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叛逃（1）

 摘自“亡国之路——看他们如何搞垮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977年至1978年勃列日涅夫的主要工作还是推动苏美谈判，有了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和罗曼诺夫等人把国防工业推向一个新台阶，又有资深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天才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辅佐，还有一流情报领袖安德罗波夫的杰出对外谍战工作，他愈加充满信心，要在谈判桌上完成他伟大的和平事业。

谁曾想，关键时候又有人给他掉链子了。

这个人就是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或译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他掉的不是一般的链子，而是以苏联外交部副部级官员身份叛逃美国。

《纽约时报》1978年4月11日头版头条：苏联籍外交官、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宣布与苏联政府决裂，加入美国国籍。

新闻一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从来就是鹰派言论不离嘴，对西方无比强硬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先生居然干出了“叛国”之举。

苏联政府很没面子。

虽然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职务属于联合国，与联合国职员的国籍无关。但是，联合国机构中潜伏着世界各国间谍机关派出的情报人员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甚至，连一些联合国高级职员都在背弃联合国的“公义”，为实现本国利益的政治意图而服务。

舍甫琴科就是个例子。从理论意义上说，舍甫琴科是为联合国服务的。事实上，从任职伊始他就在贯彻莫斯科的政治意图。

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因为早在1975年，舍甫琴科就开始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出卖苏联情报给对方。叛逃之后，舍甫琴科写了一本书叫做《与莫斯科决裂》，解释自己变节的原因是为了追求自由。

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会使一位高级外交官出卖自己的祖国，卖身投靠于正在与祖国“冷战”的敌对国家的间谍机关？世界上真的有那样的自由，可以让人抛弃亲人和故土吗？

我想不是的。看完他的书，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的背叛，萌生于“祖国”对他的不信任，而“祖国”给他的这种不信任则来源于苏联“悲催”的政权机构设置，来源于苏联自建国以来最杯具的外交部门。

接下来和大家讲讲舍甫琴科的故事，用他的经历看看苏联的外交官们到底有多么憋屈。

舍甫琴科1930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东部的煤矿城市戈尔洛夫卡。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家中还有一位大他九岁的哥哥。五岁那年，父亲当上当地一家高干疗养医院的院长，全家开始步入当地上层生活，哥哥在卫国战争前夕加入苏联空军。

按理来说，这样的家庭出身应该是不错的，毕竟不是谁家的孩子想当空军就能当上。可偏偏舍甫琴科从小就是一位不安份的主。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军全线溃败。年仅十一岁的舍甫琴科开始怀疑苏军的战斗力不如德军，并在一位同学面前说红军并不像党宣传的那样不可战胜。同学回家告诉了自己的爸爸，他爸爸恰好是疗养院的政委，听完把舍甫琴科的父亲一顿批评。好在大敌当前，否则换在大清洗时期，指不定舍甫琴科会给家庭带来多大的灾难。

老爷子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故就把孩子一顿暴打、一顿臭骂什么的，而是苦口婆心地教导孩子。这一点很值得引进中国的家庭教育。

“你的哥哥正在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作战，如果他听到你说他和他的战友们是蹩脚的战士，无力取胜，他会怎么想？”

老爷子这一句反问就把舍甫琴科说哭了。弟弟关心哥哥是血缘本能，用这一点来纠正小孩子的认识，再正确不过了。不然，孟夫子为什么会提倡“申之以孝悌之义”呢？

不幸的是，舍甫琴科的哥哥在1944年阵亡。这使得舍甫琴科在从政道路上又多了一重资本，有位为国捐躯的烈士家属更能保证这个家庭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可惜世事难料，苏联政府不会想到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可以一个血洒疆场、一个阴谋叛国。

1949年，舍甫琴科考上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在苏联时期，就读这所学校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来是显示与众不同的家庭背景；二来是预示着与众不同的光辉前景。至今为止，国际关系学院都是俄罗斯上层社会子弟趋之若鹜的学校。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不仅是一所高等学府，更是一个远大理想的代名词，是步入上层社会的象征。”

