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无奈中的低落——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衰退的若干面向研究

在1937～1945年的全国抗战时期，作为当时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始终坚持了抗战，并因抗战胜利而达致其执政声望的高点。然而，国民党与抗战的关系也是一体两面，既有坚持抗战的高光荣耀时刻，也出现了种种影响其执政地位的消极因素和负面问题。经过全国抗战八年的洗礼，与中共战时的卓然崛起之路相比较，国民党的统治力却不升反降，处在持续的低落与衰退中。其间之作用因素多多，尤以贪污腐败问题所致之民心起落为最大，而派系之争和独裁体制等等，又为此而推波助澜。结果，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的领导力、执政力、影响力大幅度下降，成为其在战后国共相争中败北、很快失去大陆政权的直接或间接动因之一。本文讨论全国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中后期影响国民党统治力衰退的若干面向，期以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

蒋介石个人独裁致国民党统治力的下降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去世。国民政府主席虽为国家元首，但在国民党主导的统治架构下，其实际权力却因人而异。1928年10月至1931年12月蒋介石任职期间，国民政府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的名义和权力相一致，而且在蒋的主导下，《国民政府组织法》经多次修订，主席权力不断扩张。根据1931年6月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主席可以提请任命五院院长，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实有极大的任免权”；再加蒋介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权力是十分隆重的”。但是，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辞国民政府主席职，为避免接任者循其例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蒋在下野前特意主持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成为礼仪性、象征性的虚职，“立于超然的地位，至多不过能向行政院及其他各院随时量予忠告，初不能决定，亦不能抵拒各院的政策。”此后，时任立法院长的林森因“年高德劭”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他被认为在任上“恬静守法，对于各院的决定，亦从未采取干涉态度。”正因如此，在国民党内激烈的派系之争中，林森以超然自居，任职期限一延再延，连任12年，直至逝世于任上。

林森逝世后，由谁接任国民政府主席，为各界所瞩目。或者是维系林森时期的旧制，仍由“年高德劭”者担任，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但是，此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因加入同盟国作战而有很大提升，国民政府主席对外代表国家，如果仍由摆摆样子的“年高德劭”者出任，难和同盟国领袖平等对话，客观上有改变的必要。或者是回复蒋介石任职时期的体制，这对蒋再任此职有莫大的吸引力。蒋介石这时担任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职，虽然掌握着实际的最高权力，但因不是国民政府主席，距离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袖还有一步之遥。林森在世，蒋介石格于权力平衡难作变动；林森离世，则为蒋介石出任此职提供了天赐良机；而以蒋介石当时的权势和地位，国民党内也无人可与争锋，此职非蒋莫属。

还在林森因病卧床不起时，考虑到国民政府主席的职责不能或缺，王世杰、吴铁城、陈布雷等蒋的亲近下属曾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蒋谓“由行政院长暂代为宜”。蒋介石这时正担任行政院长，可见蒋当仁不让，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出任此职的意愿。

1943年5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增加“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的条文，并删去国民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的条文，从而为蒋的接任预留地步。8月1日林森逝世，当晚国民党中常会即决议由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虽然如此，但蒋究为临时代理抑或正式接任，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则有不同看法。在蒋身边工作的中央设计局局长熊式辉早先曾建议由孔祥熙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后，熊式辉曾当面询问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是否由总裁兼，抑另推人？”蒋告“仍由我兼之，以免他人争议。”熊又询蒋“自兼之利害如何？”蒋认为“无何不可”。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王世杰也不主张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理由是“总裁兼主席非改制不可，利少害多，不如不兼，但注重政局之革新。”因此，他主张“仍以依法推选德望崇高者一人继任为宜”。熊式辉和王世杰当时与蒋介石的关系都较为亲近，熊且被外界认为是蒋所信任的谋臣之一，他们为何不能体会蒋意，不主张蒋接任国民政府主席，究其本意并非另有主张，而是担心过去为蒋离任而修法，现在又为蒋接任而再度修法，可能引起外界批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未必有利。但他们的看法不过是谋臣之见，蒋介石当然要作有职有权的国民政府主席。8月28日，蒋介石约集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国民党高层官员讨论此事，戴季陶、王宠惠、吴铁城等都秉承蒋意提出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蒋介石虽“未作表示”，但意思却很明白，“实际上势将修改组织法。”

随后，9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修改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决定国民政府主席任期由二年改为三年，连选得连任；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对外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五院正副院长由主席提请国民党中执会选任；国府主席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五院院长对主席负责。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全盘恢复到1931年蒋介石下野前的设置。9月13日，蒋介石正式接任国民政府主席。

