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国初年的大借款

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任大总统。

不过，当时的政府是在是穷的很，据胡汉民回忆，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遣人来要饷，孙批了20万，结果他带人到财政部领钱时，金库一共就十块大洋，是在是尴尬的很。

这种缺钱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最大的财政来源关税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二是各省名义统一，实则各自为政，只找中央要钱，却不向中央缴税。当然，各省自己也缺钱，所以当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准备就任大总统一职时，当时盛传孙是带着数百万华侨捐款回来的，于是孙当选大总统之日，就有人来问，先生带了多少钱回来啊，我们可都等着发呢。

实际上，孙一分钱没带，于是实实在在地回答：“我带了革命精神回来！”

没钱怎么办，只好借，当时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借内债，一种是借外债。

内债主要是发行公债。1912年1月，临时政府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一亿元。但实质购者寥寥，最后只卖了700多万。

外债方面，当然是向各国银行借。孙其实早有向外借债之想法，不过他又限定了条件，即借外债“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这种想法当然很好，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就说说而已，基本上也不会有人借钱给他。事实上，的确没有人借钱给他。南京临时政府最终只获得了几笔数额不大的借款，这还是以企业的名义来借的，如江苏铁路公司、招商局、汉冶萍公司等，债权国主要是日本。其中，江苏铁路公司借得250万；招商局借款一千万，因英国人干预，没有兑现；汉冶萍借款，因日本企图借此控制汉冶萍公司，遭到中方员工反对消。由于这个草约已经由临时政府与日方签订，故有理由认为孙中山是知道这个草约的，后来由于舆论认为这个草约出卖了中方利益，孙提出坚决废除草约。故而，当时借款牵头联系人盛宣怀背锅，成为众矢之的。期间，临时政府还与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一百五十万镑，参议院也已表示同意，但因其中条款遭到各省官员反对，所以钱也没到账。

没有钱，临时政府难以为继，几乎陷入停摆境地，最终存活了三个多月，最后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手里也没钱，不过他手里有军队，在军队中的威望，客观地说，比孙中山高。帝国主义各在华银行不愿意借钱给孙中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条件比较苛刻，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借给袁比借给孙更靠谱。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没有人会把钱借给一个很有可能还不起甚至破产的人。所以，各国银行团把宝压在了袁世凯身上。

最终，袁世凯以盐权为抵押，从英俄德法日五国银行团借得一千多万镑款项。

毫无疑问，这个被称为善后大借款的行为，其是以极为苛刻的贷款条件和牺牲了国家主权和权益为代价的。但以当时中国的实力，也没有与人讨价还价的底气。所谓人穷志短，国穷一样没有话语权。看起来，几个国家为了能有机会借钱给中国，互相争吵，但实质上，是都想借借款来增加在中国的话语权，扩展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所以，无论如何，当看到今天的中国到处借钱给别人，再想想一百多年前我们为了借钱所受压榨，是在是唏嘘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