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辛斯基，一位狂人

文/杨健楷

这是一个奇怪的包裹，包裹上写着“麦教授德高望重，应读此书”。麦教授让他的学生打开了这个包裹。“砰”的一声，麦教授感到一阵耳鸣，天旋地转，他的学生被炸了。

麦教授是《了解人类行为》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提倡一种叫做“行为修正”的疗法。他认为，在未来只要给小孩子们吃药打针，就可以改变他们的意志，让他们乖乖地去学钢琴。麦教授写的书由此大受欢迎，FBI甚至把这本书送到了蒙大拿州的每一个书店，用来追踪一个炸弹犯的阅读习惯。

炸弹包裹是“那个人”寄过来的么？FBI追踪的“炸弹客”案件查了已经有6年之久，还未破案，对麦教授的炸弹袭击同样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有名字、有地址，如假包换。你以为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没想到一颗炸弹炸飞了你的胳膊。尽管如此，邮政系统可没办法。总统都收到过炸弹，我们怎么有时间一个个包裹挨着查？更不用说“炸弹客”完全可以随便走到一个邮筒，寄往他希望去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伯克利毕业的高材生在窗外看见了一个穿卫衣、戴帽、戴墨镜的卷毛男人，这个男人在门外蹲着好像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出于好奇，他到门外拆开了那个包裹，悲剧又发生了。炸弹的致命碎片终结了一个人的生命，但是“炸弹客”终于露出了他的尊容，他的样貌第一次被人记住了。

或许是双目交汇的一刹那，两个男人的心灵触动了一下，这样的事情走在大路上时有发生。但无疑，“炸弹客”被那双眼睛震撼了。

这是真实的生命。他已经成家，或许还有孩子，他们夫妻二人一起经营着这个温馨的电脑商店。想到这些，“炸弹客”感觉盲乱，邮炸弹就邮吧，为啥还非得到外面？他对自己的哲学感到一丝困惑。

回到自己的小木屋，“炸弹客”感觉到了自由，真正的他所认为的自由。在这个寂静的蒙大拿小镇，他对荒野丛林中修建的这个木屋享有不可置疑的私有产权。在木屋的每一刻，都是他独享的moment，他是泰德。

泰德性情孤僻，但为人和善。图书馆管理员是个单身妈妈，在她看来，独身汉泰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帮手。泰德特别喜欢读书读报读论文，无论你问他孙中山的政治理论，还是基因工程学，他都能给你娓娓道来。这样聪明的一个人，为她的孩子解数学题自然是再好不过。事实证明，泰德有一种教书育人的天赋，小胖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图书馆就是天堂，这话没错。工业社会已经腐朽，这个“系统”不可救药地导致技术对人类的奴役，只有在蒙大拿州寂静小镇上的图书馆，泰德才能找到一点慰藉。通过小小的图书馆，他找到了摧毁这个“系统”的路径。为了引起世人的关注，他必须装扮成“炸弹客”，有系统地谋杀那些代表了技术罪恶的邪恶科学家。

技术奴役人类？工业社会不可救药？听起来有点道理。但为了这个理念寄炸弹杀人？为了被理解，这个智商167、比霍金还高7个点的人在他的小屋蛰伏，整日研究、精进他的造弹工艺，并不时在纸上记下他对工业社会的最新想法。等了好久，泰德又给他的伯克利校友，这次是一位林业官寄去了一枚致命炸弹。他决定出山了。

“道士”下山

1995年4月24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收到了一篇长长的论文——《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署名FC（Freedom Club，自由俱乐部）。当然这篇论文不是重点。如果单独寄一篇预言工业社会要完蛋的论文，报社的人肯定以为接收到了精神病人的投稿。但是这次长达60页的文章附着一个警告：如果你们不在报纸上登这篇文章，如果你们登了文章敢修改，就等着下一个被炸弹炸死的冤死鬼吧！

这个威胁过于真实。

17年了，FBI连“炸弹客”的影子都没见着，所以只能从受害者着手推测。致命炸弹快递的受害者多是教授、航司，甚至还包括了造飞机的波音。当聪明的探员试图把这些受害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度以为“炸弹客”对木头情有独钟，因为他炸的人要么是管木头的，要么是姓木的。

