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ARS来类推新肺炎恐有不当，谨防功利狭隘延误抗疫大局

    大疫当前，我们需要众志成城，共度时艰，彰显信心，战胜毒魔！我们也绝不能盲目乐观，盲信盲从。最近，诸多信息表明，此次新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SARS不可同日而语，有专家警示，奋战一线的科研人员与密切关注的民众倘若继续以SARS来类推新肺炎的发展趋势，恐怕会误入歧途。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人员急于在国际权威刊物抢发最新成果，却不能与国内同行及时共享信息，甚至以邻为壑，不利于当前及未来的抗疫大局。

从“SARI”之误说起

    就在前几天，一则“新型冠状病毒的名字已经确定为SARI”的消息铺天盖地传播开来，传播者们煞有介事地说，这是根据武汉防疫指挥部内部会议录音资料整理的。可以说，这则消息是典型的“半假掺真”的信息。

    假在哪里？新型冠状病毒的名字从来未被哪个部门、哪个专家或在哪个内部会议上重新命名为“SARI”。

    真在何处？SARI确实有！SARI是什么呢？SARI是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的缩写，中文意思为“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自2003年SARS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专门用于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流行疾病监控系统，5年前就开始广泛应于很多城市的卫生疾控部门。这套现代化的监控系统简称“SARI”。此次，在新肺炎疫情的初期，“SARI”系统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而SARS就不同了，它是一种被确诊的疾病的简称，是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缩写，中文意思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我们有很多人就像是抢着“烧头香”一样，在抢发各种最新消息，既不知核实，也不知如何进行核实。在新肺炎被误名为“SARI”之前，有许多貌似权威人士提供的消息称，新肺炎与SARS的基因相似度高达七八成。再看看，SARI和SARS，名称相似度好像也高达75%。依照这样的逻辑，抢发消息者显得无比心安理得。

多方信息显示新肺炎不可与SARS同比

    除了各种似是而非的疫情信息误导舆论之外，值得重视的是，此次新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SARS不可同日而语，主要表现在病毒来源、病毒毒力、病毒传播力等几个方面。

    搞清病毒来源，这首先是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能够及早战胜疫魔和日后研制出新药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最新消息称，研究人员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了巨量的冠状病毒。消息一经传开，舆论倾向性地认为，病毒溯源终于“实锤”了。甚至还有研究人员也持这样的看法，病毒来源于那个海鲜市场，控制好那个市场就等于控制住了病毒源头。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新肺炎的病毒源头应该不是那个市场。

    早前，有比较确切的研究成果显示，包括SARS在内的诸多冠状病毒寄生于蝙蝠。病毒从蝙蝠到人，经历了哪些“中间体”，从2003年直到现在，科学界也对此知之甚少，更多的是缺乏实证的推测而已。

    海鲜市场昔日扎堆的野生动物极有可能只是病毒的“中间传播者”。那个市场的野生动物来自哪里，哪里就有可能是病毒的源头。

    野生动物来自哪里呢，神农架？云贵高原？全国其他更多地方？这些野生动物从各地被抓然后经贩卖集中到武汉，这一路上接触了多少人？那些最初捕捉、屠宰和贩卖野生动物的人是否才是最早的病毒散播者？如果是，现在仅仅封了武汉一座城是否足够？

    现在已经有比较充分的事实佐证，在武汉最早发现的一批新肺炎患者中，有一些患者与那个海鲜市场没有任何的接触，也未接触过任何的野生动物。

    这就不能排除另一个线索，导致新肺炎的病毒最早可能根本不寄生在野生动物身上，就是说，病毒传播路径不是从自然界，经过野生动物作为“中间体”，然后传染到人体。也有可能是人为的病毒同时传染给野生动物和人，在这一过程中，野生动物和人之间发生交叉感染，病毒“突变”升级后又在人与人之间加剧传染。

    以上问题仅仅出于推测，未经证实。做出这些推测的也不止是我一人，有高校学者以及不少具备科学常识的热心读者都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和推测，我们只是善意提醒，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切不可麻痹大意，贪图省事，而漏过真正的病源，贻误战机，影响此次战疫最后决胜。

    有关病毒毒力的问题，公众似乎关心的就是新肺炎会不会比SARS更致命。据已有的研究显示，新肺炎病毒致死率比SARS略轻。目前，所有公开能见的宣传都是这么讲的。然而，我人为这样的宣传固然可以稳定人心，凝聚合力，但不尽科学。原因在于，我们同时宣称现有的医疗条件和防控水平比2003年有了大大提高。综合这些逻辑，新肺炎病毒致死率低于或者远远低于SARS是完全应该做到的。于是，我们就把新肺炎毒力简单理解成比SARS低，这恐怕是不妥当的。

