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0年制造业兴衰

——自由，好运，失控

 目录：

一，猛龙过江

二，最佳拍档

三，花样年华

四，千王之王

五，龙城岁月

一，  猛龙过江

——40年代及之前

包玉刚是邵逸夫的学弟，两人相差11岁，都曾在宁波叶氏中兴学堂上小学。

也和邵逸夫一样，包玉刚来到上海。他读书比较好，毕业后在中央信托局工作，然后平步青云，做到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1949年，国民党溃败。包玉刚和他老爸带着积蓄，去到香港，开设华人银行。此时邵家的香港天一影业已经开张。

同一时期赴港长居的，还有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冯国伦的父亲冯汉柱，荣氏家族的几个男丁（荣德生和荣毅仁选择留在上海），以及杜月笙这样的青帮人物，周旋这样的电影明星。

他们既不愿去台湾，也对新世界颇有惶恐，从以上海为首的各个城市，携带家眷财产前往香港，寻求避难和守业。

赴港潮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上海沦陷时都曾上演，内战期间达到了历史高峰。

除了资本家和艺术家，还有一批数量巨大的小人物，像是李兆基，吕志和，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他们以广东人居多，受迫于战时困苦，一穷二白，又或者只有小小本钱，前往香港寻求财富。

从1841年英国占香港岛，到1941年日军登岛，一个世纪间世界大乱，经济伴随外部形势起起落落。不变的是，香港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贸易港口城市，是中国内地的进出口中转点。

英国占领香港时，表面上是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理论驱使，实际上是为了便于英资企业做鸦片和华工苦力的转口生意，“自由港”就此实施。

当时，港英政府将英国人和华人种族隔离。在非华裔区，政府进行了基础设施投资。必须承认，这是日后香港发展初级制造业的条件之一。

此后，尽管出现了供应本地的烟酒、肥皂等最基础的轻工产品，但香港从来没有脱离转口港的核心，在西方和内地之间做简单的一进一出。除了转口，就是为之配套的船舶业、金融、保险一类业务。唯有转口的最大宗物资，从鸦片变成了战需品。

二战前，香港仅有的两个制造业小繁荣期出现在20年代和30年代。

第一次是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工业品短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停了下来。于是，香港的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迅速发展，供应内地。不过随着1928年中国关税的恢复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短短几年的繁荣被湮灭了。

第二次是1932年，英联邦成员签订《渥太华协议》，彼此享受税率优惠。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南下避难的人带来了劳动力。于是，英商为主，内地资本为辅，香港由此出现第二个制造业小繁荣期。

同样没有几年，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几乎同时，日军对香港发起攻击。

共产党华南武装和国民党政府都曾提出予以支援，均被拒绝。英国人对中国本土有一种殖民主国家惯有的不屑与忌讳。伦敦当时讨论的是战后怎样保持对香港的主权，而不是尽可能的抵抗和防御。

丘吉尔认为，只要象征性驻个军，反正日本不一定敢对我大英帝国宣布开战；万一真的开战，英国也打不过。

最后内阁以香港之于南海的战略位置说服丘吉尔。他们匆匆忙忙用英国兵，印度兵，加拿大兵，组了一支大不列颠杂牌军。

英国对杂牌军原本的指望是抵抗一年半载。但只用了18天，总督交白旗，香港沦陷。日军开始抢劫，杀人，设立集中营，进行了长达3年8个月的占领。

在此期间，英军全体撤离，再也没有付出一颗子弹。只有新界居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全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苦苦作战。香港的大量人口在这一期间或是回到大陆，或是迁往东南亚、欧美等地。

图：沙头角乌蛟腾9名烈士纪念碑和西贡港九大队115名烈士纪念碑

时至1945年二战结束，在美国的摆弄下，香港从日军手里再度落到英国手里。此刻，本就稚嫩的制造业工厂已被日军几近清零。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60万。

接下来五年里，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发生内战，超过150万人涌入香港。这其中大部分是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为这个面积仅有1106平方公里的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小部分则是刚才说到的富商，同行的是他们的资本。这笔财富没有详尽数字，外界一般认为达到5亿美金，超过香港自有财富的总量。

遍体黄金的上海大亨，刻苦耐劳的广东青壮，百废待兴的残破土地，这三者糅合起来的力量，是香港制造业的起点。从此以后，生机勃勃，光怪陆离。

二，  最佳拍档

——50、60年代

对于初级制造业而言，密集的劳动力和丰盛的资本是一对最佳拍档，加上深水港可谓天下无敌。

而命运的垂青远不止于此。

一批机器正朝着香港驶来。

从上海等地赴港的企业家带着的，除了美金，黄金，高级技工，还有一大堆进口机器订单，状态是已发货。他们把收货地址改一下，这些往往是当时全亚洲最先进的生产线，便落地香港。

另一方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美国统领盟友对中国贸易禁运。刚刚恢复的转口业务突然中断，香港作为转口港的身份暂时成了摆设。

