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亨廷顿，是文明的冲突吗？

今天早上看到有消息称，1月8日坠毁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郊外的乌克兰客机很可能是被伊朗地对空导弹击落，事件与美国空袭致死伊朗军方核心人物、高级将领苏莱曼尼有关。

客机上176人无人生还。想到他们的亲属正在经历的天崩地裂的伤痛，我也感到难过和心痛。这些无辜的人，是为了什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死是谁的错？

虽然二战后已经有70多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局部冲突和恐怖袭击仍然连绵不绝。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这个物种仍然在自相残杀。为什么？是文明的冲突吗？

翻出一篇旧文，《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读书笔记，写于2010年1月，距今整整十年了。我跟十年前的我很多看法已然不同，但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冲突和美国全球战略。

以下是我2010年读书笔记的全文。

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在学术界激起轩然大波，在世界各地备受争议。应对各界质疑，为深入、详尽、充分地论述“文明冲突论”，1996年底，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9.11事件后，“文明冲突论”急剧升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亨廷顿早在1993年提出的这一范式，对其深刻性和现实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尽管挑战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不得不承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本身，为后冷战时代观察和理解全球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对美国对外战略和世界格局的演变都有深远影响。

自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与冲突，似乎也不断印证着他的理论。不管是认同者或是质疑者，都难以避免地采用这一范式看世界。“文明冲突论”无疑是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其深刻性、现实性和前瞻性将由历史做出结论。

“文明冲突论”的逻辑和架构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分为五个部分，层层递进，从文明冲突根源的分析，到各文明力量对比的变化，到最后提出应对的策略，分别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文明的冲突、文明的未来。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西方文明不是普世文明，现代化也不意味着西方化。

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亨廷顿看到，随着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长，亚洲的本土文明得到自我肯定，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复兴，西方文明正在失去相对优势，走上衰落之路。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这一部分论述了后冷战时代，各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而是以文明为基础形成新的秩序，在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中确定自己的归属、划分同盟和异类。

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西方在全球推行其文化核心的人权与民主势必遭到非西方文明的反抗，尤以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威胁最大，文明断层线上的战争可能性最大。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亨廷顿站在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的立场上，为西方的未来明确指明了道路：西方尤其是美国必须牢牢守住自身文明的核心，放弃将西方文明作为普世文明推广到全世界，团结一切相同和相近文明的国家，防范非西方文明（尤指中国和伊斯兰）的威胁和挑战。他还提出，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要遵循“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和“共同性原则”。

东西方对“文明冲突论”的争议与评论

“文明冲突论”问世以来从未寂寞过，围绕它的争论此起彼伏、见仁见智。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战结束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布热津斯基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中国学者的立场多为批判，因为亨廷顿将中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慎之先生的评论：“‘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李慎之先生认为，亨廷顿的观点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这种恐惧决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恐惧会产生仇恨，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的自保方案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国际军事集团——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每个人对“文明冲突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谁都无法否认“文明冲突论”的价值，它给人们解读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差异因素的关注，也有助于为避免和缓解战争冲突探索新的途径。

我对“文明冲突论”的解读

1. 时代背景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在1993年正式提出的，彼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结束。西方世界普遍弥漫着一种胜利的喜悦，更坚信了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然而，亨廷顿此时却表现出对西方前途深深的忧虑。他看到东亚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迅速上升，穆斯林在全世界人口总数激增，而西方在各方面的绝对优势都已不在，显现衰落之势。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精英的代表，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充斥着忧虑悲观的情绪，带有无法掩饰的落寞与无奈。最终，他的书落脚在如何延缓西方的衰落，防范非西方的挑战，最大化地维护西方的利益。尽管亨廷顿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但他无法超越自身西方文明代表者的身份。

2. 文明划分的视角

亨廷顿将冷战后的世界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这种划分值得商榷。亨廷顿对于文明划分的标准并不明确，究竟是种族？语言？宗教？习俗？还是文明的国际政治含义？

亨廷顿在书中写道，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的次文明，或者被看作是与西方有紧密联系、但在它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独立文明。对于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国际政治含义（包括以拉丁美洲为一方和以北美和欧洲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说，后者是更恰当的和有用的称呼。

他认为，拉丁美洲正在变得更西方化，殖民历史在拉美的影响深入骨髓，而且拉丁美洲是天主教的世界，新教的迅速兴起更密切了与欧美的宗教联系，西方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之间的差异小于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异，所以，“要鼓励拉丁美洲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东正教文明主要指俄罗斯，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与欧美文明同根同祖。而且，亨廷顿认为俄罗斯是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社会，缺少有对外扩张和进攻倾向的年青力量。所以他并没有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潜在的重大威胁。

