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对新冠肺炎的几点建议

平时工作比较忙，从未发过帖，只是在碎片时间里偶尔回复一下。这次假期略有空闲，将关于新冠肺炎的一些思考整理成文，希望愚者千虑，能有一得。我不是医学专业人员，涉及到医学的部分可能是错的，或者不具备可行性，欢迎大家指正。觉得非常荒谬的，一笑而过就是了

1、  物资储备

就我所知，国家目前建有基本的医疗物资储备仓库，但就目前的实际效果来看，恐怕是不太理想。原因很简单，储备不足。特别是春节这个特定的时间窗口，一方面产能下降很多，一方面又恰逢冬春季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供给少而需求多，自然就导致了严重的供不应求，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只按正常情况储备，自然就会出问题。建议国家级储备库吸取教训，每年在两节前夕提前大手笔采购医用外科口罩和适量的高等级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用设备，省一级也应该根据自己的人口数量、财力等因素建立规模小一些的储备库。等到质保接近到期，再将这类物资平价释放到市场上或者捐赠到海外。各重点医院也应该储备足够的防护服、护目镜这类专业设备以备不时之需。所需要的资金和可能产生的亏损，可以列入国家和省级专项预算。考虑到上一次爆发的非典距离现在有17年，姑且假设每15-20年爆发一次高危级别的新型病毒（冠状病毒、禽流感等），每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停工、停学、停市、封城、人员伤亡）就高达千亿量级——显然，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城市人口的逐年增加，这个损失还会不断加大，这还没有考虑到同样巨量的间接损失（民众的信心、对政府的信任度、国际声誉等）。这个数字平摊到15年，每年就是百亿级以上的损失。提前储备物资由于采购量巨大，单价可以很低，完全可能平进平出。即便有亏损，也远不可能到百亿这个量级，无论如何是划算的。以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水平，既有能力，也有必要列支这笔预算。

另外，由于现代交通的高度发达，稍有不慎，病毒就会蔓延到整个中国，考虑到我国的人口基数，储备库里再多的物资也会在短时间内消耗一空，一般来说，这个消耗速度肯定是快于疫情被消灭的速度的。因此，建议国家将所有具有相关生产能力的企业登记在册（要注意的是，不光是相关企业本身，为这些企业生产上游原材料的企业的产能也需要考虑进来，据说这次疫情就出现了口罩生产商及时复工，但很快原料就用光了的情况），协调管理，确保在两节期间仍有足够的实际产能；同时，各省可以考虑适当建立小而全的生产机制，这次的教训之一就是越是疫区越容易被封锁，外面的物资生产、远距离调运都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力，而疫情爆发时最缺的就是时间。如果每个省都有一两家大型企业，能够就近指挥，就近掌握，也许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从军民融合的角度看，军工企业所生产的防化设备在技术上应该能满足医用级别的要求，只是不知道设备的转换能否迅速实现。如果能，那就真是个完美的后备力量。这一点我完全外行，只是这么一说，很可能并不可行。

顺便多解释一句，为什么说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让市场自行调节，让价格机制自行发挥作用是不可行的。古典经济学及其各个衍生学派的拥趸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用经济学解释现实问题时，会有意无意地无视其成立的隐含假设或者前提。（就像牛顿力学需要低速、物质尺度既不过于宏观也不过于微观才能成立，而日常的绝大多数情形又都是如此，大家就很容易忽略掉在解答问题之前需要验证一下是否满足这个大前提，万一碰到了高速、星际级或量子级等环境，错误就会非常离谱。）导致古典经济学失效的隐含假设其实有很多个，比如理性人假设，比如宏观是微观的简单加总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其不符合实情的假设是，古典经济学会默认将市场交易的时限定为长期。由于时间是Long Term，那么其推论就是无论什么行业，产能都是无限的，因为在中长期，只要价格足够高，自然就会调动足够多的社会资源进入紧缺行业，恢复供需平衡。满足了这个假设，此推理就是成立的。问题是，如今在欧美名声很臭的凯恩斯当年反驳古典派的那句名言，放在这个事情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高价固然会产生新的生产商，但是现在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刚刚诞生的5、600年前，那会儿生产水平低，附带的好处是进入门槛也低。家里随便找个房间，随便一个人培训几天甚至几小时，也许就能成为一个新的生产者。而如今的机器化大生产，新产生符合资质的生产者所需要的时间是不能够被近似视为0的。就拿看上去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普通口罩来说，也一样需要新的选址，建立新的无尘厂房，筹集原材料（这其实就意味着上游行业的供需平衡也被打破，大概率也需要有新的生产商，才能匹配新的需求，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建立销售渠道，培训新的技术工人，申请相关资质。这不是作坊时代，路边野作坊做出来的口罩，快是快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敢戴吗？正规生产企业建立起来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如果在疫区，等得了这么长时间吗？综上，新产能的出现远水不解近渴，短期内一定会出现供不应求。如果不进行价格管制，这类需求弹性极低的物资就会把价格涨到天上去。到时候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是愿意高价买单，还是愿意献爱心，把口罩让给更需要的人？