人口剧增，百业凋零的香港没有就业来承接，黑社会时代便顺理成章地开启。向华强向华胜的老爸、戴笠的高徒向前于1947年创立新义安。被共产党驱出广州的军统大队长葛肇煌于1949年创立14K。这两家新晋黑社会的崛起，导致本土传统帮派和胜和挣扎了十几年。

这里就没有杜月笙什么事情了。杜老板在1951年病逝。

没有饭吃的人自然要投靠帮派，上街闹事。这让英国人十分恼火。不想出钱救济，也不想出钱投产，港英政府找到一条小成本扶持办法：降低工业用地的租金，降至利率以下，刺激赴港企业家开厂招工。

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出口禁运的反面，是英国允许香港进口内地的物资。香港由此获得廉价的生产原料。

最后一个因素来自于1953年，美国允许香港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作为当时唯一的战争获益国，这是一个巨量市场。

就这样，天下掉下七颗龙珠，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为神龙。

解放前夕，中国工业有三块，一是东北的重工业，由日军为战需搭建；二是全国扣除上海；三是上海，工业产值占全国总量达到三成。上海的工业里，最基础或者说最初（低）级的轻纺工业，规模最大，产值最高。来到香港的机器，也以此为主。

战后的世界需要轻纺工业品。

1954年，宁波人陈廷骅在荃湾创立南丰纺织，六年后成为香港产纱量最高的企业，直到1970年仍居首位。1959年，另一个宁波人，包玉刚的同班同学赵安中设立嘉丰纱厂。同年，金庸的前辈、海宁人查济民创立新界纺织厂。

1959年，本港制造产品的出口产值，首次超过转口贸易值。1960年，香港产纱总量达到50万锭，是1947年的80倍。这一年，香港最大的制造行业从造船转移到纺织。

由于赴港潮的大量生育，人口在50年代继续膨胀。1961年港英政府人口普查的数据是313万，其中0-4岁婴幼儿达到50万人，5-9岁儿童达到43万人，10-14岁又有35万人。20-50岁的高强度工作人口有128万人。

图：1961年香港人口结构

高密度人口和携家养儿带给香港的，何止是廉价劳力，更是不觉疲倦的奋斗。

资本建起第一批工厂取得利润后，渴望富裕的香港人蜂拥而上。纺纱厂在60年代初突破1万家。由于产业门槛低，全家几口人再雇上几个工人，付出几千块成本，就是一个作坊。

纱厂众多，人工便宜，需求量大，制衣业便有发挥空间。1949年，东莞人陈瑞球在长沙湾创立长江制衣。几年后，长江制衣的“博士牌”衬衫畅销东南亚。

规模紧随纺织业的，是塑料业。

1950年，莆田人李嘉诚在筲箕湾租了个百来平米的仓库，创立长江塑料厂，7年后以塑料花一战成名。1958年，黄保欣设立联侨企业，专做塑料原料。同年，田家炳在屯门填海，创办田氏化工，专做PVC。

60年代中期，全球的塑料花几乎都是MADE IN HK。塑料花热潮降温后，欧美企业开始向香港发放塑料玩具订单，孟山都和陶氏化工则进入香港提供原料。

其他如金属、电子、油漆，都是这20年里的繁荣行业。这里自然也都是没有什么技术属性的轻纺工业，产品诸如器皿餐具，电筒电池等。

图：1970年香港工业出品展览会的季军产品“沙律碗”

但货不怕多。

在香港内部，突然涌入的人口，既是劳动力，也是消费力。

在香港外部，战后的全世界都在重建，但重建的重心相对战前发生了变化。西方的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南美和东南亚国家则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新思潮，开始贸易保护，内向发展。

于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现一定的空缺。所有的基本生活用品都有市场。

而香港恰好有生产能力。1950年左右出现的种种因素的交织，资本，劳动力，技术工人，廉价原料，使香港具有最大的初级工业优势。

相比同是亚洲四小龙的另外三家，香港早了整整5-15年。

1950年，蒋介石政府追随东南亚的内向发展模式，控制对外贸易，直到1955年才开始降低汇率，刺激出口。

而后，直到1962年，政变成功的朴正熙制定韩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扎实工业基础”，建造电厂和钢铁厂为制造业铺路。

又三年后，新加坡方才建国，李光耀确立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经济战略。

香港幸运得多。在1952年因欧美对内地禁运而迅速降至冰点的经济，又在制造业的爆发中，于第二年恢复增长。

40年代末，香港登记在册的制造业企业不足1000家，雇员4万人；1970年，企业达到25000家以上，雇员55万人。

二十年间，香港GDP年复合增长10.5%，总出口额年复合增长7.7%，而本港产品出口额年复合增长高达15.1%。

1970年当年，香港工业占本地生产总值37.3%，其中制造业占比30.9%；出口额里，本港制造产品占比从1947年的10%增加到69.6%。这个做了百年转口贸易的城市，只用二十年就变成了一个轻工业城市。

表：70年代及之前的制造业相关数据；工业和制造业比重指占GNP比重；“无”是指港英政府统计年刊内相关数据缺失

这张不完整的表格展示了香港制造业从零到巅峰的20年。可是，30.9%的制造业比重，69.6%的港产品出口比重，这是香港的历史最高点。此后的香港制造业，再也没有超越这两个数字。