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担任了国民党治下党政军的所有最高职务，成为国民党统治架构中惟我独尊的“最高领袖”和个人集权独裁者。理论上，蒋之集权有利于在战时提高施政执行力，而在实际上，由于国民党组织不健全，组织力不够，蒋的决策经过层层传导之后，越往下执行力越低落；又加蒋的兼职过多，即便依靠庞大的秘书班底，也无力及时处理所有重要公务，而国民党各级官员出于“媚上”或“争宠”等考虑，其工作往往又依赖于所谓蒋之“手谕”“亲命”方能推动。如陈诚对胡宗南言，“一向各级对委座手令无不遵行，对侍从室所发次之，对各部命令确有不能遵行，亦不能实行者”。然而，权力如此集中于蒋的结果，反而造成国民党从上到下坐等蒋一人之决策，各级干部都缺少主动进取心，施政的执行力反而下降。刘斐认为，“委员长感叹无人负责办事，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王子壮认为：“目前事权集中于总裁，一切比较统一易行，而其缺点，则在以向总裁上签呈之少数人为中心，各方顾虑未必能以周全，先后亦不免纷歧”；“蒋先生之日理万机，无暇考虑各方，而易为各方所蒙蔽，确为事实，加以好胜心强，不易接受各方之真确意见，为之幕僚者，乃顺其意旨，唯唯诺诺，不肖之徒，乃利用机会，以图利己，法纪荡然，此目前政治上症结之一。”即有少数敢于直言提出不同意见者，亦不为蒋所喜，不为其重视或采纳。据徐永昌记载，某次会中，“关于蒋先生拟主办物价统制问题，张文伯（张治中）反对由委员长主办，并及行政院开会，某人谓有委员长手谕云云。某人谓我已有委员长手谕，一箱都在，藏着不能办，此一手谕有何大不了。蒋先生大怒，立令文伯指出何人所言，并再三再四催促其指出，文伯窘甚。”

蒋介石兼职过多，甚而有自己给自己下令发文的荒唐之举，而且蒋不信任下属，凡事总喜自己决策，以自己的意见为转移，甚而绕开必须的程序，我行我素，瞎指挥，乱指挥，结果造成国民党内事务巨细，无人能负责，亦无人敢负责。如徐永昌言，“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书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委员长之要求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王子壮则认为，“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如物价高涨，彼并不深知，外出购物，左右则先嘱店铺低喊物价。此种作伪甚非国家之福，其尤者更利用弱点，以邀总裁之欢心”。

围绕着蒋氏个人独裁的国民党统治体系架构，在抗战过程中已经是弊端百出，执行力也因此而日渐下降，并为战后国民党统治的进一步衰颓埋下了远因和伏笔。

战时贪腐的蔓延及其治理不彰

全国抗战前期，民气昂扬，众志成城，国民党对抗战也较为积极，为呼应民众诉求，对贪腐行为有较多的约束，各级官员的贪腐行为也还未至太过彰显。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官员的进取心较前有所低落，贪腐行为也开始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的一员，一方面为中国抗战获得了重要的国际支持，一方面也使国民党松了一口气，认为依赖盟国的支持，对日抗战胜利有望，从而愈加保守而不思进取，染上了越来越深重的暮气。不少国民党官员在后方的所谓“和平”环境下，无所用心和作为，反而大肆谋取个人私利，贪腐行为不断发展蔓延，成为引起民众和社会舆论强烈反感及批评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力衰退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体制建设而言，国民党有关约束和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与体制、机构，基本上在战前已经建立，全国抗战开始后，根据战时的特殊需要，对其中有些法律、法规和体制、机构有所调整。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要求“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同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凡有碍于抗战的贪污行为，如克扣军饷、索取军火采买或军事建设回扣、盗卖侵占军用品、以军用交通工具运输违禁品、强征勒索、扰乱金融等行为均可列为贪污，可处10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犯罪者的财物一律追缴；长官明知下属贪污有据而予以庇护或不为举发者，以共犯论。该项条例对贪污罪的惩治规定，较战前刑法对贪污罪的处理显然更加严厉，处罚力度从10年徒刑加重为死刑，其适用之广、用刑之重为国民党当政时期所少见。

鉴于国民党当政时期公职人员经商的普遍性及其对官风和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1943年1月修订公布的《公务员服务法》规定，“公务员不得直接或间接经营商业或投机事业”；但同时又规定，“兼任公营事业机关或特种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监察人，不在此限。公务员投资于农工矿事业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两合公司或股份两合公司之有限责任股东者，不以经营商业论”。在这样的“但书”之下，前条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的意义被大大消减，因为很多公职人员经商的途径，恰恰是担任股东，而且是有特权的股东，既然担任股东不算经商，他们的“事业”当然也就不受任何影响了。

