐哈尔、安东设立互助医院，各个医院互相传递传染病的疫情报告，并监控关内和远东地区的疫情以便及时做出反应、提早预防。

这个医院系统除了要包含铁路沿线节点以及对外口岸外

离铁路线较远的偏远地区也要有所照顾

（下图采用现代政区，依兰和同江算是较为偏远的区域了）

但运营费用却出了问题。根据沟通，医院运营费从关税调拨，但实际直到1917年才获得稳定的拨款，硬件设施才得以逐步更新，在1920年鼠疫发生时远未到完备的水平。另外，东北还缺少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整个防疫处仅有10名左右有中外医学学历的专家作为核心。虽然在当时的中国已是首屈一指，但仍然显得寒酸。

专业医务人员是防疫的核心骨干

光是戴口罩这个习惯，让当时一般老百姓养成就挺难

（图片©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但防疫处的工作者还是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打出了一些成果。借用此前东北鼠疫爆发的经验，他们关于鼠疫的研究成果领先全国，基本厘清了鼠疫的爆发和传播机制，对于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防疫处也试图培养医学人才，1926年起，防疫处开始招收医学生，派出专家出国考察、交流、短期留学。

防疫处的意义不止在于建设医院、培养医学人才、进行防疫研究，更在于这些行为都服务于卫生防疫这一宗旨，并形成了一个体系，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进步。

虽然与日后完备的防疫体系不可同日而语，防疫处却经受住了数次传染病考验，避免了东北地区再次出现动辄万人死亡的惨剧，近现代防疫制度的进步性不言自明。

清朝末年的中国东北大鼠疫惨状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疫病再次来袭

靠近中国的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遍布旱獭栖息地，当地的布里亚特人善于猎取旱獭、出售皮毛获利，这也使得当地鼠疫频发，1863-1928年间有记录的鼠疫出现了75次。只是因地广人稀，多数并未流行开来。

贝加尔湖周边虽然已经是西伯利亚人口很多的地方

但人口密度和中国东北比还是非常低

皮毛产业确实也是当时西伯利亚的支柱产业

这种状况有点类似今天人类大量进入蝙蝠栖息地

（贝加尔湖沿岸，图片来自：shutterstock@Katvic）

随着西伯利亚铁路贯通后与东北地区的中东路相连于满洲里，铁路方便了人货流通，促进了满洲里、哈尔滨等沿线城市的兴起。比如哈尔滨在1910年人口只有7万，1920年时已经拥有了30万人口，俨然北方巨镇。

但传染病也随之而来。

中国东北作为东北亚的地缘枢纽所在

在当时的时代因对外开放（被渗透）经济快速发展

也因此很容易成为传染病扩散的温床

外贝加尔1920年3月出现了易于捕捉的落单旱獭，很快8、9月份远东猎人中就出现了鼠疫。10月，海拉尔的铁路信号员、皮毛加工匠和皮匠的士兵朋友也出现鼠疫死亡案例。12月，九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在一所旅馆，但旅馆的股东中有兵痞一名，他怕鼠疫影响生意，带20名士兵闹事并释放了隔离人员。

不要随意吃野味，也不要随意穿野味...

（贝加尔地区旱獭，图片来自：shutterstock@Fanfo）

1921年1月2日，这两名“幸运的”隔离人员逃至人员密集的扎赉诺尔矿区，引起疫情爆发，很快铁路沿线的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都出现了疫情，进而传遍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并影响到了山东和河北。

扎赉诺尔矿区是满洲里的大型煤矿区

有露天煤矿，不过大部分矿藏在地下，地下矿工也更多

（现在已经是扎赉诺尔国家矿山公园了）

（图片来自：google map）

疫情爆发的同时，东北也处在一段百年未见的特殊历史时期。那几年来白军与日军的行动已经使得国界形同虚设，各方势力在东北盘根错节，互相掣肘，没有人真正有能力对整个东北发号施令，而防疫行动恰恰需要强大的权威与执行，这让疫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在苏俄正经受残酷内战之时

各方势力（苏俄、白俄、日本、中国）汇聚的中国东北

事实上成为苏俄与反苏俄势力对方的一个后方战场

面对复杂的情况，防疫处根据1910年鼠疫的经验，在能力范围内作出了部署：在重要的火车站设置防疫检查站，之后一度阻断道路，停止铁路日常客运。这一决策为长春，奉天等城市的低死亡率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东北发达的铁路网成为疫情传播的最快通道

而东北防疫处所在的哈尔滨也是东北铁路的枢纽所在

将疫情堵截在哈尔滨以西，哈尔滨以南就能安全很多

（图片来自：wikipedia@xue siyang (df45086)）

各大城市中哈尔滨的手段最为严密：中国城区被划分五个隔离区，居民被限制外出，防止出现交叉感染，每个区都配备警察队、消毒队、检查员、护理员和卫生助理，发现病人立即送往检查、隔离，发现未被认领的尸体及时火化。