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进入一个行业，需要考虑这个行业的需求是昙花一现的，还是持续存在的。口罩现在脱销，显然只是一时的。疫情一旦过去，需求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恐怕没有理性的企业会因为短期的口罩价格上涨而选择进入这个平时的微利行业，换句话说，再高的价格也不会吸引多少新生产者。一个很好的反例就是共享单车，凡是前两年积极响应共享单车的订单，盲目扩大产能的企业，现在都是一地鸡毛，其处境不比共享单车企业本身好多少，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也是以十亿计算的。真正合理的做法，还是政府介入，管控、调度行业上下游，共享供需信息，在保证合理利润的前提下（价格不是不能涨，我相信这个时点价格上涨一些，就跟春节菜价上涨一样，是群众绝对能理解，也能接受的，只不过一定要合理，不能借机发国难财），让企业发挥产能，让市场趋向平衡。

其实关于储备问题，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设想。假如世卫组织是一个有足够权威和协调能力的机构，那就可以由其站在全球高度统一指挥协调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调运。这就能从根本上缓解平时产能和战时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解决某一个国家的疫情导致的当地物资紧缺问题，毕竟我们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病毒再强，也只会从某一个局部开始，不可能全球同步肆虐。当然了，这个假设根本也不成立。世卫组织虽然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样只是美国的一个统治工具，但也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去协调，这只是一个空想而已。

2、  医疗诊断

本次疫情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有人称之为医疗挤兑，我觉得相当形象。任何城市的医疗资源都是针对平常情况设计的，遇到疫情爆发，就会出现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越是资源不足，越容易引发恐慌，加剧紧张。特别是疫情公开之后，很多患者其实只是普通感冒或者流感，但是也要到医院进行确诊，这既使得医护人员不堪重负，也容易导致大量的交叉感染，反而加大了疫情传播的可能性。最为严重的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医疗资源和真正需要的人之间出现了严重错配。大量的资源被消耗在普通患者身上，而真正的重病患者病情却被耽误了。我们当然不能说普通患者就不该被救治，只是这个节骨眼上，这样的资源错配对所有方面（医护人员、重症患者、轻症患者、普通感冒患者）都是极为不利的，实在是让人非常痛惜。

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病毒的诊断试剂盒迟迟无法达到充足可用的状态。这里边有可以理解的一面，由于诊断措施天然的要落后于新病毒的出现，肯定需要时间才能将其研发并生产出来，这是客观规律，下一次疫情也必然只能如此。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我们也不是无计可施。现在大量的患者卡在了确诊环节上，没法确诊就没法入院治疗，既耽误了病情又容易扩大传播。我的建议是，能否逆向思维一下？能否针对已有的普通感冒、流感开发出快速诊断盒，作为标配发放到社区卫生站、一级二级医院、农村卫生所等中小诊疗机构，对工作人员进行操作培训，在保证其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真正可行的分诊分流？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冒着交叉感染的风险去三甲医院排队十小时甚至更长，如果在家门口就能确诊自己只是普通感冒，岂不是数全其美？而且，更关键的是，这种办法在下一次疫情爆发的时候仍然是有效的。