在监察体制功用的调整方面，国民党在战时的重要举措，是赋予监察院纠举权。根据《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的规定，“监察委员或监察使对于公务员违法或失职行为认为应速去职或为其他急速处分者，得以书面纠举，呈经监察院院长审核后，送交各该主管长官或其上级长官”；主管长官“应即决定撤职或其他行政处分，其认为不应处分者，应声覆不应处分之理由”；主管长官不作为者，“监察院应即以该纠举文件为弹劾案，移付惩戒机关。各该主管长官或其上级长官于被弹劾人受惩戒时，亦应负责。”同时，该“办法”还规定，对于各机关或公务员对于应办事项奉行不力或失当者，监察委员得书面提出建议或意见，主管机关应为适当之处置。纠举权赋予监察院一定的执行能力，相较过往弹劾案移付惩戒机关后迟迟没有下文的拖拉状况，纠举权的作用更为迅捷、简便、直接，处理时限和效率亦有不少提高。自1937年到1947年，监察院共提出纠举案884件，涉及1,539人。从1942年到1947年，监察院共提出弹劾案560件，涉及941人。如果以弹劾和纠举的比例而言，显见纠举案在当时的监察工作中已经占据着相当的分量。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了强调其执政党的责任和地位，也加强和提高了对党员的监督要求。抗战时期发给国民党员的《党员须知》中提出：“贪污中饱是政治腐化的病根，吏治不上轨道最大原因，直接增加人民的痛苦，间接在党治之下，会引起人民对党不良印象，甚至摇动了对党的信仰。因此，对于贪污行为，必须彻底根绝”。在组织方面，全国抗战时期，除了国民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之外，还由中央派出监察委员驻省，省党部向各分区派出常驻委员，并布置党员监察网，以“对下级党部及党员执行监察任务”。然此时国民党的监察体制较为“偏重于上级党部对于下级党部的监督，同级的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渐次不能按照原来设置的目的而运用其职权”。再加其实际工作的成效不彰，国民党的监察体制并未在约束和惩治贪污腐败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全国抗战时期，前方将士奋力抵抗，后方民众生活艰难，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部分国民党官员的奢靡生活与贪污腐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夫人作寿，“大张筵宴”，连摆两天酒席，数达二百桌，“足见盛大。”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嫁女，来宾“华丽其服，高跟其履，何殊与战前，由此等人身上，无由知抗战已至八年，现在最艰苦之时期也。”铨叙部部长贾景德为讨戴季陶之欢心，每逢戴之生日，“均送两桌翅席暖寿，已行之有年。近更鉴于院长之宠太太，于是更送两桌为太太暖寿。……而唯苛刻工作人员，媚上凌下有如此者，真余所见官僚之典型。蒋先生方称其工作第一，戴院长誉为干员，是国家政治方逐日较昔年北京政府腐恶以甚，可不叹哉！”虽然国民党也通过了种种预防和惩治贪腐的法律法规，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也对此三令五申，警示告诫，但国民党治党不严，这些法律法规多半停留在纸面文章，而少见实际成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评论说：“贪污问题现时如人身血中毒，四肢百脉皆毒菌。”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从上到下，不少官员不思进取，文恬武嬉，吃喝风、享乐风、腐败风日渐滋长，腐败行为趋于日常化、普遍化、全面化，甚而是小吏大贪。据徐永昌记载，“笻崃一保长仅数月之间贪污百万，巴县一县之田管处处长竟贪污至一千一百万元、米四百余石，人欲日甚，道德沦亡，政治遂败坏至此，风俗因亦日益污下，人心腐烂，群竞多金，人格堕丧，国格随之低落，欲其廓然澄清，恐近十年殊难有望耳。”

当然，抗战时期，毕竟仍有许多公务人员奉公守法，辛苦工作，为坚持抗战而默默奉献。然其所得有限，生活颇为艰辛。如王子壮的秘书，“家中售卖一空，前两月将久买存汗衫两件，以之售洋肆千元，以贴家用，今日已空，家中六口，无法生存，衣服褴褛，更其余事，言下欷歔欲。”即便是王子壮本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身为部长级官员，但“一月收入，十日已空。……饼干糖果久不入门，因数百元一斤，不能胜此担负也。”所以他感叹，因“在监察机关，则以清廉并检举为己，自应严以律己，不应有丝毫之玷污也，而亏累至日坐愁城”。只是这些守法公务人员的贫寒生活与社会大众对一些政府官员生活奢靡的所知所感形成了强烈的认知落差，社会大众所知所感者，多半为报端揭露或街谈巷议之各级官员的奢靡生活与贪腐行为，并最终形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国民党“贪腐”形象定位，从而又使国民党失去更多民心，为国民党统治的衰退赋予更多的社会推动力。

役政腐败的严重影响

兵役制度及其施行弊端，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员腐败行为的高发区之一，也为战时国民党统治的衰退带来了深远影响。

因为内外种种因素的作用，中国现代兵役制度始终未能真正建立。全国抗战开始后，为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国民党在1939年2月成立兵役署，并由上至下组建各级兵役机构，再通过各地区、乡、镇直至基层的村、保、甲完成征兵动员，然在征兵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和贪腐行为，却严重伤害了民众的感情和对国民党执政的信心，成为国民党日渐失去民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战时役政的弊端表现多多，首先是服役者来源的不平等。按照《兵役法》的规定，曾在高中以上学校毕业或在官、公机关服务者，均可免服或缓服现役。“以此之故，一切达官显宦与富有资产之人，其子弟实际上便可免除现役或缓服现役，以此等子弟实际上大率具有以上资格也。”服兵役者多为平民百姓子弟尤其是农家子弟，而上层人士的子弟多半逃避了兵役。对此，社会舆论早有反应。还在1938年12月，国民参政会即提出改善兵役法建议案，认为“有资产与有政治地位者之子弟，罕有服兵役者，社会渐感不平。”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总裁名义，分询各中央委员有无子弟服兵役，并督促各中委以身作则，率先送其子弟服役。”但在1月11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对王世杰所拟“中委及简任以上官吏之子弟率先服兵役”的建议，主持会议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参加会议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均反对，未及通过。”可见役政腐败之缘由还在国民党自身，如此私心自用，何以能服众？国民党高层既不能率先垂范于前，则役政腐败继之于后亦不可避免。

其次，在实际征召的过程中，兵员最广大的来源是农村，而农村役政多为地方豪绅所把持，不能实行平均、平等、平允的征兵原则，结果使“役政舞弊甚多，有钱有势者，虽丁多不敢过问，只向无劳力之肥户强拉，但纳贿即行私释，结果乃收捕穷弱分子之单丁独子，或拦拉行人，以充应征数字而塞责”。地方官员在征兵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花样百出，如在分配兵额时故意虚报、增加名额，以勒索富户出钱；再如壮丁被征后，在体检时让有钱人家出钱贿赂，即可以体检不合格为由缓征。无钱无势的穷人，只能被迫外出，躲避不合理的征召，结果就出现为了完成征召任务而强行拉夫等抓壮丁的现象，不少本不在被征之列的老弱病残幼亦不能免。在征兵过程中，上至各级负责官员，下至乡镇保甲长，克扣贪污、敲诈勒索、收受贿赂、徇情舞弊等腐败行为所在多有，乃至成为普遍现象。

