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以下五个特点的人来问我问题,我一律拒绝回答

孟子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见解独到。除了一般意义的学生以外,孟子还有一批特殊意义的王者学生。当面对王者学生时,孟子尤其注意保持教师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

孟子对于那些不谦虚的君王学生,就不予教育和教导。当滕国国君的弟弟滕更依仗地位高贵来向孟子学习,孟子就不予理睬。弟子公都子问其故时,孟子还洋洋洒洒说了一番道理: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在中国教育史上,孟子最早提出了教育概念。仅凭教育概念的提出,孟子对中国教育就有着极大贡献。孟子之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又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属于有目的、有组织以及有内容和方法的自觉活动,对个体而言,是直接完整意义上的教育,也是影响终身的教育。社会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对个体的影响和作用,绝对不能低估。无论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有一个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孟子约四十岁时在邹地开设杏坛,聚徒讲学,此后终身与教育结缘,其所论教育重点应是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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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周游列国,以王者师自居,对齐宣王、梁惠王们进行教育,“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滕文公上》)。孟子不仅有一般意义的学生,而且有特殊意义的王者学生。对于王者学生,无论教还是学都有着不同的要求,这是孟子异于孔子的地方,也是孟子在提高读书人地位。孔子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教与学、师与生互相交流,教学相长,融为一体,老师谆谆教诲,学生虚心接受。

作为教师,孟子与学生的关系,同孔子是一样的;作为王者师,孟子与学生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孟子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一旦感到威胁,马上就会作出反应。孟子感到齐宣王凭着地位而轻视自己,称病不相见,所以也称病不去朝廷。另一方面,王者学生与一般学生不同,可接受孟子的教导,也可不接受孟子的教导。从孟子周游宋国、滕国、魏国以及两次游齐的经历分析,他的王者学生基本没有接受他的仁政学说和王道理想。王者学生没有接受孟子的政治主张,却丰富了孟子的教育思想。孟子的教育思想系统而完备,既有对教育者的要求,又有对被教育者的要求,还有共同的要求。

共同的要求是存心养性。无论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无论一般学生还是王者学生,都要存心养性,首先把人做好。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也是从事任何职业、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和条件。教育者存心养性,有利于为人师表;被教育者存心养性,有利于塑造良好人格;王者学生存心养性,有利于施行仁政和王道。仁义是孟子的最高道德原则。“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在孟子看来,存心养性的内容是存仁义之心,养仁义之性。

存心养性要清心寡欲。人的欲望越多,仁义之心的存留就越少,存心养性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欲望。“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也;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

存心养性要自省,自省是儒家重要的修养方法。孟子用反求诸己的观点表达自省要求,当遭遇挫折时,不要责怪他人,而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缺点加以改正;当自己的行为不被他人理解时,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反躬自问,考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仁义礼智的规范。“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孟子很看重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

存心养性要知耻改过。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人有七情六欲,哪有不犯错的?问题不在于犯错,而在于能否知错就改。孟子认为,不能知错就改的,就是不知羞耻,一个人如果没有羞耻之心,那就不可救药了。对于那些知错不改的行为,孟子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当齐国大夫陈贾为讨伐燕国的错误辩护时,孟子批评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公孙丑下》)

存心养性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孟子重视艰苦环境对修身和存心养性的作用:“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意思是,人之所以能够拥有德行、智慧、技艺、知识,常常是由于灾患的缘故。只有那些孤立无援的大臣、地位卑微的庶子,他们操心劳神总是不得安宁,忧虑灾患更深,所以通达事理。

对于教师而言,孟子认为,最根本的要求是正己。正己既是教师的行为准则,也是重要的教学方法。教师只有正己,言传身教,才能正人、教好学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正己是按照仁义道德立身处世,“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告子下》)。

孟子认为,教师要懂得知识和道理。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职能,如果说正己的目的是为了育人,那么,知识和道理则是为了教书。教师只有懂得知识和道理,才能培育出有知识有智慧的学生,这就要求教师“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尽心下》)。从而使学生“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即在广博学习、详细解说的基础上,使学生融会贯通,抓住中心,由博返约。