亨廷顿之所以说非洲文明是可能存在的文明，就是因为非洲的崛起显现出萌芽，但是前景又不明朗，不确定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能够成长为多极中的一级，所以亨廷顿并没有正式给非洲以独立文明的地位，这也是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意义出发的。

他将日本文明单独划分为一种文明，也充分表现出他有意将日本拉入西方阵营，不希望日本从文化认同角度归入东亚儒家文明。他明确提出，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为了保护西方文明，必须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对于印度文明，书中着墨较少。亨廷顿对印度并不担心，他认为“美国—巴基斯坦关系的疏远和在遏制中国上的共同利益，最终可能使印度和美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印度在南亚的力量扩张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反而于其有利。”

我们不得不佩服亨廷顿洞察的眼光。的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身认同更多的是一个欧洲国家。从人种到宗教到生活方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是欧洲以外的一个国家。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历经百年的弃亚从西之后，自上个世纪末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自身认同的调整，逐渐回归东亚。而这正是西方不愿意看到的。“日本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带着极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而背离美国向中国靠拢。”亨廷顿预见并希望竭力阻止这种势头。

最终，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锁定为西方文明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或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认为中国和伊斯兰是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胁，西方要保护自身，就必须团结其它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与中国和伊斯兰抗衡。

尽管亨廷顿专门论述了文明的性质、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然而，其“文明冲突论”的基础——文明的划分，显而易见是以文明的国际政治含义为标准的，是站在西方利益视角上划分的，这就注定了“文明冲突论”是为国际政治的现实服务的，在学术严谨性上是有缺陷的，其现实意义超过了学术意义。

正如亨廷顿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和范式”。

3. 是文明？还是利益？抑或兼而有之？

该书的核心观点就是，不同文明之间会发生冲突。文明的冲突的确可以解释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事件，比如，阿富汗的人肉炸弹、伦敦的恐怖袭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无解的领土纠纷……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新疆和西藏问题。尤其是其“断层线战争”理论，为人们观察和解决当前在世界各地仍然不断发生着的血腥暴力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可是为什么不同文明之间会发生冲突？亨廷顿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仅因为不同就会冲突吗？

亨廷顿将八大文明间和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做了归纳：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印度之间都存在严重冲突性；而伊斯兰与西方、俄罗斯、非洲、印度之间都存在严重的冲突性，只有与中国的冲突较轻。

亨廷顿判断文明间冲突严重与否的依据是什么？是文明的近似程度或亲疏程度吗？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比与西方文明更近似或更亲近吗？当然不是。

亨廷顿在书中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亨廷顿最为担心的是中国与伊斯兰携手对抗西方。他认为“共同的利益，通常是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共同敌人，导致了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合作。”

毋庸讳言，引起冲突的因素不仅有文明的不同，还有利益之争！为什么在亨廷顿看来中国是美国的重大威胁？因为中国的崛起会影响美国的全球利益。

到底是“文明”还是“利益”是冲突的根源？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正如很难说清楚人到底是利益驱动还是信仰驱动。我认为，冲突的背后既有文明冲突也有利益冲突，有些时候文明冲突的影响更大一些，有些时候利益冲突的影响更大一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共同发挥影响的，只强调其中之一是片面的。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现实利益与价值观并重的国家。美国的对外政策由二者共同决定。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是一个值得肯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范式创新，但他淡化了利益之争的重要影响，将冲突的根源简单化、模式化地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这是不全面的。

4. 文明内涵与暴力冲突的关系

亨廷顿理论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忽略了各个文明内涵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显然，亨廷顿所划分的八大文明卷入冲突的频率和暴力程度并不均衡。伊斯兰世界相对来说更不安定；西方基督教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对外殖民侵略，挑起战争，其文明内部经历了一战、二战惨烈的洗礼。

西方文明的内核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都讲普世价值，信徒都负有推广宗教普世价值的使命感，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造成了历史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党同伐异的大大小小无数场战争。

而中华文明圈内主要宗教是佛教，佛教是多神论，推崇包容、求同存异；对中华文明影响至深的儒家学说更是讲中庸、和谐。应该说，中华文明不具有强烈的扩张性，更没有传教的使命。所以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很少主动侵略它族。历史上以及当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姿态和政策与中华文明的内涵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复兴，美国与中国之间会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我相信主要是由于美国不甘其全球既得利益受到挑战造成的。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利益而与非西方文明发生冲突，在美国看来是正当的，但是非西方文明会问：美国独霸全球利益天经地义吗？利益驱动下，新兴力量想要分庭抗礼是自然规律。