舍甫琴科当时的远大理想是去法国担任外交官。不过，他首先完成的理想还是很现实的。比如，邂逅一位美女，谈个恋爱，结个婚。

大学开学没多久，舍甫琴科的父亲因脑溢血逝世。这一突发事件使得舍甫琴科一家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全家只能依靠舍甫琴科母亲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这一悲剧使得这位从小就不太安分、经常逃学的官家少爷开始肩负起家庭责任，刻苦学习，争取学校设置的奖学金，补贴家用。从那时起，舍甫琴科每周有六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只有周日偶尔出去玩。

1951年初，或许是一个周日吧，舍甫琴科在高尔基公园的一场溜冰会上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莉娜女士。那时候的莉娜是外贸学院的学生。两人当年6月结婚，第二年生子。

论学历和学校招牌，舍甫琴科要比莉娜好；但是论家庭条件，此时的落魄公子舍甫琴科同志要差很多，父亲已逝、母亲退休、哥哥阵亡，自己工作尚未落实，又是来自少数民族加盟国的外地人，前途未卜。

相反，莉娜家庭条件要好很多。首先，她是莫斯科人，有了首都户口，生活会方便。舍甫琴科和她结婚，可以获得莫斯科户口，不用再遇上首都警察盘问就赶紧拿出暂住证。其次，莉娜的父母早几年就被派往奥地利的一家苏联企业工作，收入比国内公民要高出很多，消费层次也高，相比国内长年商品紧缺，他们家总能买到国内买不到的东西。最后，战后苏联住房一直紧张，莉娜的父母给她留下了一套住房，虽然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但是相比其他结婚的同龄人，条件状况不知道要好上多少，至少，舍甫琴科不用去找房子。

家庭背景不一样，人的想法自然也就不一样，两个人对前途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舍甫琴科喜欢搞搞学术研究，莉娜受父母的国外生活影响，希望舍甫琴科早日去驻外使领馆工作，那样他们家就可以拿高额津贴，在国外过上西方生活。好在他俩结婚的时候各自大学还没毕业，“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成为问题。

婚后，莉娜的主要内容是怀孕生子，接着是带孩子。舍甫琴科1954年如愿考上本校的研究生，继续在国际关系学院深造。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小事，差点影响了舍甫琴科的前途。而这件事的背后，牵涉到克格勃和外交部的纠葛。

毕业前夕，学院人事科的领导给舍甫琴科一张通行证，要他去克格勃找一位少校。去了之后，对方告诉他，希望他参加克格勃。舍甫琴科不敢当场拒绝，只是托词自己还想继续深造。对方劝他好好考虑，舍甫琴科答应过几天给予回复。

接下来的几天，舍甫琴科都在惶恐中度过。最后，他不敢自己去回复克格勃，而是托学院人事科以公对公的形式答复克格勃：舍甫琴科同学将攻读研究生。关于这件事的结果，舍甫琴科在《与莫斯科决裂》中写到“克格勃没有阻拦，使我松了口气”。

大家一定会好奇，不就是一场分配工作的征求意见吗？怎么弄得舍甫琴科如此的诚惶诚恐？况且，外交领域的人才不去克格勃也正常啊。

这事就说来话长了。一言以蔽之，在苏俄和苏联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外交官的地位远逊于克格勃。

且听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一段往事。

打下江山后不久，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党内二号人物，十月革命真正的领导人）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托洛茨基以自己是异族（他是犹太人）为借口推辞。列宁又建议他当内务部长，他又推辞。最后，其他同事推荐托洛茨基当外交部长，托洛茨基才同意了。

列宁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有什么外交事务啊？”

列宁同志这话有两个意思：第一，新政权没有外交事务可处理，新政权的任务是要掀起世界革命，绝不和帝国主义国家眉来眼去（除了德国，布尔什维克已经答应人民要退出世界大战）；第二，托洛茨基功勋卓著、才华横溢，让他当外交部长屈才了。

