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文学札记之十二：《战争，为了和平》

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路翎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西元1985年12月出版。

这部小说以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直至战争结束这一段时期为背景，描写志愿军某部李恒师王正刚团赵庆奎营的指战员们的战斗经历：他们突破临津江，解放汉城，渡过汉江追击敌人，阻击敌军反扑，掩护主力回撤，打破敌军包围返回部队，在三八线后侧休整，组织上山伐木，开赴前沿进行阵地争夺战，坚持坑道作战，最终迎来停战协定签订、战争结束。

小说塑造了师长李恒、团长王正刚、营长赵庆奎、连长魏强、李凤林、排长朱洪财、徐国忠、班长马兴、李发、战士王恩、刘福海、董富等一大批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刻画了朝鲜妇女金贞永和李老大娘、崔老大娘的爱国奉献形象，也描写了副营级干部王标的贪生怕死、临阵逃避，由此展现中朝人民和军队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讴歌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损害革命战争的自私行为。

小说没有连贯地全景式地展现任何一场战役或战斗的全过程，也没有客观地讲述任何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通过对不同人物细致丰富的心理活动、心态变化、内心矛盾乃至灵魂搏斗过程的描写来展示和推动的，并由此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甚至有些地理景物、行军场面或战斗场面的描写都融入了主观心理感受之中。

小说描写连长魏强牺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非常典型：魏强率队冲锋时被手榴弹炸伤昏迷，独自倒在敌人阵地前，迷迷糊糊中想到家乡的母亲和妹妹，又被我军第二次冲锋的战斗声惊醒，发现离自己不远处敌人的重机枪正给“他的战士们”造成伤亡，他“一跃而起”要去消灭敌机枪，却因伤重无力而跌倒，他“觉得可惜，很可惜，在这种时候负了伤，要是迟一点就好了”。他坚持“抬起手枪，又向前爬了一点，对机枪后面的黑暗中射击，打到第三发子弹时，他犹豫一下，因为这是预备留给自己的，但一想，现在自己人就在后面，于是把这最后一粒子弹也打掉了”。最后，他冒着敌人的枪弹扑上去，把“机枪管推到一边”，“用他全身的力量压在这机枪上”，弥留之际，他听到“更多、更多的人从他附近奔过，发出短促的喊声。这些声音使他满意。他这时不再觉得负伤很可惜了。并不迟，一切恰好来得及。他觉得他非常强大。不，这并不是他，这是他多年来所景仰像董存瑞那样的英雄，这个英雄征服了一切痛苦，在刀山火海面前也绝不畏惧，无论什么也不能战胜他，因为他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民……是的，是这样的英雄。”这一段将一位重伤战士的断断续续的听觉、感觉、思想和战斗行动融合写来，生动地展示英雄人物的忘我精神和坚强意志。

营长赵庆奎在突围中的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在完成了掩护主力回撤的任务后，赵庆奎和他率领的只剩下二十七个人的一连陷入敌军重围。根据“现在大部分人都穿着缴获来的衣服”的情况，他冷静而大胆地决定“装成美国兵的模样，让伤员们在中间，沿着公路列队前进”。他带领战士们“上了公路，他尽量慢慢地行走，抵抗着想要一下子跑过开阔地去的诱惑”。在前后都有敌人的“比先前所预料的还要危险的情况中”，他“完全镇定了。他反而觉得这公路上并不比山上危险……那种他还不曾经验过的强大的意志力量控制着他，压下了其他的一切感情。这强大的意志似乎也并不是他原来就有的，而是他的国家，他的上级，他的部队，他后面的这些人们所赋予他的”。“他忽然听见了后面的汽车马达声。他的脊背有些发麻了，但那强大的意志力量更有力地控制了他。下公路吗？不！要大摇大摆……”击毙了两个发现情况的敌人司机后，“他毫无表情，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继续前进”。“他心里想：你们到山上去搜索吧，去占领山坡吧，可是我在这里。他脸色铁青，但微微笑着，没有停留。……他的脚步有一瞬间变得沉重，头脑也眩晕起来，但现在头脑又清醒了过来，而且脚步变得轻捷了。……他的脸上仍然有着那个几乎觉察不出来的笑容，他除了前面的田野以外什么也不看，在深厚的雪地里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只要他这样，战士们也决不会回头的。”这一段细腻地描写这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危险情况的基层指挥员，因承担着对祖国、军队和战士们的责任而心情紧张，又同样因承担着对祖国、军队和战士们的责任而产生“强大的意志力量”，他的内心促使他坚定地行动，而他的坚定行动又是他内心的反映。整个过程没有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和枪弹声，但却更加惊心动魄，我军战士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就从中突显出来。