FBI还怀疑，“炸弹客”一定是个没破处的白人垃圾，这个人尤其擅长技术活儿。因为有史可考的炸弹客在美国二战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传奇的精神病学家布鲁舍尔，根据他的人格心理学理论推测，罪犯有可能是一个擅长技术工种的中年处男，穿双排纽扣西装、罗马天主教斯拉夫裔、曾遭受不白之冤、具有恋母情结。等到数年之后抓到，除了罪犯是穿着睡衣，其他均惊人的照应了这一侧写。

因这一惯性，“炸弹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成一个智商不足的底层人士。但是长达60页、逻辑缜密性异于常人的论文怎么可能是一个弱智写出来的？

FBI找来了行为科学部的费慈。在上官的眼里，此人不务正业，不好好查案搜集物证，反而搞一些有的没的，要从人的言谈举止来分析犯罪人的心理，这岂不是一个警察搞起了玄学？但“炸弹客”就偏偏什么证据都没留下，就留下一篇冗长而令人生厌的论文。这种情况，只有研究犯罪心理学的费慈略通一二了。

费慈一接手，就觉得“炸弹客”定不是等闲之辈。以往没炸掉的炸弹包裹内部电路清晰，搞得比艺术品还要讲究，再看论文，费慈更是惊为天人。严密的逻辑、流畅的行文、一丝不苟的论文格式，这岂是下里巴人干得了的事？

论文的作者FC在文中说到，要想在现代工业社会求生存，所需要的不过是顺从而已。只要像一颗螺丝钉一般拧进这台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器，并且不妨碍这台机器的运行，吃一口饭相当容易。

温饱足，人们就开始寻找一些虚无缥缈的“意义”，来填充乏味的人生。尤其是科学家们，他们打着大众福利的名义行科学“拜物教”之实，最终研发出来的技术，只会保证这台社会机器越发地依赖技术，并最终让人工智能和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优良人种控制整个人类。

但对于大量缺乏自治与成就感的人来说，工业社会造成了灾难。他们仰人鼻息、缺乏自信，在心理和精神上受到同辈中优胜者的摧残。甚至，即便是那些优胜者，他们照样缺乏、或者自己抛弃了宝贵的“自由”，因为这个系统容不得他们自由发挥。

FC的论文极富感染力。他旁征博引，并宣布了自己的结论：工业革命只是历史的一个偶然，这个“系统”已经摇摇欲坠，革命的时机已来到！野性的大自然在呼唤！我辈当如列宁，发起一场摧枯拉朽的运动，让人类重新回到个人各自掌握其自由的原始社会！

费慈感到他与这个人的心灵相通。《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具有宗教一般的魔力，每个读进去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被作者强大的逻辑推理和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评所感染。就像钱钟书所说：围城里的人想出去。

面对“炸弹客”的杀人警告，FBI和报社商量之后，妥协了。华盛顿邮报整版刊发了署名为FC的论文，根据炸弹快递的收发路径，FBI确信“炸弹客”就在旧金山。他们在该市的报刊亭部署了大量警力，最终毫无收获。

人在哪里呢？费慈百思不得其解。尽管他已经推翻了局里此前对“炸弹客”的种种假设，但是他依然甚至无法将潜在罪犯列出一个名单，更不用说给出一个具体的人名了。

一个偶然的契机，一位语言学家启发了他。这位语言学家表示，没人像FC这样写论文，这种格式实在太奇葩。他这种格式，早在二十年前就废除了。而且，从作者“小妞”、“老黑”这种对女人和黑人的称呼来看，写东西的人应该生长在芝加哥。

费慈发现了论文语言中的“自由意志”，由此确定了“炸弹客”生长于芝加哥、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大学、是一位学问造诣很高、50多岁的知识分子。

但是这依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人名，直到一个叫大卫的人发来传真。

FC的文章引发了热潮。全国各地的人打电话给报社，要求把已经脱销的报纸寄到家里当作宝贝保存起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向FBI报案或自首。在特色各异的行为艺术中，大卫发来的与他兄弟的通信，以确认他的兄弟是否犯下了罪行，这引起了费慈的格外关注。

“自由”、“革命”、“服从”、“熊掌与鱼不可兼得”…在这个人人都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代，大卫的兄弟竟然和FC一样说“熊掌与鱼不可兼得”。

FBI就这样破天荒地第一次凭借语言上的证据，拿到了搜查证。1996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FBI闯进了泰德的小木屋，他只听到：FBI，就地逮捕！便被别人按趴了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少年时代