托洛茨基的思想认识也差不多，他说过“世界无产阶级不需要外交，劳动者不要中介者也能相互理解。”

瞧瞧，在党内二号人物眼里，外交官也就是个“中介者”。无产阶级掌握着先进生产力，思想政治觉悟高，根本就不需要外交官撮合，直接就在全世界联合了。

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很难理解当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想法吧？且慢，大家奇怪归奇怪，请注意一个细节。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当总理被拒后，马上就想到要他当内务部长。由此可见，在党内高层看来，内务部长是仅次于总理的重要职务，而外交部长？哼哼，那不重要。

苏俄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内务部和从内务部分化出来的克格勃是最重要的，外交部则是可有可无的末端机构。苏联的历史以这样的喜剧为开头，注定要以闹剧结束。

　自从“大清洗”运动以来，克格勃的权势越来越大，权力触角已经延展到苏联党政机关各部门，毕业生的就业被用来安插情报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舍甫琴科在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期间，正是贝利亚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

当时的贝利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并列第二，因研制原子弹有功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尤其是斯大林刚逝世的时候，他在党政军各界可谓说一不二。贝利亚被捕后，克格勃的势力遭到很大削弱。其标志是，从科鲁格洛夫开始，历经谢列平、谢米恰斯内，直至安德罗波夫主持工作的1973年二十年间，克格勃主席的党内职务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部门首脑不参与中央最高决策，他的部门所处地位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因为贝利亚倒台，舍甫琴科的一生可能会被改变。

1954年，舍甫琴科大学毕业，留在国际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舍甫琴科在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裁军问题，受益于他的研究生导师（也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德登涅夫斯基的谆谆教导，舍甫琴科与老师先后联合发表了《使用原子武器的非法性与国际法》和《原子能与和平共处问题》，在有关学术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反响。

在舍甫琴科的同班同学中，有位名字叫安纳托利的同学。安纳托利同学的学习成绩很不错，而且他还有个很不错的父亲，也就是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葛罗米柯。

话说学霸级的同学貌似没有文人相轻的毛病，1955年春天，舍甫琴科论文成果丰硕，在国际关系学院崭露头角。安纳托利主动找到舍甫琴科，邀请他合写一篇文章向《国际生活》杂志投稿，论述立法机关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中发挥的作用。顺便提一句，《国际生活》杂志是苏联外交部的半官方刊物，主编由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兼任。

对于这件事，舍甫琴科在回忆录中没有写当时他听到这个邀请时的内心活动，也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和生活背景，只是简单的一句——“我连忙同意了”。

“我连忙同意了”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隐藏的含义可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您可以理解成知音难觅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也可以理解成终于有机会和土豪官二代做朋友、还能认识他高干爸爸的喜悦。

两人把文章写好之后，拿给葛罗米柯审阅。葛罗米柯对文章表达了赞同，也提出了意见。总的来说，时年46岁的葛罗米柯对25岁的舍甫琴科是高看一眼的。谈完文章之后，葛罗米柯对着两位晚辈侃侃而谈，从二战中的苏美同盟聊到当时苏美关系的前景。有些话让舍甫琴科这位外省郊区来的落魄公子第一次感受到超出官方政策的东西，很是震惊。

最后，和蔼可亲的葛罗米柯问年青同志舍甫琴科毕业后有什么想法。

舍甫琴科说：“研究工作对我有吸引力，但同时我对外交事务也很有兴趣。”

原谅我又一次引用原文，只是想表达我对这位从小淘气顽皮，来到莫斯科上大学之后性情瞬间转变的落魄公子的惊叹。这是何等的城府，对一位政府高干说出这么一句外交辞令，既表达自己醉心书本，热爱做学问；又投石问路，表达自己对参加外交工作的渴望（当然也希望葛罗米柯帮忙）。