新战士董富的心路历程则是曲折跌宕的：这是一个十二岁起就“已经在旧社会里替地主当了好些年的牛马了”的农民，他“勤劳，会治家”，由于新中国“使他翻了身，并且给他带来了一个富裕的远景”，他有着“为国家出力，没有话说”的朴素感情，但到朝鲜后，他“激烈地思念着他的田地和女人”，有时就后悔“为什么要那样冲动，报名参军呢？”他因此在班上沉默寡言，疏离战友们，并产生了开小差回家去的念头。班长和战友们团结他，关心他，“对他表示着绝大的信任”，这又使他“陷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中”，“痛苦极了”。一天晚上，他们阵地山下的村庄被敌机轰炸起火，而“他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他已经熟识这里的人们，他曾不断地拿这个村子来和他家乡的村子比较的”，甚至村里“一个跛脚的老人的黄牛”也曾让他“不止一次地看着它，想到他自己的牲口”，于是，他“跳起来就向那着火的村落里冲去了”，奋不顾身地从烈焰中抢救出孩子、生病的妇女和一些家具。这次经历后，他明白了“保家卫国”的含义，他“不想家了，渴望杀敌的感情比旧时他的那种渴望劳动的感情还要强烈”了，积极勇敢的战斗使他“觉得他和周围的同志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赞美之词”和将他视为“积极分子”的做法“使他喜悦”，他为自己“过去曾有过那么落后的思想”而“感到羞愧”。看到同班战友被批准入党，他“觉得要好好考虑一下入党问题”，并思考“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党员呢？我够得上做一个党员吗？我能经得起战场考验吗？”在阵地坑道战期间，他和两个战士随班长奉命“出去游动袭击敌人”并“尽可能和前面一排坑道取得联系”，激烈的战斗中班长和两个战友先后牺牲，他也受了伤，但仍然独自一人坚强、无畏、机智、沉着地“在这夜间的山坡上战斗前进”。战友们的牺牲“使得这个少言寡语的战士的内心里充满了对敌人无比仇恨的感情”，“他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于是战场上的一切危险仿佛都不存在了”。他“心里充满了欢乐，好像在一瞬间找到了久久找不到的宝贵东西似的。 ’原来这么好打！原来敌人这么无能！’ 董富惊喜地想。”他一路战斗抵达了一排的坑道，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从一个内心“沉滞”并有些“狭隘”的农民，到勇敢、“庄严”的战士，董富初步完成了自己心理的成熟、意志的磨炼和思想的升华。

小说中也对师长李恒、团长王正刚等指挥员对部下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交织的心态、对战略筹谋和战斗部署的反复思虑、乃至对战争问题的思考等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分析。