另外，是否能够在国家层面仿效地震救援队、海上救捞局那样，建立国家级的医疗应急救援队？如果考虑到中等威胁级别的禽流感、鼠疫等，其实传染病疫情比我们印象中要密集得多。现实一再教育我们，如果能在疫情爆发初期，就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其扑灭，这是最为节省成本的。如果爆发了再等各省支援，一来各省自己也可能自顾不暇，二来所需要的资源就会成十倍百倍的增长，是非常不划算的。这个医疗救援队，可以由解放军主导，也可以考虑由应急管理部和卫健委双重领导。平时演习为主，一旦有了新的疑似传染病或者鼠疫等已知传染病，就第一时间到疫区增援，将病毒扼杀在摇篮里。

3、  传染病专用医院

非典时期的小汤山医院，武汉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都是疫情爆发之后临时决定建立的。我的疑问是，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权宜之计变成常规操作？要知道，虽然中国是基建狂魔，虽然我们也自豪于小汤山医院七天时间从无到有，据说武汉的两家新医院只要五天就能建成，但是，如前面所强调的，疫情爆发时期，节约每一小时可能都意味着感染者的降低和死亡人数的减少。既然从中长期来看，类似的疫情总是会爆发，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做好准备呢？建立这样一个医院，就可以节省灾难来临时的宝贵时间，甚至可以改变既有的传染病处理流程，在发生高致病性传染病（无论新旧）时，就第一时间将患者转移到这里，进行彻底的隔离观察，这也可以从源头上就更好的控制疫情爆发。

建议各省根据自己的人口、地理条件，选择大中城市的结合部普遍建立一个甚至数个传染病医院。其位置应该交通方便，又远离城市中心区。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医院的选址条件有点像机场。周边既要足够空旷，以策安全；又要便于通达各个主要城区。单就基建成本来说，相信各个省财力上都足以支持，建成以后，可以备而不用，只要有若干维护人员负责看守、清扫等，运行成本也就不会太高。

4、  充分演习

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政府、学校、写字楼组织各种演习，有地震（也许南方还有台风和抗洪？）、火灾、恐怖袭击等，小学生们更是能把注意事项倒背如流（可能是因为很多知识要考试），我觉得类似的演习有必要把传染病防治也加入进来。这次武汉的疫情爆发后，可以看出医院疲于奔命，民众面对海量信息也是不知所措。好一点的每天眼巴巴盼着钟南山出来讲话，等而下之的就开始在各种微信群里造谣传谣了。要知道，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非常类似的非典了。虽说时间过去了十七年，已经是整整一代人，但是大家竟然把那样惨痛的事件忘得如此彻底，也实在是说不过去。地震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后果就极为惨重；火灾单次的后果远不能和地震相比，但发生频率比地震高得多，也是城市的主要灾害，进行演习也是理所当然；传染病出现频率和危害都介于两者之间，如果综合考虑造成后果的数学期望值，感觉上和地震、火灾等应该相差不大，完全有必要也进行广泛的演习，以便让民众掌握基本的预防、应急处理等手段和流程。事前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认识，真到了实战就不至于两眼发黑，满头发懵了。这次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我看到街上的人戴口罩的方式有很多都是错的，包括我在内，最开始也不知道到底哪些口罩可以预防呼吸道传染，而这些都是通过演习可以解决的。

事实上，这种演习不应该局限在学校和写字楼。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政府的应对措施显然有很多值得改进之处，感觉就像是完全没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该有的预案一样，几乎前期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到被动、混乱和心存侥幸，实在是说不过去。各级政府应该充分吸取教训，针对类似的疫情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完善的措施，以便今后参照执行。目前根据实践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总结的地方非常多，相信当地政府是最了解实情的，等到疫情结束，工作恢复平时轨道，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次的惨痛教训，搞出一套新的实施办法来。如此沉重的代价，可再一（非典）再二（新冠），绝不可再三再四了。

