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1：序言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名十月战争。战争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之一赎罪日爆发，所以在以色列和西方被称为赎罪日战争。这也是阿拉伯人的斋月，因此又称斋月战争。以色列历史不长，但大大小小的战争已经打过不少。在以色列历史上所有战争中，没有比这场战争在政治、军事和历史进程上造成的影响更深更大。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但埃军、叙军在最初胜利之后没能乘胜向纵深突破和扩大战果。相反，以军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后，从初期的混乱到稳定战局，最终反败为胜。19天的战争结束停火时，以军离大马士革40公里，离开罗100公里，这是以军历史上推进最远的地方，也是犹太士兵在2000年后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以军在苏伊士运河的渡河作战尤其可圈可点。但和历次战争的大胜相比，十月战争只能算惨胜。以色列遭受了沉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处在阿拉伯世界包围之中的以色列好像怒海孤舟，阿拉伯军队可以失败一百次，但只要成功一次，以色列的生存就要受到致命威胁。十月战争最终以以色列胜利而结束，但战争的最初阶段预示了令以色列上下极度不安的迹象。

十月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使以色列认识到军事胜利不足以保证和平，这开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进程。埃以和约（也称戴维营协议）恢复了埃及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也为以色列消除了最大和最现实的常规军事威胁。从此，以色列的安全威胁虽然远未消除，但阿拉伯国家通过常规战争军事消灭以色列不再成为可能。以色列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和平窗口，与叙利亚尤其是巴勒斯坦实现永久和平，而是在巴勒斯坦民众大起义尤其是“阿拉伯之春”之后陷入新的被动，但这是后话了。

在军事上，十月战争也改变了传统军事思维。防空导弹在运河区构筑了一条坚强的“萨姆走廊”，使以色列空军的优势难以发挥。步兵携带的反坦克导弹决定性地改变了坦克和步兵之间的力量对比，对保障初期的渡河作战起到关键作用。这些军事技术的成就对日后世界军事走向具有深远作用，但在这些耀眼的军事技术成就背后，士气、组织、战术、最高指挥决策依然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亚伯拉罕·“布兰”·阿丹少将（1926年10月5日-2012年9月28日）是以色列国防军中一员名将。阿丹出生于巴勒斯坦，在内格夫沙漠里的基布茨长大，从小参加犹太人的精锐部队帕尔马克。在以色列独立前夜，阿丹上尉率领一支部队冲进埃拉特，为以色列夺取了红海出海口。当得知以色列建国的消息时，激动的阿丹找来一匹白布，用钢笔墨水染上代表犹太人的六角形大卫星，爬上旗杆升起了大卫旗。这是两千年前罗马人把犹太人赶出以色列后，犹太人第一次在故土升起大卫的旗帜。阿丹的旗子和后来正式的以色列国旗略有不同，但一般认为这是历史上第一面以色列国旗。对犹太人来说，阿丹爬在旗杆上升起大卫旗的照片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硫磺岛插上星条旗的那张照片一样具有历史意义。独立战争之后，阿丹继续转战南北，成为以军中一员悍将，十月战争前，正准备从装甲兵司令的位置退役。十月战争爆发后，阿丹指挥一个预备役装甲师，与沙龙的师担当西奈战场的主力，转战苏伊士运河两岸，见证了西奈战场的全过程。

阿里尔·“阿里克”·沙龙少将（1928年2月26日-2014年1月11日）当然是另一员以军悍将，而且是名气更大的以军悍将。沙龙也是独立战争的老兵。在独立战争之后，沙龙组建了精锐的第101部队，专事对阿拉伯人的越境报复袭击。在1953年秋天的基比亚村惨案后，第101部队解散，成员并入伞兵，沙龙担任伞兵旅长。1969年，沙龙担任南方司令部司令。1973年退役才三个月，十月战争爆发，沙龙被召回，指挥另一个预备役师在西奈作战。