   要知道，截至1月28日，研究人员对新肺炎病毒的基因组成还没有完全解析出来。而据最新的研究显示，新肺炎的冠状病毒是不同于SARS病毒的新病毒。感染新肺炎病毒的许多症状也与SARS相差较大，比如有患者被新肺炎病毒感染后无发烧等明显症状，潜伏期的患者也具较强的传染力。最新的发现是，感染者除呼吸道病症之外，还出现了皮疹的新症状。

   这些说明了什么？新肺炎的病毒除了让我们的呼吸系统致病以外，是不是发生“突变”直接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缺陷。

   前不久，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和上海科技大学联合研究提示，几种针对艾滋病毒的老药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有疗效，而且还有一例试用。引起艾滋病的病毒就叫“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简称HIV。北大第一医院王广发主任在武汉前线不幸被病毒感染，他在自我隔离治疗时就尝试了一种名叫“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抗艾滋病药物，取得显著缓解病情的疗效。

    再说病毒的传播力问题。记得，春节前，许多媒体引用所谓某某专家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新肺炎病毒不易感染儿童。我看了就非常生气，这样的宣传看似在安抚人心，但小看了公众的科学常识。哪有一种传染病只会传给成人而不会传给儿童的。连常见的流感，儿童和老人均属易感人群。现在证明了，各地出现不少儿童和婴幼儿的感染病例，在北京年纪最小的感染者只有9个月龄。

    在病毒传播力上，我们现在知道的仍然是十分有限。但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却胆子很大，先是以各种方式暗示“不会人传人”，后来改称“有限人传人”，再后来又称“发现部分医务人员感染病例”。

    2019年12月底，我在家吃午饭，从手机上看到一则武汉通报几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消息，我直觉地问题很严重。当时，我就对孩她妈说“SARS恐怕要卷土重来了”。孩她妈直接笑话我“小题大做，神经过敏”。面对孩她妈的讥笑，我也无力反驳，但我从此加紧做了一件事，千方百计劝阻孩子和她妈外出玩耍，取消元旦去动物园的游玩计划。三天后，侄媳妇在医院顺利产下二宝，我始终没去探望，仅通过微信给身为护士的侄媳妇留言做了解释。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媒体在弄虚作假，而是说媒体的报道一开始就没有按科学规律办事。什么叫“不明原因的肺炎”？我们的媒体在第一时间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几个极为重要的字。假设我们现在的医学已经十分发达，那么为何还出现一种肺炎是“不明原因的”。而且，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还要政府部门公开发布信息，此举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前面我已经说了，SARS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有关呼吸系统疾病的社会监控系统“SARI”，而最早的“不明原因肺炎”就是“SARI”发现的。

    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很清楚，我们的媒体自身严重缺乏科学素养，才会造成面对“不明原因肺炎”反应十分迟钝，后知后觉。记得，多年前，新华社总社参编部组织了一项有关我国科研发展状况的重大调研课题。负责编辑为了使采访调研工作能够更加深入有效开展，打算向其他采编部门和国内各分社紧急抽调一批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文字记者参与这项调研工作，结果编辑费了九牛之力仅寻到一位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摄像记者。

    一个理想的现代媒体单位起码要做到不人云亦云，因此就该具备足够的科学素养，以科学调查的精神对待一切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信息。可惜，这次疫情的爆发再次暴露了，我们的媒体还是普遍缺乏能力承担维护公众知情权的社会责任。因此，造成当前疫情险些失控，绝非全部是某地政府的过错。

    言归正传，新肺炎病毒的传播力到底怎样？最新研究表明，该病毒的传播力比原想预计的要强一些，甚至强很多。到底会不会比SARS强？有的专家说，到目前为止，研究显示还是要比SARS弱一些。请大家注意，这个结论只适合过去的情况，不代表未来的可能情况。

    实际情况是，我们对新肺炎病毒的传播力了解得还很不够。目前唯一有效防控该病毒和阻断传播的就是使用了几千年的隔离法。

    隔离多久才会安全？这个问题估计没有一个专家可以给出肯定答案。理论上是，找到病毒源头，隔绝感染患者，过了最长潜伏期，未发现新增病例，就算是安全了。但是，现在病毒源头还未找到，如果单以最长14天的潜伏期来推算说某月某日之后就算安全期，那样的结论很可能导致掉以轻心而“意外有了”。