葛罗米柯是什么角色？部长同志可是29岁就在两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提问中应聘成功，30岁就受到斯大林的赏识漂洋过海去美国，36岁就代表苏联参加国际会议的主，他会听不懂小年轻这点小心思？

葛罗米柯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搞研究工作总是有益的，但也完全可能把它和外交工作结合起来。”

什么都说了就是什么都没说。葛罗米柯并没有对舍甫琴科表现出更多的青睐。等到葛罗米柯真正对舍甫琴科赋予信任和赏识，已是十四年后的事情了。

1956年，舍甫琴科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再一次面临人生抉择，要么读博士当老师，要么去外交部修主业，继续搞裁军工作。面对这一人生难题，官二代孙权可以“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舍甫琴科没那么好的命，父亲病逝，母亲远在家乡，哥哥为国捐躯，他只能问老婆大人莉娜女士。

莉娜女士颇有当家人的气魄，当场就拍了板，并为舍甫琴科一生的从政道路定了调子。

1956年舍甫琴科毕业前夕，外交部来人招聘他。舍甫琴科正在犹豫要不要在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以后当个老师教授什么的，于是征询妻子莉娜的意见。老婆大人和他列举了他的大学同学们进入外交部后在国外的优越生活，他们“能带回西方的奢侈品”，他们“过得很愉快，而且正在走向更广阔更诱人的生活”。

莉娜最后总结说：“你这些年的努力和学习就是为了这个呀。你会干的很好的，我们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有高级的东西，总算能出头了。”

舍甫琴科决定，坚决贯彻老婆大人的指示，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竭尽全力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服务，加入外交部。他被分配在裁军事务司工作。话说，这本来是个无关紧要的次要部门。但是吉人自有天相，舍甫琴科很快时来运转。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大力推行对西方缓和，裁军问题开始在外交部得到重视。1958年9月，舍甫琴科第一次出国，亲眼目睹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和“自由气息”，开始萌生出一系列“反动思想”：比如，认为本国外交纪律苛刻，羡慕西方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仇恨苏共的愚民政策，厌恶无处不在的克格勃特工对外交官们的监视。

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秘密警察护国”是帝国时期沙皇专制的传统，从伊凡雷帝的“特辖军”到彼得大帝的“秘密办公厅”，再到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秘密处”，再到十九世纪的“第三厅”，秘密警察制度就没停过。革命后，又被列宁继承了下来，到斯大林执政期间发挥到极致。

至于外交官们，在党内高层眼里仿佛人人都可能成为叛徒，必须派出特工予以监视。外交部最有名的一条纪律就是“禁止任何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与外国人接触，至少保证两人同行”。

我以为这是一条让外交官们彻底寒心的规矩。当你为了祖国的利益，远离家乡，与外国人唇枪舌战，争取国家利益的时候，自己人却不信任你，反而要你们互相监视，你会产生什么心境？

所以，“你爱你的国家，但是你的国家爱你吗？”成了西方间谍机关策反华约国家官员的最常用台词。

舍甫琴科是一位很顾家的男人，这一趟去纽约出差，他把出差补贴的绝大部分用来给老婆孩子买衣服、鞋子和玩具。三个月后，他返回莫斯科，把礼物拿给妻子。莉娜同志很高兴，但还是埋怨丈夫没像同事那样买点便宜货回国，然后去黑市倒卖。

由此看来，当时的舍甫琴科一家生活还是很清苦的。

1960年9月，舍甫琴科再一次跟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与上次不同，这次的苏联代表团由赫鲁晓夫亲自带队。代表团全体人员乘坐“波罗的海”号轮船前往纽约。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发生了赫鲁晓夫拿皮鞋敲桌子的奇葩事件。

第一次与领袖近距离接触，舍甫琴科感觉赫鲁晓夫平易近人，说话很和气。但是，中途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让舍甫琴科对高层内幕大跌眼镜。