在缺少隔离病房的情况下，车厢又一次充当了隔离病房。60节车厢分布在哈尔滨的三个地区，由俄国医生负责，隔离病房早晚各测体温一次，发现发热、脉搏加快的病患立即送至医院。隔离车厢成功预防了飞沫感染的情况，两千名隔离人员中仅有8人确诊。

最终，哈尔滨30万人中仅有3215人死亡，死亡率1%，1911年鼠疫的死亡率则高达10%，防疫的进步不容忽视。

可惜防疫处人手紧缺，在哈尔滨之外只能起到指导作用，具体执行需要警方配合——当时卫生工作没有独立部门，常由警察局代理。但警方没有防疫知识，且执法粗暴，出现过不按防疫程序直接将患者家人全部送去隔离，且只提供饮食没有后续医治的情况；满洲里地区警察也被批评过敷衍怠慢，而且当地死亡比例的确较高，防疫效果也不好。

在这两次防疫中

警察的做法虽遭诟病，但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图片@《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举措失误为流言留下了口实，在疾病和死亡的渲染下谣言四起，恐慌对抗击疫情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

恐慌制造恐慌

1910年鼠疫的惨痛经历让当时的东北人对鼠疫足够敏感。从灭鼠、到路上铺撒石灰、再到佩戴防疫囊，人们在恐惧的同时开始了力所能及但未必有效的防疫工作。

经历过的，一辈子都忘不掉那段可怕的经历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伴随着恐慌的情绪，很快各种想发一笔横财的江湖骗子、牛鬼蛇神也出现了。

当时鼠疫近乎绝症，可以预防但很难治愈，正规医生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可无良报刊却为自称可以治好鼠疫的药做起了广告，各种打着传统成药名号，实则是棒子面丸的药丸大行其道，更不用说走街串巷的“神医”和神棍了。

当时的民众可能难以理解瘟疫背后的微生物

但对易于理解的土方子、神药，很容易上道

然后从极度相信到怀疑一切，包括正规医疗

（鼠疫耶尔森菌，图片来自：Wikipedia@NIAID，NIH ）

随着疫情发展，死亡人数上升，把医疗想得太简单的民众开始出现怀疑的声音。再加上警官缺少医学培训导致处理比较粗暴，加重了民间对于隔离医院的流言，认为隔离医院“只进不出”“有死无生”。

这个问题在当代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中也很严重

当地人对正规医疗的不信任极大恶化了疫情

（图片来自：Wikipedia@CDC/Dr. Lyle Conrad）

为了避免被隔离，有人躲避检查，绕开检查严密的车站；有人不听从阻断交通的命令，在客运火车停运后想办法做公务车、货车以达到躲避检查并长距离交通的目的；有患者即使出现了症状也能躲就躲，宁可躲在家里请“神医”，让家人暴露在传染风险里，结果往往是死在家里被半夜抛尸（果然家属也怕被隔离）。

恐慌逐渐发展为对医疗机构恶劣行径，有俄罗斯医生被围困在防疫站36个小时，在阿什河甚至出现过60多名村民围攻防疫站，打跑工作人员，抢走两名被隔离的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伍连德本人也收到过威胁信。

部分人对疫情的深深恐惧在恐慌的渲染下变成了对患者的敌视，甚至是对疫区人的敌视，出现了害怕被隔离而打死患病亲人的案例。还有人写文章矛头直指疫区人，批判疫病的爆发是源于疫区人“贪饮食起居之不慎”，用地图炮打出了巨大的优越感。

面对恐慌造成的非理性，防疫处只能努力科普辟谣。防疫处每日刊印数千份报纸介绍鼠疫的传播和死亡情况，并和其他防疫、卫生部门交换资料文献，医生们有机会就出门公开演讲，解答大众的疑惑，争取让民众正视疫情，避免恐慌。

随着防疫工作的开展，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可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是，有72名医务人员牺牲，9300名各国病患去世。但对比十年前6万人死亡，这一成绩已经是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硬件设施还未置办完善、缺乏医务人员、民众不信任医疗机构、防疫经验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可这个代价仍然过于惨重。

即使在一百年前的东北，这个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初步建立的近代防疫制度都可以有效扼制世间传播性最强、致死率极高的疾病。这一百年来，不论医疗条件，医生数量与质量或者主管部门的执行能力，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当代人来说，出现疫情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每个人能采取的最好行动。

而在所有情绪中，恐慌是最不必要的。它会麻痹理智，分化人群，甚至耽误患者的最佳救治时间。面对汹涌的恐慌情绪，最受伤的恐怕还是被歧视的疫区民众和因为恐惧妨碍防疫工作害人害己的恐慌者自己。

参考文献：

梁坤莲 东北鼠疫与民众反应(1920-1921)

马学博 东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1920~1921)述论

郑宇 东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1920~1921)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