抗战时期，当兵入伍本为抵御外敌入侵、保家卫国而战，理应得到应有的尊严和待遇。但战时被征的壮丁，常常是“衣不得暖，食不得饱、有病无医”，甚而没有起码的人身和人格尊严，被折磨虐待者不在少数，受虐致死者亦非少见。以致每遇征兵令下，“人心惶惶，舆情鼎沸，咸视服役为畏途。有避而夜宿荒野者，有逃征而跌伤者，有迁移外省者，甚有持械拒征者，又有被征丁之父母扭殴保甲索子拼命者，或于送丁时妻儿牵衣拦道哭阻，种种险象惨状，实难枚举”。蒋介石曾当面训斥兵役署长程泽润说：“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饥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兵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所以蒋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不仅仅是征兵的弊端，战时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表现在各个方面。如部队中普遍的吃空饷，即虚报士兵数额冒领并贪污其饷粮。据王世杰记载，“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1944年7月陈诚接蒋鼎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也告王世杰，第一战区“名为一百五十余万人，实则官兵不过六十余万人，即此可见军队空额之多。”蒋介石亦承认，“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皆知之缺点。各级层层欺蒙，不一而足，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三千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

除吃空饷外，部队将领中普遍存在的弊病还有，欠饷（短则一二月，长则半年，甚而有欠饷长达一年者），走私（高级将领假抢购物资为名，行公开走私之实），经商（或与商人合股，或直接派员经营，或以公家运输工具包运私货），赌博（输赢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元），盗卖公物（如汽油骡马以及武器弹药米面等等）等。因为国民党的“党军”体制实为“军党”体制，军常常凌驾于党和政之上，本已软弱无力的党政监察体制无法干预军队政务，而战时部队的特殊性，更使部队高级军官脱离监督，中高级将领的贪腐行为越加严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感叹：“今日军队团长以上，大多数投机，猎官、发财、享受、腐化，无怪团长以下不努力，训练士兵作战，安得有成绩，此诚严重问题”。以如此腐败之役政，不仅不能训练军队成为有思想有信念、能杀敌报国、不惜牺牲的忠勇之师，甚而不能保证部队起码的战斗力。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攻势，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在河南接战后几一败涂地。河南省临时参议会公开发表通电，痛责汤恩伯“好贪而不练兵，干政而不爱民，民不堪扰，有‘宁受敌寇烧杀，而不愿汤军驻扎’之谚。”军风纪第二巡察团则报告，“此次豫战，我军士气沮丧，纪律废弛，惰将骄兵，闻敌即逃。指挥官毫无部署，械弹沿途抛弃，触目皆是，团长以上，均应撤办。”国民参政员“纷纷责问军事当局，以此次为最烈，而尤以国军在河南作战不力，汤恩伯等未受严厉处分为责难之中心。”

对这些外界严厉批评而又无可回避的令人难堪的情形，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并追责。1944年7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整军会议训话时说：“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得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能做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追责的结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留任。然“撤职留任”，实际等于未追究责任，在外界看来，蒋介石“对于首负河南军事责任之汤恩伯，庇护周至。”王子壮评论说：蒋对汤“显然不欲论是非而护其私。如此作风，真难与天下人以诚相见，且其影响绝不同平常，以领袖之地位，而为此小人以损信用，深为扼腕者也。”

役政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仅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腐败程度加剧之一例。就战时而言，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案不仅多发而且高发，其手段各种各样，如购买军火收取佣金，利用差价套取外汇，投机倒把发国难财，走私贩私囤积居奇，侵占盗卖国家资产，勒捐摊派获取资财，贿赂公行买官卖官，等等，花样百出，不一而足。据黄维告唐纵，“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好占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言之不胜慨然。部队如此，机关何尝不是如此。”具有广泛情报来源的戴笠则称，“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都坏了，欲图挽救还是须要自上而下。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腐败现象从当时口耳相传的民谣中亦可窥其一斑：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有什吃什，后方吃什有什；前方一身流血，后方满口流油。各种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腐败案件，当时被舆论公开揭露者即不在少数，也有少数因此而下狱甚而被处死者，而没有被舆论揭露者则又不知凡几。这些案件的影响未必在其本身，而在其不断消蚀着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不断使国民党失去民心，也就使国民党统治的衰退日渐成为无可挽回之事实。

孔祥熙贪腐案及其处理

国民党当政后，孔祥熙因其与国民党的历史渊源及其与蒋介石的姻亲关系并随时听命于蒋而深受蒋的信任。全国抗战时期，孔祥熙先后担任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并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虽于抗战财政不无贡献，但他在这些位置上，利用权力为个人谋利，到底有多少款项通过上下其手，化公为私，进入其私人腰包，或许已经是笔糊涂帐，但数目恐不为少。而且孔祥熙不仅个人贪财，其家族、亲信、手下亦有不少人利用与他的关系发“国难财”，道路传闻，引起世人侧目，成为国民党内外舆论批评的焦点人物之一，不仅对孔祥熙的个人声望，而且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官声民望，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据傅斯年观察，“抗战以来，政治上有一甚大之危险，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急遽左倾是也。……而问其故，其答语几若一致：‘蒋先生领导之军事是无可议的，而中央之政治却并无出路。’若与之辩，则必举例曰：‘若孔氏者，非贪污腐败之结晶乎？’……且此评价不特在一般民众中为然，即文武百僚，亦多心怀此意，私下议论，而不敢昌言耳。”即便是在国民党高层中，因为孔之贪腐作为和庸碌无能，对孔持批评态度者亦不在少数。