    难题还在于，我们总不能一直靠宅在家里吃喝拉撒就真的能给“实现全面小康”做贡献吧。总要出门进厂、下地和送包裹的吧。

大疫之中的功利思想值得警惕

    谨慎乐观的看法是，我们终将能够克服所有凶险和紧迫，取得这场“战疫”的胜利，但防疫，防大疫，依然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大事业，我们始终不能轻视。不轻视，科学谨慎地对待，就无需恐慌。

    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抗疫大业面前，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现象，比如舆论空前多元化，分散了公众防疫抗疫的注意力，外部舆论炒作势力蠢蠢欲动，干扰民心的信息如幽灵般频频出现，却又让人真假难辨；比如少数销售口罩和其他生活必需物质的经营者乘机涨价，纷纷招致舆论的谴责和监管部门的处罚；再比如，有关研究人员透露，在一线有机会直接接触最新研究数据的少数研究人员似乎忙于向国际专业刊物投稿，暴露出科研的功利思想，对防疫大局不利。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最近撰文指出，前线研究人员写论文、审稿、修改论文，直到发表这些论文成果，需要占用研究者大量精力，在形势如此紧迫的防疫任务面前，忙着发表论文是否恰当，值得商榷。很多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的最新成果论文无法为国内同样所共享，需要付费才能订阅，“这意味着中国其他科学家和疾病防空部门也不能自由获取这些研究成果，展开下一步工作。”

    王立铭教授还指出，大疫当前，“中国科学家内部，不少‘跟风’‘蹭热点’式的论文扎堆出现。比如在病毒基因序列公布之后，数篇论文就迅速发表出来。它们的共同点是利用病毒序列进行了简单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就做出了各种大胆的‘猜测’，比如新冠病毒可能与SARS高度接近、可能寄生于蝙蝠体内，中间宿主可能是蛇、水貂等。”“这些猜测单就学术发表而言并无不妥，但很明显缺乏严格的数据支持，”因此造成当前防疫工作信息极度混乱，对政府和社会公众产生了一些误导。“各个研究机构和研究组能不能做到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有效共享，会不会以邻为壑独占数据，也都是我们需要提前警惕的问题”。

    我认为，王立铭教授所言极是！

我们该如何思考未来

    前面说的，防疫，防大疫，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民生大业。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需要我们的政府和民众予以充分的反思，高度的重视，用更加广阔的新视野去思考我们的未来。

    首先，我想与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哪些人在捕捉野生动物进行贩卖？这个问题，在许多乡镇或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管理者那里就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捕捉野生动物的这群人比城市的那些食客更有可能是病毒的最初携带者和强力传播者。这对于病毒溯源是不可缺失的重大线索。

    其次，人们为什么要捕捉野生动物呢？是因为，有食客的需求才有捕捉和贩卖的行当吗？还是因为，捕捉野生动物贩卖是个隐形的暴利行业？恐怕都有，但都不是全部答案。如果那些人捕捉者不捕不贩了，他们的一家生计将会如何？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道行政命令对野生动物交易行为一禁了之，但绝不可忽视这个地下行业数百万失业者们的后续生计问题。如何将这部分人及时有效地纳入到社会再就业体系，这事关“禁野”的成败，也事关长期防疫的大局。

    第三，虽然已有人在大声疾呼，乡村不能成为防疫的空白地带。但我认为，现在及未来的防疫重点始终是城市，尤其是那些人口正变得越来越密集的大城市、特大城市。2003年SARS和此次新肺炎的集中爆发地广州、武汉，都是特大城市。

    我们在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的问题上，似乎常常抱着一种好大喜功的发展态度。多数地方政府在规划城市建设时片面重视扩张建楼，而将防灾减灾等内涵工作置至一旁、高高挂起。高楼密集，人口扎堆，恰恰是现代城市安防的大忌。这对高致病的传染疫病是如此，对地震、洪水等人力不可控的自然灾害也是如此。

    今后，我们在城市发展的思路上该有一次大的变革了，不仅仅只是“房住不炒”的经济问题，而更要把城市安全设防问题作为宜居的必要前提，作为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的主要抓手！

    第四，病毒在不断“突变”进化，我们研制疫苗和药物的速度如何能够跟得上？目前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容乐观。

