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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女性从女佣到女工的距离还有多远?

本文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18年6月15日澎湃新闻。

由于长期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我养成了每到一地必读当地报纸的习惯。在斋普尔逗留的一天早上,我在《斋普尔时报》上读到一篇整版报道,版面上通栏黑红双色大字标题是《奥地利游客回忆在乌代布尔遭受的性骚扰》。

乌代布尔是阿贾斯坦邦的一个主要城市,是拉杰普特人的古都,有举世闻名的古堡。拉杰普特人勇猛、顽强、善战,被视为印度教主要信仰之源——婆罗门教的卫士。因此,其文化当属印度文化传统中最为坚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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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题看,这位奥地利女性游客的经历不算什么新鲜事,外国游客遭受强奸和性侵的事情在印度时有发生。这位多次到过印度的奥地利妇女也是因为屡遭性骚扰而不堪忍受,才向警方举报了乌代布尔一家按摩店的男老板。

据这位妇女讲述,她去的那家按摩店的外观看上去档次不低。见她走进前厅,老板便自称是穴位按摩师,炫耀般地开始用手指点压她上肢的不同穴位,接着又突然将她紧紧抱住,强行抚摸其身体敏感部位。她随即挣脱,跑出了按摩店,并向警方报警。在警方拘留了这位老板之后,她给《斋普尔时报》写了一封公开信。

这位奥地利妇女因工作关系曾多次访印,去过不少地方。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她还是表示今后还会再访印度。但她在信中说,“印度要成为女性的安全之地,并且改变男性的女性观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印度男人的所作所为让这个国家蒙羞……在所有我所经历的事情中,我只想说一点——也许不那么动听——拉贾斯坦邦并不是适合妇女生活的地方。因为童婚、嫁妆和性骚扰的见闻,这个地方让我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印度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2007年到2016年的十年间,针对妇女的犯罪增加了83%,平均每个小时发生39起此类案件。2016年,强奸未成年少女的案件较上年激增82%,并且95%的强奸犯不是陌生人而是受害者的家人、朋友或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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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贾斯坦是印度教的核心地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印度的妇女平等问题与宗教的联系。

恰好在当天的《印度时报》上,我又读到了印度著名女演员VIDYA BALAN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她讲的是1947年时的情景,“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是从不属于妇女的,我们曾是二等公民”,她说。

1947年是印度独立之年。在这之前的近百年时间里,印度的国名前要加上一个“英属”,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工业革命”、“全民教育”、“男女平等”这些大英帝国的文明属性,却一直都是英属印度的文明缺陷。在妇女解放问题上,英国殖民者虽推出新法,试图改掉寡妇殉葬、童婚和一夫多妻等恶习,却因未能触及其宗教根基而成效有限。

行走在印度的大都市中,我常会在一些公共场所看到在街头行乞的贫穷妇女,其中有不少是老人和孩子。她们衣着肮脏,露宿街头,依偎在破烂的铺盖卷旁。我一直在想,如果尼赫鲁时代真的出现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妇女得以从宗教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她们还会是现在这副模样吗?

在英国殖民时期,尼赫鲁就说过,妇女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一国进步的重要标准。有人曾在尼赫鲁晚年时问他:“在你领导下取得的最伟大进步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实行了改善印度教妇女状况的措施。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的确给予妇女很多权利,但直到今天,印度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仍深受印度教、落后习俗的捆绑,很多地区仍存有换婚、租婚等陋习。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妇女地位依然低下,重男轻女的现象普遍存在,原因和英国殖民时期相同——三分之二的印度至今生活在封建、种姓和性别的重重等级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文化传统的面目深植于人们的心灵和社会的细胞之中。

重男轻女导致印度社会性别比例失衡,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人。即便“有幸”出生,女孩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十分压抑。调查显示,过半的印度人至今认为女人就是欠揍。而每个小时,都有一个印度女人因为带到夫家的嫁妆不足而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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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上映。很多中国观众,尤其是那些总在鼓励孩子努力学习的中国家长,对片中展现的个人奋斗精神产生了强烈共鸣。但是,这部影片给印度人讲述的却是一个妇女解放的故事。阿米尔·汗饰演的马哈维尔没有要求女儿像大多数印度女性一样,默守成规,甘做“二等公民”,而是培育她们成为现代社会的独立妇女。片子用喜剧形式鼓励印度妇女对命运的勇敢抗争:“如果你明天赢得金牌,胜利不只属于你,也属于千千万万个困在锅碗瓢盆中相夫教子的女性。”

很多人寄希望于全球化的发展会给印度妇女的解放创造更多机会,但现实的可能是,它使妇女解放的难度增加。

全球化产业链的形成,尤其是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对链条的分割占据,使起步缓慢的印度越来越难以进入这一分工体系。这限制了妇女解放。

现代制造业与妇女解放是联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内陆和边远地区妇女到广东打工,为现代工业起步作出伟大奉献。她们也在制造业的发展中有了最初的家庭积累,为改善生活和后代接受良好教育创造了条件。同时,她们参与现代工业,提升了权利意识,加入了妇女组织。这个过程被很多学者称为中国妇女的第二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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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建筑女工

中国的发展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第二次解放。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中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90%,和印度、巴西、菲律宾等国大体相同。但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70%,遥遥领先。这个70%才是中国发展速度拉开与印度等国距离的关键所在。

40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印度已经错过了一段促进妇女进入制造业的最好时机。

数据显示,近年来印度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逐步减低为全球最低之一,从2000年初的近40%,降至2011—2012年的27%。部分原因是因为年龄15至24岁女孩上学的机会增加了,延缓了就业的时间;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上文所说的针对女性的犯罪率上升,致使部分女性为了安全而退回到家庭;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印度无法在制造业为女性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

特里普提·拉赫里在《印度女佣》一书中谈及这一问题,由于无法进入制造业,大批印度妇女还是要靠做女佣谋生,她们的收入极低且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1971年在册的家佣为几十万人,现在这个数据已上升到大约300万到1000万人。其中90%为妇女和女童,她们的最高月薪(孟买)约为7000卢比,约合690元人民币。

在最需要妇女获取平等地位的时候,印度却因为无法让更多的妇女成为女工,致使她们仍被压制于最低端的服务业,处于个体的、散乱的状态,很难向一个深受传统束缚的社会发起有足够力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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