1941年12月，因传闻的孔二小姐（孔令伟）飞机运狗案，致民意汹涌，舆论纷纷。后来虽然证明传闻不尽其实，但却引起昆明西南联大和贵州遵义浙江大学等校学生发动倒孔游行，要求孔祥熙下台。此事令蒋介石甚为恼怒，他致电在昆明主政的龙云，提出“此次学生示威游行，决非偶然，必有人从中煽动，意图捣乱，实应特别注意，不可忽视”；“应依照战时治安法令，切实执行纪律，勿稍宽假。”蒋介石还认为此事可能有共产党背景，提出“对各大学共党恶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与教授应彻底整顿”。经过此番风波，孔祥熙的内外声望更为低落。王子壮评论说：“吾人并不认为一切问题全在老孔，但像老孔这样不知自爱，青年中认为系彼等之对象，吾人又如何能为之辩护，结果必影响本党前途极巨！”

其后爆发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使蒋介石再也无法维护孔祥熙的地位和形象了。

1942年3月，中美签订协议，美国给中国5亿美元贷款，以支持中国抗战，这也是国民党当政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外国贷款。随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以此为担保，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以“平衡预算，稳定物价，健全金融，吸收游资”。但是，普通人的收入有限，难有余钱购买公债，有余钱的豪绅富贾专注于抢购物资，囤积居奇，而且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下，公债收益的未来预期不佳，所以发行状况并不好。然而，这种情况却给孔祥熙及其下属谋财提供了机会。当时美元和法币的官方定价为1比20，但有价无市，黑市比价远超官方比价。如果以官价购入债券，再以黑市价售出，无疑存在巨大的牟利空间。孔祥熙的下属、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请示孔祥熙，提出由央行职员购买部分未售出的该项公债，得孔同意。这样，孔祥熙和央行部分官员可以利用官价与黑市的差价抛售买得的该笔公债，大赚其钱，其获利之丰可以想见。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牵涉到央行众多官员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也如纸包不住的火，逐渐为外界所知，并引起强烈反弹，声讨贪官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且矛头直指孔祥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并着手处理，因孔祥熙贪腐传闻对国民党执政地位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何况孔在国民党内外的形象本就不好，蒋有意以换孔的方式稳定内外形势，但采取了渐进和内部的方式，可见蒋对孔还是有所偏爱，不愿对孔骤下狠手。

1944年5月，孔祥熙“鉴于社会人士之责难”，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嘱陈布雷“将原件退回并慰留。”蒋还问陈，“外间对孔之舆论如何？”陈布雷告蒋，外界普遍批评孔做生意。蒋未表态，陈布雷认为，“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国民党元老丁惟汾认为，“抗战日久，困难丛生，弊窦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会上反感日滋，的为事实，若一穷究竟，与负责当局均有若干之关系。如蒋先生不以亲属当政，公私犹易分明，谤怨之集，当为稍差。”

1944年11月，蒋介石下令免去孔祥熙担任了11年的财政部长职。其后，美金公债案的内情逐渐浮出水面。1945年4月中旬，通过研究有关报告，蒋介石觉对此案“已得要领”，“已有头绪”，但又因事涉孔祥熙而感觉“烦闷痛苦，不知所止”。在其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孔祥熙在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中得票最低，并在常委选举中落选，蒋介石不禁感叹，“其信望堕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孔祥熙的人望既如此之低，蒋介石已很难维护。6月1日，蒋介石决定改组政府，由宋子文接其任行政院长，翁文灏接孔祥熙任副院长。唐纵认为，“孔之下台为国人公认之快事”。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正在美国滞留的孔祥熙，于1945年7月8日返国至重庆。11日，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嘱其好自为之。彼犹不肯全部承认也”；“直将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嘱其设法自全，乃辞去。”正值此时，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参政员陈庚雅、傅斯年等联名提案，要求对美金公债舞弊案“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美金公债舞弊案的涉案金额高达1,660万美元，占该公债发行额度的六分之一，碍于舆情汹涌，蒋介石不能不查办。7月13日，蒋介石约见孔祥熙，据蒋自记，“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14日，孔祥熙在和蒋谈话中，“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然过后孔“犹不愿承认也”，并将蒋“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原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蒋感叹“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

7月24日，蒋介石下令免除孔祥熙最后一个重要任职——中央银行总裁，并称“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考虑到美金公债案在外界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蒋介石不能不对负有主要责任的孔祥熙作出一定的处理，而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他又无法对孔祥熙痛下狠手，最后不过是循正常途径免去孔的职务了事，而未予本应有的刑事处分，也未给予任何应有的党纪政纪处分或其他追责举措，最后的结局实为不了了之。难怪徐永昌这样写道：“中央银行等乘黄金提价而舞弊案，觉到国家所受打击较之广西失陷为甚，此一案蒋先生不能使贪污小人受到应得之法律制裁，则国家前途绝无善望”；“在蒋先生之政治下奢侈贪污似无法免除，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