并非所有的资本都甘于十本一利。制造业刚发展没几年，已经有一些格外敏锐的人，从香港人多地少和港英政府只批租不收税中看出门道，开始投资房地产。

50年代后期，这些人逐个起舞。1955年，霍英东建起香港第一高的蟾宫大厦，卖出香港第一张“楼花”。1956年，郑裕彤继承周大福，次年他用卖黄金挣到的钱盖了蓝塘别墅和香港大厦。1958年，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三人创立新鸿基的前身永业公司，推出“十年分期付款”的售房办法。

图：蟾宫大厦

时至今日，虽然放任自流的香港模式在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都不存在，仍然有人把其战后繁荣归功于英国人的自由经济。事实证明，自50年代，香港之所以走了一条制造业之路，实在是撞了一个百年难遇的狗屎运。它的背后，是中华民族悲壮的近代史。

三，花样年华

——70年代

早在1952年，英国为了保护本土纺织业，已经对外执行纺织品进口配额。60年代美国也制订过几次贸易配额。但美国、英国、日本的需求总量，仍然足以支撑小小香港的制造业。

直到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打破平衡。

初级加工制造业在石油危机中遭受双重打击。一方面是石油原料价格高企，成本打不住；另一方面，全球展开贸易保护，客户搞不定。对于香港，还有第三重打击。

韩国，新加坡，台湾，现在都在拼命发展出口经济。曾经在各个行业全面领先的香港显出疲态。

在纺织、制鞋、塑料、五金、电子、机械行业，60年代初，韩新台的出口总额还不到香港的零头，但1975年，韩国和台湾已经超过香港。香港在纺织，塑料，金属这些支柱行业全面落后。剩下的优势，只体现在玩具和成衣。

幸好有工业革命开始发挥威力。

几个支柱产业虽然依次输给三小龙，但电子业的技术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增量，更没有贸易保护。这十年间，电子类加工厂从230家增加到1300家，出口从10亿港元增加到134亿港元，成为香港制造业仅次于制衣业的第二大行业。

1976年，黄子欣和梁棪华合作创办伟易达，业务是设计制造电子游戏机，后来发展到学习机。2000年，公司收购朗讯的电话机业务后，确立了婴幼儿电子学习机和无线电话机两大业务。

2018财年，伟易达营收145亿（核人民币），两大细分业务的规模都在全球第一梯队。

在1980年香港的1300家电子企业里，伟易达是仅有的存活下来，而且达到百亿规模的一家。

位居第一大行业的制衣业，1980年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34%，和1970年的35%基本持平。但当时最风光的老板，既不是南丰的陈廷骅，也不是博士牌的陈瑞球。

本章开头提过欧美国家对香港制定了纺织业的出口配额。港英政府虽不收税，但什么都拿来卖，当然也包括配额，也就是出口权。

1975年，顺德人罗定邦从制衣厂的苦干思维里跳脱出来，搞到一份成衣配额，自此跃升为香港制衣业四大家族之一。而另外三大家族，全部和罗定邦一样，通过炒卖出口配额暴富。

这是个可怕的现实。作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制造行业，30年过去了，一个像样的龙头品牌都没有。而四个所谓的龙头企业，主要收入都来自于卖出口权。

其余大大小小的成衣厂，买着配额，累死累活，还没有郭得胜代理YKK拉链赚得多。

从香港制造走向香港创造，从劳动力走向科技，仅有的亮点出现在机械和电机行业。

1949年，国民党出身的菏泽人蒋震只身赴港。在打零工7年、做技术工2年后，他和朋友谭雄创立震雄机器厂。

蒋震是技术派，如同内地80年代的众多小老板，机器全靠自己琢磨试验。60年代，他已经做出香港首台的注塑机型号。70年代末，震雄集团在台湾设立分公司。

今时今日，国内注塑机行业里，宁波海天是常年第一，香港震雄是常年第二。这两家为首的国内企业占领国际中端市场，仍在倔强地往上爬。

另一家是德昌电机。黄山人汪松亮20年代在上海做小学徒，后来开毛巾厂，日积月累，赴港后于1959年创办德昌。

和震雄机械相似，德昌专注本行，注重研发，在70年代走出香港，在美国设立分部。也和震雄机械的地位类似，德昌是中国作为国际电机行业第二梯队的主力。

2018年，震雄和德昌的销售额分别在113亿和220亿（核人民币）。

从50、60年代成功升级，经营至今，发展到百亿以上规模的制造业企业，我遍寻资料，只找到震雄和德昌两个亮点。加上70年代的伟易达和几家化工企业，也不足十根手指。

对于香港制造业，它们至今坚定而微弱地闪烁着。说微弱，这几家企业的营收规模实在不算太大，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似乎看不见它们，更不要说敬畏它们。