众所周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占据三个席位，分别是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很自然的，此次去纽约，时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波德戈尔内也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去纽约的轮船要行使很长时间，事实上大家都挺无聊的。有一天晚上，赫鲁晓夫喝多了，要已经57岁的波德戈尔内为大家跳戈帕克舞（一种乌克兰民族舞蹈），波德戈尔内不敢拒绝，只好跳了一段。赫鲁晓夫立即鼓掌，夸波德戈尔内跳的好，并说：“你呆在基辅正合适。”

舍甫琴科对这件事的评价是：他俩做的事都不符合他俩的身份。

写到这里，不得不写出另一件事。1949年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工作以后，斯大林经常召集他和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去克里姆林宫一起吃晚饭，觥筹交错之间，斯大林也经常让已经五十多岁的赫鲁晓夫跳戈帕克舞。赫鲁晓夫不敢反抗，只好跳给斯大林等人看。

同为政治局委员，献舞的赫鲁晓夫很没尊严，和斯大林一起观舞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等人也没有尊严。因为在斯大林眼里，有的同事是为自己跳舞取乐的，有的同事是“陪笑陪喝酒”的。在斯大林看来，党内同志也好，人民群众也好，他可以要任何人的命，可以毁灭任何人的家庭，可以剥夺任何人的尊严，可以自己做尽任何坏事却让手下人背黑锅。

所以，赫鲁晓夫掌权后就差没把斯大林挫骨扬灰。

所以，波德戈尔内虽然被赫鲁晓夫提拔多年，一到关键时候，仍然和勃列日涅夫、谢列平一起推翻赫鲁晓夫。

不管怎么说，1960年的纽约之行，让年仅30岁的舍甫琴科第一次有了和国家最高领袖的近距离接触。这成为他升职速度由量变到质变的催化剂。当时的苏联正在同西方搞缓和，裁军问题专家炙手可热，舍甫琴科同志在赫鲁晓夫时代平步青云，升的那叫一个快。1963年，年仅33岁的舍甫琴科被任命为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并允许携带家眷出境。至此，终于实现了他和妻子莉娜在国外定居的目标。

请大家注意，舍甫琴科担任的外交官和一般的外交官不同。通常意义上的外交官都是由外交部委派，代表本国政府入驻所在国，办理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舍甫琴科的这个职务不一样，他所在的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只不过代表团成员是由苏联政府选派。从理论意义上说，从这一刻起，他的职业目标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道义，而不再是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

可能我解释的不够专业，我们大家还可以这样理解：平常我们看一个人在哪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上班，就看他在哪领工资。咱们的舍甫琴科同志是在联合国领工资的，而不是领苏联政府的工资。

联合国是什么机构？那就好比汉献帝时期的大汉皇室，尽管不那么好使，但是人人都要尊敬他。玩得转的叫“挟天子以令诸侯”，玩得差的可就“人人得而诛之”了。

当舍甫琴科得知自己被安排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后，迅速进入“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这也非怪，他从小就不安分，思想也不那么“正统”，10岁之前亲眼目睹了“大清洗”，23岁之前又赶上惨烈的卫国战争和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在26岁通过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了解到史实真相，又在28岁第一次出国看到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政治自由。无论是古今对比和敌我对比，他对苏共都是失望透顶，加上有个勤俭持家的“拜金主义”老婆，最终练就了“喊无产阶级万岁，过资产阶级生活”的卓越本领。

不过话又说回来，舍甫琴科毕竟在国内名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过研究生，书生气浓的人多半有理想主义倾向，他坚信自己今后的工作应该是为联合国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苏联。

他这种想法幼稚吗？这个不好回答。不过二十五年后，有一位比他小两岁、也是国内名牌大学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叫做“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个人与舍甫琴科在纽约时的身份不一样，他是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说的。

从舍甫琴科进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那一刻起，他对工作就有了抵触情绪。虽说苏联政府重用他，安排他当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但他履职之后大跌眼镜。手下管着的二十几个人里面，只有七人是真正的外交官，其他人都是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要么是克格勃的特工，要么是军事情报局的间谍，他打心里烦那帮带枪的便衣。在他看来，他们除了偷懒和酗酒，别的什么也不会干，弄得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好开展。舍甫琴科的心情不是一般的糟糕。