对被执行了战场纪律的王标，小说通过他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展示了一个革命“投机者”的面貌：“他的家庭过去是地主”，从小就浸染过“一些酒楼上的浮华的生活”，父母病死后他“自己闯天下”做生意，树立了“将来能够过一种出人头地的生活”的人生观。生意失败使他“穷苦、饥饿”，于是在“日本人投降以前的一年，八路军到了这里，他就参加了革命”。经过最初的积极勤奋，入了党之后，“慢慢地他就回复到老路上去”，“出人头地”的思想使他为人和工作华而不实，贪图“过一点舒适的生活”，这使领导们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反过来又使他愤愤不平。到朝鲜后，他对组织上安排的职务不满意，工作怠惰不负责，时常想着“回老家吧！妈的！只要活着，回老家吧，摆个小摊子，娶个随便什么女人，也就活下去了”，“回家吧……组织上不批准也得结婚，这个党员要不要不要紧！”在敌人炮火紧密时，他常常丢下职责躲进防炮洞，被战士们讥笑为“防炮司令”。有一次，他因团长对他的冷淡而“心里涌起了激昂的情绪”，“ ’雁过留声，人死留名！’ 他忽然想起了这句话”，就冲动地自告奋勇带领两个机枪手到前面“右山坡的那个小木桥的下面安置一个机枪阵地”，“但恰好这时敌人开始了密集的炮击”，两个机枪手很快一死一伤，他却不顾一切地“向回爬行”，“那激昂的气概完全消失了”，“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王标想： ’我为什么一定要拼命呢？我已经为革命做了不少了……不论我怎么做，上级也不会改变对我的看法的……’ ”战斗激烈时，他“一直呆在伤员转运站的一个防炮洞里。他觉得他是病了”。团长派通讯员来传达命令，昏头昏脑的他“没有完全听清楚团长的命令。他只知道让他到右侧的被隔绝了的二连那部分人那里去”，他“机械地行动起来了，因为团长的命令是简单而决断的”。但刚“前进了百十公尺”，“他看见了一串串地打在那山坡上的机枪。于是他开始明白他是不可能到那里去的。”他“跳进了一个沟里”，“蹲伏着”，胡乱地想着自己不去执行命令的理由，“倒反而安慰起来了”。他看见营部通讯员王恩冒着炮火从附近跑过，“这年轻人的勇敢于是就在他心里唤起了尖锐的仇恨”。我军向山头发起攻击，“他听见了远远的前面偶尔传来的喊声，这喊声也使他嫉恨。”他“向后爬去”，但“一瞬间”又对自己这种“公然地从战场上逃跑，叛变”的行为感到“恐惧”，他回转身“神志昏迷地又向前爬行”。“ ’我要把生命献出来，叫人看看王标并不是那样的！’ 他说。但立刻他想： ’岂有此理！难道这能怪我吗？比我坏的人多着呢！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革他妈什么命？走这种冤枉路，我够了！”他终于逃回团指挥所附近的一个防炮洞里，“抱着一切都与他漠不相干的心情”睡了一觉，醒来后就“带着那种经过了精密考虑的沉着态度，拿出手枪来，对自己的左边的小腿肚上开了一枪。这将使他脱离战争”。他的自伤行为立刻被人们发现，他“疯狂地向洞外射击……”。被抓住后，“他战栗着。同时，他心里的仇恨在燃烧着。他悔恨他参加了革命。而且他明白，他一直在仇恨他周围的这些人们……他在革命中损失了他的家产！”应该说，革命队伍中类似王标这样的投机者是存在的，小说对他的心理剖析入木三分，发人深思。

小说还借赵庆奎因伤回国疗养，把笔触伸到国内农村，从一些侧面展示了解放、土改、互助合作出现与抗美援朝给农民们带来的思想观念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活动和人们之间、包括亲人之间关系的新气象。农村青年们在抗洪保堤斗争中组织起以英雄名字命名的“魏强突击大队”，这激发了年轻人的干劲，也触动了某些“顽固落后”的老农民。村里呈现出的昂扬氛围，乃至自己妻子表现出的积极参加工作的精神面貌，使赵庆奎感到了“他的家乡已经有了这样的进步”。这反映出志愿军战士们抗美援朝奋斗牺牲的伟大价值和意义。

这部小说主要以心理描写和剖析的手法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丰富、立体，不简单化、不概念化，较具备生活的真实性。整部小说基本上较好地反映了志愿军指战员作为普通人而创造出英雄业绩，阐释了中国人民的子弟为和平而战的主题。

书中有些地方，过多的心理表现使人物语言突兀、破碎、无逻辑，削弱了应有的故事性。有些人物的心理描述因作者用力过度，带上了作者本人的文人气，心情过于复杂，不符合人物的身份。还有个别内心活动的描述，带上了后来以展示人物混乱心理为乐趣的“意识流小说”的前兆。

小说作者路翎是解放前就以描写心理活动和“灵魂搏斗”著称的作家，进步文学流派“七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西元1952年12月，他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次年7月回国，由此创作了一系列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小说。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他努力将新的思想观念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手法之中。这部小说初版于“改革开放”后，但其主体显然完成于西元19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