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被禁止拥抱的新婚夫妇

本文选自《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关于一对新婚夫妇面对死亡时的坚持和选择。

孤独的人类之声

口述｜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牺牲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之妻

采访｜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死亡还是说爱情？或者说这是一码事……应该说什么呢？

……我们结婚时间不长。逛街的时候还牵手呢，甚至逛商店也是。到哪儿都成双入对。我对他说：“我爱你。”但我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无法想象……我们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住在二层。那里还住着三个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一个厨房。一层停放着消防车，红色的消防车。这是他的工作。我对他了如指掌：他在哪里，他情况如何。我半夜听到嘈杂声，喊叫声。我隔窗张望。

他看见了我：“把小窗关上，躺下睡觉。电站失火。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没有看见爆炸，只看见火焰。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整个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烟。可怕的火灾。而他始终不见踪迹。冒黑烟是因为沥青被点燃了，电站顶层铺了沥青。后来他回忆说，就像走在焦油上。人们在扑火，他们却蹒跚而行，用脚将滚烫的石墨踢开……他们去的时候，没有穿帆布防护服，只穿了一件衬衫，就这样走了。没人提醒他们，他们是奉命奔赴普通火情的…… 

七点钟……七点钟我被告知，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跑过去，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团团围住，一个人都不让进去。只有救护车驶入。民警们高喊：“别靠近救护车，辐射爆表了！”不只我一个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她在这家医院上班。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说，“那我们快去。只能十五到二十分钟。”很多医生、护士，特别是这家医院的卫生员，过了一段时间便患病、死亡。但当时没人知道内情…… 

上午十点，摄影师希申诺克死了。他是第一个死者……就在第一天……我们得知，废墟下面还有第二个死者——瓦列拉·霍捷姆丘克。他没有被挖出来，被混凝土埋在了里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者……

不知为什么，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谁也没提辐射的事。城里停满军车，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是士兵。火车全部停运。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我担心，明天怎么去村里给他买新鲜牛奶？没人提辐射的事。所有的军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市民还在从商店里购买面包、敞口的袋装糖，馅饼就放在托盘里……就像平常一样。只是……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

晚上，医院不让进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户对面，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我是那么绝望！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妻子们聚集起来，她们想：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你们无权阻止！她们推搡着，撕扯着。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将我们推开。那时，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公交车已经停驶，于是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我们被蒙骗了。他们不希望我们在那里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边是大客车，数百辆大客车（已经准备疏散城市），另一边是数百辆消防车。到处在赶人。整条大街满是白色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前行……我们骂街，哭泣。

广播里说：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请你们随身携带保暖衣物和运动套装，你们将住在树林里。住在帐篷中。人们甚至很开心——我们要走进大自然了！我们要在那里迎接一个非比寻常的五一节。人们为此准备了烤肉串，买了葡萄酒，还随身带上了吉他、录音机。五月里那些可爱的节日啊！只有那些丈夫受伤的女人在哭泣。

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于是就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拿着存折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钱。

我不记得那些路了……路从记忆中消失了……我们问第一位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我甚至很吃惊，因为他们一直吓唬我们：那是国家机密，绝密。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

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办公室。那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知道应该见到他，找到他。

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有孩子吗？”

我怎么能承认呢？！我已经知道不能说怀孕的事，那样就不能见他了！幸好我瘦小，谁也没发现。

“有。”我说。

“几个？”

我想，应该说两个。若说一个，还是会不让进。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既然有两个了，看来也不用再生了。现在听着，中枢神经系统完全损坏，头骨完全损坏……”

“那好吧，”我想，“他会变得比较神经质。”

“现在听着：你要是哭，我立刻轰你走。不许拥抱和亲吻，也不许走近。我给你半小时。”

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从这儿离开。即便离开，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我暗自发誓。 

我走进去时……他们正坐在床上，玩牌说笑。

“瓦夏！”他们对他喊道。

“哎呀，弟兄们，我完蛋啦！在这儿她也能找到我！”

他身上穿的是四十八号病号服，看起来很可笑，袖子短，裤腿也短。他该穿五十二号才是。然而肿胀已经从脸上消失……他们都在输着什么药物……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我问。 

他想抱我。

“坐下，坐下，”医生不让他走近我，“这里不让拥抱。”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所有人都跑到这个病房来了，从别的病房跑过来。他们都是我们那儿的人，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他们二十八个人是用飞机送来的。他们问我：那边怎么样？我们的城市怎么样？我说，开始疏散了，全城撤离三五天。大家沉默了……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哪怕只有一分钟。大伙儿感觉到了，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他躲闪着说：“别挨着我坐。拿把椅子。”

“得了，这都是瞎说呢，”我挥了挥手，“你看见哪儿发生爆炸了？那里怎么回事？你们可是第一批到的……”

“很可能是一起破坏事件，有人故意破坏。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意见。”