其它留下来的，还有些服装鞋帽和食品饮料，就谈不上香港创造了。

1990年，蒋震先生捐出他所持震雄集团的所有股权，成立“震雄工业慈善基金”，用于培养中国工业人材。

图：蒋震工业基金会网站首页图

1951年，由赴港的内地资本投资的工厂共1800家，其中雇员超过500人的尚有25家。等到1980年，全港超过40000家工厂里，雇员超过500人的只有100多家。而雇员少于50人的工厂，比例超过93%。

香港制造业最主要的形态，是租一套单位，编排几个工人，计件或计时结算薪水。50年代在仓库里开厂，70年代在工业大厦里开厂。由于工人还要顾家或兼职，所以小工厂都在市区。这和典型制造业的园区+宿舍+车间+烟囱的形态全然不同。

经过20发展，在第三个十年，香港制造业仍然固守这一形态，低门槛，小规模，不投资技术，不建立品牌，只接劳动密集型订单，按订单招人开工。这样的模式，客源和开工时间都不稳定，也就不可能去扩张。它的好处是留着后路，有钱可以挣，环境不好随时关厂改行。

电子业成为第二大支柱，高科技产品BB CALL（传呼机）产销两旺，在这种情况下，7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里的劳动密集型产值依旧高达92%，和10年前相比，只降低了3个百分点。

从1970年到1980年，制造业比重从最高峰的30.9%下降到23.7%；工厂反而在1981年增加到46000家，雇员达到90万人，占就业人口的一半，是历史最高水平。可见，在婴儿潮长大成人的优势下，制造业对于劳动密集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1979年，港英政府和工商界代表联合组成经济咨询委员会，经过两年研究给出一份报告书。其中提到：

增加工业用地供应

促进生产力增长

促进与内地的经贸联系

设立工业培训机构

以这个委员会的政府和资本背景，这大概是他们能做出的最有良心的建议了。但没有人执行。政府继续卖地卖配额，资本继续买地买配额。

三十年过去了，香港制造业还在微笑曲线最低的那一点徘徊不前。有实力的企业家并没有试图走向两端，而是和罗定邦一样改换门庭。

图：依利安达在70年代生产的电话机；这家企业后来迁往新加坡，当前的营收规模在10亿左右

显然，香港的经济文化和九成九的企业家们，都对制造业升级提不起兴致。

资本向容易赚的钱聚集，是资本的天性。能够大量吸收资本又具备暴利机会的，正是金融和地产。这两个市场，成为日后香港人的收割机。

金融方面，1980年，香港银行资产2950亿，是1970年的近13倍，年复合增长率近30%。第二年，香港的股票总市值位列全球第十。

房地产方面，7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拓展城市边缘，开发“新市镇”，也就是卖新的土地。房地产业的繁荣走向巅峰。中途虽然几经倾泻，很快又推向更高的巅峰。

1974年，给前文那套沙律碗颁奖的香港工业出品展览会，因为地租过高而宣布停办。他们从60年代开始寻求政府帮助，拨地办展，到最后也没有成功。

1980年全年，建筑业投资额166亿，也是1970年的近13倍。毕生奋斗的香港人渴望住进公寓楼，婴儿潮也构成巨量的房屋需求，这使房地产的新增投入杯水车薪。这一年，香港写字楼的租金价格升至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此前的1976年，对高昂房价的不满，加之其他种种对港英政府的民愤，香港发生了后来严重失控的抗英反暴活动。两年后，为了平息民怨，“居者有其屋”计划启动。

后来人们都知道了，40年后的今天，香港依然做不到居者有其屋。3%的人口居住在笼屋或棺材房里。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平米。

图：笼屋出现在50年代人口爆棚期；直到今天，笼屋的大小样式丝毫未变，香港依然有10万人住在这样的笼子里

当然，若把70年代称为香港制造业末日的敲定，起码并不是公认的。在香港的历史课本和各种报道中，这个时期叫做“经济/产业多元化”，是一段花样年华。

武打明星王羽出走台湾，进了黑社会竹联帮；王羽走后，李小龙爆红；李小龙有个龙套替身，叫做陈港生；陈港生没有改名成龙的时候，有一次被古龙讽刺，对着姜大卫大哭；姜大卫有个疯狂追星的少女粉丝，叫做李碧华。

娱乐业蓬勃，消费景气，旅游业也不差，一些艰难营生的小作坊转行做服务业。

一边是灯红酒绿，霓裳羽衣，好得不像话；一边是高价住宅，高价租金，高价配额；一边是黄赌毒，黑帮火并，跛豪坐牢；一边是死寂般沉默的笼屋。70年代的社会，为后来隐隐写下伏笔。

四，千王之王

——80、90年代

1978年，发生了继57年、62年、72年之后的又一次逃港潮。这几次逃港潮为港英政府创造了人口调控的空间，经济好的时候放行，补充劳动力，经济差的时候把已入港的人遣返。

习仲勋考察情况后说，根本办法是发展经济。此前，邓小平对此的表述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再度陷入经济衰退，加剧贸易保护。已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重工业奠定基础的三小龙，纷纷进入产业升级阶段。