泰德站在法庭上，听着三个被自己炸死的人的家属控诉他的罪行，听着23位伤者有理有据地阐述他对美国自由和人权的伤害，怅然若失。

他想起了他的少年时代。

泰德是卡钦斯基家族的骄傲。在别的孩子还在数手指算加减法的时候，泰德已经连跳两级，把大学的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学完了。这归功于他严厉的父母。随着小泰德越长越大，老卡越发地威严冷漠，考不到A，就没好脸色。

但是考到A，对于一个智商167的人还是过剩了。小泰德无所不通，写剧本、下象棋、学德语…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所有能够激发他兴趣的东西似乎都在他的学习范围之内。他甚至专门研究了巴赫的音乐理论，让他的爹娘和兄弟一起弹一个三重奏。

“别人家的孩子”并不受同学的欢迎。在一个被非裔、拉丁裔、亚裔等少数族裔包围的社区，卡钦斯基一家被孤立了。鹤立鸡群、文质彬彬的小泰德更不是不良少年的菜，抽烟的少年看读书的少年，气就不打一处来。

但是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说，小泰德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材。他完美地服从，学业超出了所有人对他的预期。时隔多年，老师们仍然记得那个优秀的少年，评价泰德“遵守法律和秩序”、“自律而对社会富有责任感”。

就这样，16岁的少年上了哈佛的数学系。老卡的朋友注意到泰德过于年少而敏感，跟老卡讲，“16岁上哈佛也太不人道了”，老卡冷漠地拒绝了这个听起来有点酸酸的提议。16岁的少年过早地开始了奇幻漂流。

在颇为势利的哈佛校园，只有两条裤子换着穿的泰德遭到了鄙视，他和另外一些早慧的年轻人被校方安排住在单独的一栋楼里，因为学校怕年长的同学欺负他们，泰德更是一人住在一屋。大多数时间，他像一个普通的大一新生一样，对打球、游泳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充满了兴趣，并与别人兴致勃勃地讨论哲学上的问题。

但是哈佛的教育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年轻而又不成熟的灵魂。

杜鲁门政府推行了一种“通识教育”，分为人文和科学两部分。人文主义者强调，美国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科学的进步威胁着人类文明；科学家们强调，科学发展没有止境，宗教与文化“都是扯淡”。学生们上完两派教授的课，得出一个结论：人类要完蛋。

泰德与穆雷教授交好。16岁的少年被热情洋溢、极富同理心的穆教授所吸引，每日与其促膝长谈，聊着聊着，泰德就会发表他对于工业社会的厌恶，对于原始社会人类以部落群居自治的向往。穆教授每天不厌其烦地和他交流辩驳，两人出则同行，吃则同桌。

有一天，穆教授让泰德参加一个实验，泰德欣然前往。

昏暗的房间亮着一个大灯泡，泰德坐在椅子上，灯光如此闪耀，以至于他无法睁开双眼。穆教授就像往常一样与他攀谈，突然，穆教授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大声斥责并辱骂他那“幼稚而流于俗套”的反技术理论，称他是“一个恬不知耻的骗子”。一股电流穿过他的脑袋，他变得紧张、局促，进而崩溃。一群老成干练的CIA官员东一嘴西一嘴地训斥，他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这只是一个实验，但这是一个用来对付苏联间谍的“洗脑实验”。二十多名像泰德一样的哈佛低年级新生参加了这个实验，他们就像小白鼠一样，被用来验证穆教授的“世界人”梦想能否成真。

就像同时期的其他哈佛教授一样，穆教授对于核弹的毁灭性作用忧心忡忡。核弹已经造出来了，该咋办？要么这个世界被炸掉，要么就把所有的国家都归于一国的统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温和、合乎情理的方法，莫过于用心理科学改造的方法，把所有人塑造成一种合乎“世界联邦主义”的“世界人”。

国家情怀与科学理想，就这样迷幻般地交织到了一起，摧残着泰德这样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实验持续了一年多，泰德感到愤怒，他对于自己的反技术理念更加坚持，并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27岁的时候，泰德在日记里写到：

我以为我会杀人，但我会尽力避免被发现，以便我可以再次杀人。

一个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天才，用科学教给他的武器，永远坚定地站在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反技术立场。这个人文主义者不相信相对主义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在他的眼里，一个个具体的人失去了意义。他相信，为了返回人人都有更大自由、世界不由科学精英推动的原始社会，“一些杀戮是有必要的”。