至于医院方面，我向一线的医护人员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的同时，也不得不说，医院的应对也是非常生疏和大意的。比如很多救命物资没有考虑到疫情爆发的大量需求，最后只能让最宝贵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比如基本防护措施还需要现场教授（因为需要临时征调很多其他科室的医生，这些医生平时对传染病防治的流程并不熟悉，只能现教现学）；比如有些医生在初期警惕性不够，面对患者的防护措施没有跟上导致感染；比如无力应对比平时还要紧张的医患关系等等。这些都值得医院的管理层乃至各级卫健委重视起来，同样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方案。希望我们的白衣天使们都能够首先保护好自己，不做无谓的牺牲。如果能够建立并长期保有前面提到的专业传染病防治医院，那么就可以让相关各方都到这个医院来轮流进行演习，可以是小规模的、单行业的局部演习，也可以是全社会、全要素的全面演习，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国家级和省级储备物资，如果到了接近质保期，需要轮换的时候，放到这里供演习使用也是个不错的去处，正好这些物资的外形都是正确无误的，完全可以满足演习需要，至于是否过期，反正也是演习，不必担心失效。这种实地演习的效果，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到了关键时刻，就意味着能挽回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5、  舆论管控

毫无疑问，这次疫情又一次暴露出了舆论管控能力的不足。一方面是前期信息公开不够、不及时，导致了谣言趁虚而入，满天飞舞；另一方面，即使是后期政府开始充分披露信息，也没能阻止各种居心叵测的人出来吃人血馒头，这在信息泛滥、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政府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是信息公开。毕竟有了这次的惨痛教训，我相信今后的地方政府在面对类似事件时，即使想隐瞒，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乌纱帽。但是，对于基层舆情的引导和管控，是一个格外要求执政能力的问题。这一点，恰恰也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命门。比如这次武汉公安局在去年年底处罚8名所谓造谣传谣者的事件，就非常值得商榷。这件事我本来想的也不够透彻，不过今天看到了最高法给出的一个法律意见，顿时就有豁然开朗之感。建议各地公检法系统好好学习一下，不要机械的对所有和官方口径不完全一致的声音都采用相同的处理手段，这种方式显然是落伍的，也容易出现更大的衍生问题。说的严重一点，这是抱薪救火，对政府的公信力伤害很大，非常不可取。

这次给政府的教训，我想莫过于“外松内紧”四个字的完全过时和不再可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行政系统的保密意识极强，领导说了保密，就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在家里看个参考消息都得锁到抽屉里，同时信息传播手段又极为落后，两者共同作用下，自然就能说传达到县团级，乡镇以下就绝对不知道。这个时候想外松内紧，当然可行。但是现如今，除了少数军事、航天这种高等级涉密单位，即便是政府机构，只怕也没法把信息完全控制在某个行政级别内。无处不在的自媒体，光速的传播速度，会让绝大多数的所谓秘密，瞬间就传遍大街小巷。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执政者如果还想着什么控制信息，外松内紧，就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舆论阵地，放任谣言去占领，最终必然把自己搞得极为被动。当然，凡事也有积极的一面，如今的民众由于国力增强，物质极大丰富，教育水平远胜以往，比我们的祖辈明显更加自信包容。只要政府充分披露信息，充分解释风险、困难和相应的应对措施，未必就一定会引发民众的恐慌。太祖一再说，要相信群众，习大大也一再说，要依靠群众。官员们不能事到临头却总是怀疑和不信任群众。这是无助于缓解危机的，只能成为扩大危机的根源。

这次武汉封城的实践其实也是个很好的样板，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武汉乃至湖北人民是过硬的，是能够体谅政府的难处，能够顾全大局的。他们明白疫情的严重，明白政府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封城选择，叫苦发牢骚者固然有之、谩骂者固然也有之、趁乱出逃者也有之，但这毕竟是少数，即使政府在公布封城的消息和实际开始封城之间留下了八个小时的巨大空隙，出走的市民也是少数。我们可以注意到，至今武汉也没有断网。封城后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民众的积极向上，苦中作乐；还是患者及家属的无奈和痛苦，都能传递到网上。而从中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恐慌，在度过最初的慌乱之后，近年来受到重视的基层治理开始慢慢发挥功效，城市里的网格员，乡村的本地干部和驻村干部都开始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民众的紧张心态正在好转。想一想1980年代的上海甲肝疫情全城疯抢各种物资，再想一想2003年的非典全国抢购食盐和板蓝根这些其实毫无用处的物品，这些现象如今都没有发生。除了物资丰富带来的信心之外，我们也必须由衷的感叹一句，时代在进步，创造了时代的人民也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希望官员们能真正理解并发自内心的执行太祖和习大大的指示，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落到实处，不要叶公好龙。