在人口数量和香港接近的新加坡，石油加工已经颇具规模，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很小。李光耀政府继续实行和香港截然相反的不自由政策（“积极、直接干预”），在80年代初推进转型，提出“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生产，并“建立起软件发展中心和电脑制造中心”。

1980年，台湾地方政府制定“十年经济发展计划”，确定8个发展产业：能源、高科技工业、资讯、自动化、生物工程、电视技术、食品、医药。这一年，新竹科学工业园落成。

体量最大的韩国，政府主导了“半导体工业扶持/育成/振兴计划”。1982年，三星建立半导体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研发64K存储器，从此奋起追赶日本。

而这一头，人均GDP最高的香港，没有商业界自发革新，更没有政府和政策断腕开新。从劳动密集型电子制造切入高附加值电子制造的机会，从香港身边晃晃悠悠走过去了。

没关系，别人有好政策，香港有好运气。早于石油危机的中国改革开放，为香港带来第二个悠长的气数，支撑住又一代人，让原本在80年代就会出现的衰退，拖延到新的世纪。

1978年，深圳人和香港人的收入差距是100倍。务实而又过度务实的香港小厂长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拼杀过30年，现在渡海1公里北上，看见了把50年代重演一遍的商机。

图：1979年，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和香港港华电子签订协议，合资开办光明华侨电子厂，这是康佳电视的前身

之于香港商人和深圳工人，这是一种降维攻击。之于更长远的深圳和中国，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之于更长远的香港，只谈荣耀是在自欺欺人。

商人们一点儿都没有变，还是廉价工人，小规模工厂，来料代工。本就缺乏的技术升级的欲望，这下更没有了。

在低廉的房租人工，优惠的政策之下，80年代初，香港的小企业主在内地建起数万家工厂。他们在香港接订单，在珠三角生产，再从香港运出海外。

只要稍微有一些本钱，都可以做这种生意。因为本质上，拥有香港人的身份，双脚站在免税港上，就等于拥有了出口订单——和配额很像；拥有中国人的文化和方言，就拥有了在珠三角投资的适应性。

80年代初期，除美国之外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均被石油危机困扰。而香港享受着改革春风吹满地，1985年，GDP比五年前增长59%。

香港本地的制造业比重加速下降。1971年到1978年，制造业比重下降4个百分点，花了7年。1979年到1982年，制造业比重又下降6个百分点，只花了3年。

不同于震雄和德昌，由于只做劳动密集型小工厂，企业便不存在技术资产。他们留在香港总部的是贸易类部门，比如报关，运输，对海外接单和对内地下单的联络工作。这些工作承载不了几个人力，更承载不了人才。

此时，香港之于内地的优势只有一个：内地还不够开放。

但至少在80年代，他们都因为跑得快和胆子大赚到了钱。1985年起，内地重新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

北向的投资额年年增长，内地似乎有着用之不尽的廉价工人。这也让香港的运输业，贸易业，零售业，娱乐业，旅游业，全体不愁吃穿。

最大的赢家还是房地产。企业主赚到钱便回香港抢楼花。

1982年，《福布斯》报道说全球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141个人中，香港有6个，主业无一不含房地产。

同在1982年，东方航运负债200亿，董浩云病逝，仿佛在向世界展示了一条香港真理：除了房地产，你别无选择。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回归尘埃落定。一些香港人着手移民或将企业迁入百慕大和开曼群岛。一些人心潮澎湃。数量最多的，想做什么也做不了，心中想必五味杂陈，且害怕且期望。

至于大家族们，在他们看来，第一原则是保护资产，然后，在历史变革中寻找机会增值资产。

80年代初期的香港还没有被大家族一统天下。年复一年的吸血者是港英政府。

港英政府治理香港时有两条方针，一是不到死不管事，以前叫做自由主义，后来由财政司长、英国人夏鼎基改称“积极不干预”，表示快死了我们肯定管啦。这不是我说的，夏鼎基的原话就是在“极其重大的不利影响”下才能干预。二是多收钱，多收钱又有两方面，在收取成本低的地方多收，在收取成本高的地方少收。

所以，政府对征收成本比较高的税收兴趣不大。香港税制简单，税率极低，管制松弛。回归前50年，企业利得税在16%左右；同期日本和韩国都高于50%；新加坡和台湾在40%左右。这使香港成为亚洲的避税和洗钱天堂。

税收占港英政府财政收入只有60%。另外40%，来自于租地皮，卖配额，控制公共事业。

租地皮是最主要的非税收入。19世纪英国登岛，第一件事就是宣布香港所有土地归英国皇室所有。政府把土地分割，以一定的时限拍卖租约。

配额拍卖是实打实的空手白狼，包括有专营权，出口量，电台和电视台开设权。早年还出售毒品销售特许和粮油销售特许。

相比地皮和配额，公共事业虽然盈利适中，但作为资产价值连城。

港英政府是没有财政收入压力的，因为收支原则是“量入为出”，不管收多少，原则上都留存10%-20%的财政盈余。维持香港本地的低税率也就不奇怪了，毕竟收得再多也是用在香港民生。