应该说明的是，以军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预备役比常备军更能打仗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国家较小，人口较少，无力常年维持一支大规模的现役的常备军，但全民都有当兵义务，男女都一样。但犹太人从军的热情也不都是很高涨，很多有才华的犹太人服完兵役，不愿在军中发展，而是早早回到社会。在一定年限之前，这些人都是预备役。他们离开军队的原因不是因为军事素质不好，而是因为地方上有更大的发展机会。这些预备役回到地方上后，每年依然要回到军队中接受强化训练，军事技术并不放松。由于预备役人员不受常备军军官岗位轮换制度的限制，官兵常年在一起训练，而且不受升迁调动之类的人事困扰，配合默契，团队精神和从属精神也更强，实际战斗力往往超过常备军。预备役也不时征召，混编入常备军部队，充实兵力。

以色列的国防政策是用常备军作为和平时代的基干力量和警备力量，战争时期的主力来自预备役。所以以军预备役是精锐部队，不是二流部队。预备役师长常常由离任的军区司令或者兵种司令担任，不仅资格足够，而且对战区和作战计划熟悉。阿丹和沙龙都是这样的情况，阿丹是即将离任退役的装甲兵司令，此前曾组建西奈师并担任第一任师长；沙龙在十月战争前刚从南方司令部司令离任，退役从政；两人都担任南方司令部防区的预备役师长。战后沙龙再次退役从政，阿丹转任驻美国武官，前任驻美国武官摩塔·古尔少将调回，接替因为十月战争初期失利和巨大伤亡而受到严厉指责的达多·埃拉扎尔中将，出任总参谋长。值得指出的是，以军只有总参谋长一人拥有中将军衔，所以少将是实际最高军衔。

十月战争之后，以色列上下充满反思思潮，很多人对以军官兵和各级司令部的表现大加质疑。阿丹作为亲历战争的前线高级指挥官，感到有责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下来，澄清是非。这就是《在苏伊士运河两岸上》（On the Banks of the Suez）。最初为希伯来文，后来翻译成英文。作为职业军人，阿丹的文笔简洁明了，毫无修饰，好像战地命令或者战后报告一样，可读性较差，但是一本珍贵的史料。作为直接参战的高级指挥官，阿丹有近水楼台之便，除了个人笔记外，还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日志记录、作战命令、战斗报告、往来电报和缴获的埃军文件、电报等。除了阿丹师的有关文件资料，他还调用了其他师、南方司令部甚至总参谋部的文件资料。由于上自总参谋部、下至战壕和坦克的全频谱亲身经历，阿丹对于战略决策和战斗过程的分析与反思也具有独到的价值。巴列夫防线的由来，战争初期的指挥混乱和决策错误，沙龙的抗命、争功、盲动和见死不救，当然还有阿丹自己在战斗中的惊慌和决策错误，都有第一手记述。根据缴获文件对埃军战略思考的分析，以军在阻击作战和渡河作战阶段的战略思考，战争之雾与战斗中“计划不及变化快”时的指挥艺术和决策思维，阿丹更有专业的论述。

另一方面，沙龙也著有回忆录《武士》（Warrior），对从独立战争一直到黎巴嫩战争都有回忆，当然包括十月战争。可惜沙龙只是把十月战争作为他军人生涯的一部分写的，对战争期间的战略决策、战术思考和作战回顾着墨不多，而更多描写战场气氛和个人感受，重点在反复指责以军高层不听他的建议，当然还有他在战时抗命的理由。在战线的另一侧，十月战争期间埃及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也著有回忆录《跨过苏伊士运河》，从埃军方面描述了对战争的准备、计划与指挥。有意思的是，沙兹利对战争准备及埃及高层政治斗争花费了大量笔墨，但对作战经过、战时决策与作战指挥也着墨不多，不过全书的1/4，似乎重点是描述埃及政治领导对军事指挥的干扰，还有他对战争失败责任的看法。尽管如此，这两本著作依然是阿丹著作的富有价值的参照和对比。

西奈战场是十月战争两大战场之一。尽管戈兰高地一度更加危急，但西奈才是决定十月战争的主战场。除了在开战时就被打残的曼德勒师（曼德勒阵亡后由马根指挥），阿丹师和沙龙师担当西奈战场的以军主力。本文以阿丹的著述为基本史料，并参照沙龙和沙兹利的回忆录，但不满足于对战斗经过的描述，而是把重点放在战略考虑、战役决策、战术表现和军事技术对战略战术的影响的分析和评论。这是一场40年前的战争，但和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不同的是，这是历史上离现在最近的大规模对称战争，战争双方的力量、军事技术和指挥水平具有可比性，因此对现代战争具有独特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