    我们不否认，中国科学家在查明不明原因肺炎致病病毒方面已经做出的卓有成效工作，而且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启动了病毒疫苗的制备工作。但很遗憾，特效药和疫苗都很难成为我们期待中的救星。

    以SARS为例，从2002年底大爆发到2003年夏季逐步被控制，但是SARS病毒的疫苗直到2004年春季才启动人体试验，2006年才正式完成，而那个时候，SARS隐匿无踪，大规模生产和接种疫苗的必要性根本不存在了。药物的开发更是如此，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真的开发出针对SARS的特效药物。

    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疫苗和药物的滞后问题，而在于另一些人为因素。比如SARS横行时，政府财政源源不断下拨巨额的资金用来支持各项防疫抗疫的工作顺利开展，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被投入在相关科研上。然而，任何一项科研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SARS匿迹之后，许多刚展开不久的相关基础科研项目却因资金“断奶”而被迫陷入停摆。试想，假如当年许多基础科研项目后续都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持续开展下去，想必在今天新疫情来势汹汹之际，我们可用的防抗手段会更多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的防疫工作具有长期性，对于防疫的基础性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才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绝不能再以短视和狭隘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未来的防疫大业。

   第五，在加快防灾减灾知识的社会普及，提升民众防灾减灾的素质方面，有许多缺失亟待补足。

    新肺炎爆发之初，谣言和误传一度泛滥，与此同时还存在权威部门对疫情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引起了大面积的社会恐慌和不满情绪。最近，不少网络平台纷纷推出了疫情实时更新和辟谣的双线服务，一边向公众普及防疫知识，一边向公众输送准确的信息，很快稳定了人心。这说明我们的执政党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值得点赞。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在防灾减灾工作上的许多不足，民众防灾减灾素养不高的问题。

    疫情爆发初期，年轻人对此高度敏感而防范意识比较强，但是他们在家里却不幸遇上了劝家里的长辈戴口罩的大难题；这两天，一位老者从垃圾桶捡拾被丢弃的口罩的背影照片在朋友圈内疯传，照片内涵信息极为丰富，其中老者的无知令人胆颤而心寒；还有，新近一则呼吁市民在口罩使用过后不要直接丢弃，而应进行必要的消毒或类似处理后再投入垃圾桶的信息，也在朋友圈广为流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民众防疫意识虽然正在觉醒，但仍后知后觉。

    待这场硬战之后，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群团组织需认真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将弥补工作不足、提高全民素质，作为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开展下去。

    第六，与全民防疫工作密切相关的各项物质保障供应方面，已显露出诸多的短板，一些尚未充分显露的潜在问题更加值得重视。

    民众防疫所必须的口罩，目前在市面上可谓是“一罩难求”。哪怕抗疫第一线的医院人员也存在严重缺乏防护服等各种医疗资源问题，幸好，现在国际贸易还是正常状态，这些不足的医疗资源，我们通过大量的国际采购很快可以补足。倘若下一次面临类似的大害，我们依然缺乏某些关键的资源，而国际贸易陷入非常状态，我们如何应对？

    连日来，广大民众大力举报非法奸商的各种乘机涨价行为，类似的“天价大白菜”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大白菜等生活必需物质受疫情影响，供应紧张而给不法商人乘机涨价的机会，一方面暴露了我们物质供应的短板问题，另一方面也提醒了我们，加强战时物质储备体系的建设。

    我想，这些短板和不足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容易引起重视的。然而，一些潜在重要问题一时还未显露出来，或许在下一次才会暴露出来。比如，与我们的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种子问题。现在，这几年，我身边的农民频频提起，现在我们所使用的种子都是一次性的种子，不能重复播种使用。种子的供应被商业垄断，甚至被国外的商业垄断。有人因此调侃说，真正的战争还未打响，而我们已经先没有了可发芽的种子。

    种子是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前置因素。试想，如果下一次疫情长期无法有效控制，我们不得不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一方面，人们不能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减产，供应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了充足的种子可供应生产，两项因素叠加之后，我们在困守中就要饿肚子，闹饥荒。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可能又会陷入“最危险的时候”。

    饥荒加疫病流行，这在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引发的后果极其严重。十几年前，山东大学的两位历史学家以丰富的史料研究指出，明朝的最后灭亡直接因素不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而是“旱灾-饥荒-鼠疫”三因素叠加导致的非人为灾害。

    “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思想看来依然没有过时！因此，从长期防疫、防大疫的角度出发，我们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质保障供应需要深入梳理，全面检视，尽可能发现那些尚未显露的、又极为重要的潜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