在回归前50年，只有8年出现财政赤字。其中4次数字零星，主要是遇到经济危机；3次发生在中英谈判的82年-84年，英国试图用香港经济作为筹码；最后一次是回归前一年，港英政府费尽全力挥霍财政，为自己捞最后一桶金。

港英政府无需给英国政府缴税，多年财政盈余留存下来，积累到1996年，一共1736亿港元。所谓不缴税的真相是，交“国税”肯定过不了民意这一关，所以英国要求所有英资企业直接向英国政府缴税。

这样一来，英国政府，英资企业，港英政府，三者利益高度一致。港英政府把特许业务和最好的地皮交给英资企业经营，英资企业和港英政府官员私相授受，赚了钱再给英国政府纳税。

战后到80年代初，英国人深度介入金融，保险，地产，通讯，交通等产业。当时香港的七大英资财团是怡和、会德丰、和黄、太古、汇丰、嘉道理、英之杰。前四个又因规模之巨被叫做“四大行和马会、总督一起统治香港”。

图：上海中山东一路27号，原怡和洋行，49年收归国有

怡和在19世纪做贸易起家。伦敦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后，怡和成为最大的鸦片商行，也是鸦片战争的主导者之一。怡和现在的主要业务是地产，航运，建筑和零售。

会德丰经营油轮，后油轮业务收缩，资产以地产为主。1985年由包玉刚控股。

和黄（和记黄埔）是码头货柜，零售，地产等综合业务集团。1980年由李嘉诚控股。

太古早期从事航运和贸易，后来拓展到蔗糖（太古糖）。目前主要业务是地产和航运。在内地臭名昭著的国泰航空就是太古旗下企业。

汇丰连同渣打垄断香港金融业，两家的存贷业务曾占全港三分之二。

嘉道理（犹太资）控股地产，酒店，电力公司，后参与兴建大亚湾核电厂。

英之杰在香港经营汽车销售和船坞，目前重心已经转入内地。

连起来看，在香港，这些英国资本曾经对金融、公共事业、地产三大行业，进行了垄断，控制，或是极深的影响。

伴随对和黄和会德丰的收购，以包李为代表，大家族的野心也在渐渐明朗。

80年代中英两国谈判时，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他们在全球购买金融类、能源类、地产类股权。另一方面，联合声明的影响下，一些英国商人开始沿着1997年为终点的路径，逐步抛售在香港的商业地产和公共事业企业。大家族对这些现金奶牛如饥似渴，李嘉诚收购了香港电灯和橙黄电信，包玉刚收购了旗下有海港城、天星小轮、香港电车的九龙仓。

资本在地产和公共事业领域乱舞，制造企业和科技企业无人问津。

这不难理解。想延续家族财富，首选无疑是拥有长生不死的地皮和公共事业。制造业的艰苦还是其次的，最怕在经济浪潮中被覆灭。

赌神赌徒千千万，真正的千王之王从来都是赌场自己。

问题是，垄断并非家族或资本的错，垄断是资本的天性。所以世上有反垄断法，政府有控制垄断的责任。

垄断的危害，除了短期的囤积居奇和坐地起价，更要命的是造成社会阶层凝固，上升通道关闭。

所以负责任的政府会收税，借贷，卖地，济贫，来扶持资本流不过去的地区和产业；甚至通过行政力量抵消和控制资本嗜血的本能，在投资上逼他们放眼长远，创造就业，培养人才。

但香港政府是一个权力微弱的小政府，资本会尽一切可能影响政策，比如迟迟不开发新土地。航运家族的董建华赢了地产家族的吴光正，成为第一任特首，却还是输给了被所有大家族钳制的香港官僚系统。

这是香港的宿命，一个必然的循环。

1990年，香港制造业比重下降到17.6%，出口产品里的本港制造产品还剩35.3%，比1970年减半。

40年过去了，香港的制造业排名仍以制衣为首。其后是电子、纺织、印刷、钟表、食品饮料。产业结构几乎没有长进。

三小龙早在80年代就把制衣业拱手让给中国内地，任凭其萎缩，专注于电子和科技。

1990年，台湾的电子电机行业规模已是制衣业的8倍，是制衣和纺织总和的2倍。这一年，3年前创办的台积电在业界无人看好，张忠谋一意孤行；8年前建立的三星半导体实验室开发出16M存储器，距离追平日本只差2年。

到1995年，香港制造业已经停滞5年，几乎没有增长，同期GDP年复合增长近15%，金融年复合增长20%。在银行总贷款额1.4万亿里，工业只占1000亿，其余93%都流向第三产业。在社会总研发投入中，日美韩都在2%以上，台湾和新加坡在1%以上，余粮紧张的中国都达到0.5%，香港少于0.1%。

同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额首次超过轻纺工业品出口额，占比18%。在改革开放后第16年，中国的制造业进入升级阶段。

不幸的是，对于香港，制造业落后，科技空白，似乎是没有关系的。1990年，香港人均GDP达到1.35万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当时的日本，正位于“失去的二十年”之前的泡沫期。