抛弃了伯克利的教职，抛弃了一个最年轻的数学天才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泰德和他的兄弟大卫在蒙大拿建起了小木屋。蒙州的冬夜深不见底，在这个黑暗却又充满自由的小木屋，泰德将建立睥睨梭罗、坎贝尔、李泌这些历史上最伟大隐居者的功绩。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飞越疯人院

泰德的举动取得了成功。

全国有智识见地的人群，对他的工业社会批评指南大感认同。一个宗教社区网站甚至把他的话奉若神明，虽然泰德就像他的革命导师列宁一样，不信神。泰德被抓后，人们都好像感觉恍然大悟一样，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但泰德的兄弟大卫和他的辩护律师不这么想。一个正常人犯了这么大的事，法庭往死里判都不为过。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只要证明泰德是精神病，就能逃脱监狱生涯，只不过泰德得挪个窝。那就是“疯人院”。

这事儿当然没有挑明，泰德被蒙在鼓里，等到在法庭上发现自己竟然失去了辩护的权力，他已经陷在了他所抨击的工业社会的牢笼。

一个天才，竟然需要被别人证明是精神病来逃脱法网。

泰德的兄弟大卫、泰德的妈妈和辩护律师，频频在电视机上宣扬他们的这一观点。他们说，泰德小时候就显得举动很不正常，精神病是从娃娃的时候就有了，没得治。就连没和泰德打过照面的作家和律师，在看了泰德写的东西后也下了判定：自恋型人格障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这让泰德感到绝望。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反抗这个“系统”强加给他的种种禁锢，重获他的个人自由，并用圣经传教的方式启发反技术人士的革命。如果他被证明患有精神病，他所发表的《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就失去了“自由意志”，而只是一个疯子的意淫而已。

为了避免陷入这个“系统”，也就是他的亲人和辩护律师为他设置的陷阱，泰德开除了他的辩护律师，要求为自己辩驳。FBI此前，甚至直到抓捕泰德后，都没有掌握指控泰德的有力证据，因此十分希望泰德自己能够认罪伏法。

泰德最终选择了认罪，他被判在全美最好的监狱—supermax监狱过上八辈子，也就是投胎七次还在监狱。

监狱还是要比疯人院好。

这个地方虽然缺乏形式上的自由，却不禁锢罪犯心灵上的自由。泰德在监狱仿佛获得了无可比拟的自由，他在自己的牢房向信徒布教，每日与好奇的哈佛校友、崇拜的年轻信徒、狂暴的绿色运动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通信，向他们宣扬自己的思想、原则，在必要的时候，他甚至会对外界发生的运动进行思想指导和精神激励。这种做法和神奇的引力波比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

泰德·卡钦斯基这种跨越时空的影响非常持久。

从95后生下来一直到现在，这个人的影响还在持续。社交网站上围绕泰德著作展开的讨论从未终止，数十万年轻有教养的人被他的论文所折服，自发地在互联网上祭奠他。一些人还切实展开了“革命”运动，在野外过着艰苦的原始人生活，并蓄意毁坏了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资产。

2017年，发现频道以泰德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追缉：炸弹客》系列剧集。在这部剧集里，破获案件的FBI探员费慈，也被塑造成了泰德的拥趸。因为对泰德的“自由”精神过于向往，费慈甚至把老婆孩子都抛诸脑后，妻子和他离婚了。

这部剧对泰德的态度很微妙。

编剧们没有去讨论泰德论文中“自由”的边界和定义，而是选择了福柯《规训与惩戒》语境下的“服从”与不自由。他们批评泰德的暴力与血腥，却依然对未来之路的红绿灯感到迷惘。毕竟，他们没有泰德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定“革命”意志。

直到现在，泰德仍然认为：

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自由与尊严，比逃避肉体上的痛苦更为重要。凡人终有一死，漫长空虚度日，不若为一理念而牺牲。革命时机已到，改变不可避免，只需一位天才领袖。

根据费慈本人的说法，泰德案并没有太影响他的生活，他也始终没和泰德见过面，更谈不上“仰慕”。当费慈走进泰德那个塞满了他思想的小木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关于这个家伙的一切”。2007年的时候，两人本来有一次会面，费慈的车刚开到一半，监狱通知他别去了。

因为，“泰德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