以美金公债案和其他贪腐案为表征的国民党各级官员贪腐之势的形成，与蒋介石亦大有关系。如徐永昌所言，“孔诚贪黩恶国，……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蒋介石在任用官员时，往往是任人唯亲，以听话而非能力为优先考量，重用亲人、同乡、学生等。吴铁城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王子壮评论为：“蒋先生之用人，但期服从，不论工作，如吴铁城之任秘书长是其例，对上能服从，其下不知包庇多少贪污”。”吴铁城还在某次宴席上，“酒酣耳热，得意忘形，乃发表其从政之心得，大意现在世界上工作者，应洞彻其要窍，蒋先生为吾国的领袖，应依领袖是依归，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可，只要能取得领袖之欢心，一切事都可以作通，否则，埋首工作亦无益也等语。”王子壮感叹说：蒋“受左右之包围，狡黠者则谋逢迎钻入，以资凭借，可以假借声势，以自徒利，如吴铁城辈是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莫不如此。蒋介石的用人之道，造成国民党官员讲究裙带关系，热衷派系斗争，如此执政方式，既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稳固，也加剧了战时国民党统治力的衰退。用人无当可谓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故傅斯年有言：“欲矫下层之弊，仍必先澄上层之源。上层之弊，未可直言其贪污，然失官箴之处，则甚矣！以影响论，直接性之贪污，为害固远不逮间接性之失官箴。”王子壮认为，“此种腐败现象，真为革命之对象，二十年前余等高呼所欲打倒者，不意今竟一一实现于目前。”唐纵认为，“本党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党外的反感，亦且失了党内的同情，如果没有显著的改革，全国人心将不可收拾。”

全国抗战期间，国民党退居后方，原有的抗战信念受到持续战争的磨蚀，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组织涣散、派系矛盾等等不利其统治的负面因素日渐增长，统治力和影响力与中共恰成此消彼长之势。对此，即使是国民党内部也有所反思，认为如此情形只能毁坏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1945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少代表痛斥贪污腐化，但蒋介石出于维持国民党统治及其个人权威的需要，仍极力回避日趋普遍和严重的国民党官员贪腐事实，甚至认为揭露腐败是别有用心，指责国民党有人“毫不分辨，人云亦云”，“反动派说我们政府贪污，我们不察事实，就跟着攻击政府”。其实，蒋介石未必不知道官员贪腐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他在私下对此亦不无忧虑，对某些贪腐官员甚至是孔祥熙也有所告诫或处置。但他由其主观立场出发，顾虑揭露腐败对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影响，尤其担心在抗战即将胜利、国共矛盾和斗争可能激化的时期，揭露腐败将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稳固，因此对腐败问题多半采取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在蒋介石的态度影响下，全面揭露官员腐败在国民党内势所不能，且不得及时处理，而外界舆论对腐败的揭露则又力所不逮，且受到压制。在既缺乏党内监督、又不能发扬党外监督的情况下，国民党官员的贪腐问题只能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进入其恶性化发展阶段，并且最终成为导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重要因素。

国民党六大与派系之争

1944年，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在日军大规模攻势下丧师失地，日军一度进至贵州独山，重庆震动。由此激发舆论对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强烈批评，有人认为，“这便是八年来内部腐烂的后果，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要求改革的民主运动因此而获得新的动力，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呼应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的支持，甚而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多次发声，提出民主改革主张，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恼怒，大骂孙科“诋毁政府无微不至，其用意在夺取国府主席后与共党合组政府，以俄国为其后台老板，巩固其卖国地位。此人实汪逆之不若也，余决以忍痛处之，置之不理”。由军事失利而致社会动荡，再由社会动荡传导到国民党执政集团的心态，不能不影响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大，激化其党内纷争和派系之争，对国民党统治力的衰退更是雪上加霜。

1945年5月5日至21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时值纳粹德国投降，日本败象日显，国民党六大既为总结抗战历程，筹谋战后处理，更为集合全党力量，与日渐崛起的中共竞争，力图继续维持其执政的垄断地位。大会各项报告和决议虽然突出了争取战争胜利的主题，然其重点却落在如何因应胜利后的局势。大会决议在当年召开已多次延期的国民大会，但又规定将要提交国大讨论的宪法“仍应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大会通过决议，一方面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另一方面又表示将“在不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大会还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保障佃农，扶植自耕农”等政策主张，但实际上却难以落地，与过往类似宣示一样，成了花瓶式的应景摆设。大会决议提出的“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的主张，又成为国民党加强经济垄断、发展国家资本（实为外界强烈批评的官僚资本）的理论张本。国民党执政多年，其政策主张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而是言大于行，国民党六大亦然，俟大会结束，这些貌似美妙的高调政策宣示，多半都被束之高阁了。

其实，国民党六大真正的重头戏不在这些政策宣示，而在“大会自始至终，注意选举问题。”自1935年国民党五大召开以来，国民党10年未开党代会，其中央领导层中，有人投敌，有人颓唐，有人逝世，有人老迈，也有不少新人上升到重要位置，客观上形成中央领导层的代际更替和激烈竞争，再加以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之争，老派系如CC系对组织的把控及其影响依旧，新派系如三青团系对掌握更多的权力跃跃欲试，以黄埔系为中心的军人集团因为战争之故话语权大增，围绕在蒋介石身边并为蒋宠信的政学系官僚集团、侍从室秘书帮、情报系统，还有另立门户的孙科“太子党”集团、桂系等地方派系，都希望通过选举分一杯羹，而那些具有反清反北洋军阀、与孙中山共有“革命”资历、盘踞党务监察系统的“老人”，也不甘心被边缘化，等等，这些因素无疑更加剧了这次中央委员会选举争夺的激烈度。个人谋求更高地位，派系谋划更大发展，尤其是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之争背景下，各派系都期望能在选举中扩大己派力量，削弱他派力量，致大会选举矛盾重重，冲突不断，过程甚为激烈，结果却使各派都不甚满意。