制造业凋零，服务业繁盛，转口贸易做得轻轻松松。对内地低端制造业的投资在97年之前继续增长。同期内地消费起步，台湾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成为绿皮火车巨头，香港的班尼路、堡狮龙、佐丹奴风靡全国。

而今康师傅还占一方天下，三个服装品牌已走在穷途末路。其中佐丹奴的老板黎智英退出服装业，创办《壹周刊》和《苹果日报》，呕心沥血逢中必反。

1985年成立的创科实业倒是摸到了香港的门道。这家代工企业在90年代上市后，利用科技股浪潮从股市融资，然后在全球收购电动工具企业。现在科创实业持有多个欧美品牌，是一家经营顺利的制造业企业。这不知道是香港制造的幸还是不幸。

1999年，李泽楷说服政府开发数码港，用一纸科技发展宏图换得24公顷土地。最后，这个科技项目被折腾成地产项目，李泽楷获益40亿港元。

图：数码港网站，租户列表第1页

同年，李泽楷投资220万美元收购腾讯20%股份，第二年以1260万美元卖给南非MIH集团。按照最新收盘价，这笔股份价值是6460亿港币，核834亿美元。

随着科技股泡沫的破灭，香港资本彻底失去了投资高科技的勇气。

从此，大资本再也不会在制造业和科技业浪费一分钱。

2000年，《福布斯》公布当年香港个人富豪排行,前三是李嘉诚，郭应湘，李兆基。前十是清一色的地产商。

同一年，《福布斯》榜单的全球前三是微软盖茨，甲骨文艾利森，微软艾伦。台湾前三是国泰人寿蔡万霖，台塑王永庆，和信辜振甫。内地是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兄弟，任正非。没有一家是地产商。

港英政府为香港造了一个不控制垄断也不控制财富收敛的社会，香港人亦欣然接受，视之为自由。

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的吸血虫从英国资本变成本土资本，从英国财团变成香港家族。这些渴望万世富贵的家族，给香港的普通人挖好了坟墓。

而制造业已然几乎失去讨论价值。2000年，香港制造业比重下降到5.9%，从业人员23万，占就业人口不到7%。股票市值前十位没有一家是制造企业。

1985年，已经在湾仔码头卖了7年手工水饺的日照人臧健和，终于攒够钱，开立她的第一家水饺工厂。第二年，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从广州赴港的顾嘉辉和黄霑，写下《狮子山下》：

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哋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不知道为什么，塑料花故事早已远去，如今一步一步垄断香港人日常生活的李嘉诚，竟然被誉为狮子山精神的代表人物。而臧姑娘身上真正的狮子山精神，再也无处容身，成了绝唱。

五，  龙城岁月

——新世纪

1997年，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说：“……从增加附加值着眼……新的发明，新科技的应用，新兴行业的发展，对香港都十分重要。”后来就发生了李泽楷玩转数码港的商业案例。

回归前后，麻省理工成立小组对香港制造业做过一次调研，于2000年整理发布。报告里提到几个现象：

在对大学的调研里，有人表示，“在大学获得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中，用于应用研究领域的不超过5%”；另一位被采访者说，“港府在这方面有一种观念，认为‘开展研究是为了研究人员的利益’”。

报告里也提到家族企业对制造业的影响：“这些企业一般都避开必须实行分权管理的经营领域”，“集权式管理难以招聘和挽留没有家族背景的杰出人才”。换句话说，家族企业不愿介入自己不了解的专业行业，也不愿信任家族之外的专业人才，他们更愿意在地产和公共事业里大权独揽。

而且，社会文化业已成形，由于“存在着另外一些能以明显较低风险提高回报的投资，如房地产”，香港必然缺少“技术导向的风险资金”。

即便是不需要资本密集投入的软件行业，报告提到他们采访的每一家软件公司，“没有一家后来获得了风险投资”。

最后，小组认为香港制造业比重尽管已经降到个位数，但仍有自由港、员工勤奋、企业家精神等优势。报告里给出八条对策：

第一，从外界获取技术（跨国技术公司，内地科技人员，国际专家）

第二，加强香港的研究与开发基地（提高研发比例）

第三，为新产品、新服务及新顾客提供信息技术（软件能力）

第四，提高定型设备制造的能力（品牌产品和定型产品取代代工）

第五，教育培训及人力资源开发（科学和工程类专业）

第六，培育本地的技术性企业（扶持技术型企业）

第七，加强政府的技术能力（增加工业界专家在港府任职）

第八，为业界建设一个“安全港”（产权保护，管理机构） 

这8条的建议的主体既有政府也有企业。且不论建议对不对，反正后来，政府和企业合力在反方向上做得很成功。

在日后中国地方政府的各种研究资料中，香港从来都是一个“产业结构缺乏战略规划”的案例。

积弱的组织能力，被长期灌输自由之名的束缚，使回归后的香港政府踌躇难移，沦为高薪服务商。经济和民生改革一败涂地。

2018年，港产品出口总额463亿港元，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杂项制品”，为10亿，主要是出口到内地的首饰黄金；其次是金属砂矿，6亿；第三是医疗及医用，不到4亿，主要是出口到内地的老字号中药。