不管坐到什么位置都难，领导也有领导的烦心事。当领导烦什么？当然是烦上级在你手下硬塞一批这样的人：表面上隶属于你，实际上又管不了他，还要新心平气和地看着他干自己的事情，你说闹不闹心？

针对这一情况，纽约的党组织宽慰舍甫琴科，说国防部也好，克格勃也好，外交部也好，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舍甫琴科同志，你也是老党员了，应该有大局观，和大家一起工作要相互配合，尽量掩护他们多搜集情报。

其实吧，苏共在纽约的党组织误会了。舍甫琴科是一位有大局观的同志。他的大局观就是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苏联政府在联合国机构安插特工就是伤害联合国的权威。除此以外，舍甫琴科还认为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机构吃了大亏，作为缴纳联合国会费的“大股东”，美国要给包括来自苏联在内的敌对国家工作人员发薪金。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则会对苏联籍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截留，实际发放数额只在应有工资的一半左右。

截留下来的工资款项当然是用来资助苏联在纽约的间谍活动，也就是资助舍甫琴科眼里的那些“懒汉和酒鬼”。

苏联的外交纪律规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在同一岗位工作不得超过十年。唯一打破这一惯例的是多勃雷宁，其他人概莫能外。

到了六十年代末，舍甫琴科开始担心自己的前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政治走向。

从他的角度来看，近十年的联合国工作生涯，让他从一名一等秘书升职为特命全权大使。按照苏联的常理，这已经属于火箭提拔了，但是他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太短，一直没有自己的队伍，在高层也没有明确的靠山。一旦回国，恐怕只有等退休的命了。

从他妻子莉娜的角度，回国意味着远离西方国家的优越生活，只能在莫斯科过点小特权日子。这一现实很难让她接受。

还是那句老话，时势造英雄。赫鲁晓夫时代的中期，苏联大力和西方搞缓和，所以裁军问题专家舍甫琴科同志很快进入高层视线，被派往联合国。

到了1969年，勃列日涅夫一心想扭转布拉格之春后的苏联外交颓势，转移国内对中苏边界争端的注意力，也开始和西方国家搞起了缓和。

搞缓和，勃列日涅夫需要葛罗米柯。葛罗米柯也需要网罗人才。舍甫琴科在联合国工作近十年，对西方的情况比较了解；大学和研究生专业又是裁军问题，符合当前搞缓和的需要；再加上与自己的儿子是同学，用着也比较放心。于是，葛罗米柯在1969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征求了舍甫琴科的意见，希望他出任自己的顾问。舍甫琴科二话没说，答应了。

这种征求意见是私下的，并不是组织程序，没有太多人知道。

1970年4月，舍甫琴科回国。还没返回外交部述职，他就接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助理的电话，说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同志有急事要见他。

话说，这个苏共中央国际部是个什么单位？波诺马廖夫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同志？他为啥要找舍甫琴科？

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苏联外交官们的第二大烦心事了，那就是仅次于亦敌亦友的克格勃的第二类同事——亦敌亦友的苏共中央国际部。

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家们打下江山之后，遇到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难题，那就是怎么面对理想与现实。

人生在世，最难处理的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踏入社会之前，我们或许会憧憬：如何造福社会，如何服务公益，甚至是如何改造国家，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而真正踏入社会之后，想的更多却是找份好工作、赚钱、买房、购车、结婚、生子，然后每天去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水表电表煤气表操心。

不要觉得前者唱高调，也不要觉得后者很俗气，这些谁都躲不掉。

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和解放全人类，也就是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布尔什维克面对的现实是如何在俄国站稳脚跟，巩固执政地位。

从十月革命开始，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克里姆林宫始终在纠结这个矛盾，到底是掀起世界革命呢，还是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