第二天，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进了单人病房，每人一间。他们被严禁去走廊，严禁交流。他们靠敲墙彼此联系：嗒嗒，嗒嗒……嗒……医生说，每个人的体质对辐射剂量反应不同，某个人所能承受的，另一个人可能就不行。他们所住的地方，连墙都被“测量”过。在他们左右和上下楼层中的所有人都搬走了，一个病人都不剩……

他开始变了——我每天都看见不同的他……烧灼的伤口开始显露……嘴里、舌头上和面颊上，开始出现小块溃疡，之后它们逐渐蔓延。粘液层层结痂，白色的痂皮。他的面色……体色，逐渐变得乌青……紫红……灰褐……但这是我的瓦夏，我那么珍爱的瓦夏！这无法描述！无法记录！那真是生不如死……幸好一切转瞬即逝，没空想，也没空哭。 

我爱他！我不知道有多爱他！我们新婚不久，彼此还没爱够……我们走在街上，他会拉着我的手转圈，还吻啊吻的。路人走过，都在对我们笑。

这是一家强辐射病医院。十四天……人在十四天内就死去了……

来医院的第一天，测量人员就对我进行检测。衣服、书包、钱包和皮鞋，所有物件都在“燃烧”。他们立即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甚至内衣。没动的东西只有钱。 

五月九日……他常跟我说：“你不能想象，莫斯科有多美！特别是胜利日放烟火的时候。我想让你看到。”我在病房他身旁坐下，他睁开眼睛：“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晚上九点。”

“开窗！快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这里是八楼，全城都在我们面前！一束烟火腾空而起。

“瞧啊！我答应你看莫斯科！我还答应，一辈子过节都给你买花……”

我回头一看——他从枕头底下取出三支康乃馨。“我给了护士钱——她给买的。”

我奔过去，亲吻他：“我的唯一！我的爱！”

他埋怨道：“医生是怎么要求你的？你不能拥抱我！不能亲吻！”

我不能拥抱他，抚摸他。但是我……我搀扶他起来，让他坐在病床上。我重铺了床单，放好体温计，为他放好便器……清洗好……彻夜陪伴在一旁。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

还好不是在病房，是在走廊……我头晕，我抓住了窗台……有位医生路过，他抓住了我胳膊，突然发问：“您怀孕了吗？” 

“没有，没有！”我吓坏了，生怕别人听见。

“别骗人啊。”医生叹了口气。 

我一时害怕，也没来得及嘱咐他什么。

第二天我被叫去见科主任：“你为什么骗我？”她厉声问道。

“没办法。我说了实情——就得轰我回家。这是个善意的谎言！”

“瞧您干的好事！！”

“可是我和他……”

“你真是我的小可爱！我可爱的人儿……”

今生今世我都要感激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今生今世！

美国教授，盖尔博士……是他做的骨髓移植手术……他安慰我说：希望是有的，很小，但有。他们的机体还那么强健，年轻人还那么有力量！他所有的亲属都得到了通知。两个姐姐从白俄罗斯来了，弟弟从列宁格勒来——他在那里当兵。小妹娜塔莎，她才十四岁，哭得厉害，也感到恐惧。但是她的骨髓比所有人都适合……（沉默不语）我可以讲这个故事了……以前不行。我沉默了十年。十年……（不语）

当他得知骨髓取自小妹妹身上的时候，断然拒绝：“我还是死了吧。别动她，她还小呢。”大姐柳达当年二十八岁，她自己也是护士，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她说。我目睹了手术的过程。他们并排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室有扇大窗户。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手术结束后，柳达比他的感觉还差，她的胸前穿了十八个孔，她艰难地从麻醉中苏醒。到现在她体弱多病，成了残废……

她曾是一个美丽和健壮的姑娘啊，她一直没嫁人……我那时在两个病房间跑来跑去，一会儿在他那里，一会儿在她那里。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那里严禁入内。那里有特殊仪器设备，不用进入透明薄膜里便可打针，插管子……那里是封闭起来的，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他的情况更糟了，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一直在喊我：“柳霞，你在哪儿？柳霞！”叫啊叫……在其他小伙子住的气压舱，值班的都是士兵，因为编内员工拒绝上班，他们要防护服。倒便器，擦地板，换床单，都是士兵们在做。哪来的士兵呢？我没问……可是他……他……我每天都听说：死了，死了……季舒拉死了，季坚诺克死了，就像当头一棒……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给他做所有事。只要我体力允许，我就二十四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双手捂住脸，沉默）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的小桌上有个橙子……大个的，不是金黄色的，而是玫瑰色。他对我笑：“人家送我的，你拿去吧。”护士隔着透明薄膜冲我摆手：这个橙子不能吃。它在他身边放过一段时间，不仅不能吃，触碰都有危险。“来，你吃，”他恳求说，“你不是爱吃橙子吗？”我把橙子拿在手里。而他此刻闭上眼睛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

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

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夜晚。万籁俱寂。只有我们俩。他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突然说：“真想见到我们的孩子。他长什么样呢？”

“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这就要你自己想了……”

“为什么是我自己？要我俩一起想。”

“这样，要是生男孩，就叫瓦夏，要是女孩——娜塔什卡。”