港产品出口463亿是什么概念？东莞的立讯精密公司，一家为苹果手机做连接器起家的企业，2018年的出口额是384亿（核港币），2019年应该就会超过463亿。而由于对附加值的考量，立讯精密还进不了广东民营外贸百强。

从立讯连接器到苹果手机的这条产业链，香港连影子都摸不到。香港人能够参与的，只有做苹果专营店的营业员，卖给深圳的代购小妹。或许还有两条，就是控股公司在香港合理避税，以及老板拿了香港永居，购了房。

2017年，香港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是1.1%。如果不是有本地的一点点需求，这1%都要归零了。香港花了70年，制造业从无到有，从有到无。

按照规律，制造业比重必然走高到某个极限，再慢慢回落，向服务业转移，最后维持某种平衡。关键是在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程中，由中高端制造业和技术类服务业取代低端制造业。可是香港，50年代迅速增长，1970年达到鼎盛，2018年降到1%，这个过程，制造业始终在劳动密集里打转。

和香港城市形态最为接近的新加坡，制造业占GDP比重17.5%，覆盖电子，医疗，石化行业，2016年还收购了博通。

一水之隔的深圳，制造业比重超过30%；上海和天津分别在25%和40%以上。就是这样，各地政府都火急火燎，生怕跌破制造业存亡线。

如果香港只有几十万人口，像澳门做旅游博彩，三亚做旅游地产，香港哪怕只做马会和购物，凭借中国的人口规模，都是小事一桩。但香港有745万人，745万张嘴要吃饭。

在香港统计署公布的2019年一季度行业指数里，以2015年为基数（100），增长最高的是保险（159.5）和地产（150.8），最低的是电脑科技（89.7）和工业（88.9）。

这意味着，在2015年占经济比重趋于零的制造业和科技行业，4年内又成功下降超过10%。而保险和地产平均每年都超过10%。

社会财富向哪里收敛，就会鼓励年轻人向哪里发展，鼓励资本向哪里进行投资。在香港，只剩金融和地产。

现在的就业支柱是转口贸易，带动贸易服务业和旅游及餐食住宿服务业（含因公出差），这里面沉淀了香港绝大部分的就业。

图：以行业分类的从业人员数量变化

从近年的从业行业变化里看，制造业岗位一如既往减少，建筑业岗位一如既往增加。最危险的一项是转口贸易的工作岗位在减少，2017年比2012年减少达到20%。若考虑总就业数量的因素，减少达到25%。这些就业只能转入前途更渺茫的基本商业服务，进一步降低底层服务业员工的平均收入。

其实早在2001年，随着香港转口成本高企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内地对香港作为转口港的依赖度已日渐下降。但多方因素下，全国依然有1/6左右的商品通过香港进出口，从而维持香港的贸易总量。

问题是，从香港转口从来不是必须的。和扼守国际航道的新加坡不同，中国2万公里海岸线，香港的位置，只是这条线上几十个门中的一个，数个深水良港里的一个。过去，是殖民地的属性，清朝的锁国，近代的封闭，使香港变得不平凡。这种优势早已逝去。

近五年，全国贸易总额增长18%，香港贸易总额增长8%。转口贸易里的一部分转化为离岸贸易，不再落地香港。如果未来转口量大量流失，香港可能失去贸易地位，沦为避税和洗钱中心。一旦如此，香港的就业率将无以维持。

当然，中央政府对香港，过去20年不曾，未来也不会不管不顾。

换句话说，支撑香港的，仍是一种特许经济。因这是我国土，是我同胞。

50年代起，头三十年，香港通过内地赴港潮带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功完成初级工业化。而后二十年，制造业落后于人之际，香港通过内地改革开放急转弯，进入服务业社会。最近的二十年，回归后的香港尽管自我空心化，但整个中国实业分出一杯羹，就是香港金融与转口贸易的实心。

龙城岁月，百年好运。

在最新的2019年福布斯富豪榜里，内地前十是马化腾，马云，许家印，王健林，杨惠妍，何享健，张一鸣，丁磊，李书福，黄铮。三家地产，一家电器，一家汽车，五家互联网。政策确立为房住不炒。

而在香港，富豪榜延续数十年的固定格局，被地产商占据。因为兼有公共事业等业务，通常被称为“多元化经营”。

前文提到过的所有港商20余人，早期只有李兆基是地产出身，现在过半数从事房地产和公共事业，依旧风生水起。而毕生经营制造业的几位，规模不及老朋友们的一个零头，被大多数香港人不以为意，也或许根本不认识。

表：前文提及的港商的早期和后期主业

最新富豪榜唯一的大意外是李文达。除了家族产业李锦记，这几年他把直销品牌无极限做得风生水起。

除此之外，偶尔会出现一两个新名字，都是珠三角的企业家入港永居，在香港管理资产。还有两个新贵，分别是阿里和腾讯的合伙人。

显然所有的富人都爱去香港。二马也在山顶买了房。因为，在香港之外的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包括台北，无论你有多少钱，都不可能近在市中心的咫尺，拥有整整一个山头来建造府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