作为国民党的独裁领袖，蒋介石的总裁地位无人可以挑战。5月17日，由于右任主持，主席团提请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经吴稚晖说明提案旨趣，无竞选人者皆用推选方法产生，“于是全场起立拍掌亘数分钟，欢呼致贺，作为通过。”总裁“选举”并无悬念，真正热闹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尤其是执行委员会的选举。

还在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国民党内各派系对中央委员会的名额及其分配和产生即有不同意见，并形成激烈的斗争。“名额问题有数主张，一主原来二百六十名，现在死亡者达五十三名，只依原额产生即可，一主因为战争关系，应酌加扩充，以待有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因首当其冲，应付困难，提出两点意见，一依照党员名额之增加，现在较五次代表大会时约有八倍，……现从节约计算，亦应扩充为千五百名，一则因为现有总裁负责，由彼选人担任若干工作，毋庸有中央委员之设。”

与过往国民党党代会选举多半操纵在组织部系统即CC系手中有别，对于这次大会选举，黄埔系和三青团系颇为积极。黄埔系军人将领得益于战争期间的权势扩张，三青团少壮派则依托蒋经国为中坚，他们都颇思在选举中有大的斩获。还有自CC系分离而出的朱家骅，对其组织部长被免颇为不满，也支持向CC系“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夺权。 “二陈”则极力企图维持在组织方面的垄断地位，会前曾组织到会中委及各地代表二三百人开会，要求“必须统一意志”，“最后归结到绝对服从，不得自由活动。”再加上那些无特定派系的代表中，“想活动中委者太多也。……至各方代表之有金钱者，多来此活动，优给旅费，大事招待”。这些都使得大会选举成为各方瞩目之焦点。

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5月10日，国民党六大通过蒋介石提出的中央执监委员选举办法，总额为360名（执行委员160名，候补执行委员80名，监察委员80名，候补监察委员40名，总数较五大增加100名）。不过，这个方案提出的委员名额不能满足国民党内许多人的“竞选”欲望，他们纷纷提出增加名额的要求，使蒋介石为此“最感痛苦”。无奈之下，19日选举当日，蒋介石又决定将选举总额扩大为460名（执行委员222名，候补执行委员90名，监察委员104名，候补监察委员44名），其中五届中央执监委员为当然候选人，其他为自行报名和总裁提名。黄埔系和三青团代表疑蒋之决定“全出果夫立夫在组织部预谋操纵者，故竭力反对，并有共同退席之组织与准备。”尽管蒋介石亲自主持选举会，但当他提出增加名额时，“仍多表示反对者”。蒋介石只能以其领袖独裁的最后决定权，将是否增额案付表决，终获通过，但反对票仍超过200张。蒋不能不感叹，“如余不亲自主席，则今日选举必无结果，若尔则大会全为康泽等败类所破坏矣，可痛之至。”

中央执监委员产生的最后一步是大会选举，蒋介石裁定采用两种办法，由参会代表自择其一。甲案为在800人的候选总名单中选出460人，乙案为在蒋介石提出的480人名单中选出460人。同时采用两种选举法，也算是各类选举中的“奇事”了，而且可以想见，在800人的名单中圈出460人，将是多么耗费时间、精力乃至眼力的事，“结果大多数代表采用乙种选票。选举时，秩序不甚良好。”蒋介石在主持选举时，提出当选原则应着重考虑有功“党国”而善于领导者、曾被敌奸捕获劳苦有功者、教授及工界有能力者以及前几届中委，并提出“有罪”者如张学良、杨虎城、刘芦隐，未参会者如王树翰，老病者如刘镇华等可不选，40岁以下者亦当慎选。选举结果，在新当选的460名中央执行和监督委员中，未投敌的五届中央执监委员多半重新当选，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包括不少军方和三青团系的人选，这与他们在会前的私下运作也大有关系。王子壮对大会选举有如下总结：“蒋先生对党虽有原则而无细密之方法，取人用才，多依意为之，未暇详细考虑其后果”；“党人失望，向心力日减，则将来于合力以对各党各派有不可能者，此今日党的真正危机之所在也。”

国民党六大选举结束后，国民党内对选举多半持批评态度。陈布雷写道：“念此次大会竞选中委情形之恶劣，甚为本党耻之，亦为本党前途忧之”；“此次选举中各部分猜疑过甚，互信消失，纠纷怨望，无所不有，真堪浩叹！”陈克文认为，“六全大会选举的结果，各方面似乎都不满意。党外的人知道了选举的实情一定更加非笑，甚或引以为攻击本党不民主的口实。”唐纵记载，“六全大会结果，外间反应甚劣！”徐永昌亦记载，“外面对此次大会选举一事十之八九不满，落选者固谣传百出，选出者亦各不满其所不满”，以至不止一人对徐说，“国民党从此告终”，“国民党已完”。蒋介石也不无悲哀地写道：“局势至此，可谓纷乱与恶劣极矣，而又以各处人事与党政军各种业务无一不呈颓废与衰败自亡之象，愧悔无已。”