针对这一世纪难题，布尔什维克想了想，对外交往不可避免，外交部还是要滴；输出革命的事情也不能放松，就在党中央委员会下面成立苏共中央国际部吧（有一段时间也叫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与兄弟党的联络。

也就是说，外交部负责处理现实问题，负责减少战争冲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加强文化脚力。苏共中央国际部负责实现理想问题，鼓舞世界革命。

鼓舞世界革命听上去还是有些笼统，苏共中央国际部的职责就是看看兄弟党缺什么，然后报告上级给他们点什么。偶尔也会说一些类似“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可以少吃少穿，都要全力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话。

然后再告诉兄弟党，你们应该怎么做。也就是在“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受压迫阶级人民反抗精神高涨”的时候，通知兄弟党发动革命宣传甚至是武装斗争，推翻本国政府；当“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革命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国际部就会告诉兄弟党隐蔽力量，甚至与资产阶级政府搞妥协。

各位看官，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宣传语听上去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各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说的头头是道，其实和外交部的辞令差不多，一贯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每当苏联利益需要别国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候，那便是“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受压迫阶级人民反抗精神高涨”的时候。如果苏联与这个国家的政府交好，那一定就是“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革命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最极端的例子就是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居然为盖世太保抓捕德国共产党员提供情报。

苏俄建国后一直沿用一条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口号，叫做“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句话很长的引申义。它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之上，因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他们存在着联合起来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因此，只有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才会煽动所谓的民族利益，欺骗本国的无产阶级投入到维护祖国的建设与战争中去。

坏就坏在这里。有的革命口号仅仅由于某些伟人说过就被奉为圭臬，谁都不敢篡改，甚至衍生出一些人、一些部门专门从教条主义出发，罔顾国家现状和形势特征，一位叫嚣所谓的革命义务。

苏共中央国际部就是这样的单位。

好在革命口号里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革命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如果说苏共中央国际部负责“坚持原则”，那么外交部则负责“讲究策略”。外交部的人要考虑国家的形势和人民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再邪恶，外交部也要和他们拉关系，做交易，签合同，互派留学生，要不怎么促进国内的建设与发展？至于维护国家利益，只要有强大的国防部长在，外交部长大可收放自如，挺直腰板去谈判。

当年，当苏共内部有人想借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势”，罔顾国内经济困难而掀起世界革命的时候，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在1922年一举打破西方封锁，与德国建交，随后几年与欧洲主要国家建交，并且不废一兵一卒，把苏联的国家影响拓展到亚非国家。

不过，我本人不喜欢他，因为此人是策划外蒙独立的元凶。

敢于背负骂名，对抗革命教条，为苏联拓展国家利益空间的外交部长不只契切林一位。截止二战爆发前，苏联还有一位有名的外交部长叫李维诺夫。在他任期内，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苏美两国在1933年建交，彻底打破了十月革命之后两国政府十六年的外交坚冰，为苏美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蜜月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分别是苏联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外交部长，二人执掌苏联外交部的时间合计二十一年。尽管他们培养出来的同事、部下与学生被党内几次的大清洗屠杀的干干净净，但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突破教条，敢于向党中央建言献策，敢于和西方国家接触、谈判的优良传统却在外交部内传承下来。虽然，他们要冒着被按上“通敌”、“卖国”、“俄奸”罪名的风险，甚至可能被清洗。

无论忝居朝堂的朽木们多么会空谈义理，多么能给人扣帽子，多么善于搞权力斗争。公务员队伍中还是会有良心未泯、重任在肩、心志高远、乘风破浪的人去为国家和人民解决现实问题。毕竟，正义是一项普遍存在的东西，短暂的终究是乌云，长久的终归是青天。

不要以为我在为苏联外交官们唱高调，大家可以在帖子的前文中看看安德罗波夫在驻匈牙利大使任上是怎样向党中央说真话的，也可以看看葛罗米柯的外交生涯是怎样大力推行缓和，营建苏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行文至此，外交部的领导介绍的差不多了，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领导也该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