5. 关于中国威胁和意识形态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分歧确实已经不是构成全球范围内对立和冲突的主要因素。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范式解释后冷战世界不无道理。但是，亨廷顿说，由于文明的冲突，中国和伊斯兰是未来西方最大的威胁，且二者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联手对付西方。我认为他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意识形态因素。

如我前面分析，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确存在文明的冲突，主要在于宗教信仰。但是亨廷顿把中国当作西方的威胁，我认为与其说是缘于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更准确。

中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远比文明的冲突要严重得多。尤其是当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实力迅速上升，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给西方世界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威胁论”根源于中西意识形态的不同。如果中国采用西方式民主政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还把中国当作威胁吗？

西方并不担心印度在南亚的崛起和扩张，因为他们认为印度是民主国家。韩国经济腾飞后，走上了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基督徒的比例和绝对数量陡增，结果美国把韩国当作可靠的盟友。但难道韩国不属于中华文明圈吗？文明的冲突不存在吗？

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一言以蔽意识形态的分歧，是站不住脚的。

6. 根源于对国内多元主义的忧虑，美国自身认同的迷茫

李慎之说亨廷顿有“难言之隐”，“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却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亨廷顿在书中表示出了对西方衰落的深深担忧。非西方世界日益现代化，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并大批迁移到西方，对西方文化造成强烈冲击，而西方经济增长率低、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这些都令西方文明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危机。

亨廷顿担忧的根源来自美国国内的变化。在该书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中，亨廷顿深入分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面临的挑战。他认为，最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是多元文化主义。

书中写道，“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上世纪末，美国国内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布什与克林顿政府鼓励多样性的立场，自由主义与普世主义的悖论，黑人、拉丁裔、亚裔在美国人口比例的上升等因素，都导致了美国自我认同的迷茫。（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由于美国拉美裔出生率高、亚洲人大批移民美国，美国的人口组成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到2050年，白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将降至50%；而1950年，白人占美国人口的90%。）

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民族同一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尖锐地指出了他为之忧虑已久的美国自身认同迷失的问题。

亨廷顿发现，美国的西方文明正在被冲击、被同化。美国曾引以为豪的文化大熔炉似乎已经火力不足，熔化不了越来越活跃的多元文化、外来文化。所以亨廷顿提出，西方文明是独特的文明，应该紧紧守住西方文明的核心，退守、自保；试图将西方文明推广为普世价值不仅是无法实现的，还可能自身难保。

亨廷顿在书中写道，“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它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

亨廷顿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是美国“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亨廷顿要美国再次确认自己是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美国，是欧洲伙伴的同盟。我想，他的潜台词是，美国文化应该是一元，而不是多元的。外来的文化如果不能被美国的西方一元文明同化，就应该被挡在美国之外。但是，在美国，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盛行的国度，亨廷顿作为白人知识分子敢说这话吗？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悖论”。正是这种矛盾折磨着亨廷顿，令他内心焦虑却欲语还休。

结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亨廷顿提出避免文明间大战的三原则：“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在寻求避免文明冲突这一点上，亨廷顿是诚恳的。他的三原则，尤其是“共同性原则”，与中国长期推崇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原则也有不谋而合之处，无疑有利于减少冲突，促进和平。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的碰撞必然增多，这一点亨廷顿说得没错，但是他忽视了文化融合的惊人力量。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的文明是不断交流、融合和发展的，这正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源泉。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多文明不断磨合、交融、发展、进步的历史，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包容。美国建国几百年来也成功地融合了多种文明，吸收和同化了外来文化，成为号称代表自由的梦想国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逐梦者，为美国的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美国近代成长为超级大国，与其文化的兼收并蓄及招揽全球人才是密不可分的。

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东西方交往愈加频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惊人的。比如，“人权”概念在中华文明史上从未明确提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权”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2004年“人权”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对人权内涵的解读还存在差异，至少这个概念被接受和认同，被写进法律更是前所未有的新的一步。这种变化是与西方文明不断的接触、碰撞、交流的结果，是文明融合的典型例证。

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究竟是加深了文明的裂痕，还是最终促进文明的融合？只有历史能给出准确的答案。我想二者兼而有之，但最终还是走向文明的融合。

各文明之间的交流是空前的，融合的速度与深度也是超乎想象的。人类文明多种多样，但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人性是普遍的。正如亨廷顿所说，“文明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顿写道，“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文明的对话’”。是的，“文明的对话”是避免冲突、促进和平的有效途径。

谨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作为结语，祈愿各文明平等、和谐、共存。

作者简介：段小蕾，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杜克大学、清华大学。曾任科技创业公司CEO、知名华语媒体的主持人，也曾在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工作，具有跨文化、跨行业的教育和职业经历。对世界充满好奇，相信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作者微信公众号：我也不知道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