国民党历来的顽疾之一便是派系之争。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在日本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和国民党统治存续的大背景下有所收敛和克制，但是，在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国民党高官中，粤系身影及其与蒋介石的恩怨仍然隐约可见。及至国民党六大的选举，选前勾心斗角，选中沸沸扬扬，选后各方不满，不仅没能选出一个有凝聚力、向心力、领导力的中央核心领导集体，反而因为选举中的派系之争和矛盾纠葛，涣散了党心和组织力，使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更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统治力更为衰退，并很快表现在战后的国共之争中。

国民党统治的衰退与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

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当时人已经认识到，“中日战事自开始之时，即已非中日二国单纯之比力”，而是牵涉到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教、社会等全方位的全面性战争。这样的全面性战争，势必带来相关各方面的格局变化，当时人也认识到，“一年多的抗战，使得中国大变了。这个刺激既深且广，虽然从前的许多弊端一时尚不能改正过来，进步则可谓异常迅速。战事也许不如意的地方尚多，但也出乎意料之外，支持一年后更显得坚强。看了这个现象，中国的前途尚极可乐观。”

时人对“极可乐观”的前途判断，建立在“中国大变”的前提之上，实际则反映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正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罔顾历史与现实，狂妄地高估自己，严重地低估对手，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而大大激活了深藏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强烈民族情感，并转化为团结一致、决不屈服、坚定抵抗外敌入侵的精神力量，使中国以弱国之力而抵御强敌入侵，持久坚持，最终削弱了侵略者，拖垮了侵略者，战胜了侵略者。到1945年春夏之交，无论是重庆和延安的抗日阵营，还是南京的敌伪阵营，都没有人再怀疑日本的败亡结局，而日本败亡之后中国向何处去，正日渐成为国人关注的中心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于国内的力量对比。全国抗战开始之后的八年，国内力量对比最显著的变化，是国民党地位的相对衰落，共产党地位的明显上升，而且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正面战场连连失利之后，这个变化的征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可为时人感知。著名作家沈从文写道：“最显著变化，则为同事中有于一夜间忽然左倾者。亦有从不对于政治有所活动，忽成为活动中心者。”为蒋介石操刀写作的文人陶希圣则认为，“一年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团结、抗战’宣传于国内外，颇收成效。”所以，1944年底，中共中央在分析形势时指出：“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曾经提出“抗战建国”，作为战时的基本政治路线和施政中心。但是，八年过去了，国民党的统治却在明显衰退，建国难期其成；共产党的影响还在节节上升，建政大有收获。何以致此？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也不甘心于自身地位的下降，也图振作复兴，然其欲挽救而无力，则又确实反映出其自身存在的诸般问题。蒋经国认为：“工作中心没有将广大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作为重点，而中国革命变了质，专为刮农民的、吃农民的之各种设施。”唐纵认为：“目今党何以不能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党的上层干部，对于主义政策的认识，并不彻底。由革命到取得政权，思想和观念已为之大变，现在大家的观念是现实问题。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所以，国民党内也有“革新”的强烈呼声。但是，国民党地位的衰落，事关其阶级基础、组织结构、干部群体和利益格局，非小打小闹的“革新”所可解决，而“刮骨疗毒”式的“革命性变革”又无异颠覆其统治根基，故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这也就是所谓历史的大势吧！

正因为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向着国民党低落、共产党崛起的方向演进，使得越是临近抗战胜利，对于战后政治的走向和预判，共产党越是乐观而进取，拥有执政地位和更多资源的国民党倒反而弥漫着浓重的消极悲观情绪。阎锡山认为，“本党之危机甚大，如共党的发展与我之危机成正比例（假使本党与共党易地而处，早被共党解决），国共不并存，政治解决不可能，军事解决有顾虑。”熊式辉认为，“平素责人之自私腐蚀党者，今竟同流合污以自私，且腐蚀及其自身，党之前途可知矣，此辈人定将一摇身而变成党的附骨之疽，在党内自己暗斗会有余，去党外与共产党明争则不足，我不怨人，我只惜党，改造之运动不成，党之气数尽矣。”陈布雷认为，“党之无能，无力担负此艰巨任务。……总裁有意改组党，但恐无能为力。”唐纵认为，“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出身特工系统、在蒋介石身边任职、掌握各种情报来源的唐纵，基于对国民党的深入观察，已经预计到未来中国“可能性最大”的结局，“就是国民党垮台，共产党当政。”

面对这样积重难返的局面，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虽然有心改变但亦无从下手。唐纵和王子壮在1943年11月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蒋介石对国民党无力解决自身问题而面临困局的伤感与无奈！唐纵记载，陈布雷告他，“委座对于党团不能有所作为，甚为不满，看报告都是好的，没有人自承弱点，但是实际成效一点也没有，言时非常伤感！……当年满清腐化，所以本党革命得以推翻其政权，今本党党员，成了当年八旗子弟，眼望自己的腐化，不胜痛心！言下感慨系之！”王子壮记载，蒋介石“对于所谓最高干部有严厉之责斥，甚至浩然长叹，谓看到这般人即想起清末之‘皇带子’，并非不努力，而实际则无进步，如果长此下去，不但死无葬身之地，且亦将‘生无葬身之地’。”

国民党地位的下降，中共地位的上升，带来了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全国抗战时期国内政治演进最大的变化和最重要的结局，然其影响更多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更多决定了战后中国政治的走向，但追根溯源，这样的变化则奠基和发展于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般不同的政策运筹和实施的结果。由抗战时期国民党执政的种种弊端及其解决无道，或可体会国民党统治衰退的不可避免。

因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