6、  尽快修法

前几天，几个部委出台了野生动物交易禁令，刚要叫好却赫然发现这个禁令是临时性的。我不知道其出于何种考虑，是顾及到相关从业人员的就业？是想照顾民众的风俗？是有上位法的限制？是考虑到执法难度太大，成本太高？我不是法律业内人士，无从评价这些因素是否合理。我以一个百姓的角度来看，即使这些因素都成立，综合考虑之下，仍然应该把这个禁令长期化。两次重大疫情说明，从蝙蝠出发，以某个野生或者家养的动物为中间宿主，通过捕捉、运输、食用传播到人体的这个链条，是长期存在的，如果不加以阻断，将来也一定会反复出现。这个代价之大，无论是什么因素都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上位法有限制，那就请全国人大立刻修法，或请最高法立刻做出司法解释；如果是顾忌从业人员或者民俗，想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补贴的形式，实现了退耕还草、退耕还林、退沙还林、长江休渔、少数民族休猎等等，哪一件不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人的生计，最后不是也都圆满解决了？如果是照顾民俗，那么这种愚昧落后的民俗实在是毫无照顾的必要，恰恰是这样一个大灾，给了政府最好的机会来教育和引导人民移风易俗；如果是考虑到野生动物交易的隐蔽性导致执法难度和成本太高，那么我认为，完全可以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威慑程度，吓阻潜在的犯罪行为。

希望立法者听到人民的呼声，慎重考虑，并尽快三读通过，给人民充分的法律保障。

7、  医学科普教育

以上这些，其实都是短期措施，甚至有些治标不治本。真正的治本在于教育，也只有教育。同样的，所有措施当中，见效最慢但是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的也只有教育。回想自己小时候，生物课只是一些枯燥的知识点和标本，与实践相结合的近乎为零。如今的孩子们却有了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健康常识要学习，这就是巨大的进步。我们要做的，是利用这次机会，利用全社会高度重视的契机，进一步的改进课本和课外读物，让孩子们在记忆效果最佳的时候学到如何正确应对疫情。如果他们在学龄阶段都能学到防疫的知识，也能通过演习得到实际锻炼，那将是他们一项新的宝贵的生存技能。也许有人会觉得缓不济急，其实不然，想一想下次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些被中国考试体系锤炼出来的孩子届时刚好是20-40岁上下的社会中坚，他们除了能背诵唐诗宋词、三角函数之外，还能对如何防疫胸有成竹，他们从小就知道要远离野生动物，既不要摸更不要吃，流感高发季和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正确的口罩，平时要勤洗手，疫情期间编造和转发谣言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等等等等，是不是一下子就会让人感觉前途很光明？孩子是最容易被引导和教育的，从现在开始把他们教育好，是我们送给他们最负责的礼物

更进一步说，该教育的也远不止这些。我们需要让孩子们知道，医学虽然在不断进步，但是人力终有极限，很多疾病是我们暂时无法治愈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医生并非万能，伤害医生非但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反而只会伤害到全社会，最终伤害我们自己。

呼吁更多的医生和医学家们投身医学科普事业，虽然近年来这方面的自媒体和书籍多了不少，但还远远不够，你们越活跃，谣言才会越没有市场，民众只有具备了健全的心智，才算是真正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同时，国家应该对这一类人、机构进行政策优惠和引导，让他们能够全面占领医学领域的舆论阵地。非典的时候我们依靠钟南山为首的团队，今天，我们还能依靠钟院士，这固然是我们的幸运，但我衷心的希望，万一再有下一次疫情，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年轻医学家接过钟院士的枪。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其实这几千字就是为了一个目的，灾难已经发生，唯物主义者应该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促成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的转化。须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最后，向医务工作者，向奋战在一线的所有人，向武汉人民、湖北人民致敬！英雄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