“还叫瓦夏？我已经有一个瓦夏。就是你！我不要第二个。”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个瞎子！我连心脏下面的胎动都感觉不到……尽管已经六个月了……我想，我的小宝宝，她在我身体里面就会很安全。我的小宝宝……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八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十五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三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个招待所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就是个袋子……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我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骨头松松垮垮，晃晃荡荡的，身体组织已经与它分离。肺的碎块，肝的碎块从嘴里涌出来……他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我手缠绷带伸进他嘴里，把东西抠出来……这没法儿说！也没法儿写！甚至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他任何号码的鞋都穿不上……光着脚入殓……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进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头巾……特别委员会接见了我们。他们跟所有人讲的都是那套话：我们不能将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的遗体交给你们，他们受到超量的辐射，会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他们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水泥板下面。你们应该签署这个文件，需要你们同意。如果有人抗议，想把棺椁运回家乡，他们就对他说，他们是英雄，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人……属于国家。我们坐上灵车……都是亲属和一些军人。上校带着无线对讲机……对讲机里说：“请等待我们的命令！请待命！”我们沿着环路，在莫斯科转悠了两三个小时。又转回莫斯科……对讲机说：“不要前往墓地。一群外国记者正突袭墓地。再等等。”我情绪激动起来：“干吗要藏我丈夫？他是谁呀？凶手？罪犯？刑事犯？我们在安葬谁？”上校报告说：“请允许我们前往墓地。妻子已经歇斯底里了。”士兵们在墓地将我们包围起来。所有的亲戚……谁都不能去做最后的告别……瞬间便填土了。连拥抱棺椁都不让。

我们很快就买好、取到了回程票……是第二天的……有个身穿便服军人举止的人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甚至不让我们外出买路上吃的食物。他要求我们千万别跟人传闲话，尤其是我。好像我那时候已经可以传闲话似的，实际上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走了以后，女值班员清点了所有毛巾，所有床单，立即将它们塞进了塑料袋里……可能，已经烧了……我们自己付了招待所房费。付了十四昼夜的……

辐射医院——十四昼夜……十四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回到家便睡了。我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谁也叫不醒我……后来救护车到了。“没事，”医生说，“她没死，她会醒的。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噩梦。”

我那时二十三岁……

我比预产期提前了两周生产……他们给我看……女孩儿……“娜塔申卡，”我喊她，“爸爸给你起的娜塔申卡。”看上去是个健康的婴儿。小胳膊，小腿儿……可她有肝硬化……肝上有二十八伦琴辐射……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我被告知，女孩死了。又是那一套……我们不会把她交给您！你们怎么能不给我呢？！我不会把她交给你们！你们又想把她拿去做科学实验，我恨死你们的科学了。我恨！科学先从我手里夺走了他，现在又想……我不给！我自己安葬了她。在他身边……（她转而低语）

我跟您讲的都不应该讲……我中风后不能喊叫，不能哭泣。可是我想……我想让人知道……还没有人认识她。我还没有把我的小女儿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女儿……那时他们给我送来一只小木盒：“她在那里面。”我看了一眼：她被襁褓包着，好像睡在里面。我哭了：“把她安葬在他的脚下。请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娜塔申卡。” 

在那里，墓碑上没写娜塔莎·伊格纳坚科……那里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什么都没有……只有灵魂……我将她的灵魂安葬在那里……

我去看他的时候总是捧着两束花：一束给他，第二束给她放在角落里。我在墓旁跪着，总是跪着……（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闺女救了我，她将所有辐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她还是那么弱小，是个小不点儿。（喘不上气来）她保全了我。可是我爱他们两个人……难道……难道可以用爱杀人吗？多么浓烈的爱啊！爱与死，为什么近在咫尺？它们常在一起。谁来解释？谁来说明？我在墓旁跪着爬……（长时间沉默） 

我在糖果厂上班。我一边做蛋糕，一边泪流不止。我不哭，只是流泪。有一次我对姑娘们说：“请别怜悯我。你们要是怜悯，我就走。”用不着怜悯我……我曾经是幸福的……

我就这样活着……同时活在现实和非现实的两个世界。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更好……（起身，走到窗边）我这样的人很多，整条街都是，它被称作切尔诺贝利大街。这些人在电站工作了一辈子，很多人至今还去那里值班，现在电站实行值班制。谁也不住在那儿了，以后也不会了。他们所有人都得了重病，落下残疾，但没有放弃工作，想都不敢想。他们没有除了反应堆之外的生活——反应堆就是他们的生活。今天在其他地方，还有谁，还有什么单位需要他们呢？死亡经常发生。死亡就在刹那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便再也没有醒来。去给护士送花，心脏就不跳了。站在公共汽车站……他们正在死去，却没人真正过问。问我们经历过什么……看见过什么……人们不想倾听死亡，不想倾听恐怖……

但是我给您讲述了爱情……我是怎么爱的……

*以上内容节选自《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配图来源于HBO《切尔诺贝利》剧集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