孟子认为,教师要“言近指远,守约施博”。所谓言近指远,是指用浅显的语言阐明意义深远的道理;守约施博,是指操作方法简单而效果明显。

孟子认为,教师要结合学生实际,因材施教。对于有的人不屑于教诲,也是一种教诲,“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告子下》)。具体而言,孟子提出了五种因材施教的情况和办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尽心上》)意思是,有的学生修养很好,只要稍加点化即能通达,犹如及时雨化生万物一样;有的学生品德不错,略加熏陶便能成为有德行的人;有的学生富于才华,善加指导,便能成为通达多能的人;有的学生只有一般水平,只能就他们所提问题进行释疑解惑;有的学生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能及门受业,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加以教育。

对于学生而言,孟子认为,最好的途径是请教名师和大匠。只有名师,才能教育出优秀学生,只有大匠,才能培养出好的徒弟。“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学生之所以要请教名师和大匠,不仅是因为名师和大匠的格局大、标准高,而且还在于名师和大匠不会降低教育标准:“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上》)意思是,高明的木匠不会为手艺拙劣的木工改变或废弃规矩,羿不会为技艺拙劣的射手而改变他拉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拉满弓,却不把箭射出去,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他站在正确的道路上,有才能的人就会追随他。

孟子认为,学生学习要自求自得。自求是指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个叫曹交的人想住下来跟孟子学习,孟子告诉他,只要你有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老师请教,“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告子下》)。自得是指透彻地理解和深刻地把握所学到的知识。孟子很看重自得的知识,只有自得的知识,才能牢固掌握而不动摇,才能左右逢源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

孟子认为,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要三心二意。孟子分别举了两个例子给予说明,一个是植物生长的例子,即使容易生长的植物,不专心致志培育,也难以生长成才,“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是,天下即使有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后,又冻它十天,没有能长得了的。另一个是下棋的例子,即使像下棋这样的小技艺,不专心致志也不能学好,“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告子上》)

孟子认为,学生学习要坚持不懈,不要半途而废。学习好比流水,只有昼夜不舍地流淌,才能流到大海,“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离娄下》)。这段话还表达了学习要循序渐进的思想,像水那样,先要把坑坑洼洼都灌满了,才能继续前进,否则就不能向前流入大海。学习也像挖井,一定要挖到泉水才停止,“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尽心上》)。意思是,做事情好比挖井,挖得九仞之深还见不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废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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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

对于帝王师与君王学生,孟子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这是孟子教育思想的重要标志和宝贵财富,至今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作为帝王师,孟子认为,关键是要保持教师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甚至认为教师的地位应高于君王学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教师可以藐视大人,是因为教师占据了仁义道德的制高点,而大人们有官位和财富,却不一定具备仁义道德,孟子引用曾子的观点进行论证:“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还以商汤和齐桓公为例,认为他们尽管是君王,却愿意虚心地向伊尹和管仲请教,然后才成就了王道和霸业。“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公孙丑下》)

孟子对于那些不谦虚的君王学生,就不予教育和教导。当滕国国君的弟弟滕更依仗地位高贵来向孟子学习,孟子就不予理睬。弟子公都子问其故时,孟子还洋洋洒洒说了一番道理:‘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尽心上》)

对于君王学生,孟子是居高临下,要求他们学习仁义之道。当梁惠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必有利于我的国家。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要求他们施行仁政,“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滕文公下》)要求他们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

管仲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权修》)百年树人,道尽了教育的无穷意义和悠悠情韵。教育不仅关乎过去、现实,更是关乎未来的大事;不仅关乎个体成长,更是关乎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宁的大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重视教育,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关心孩子。现代社会已经基本解决教育问题,这是令人欣喜的巨大历史进步。然而,教育仍有隐忧,特别是如何平衡教书与育人的关系,保持教书与育人之间的必要张力。教书与育人是相伴教育始终的千古矛盾,教育固然不能忽视教书,传授知识和学问,却应更加重视育人,培育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才。

知识和学问与人文精神原本不可分割,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激荡。知识和学问关注自然界和客观对象,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和反映,也是人文精神的现实支撑。没有知识和学问,人文精神就难以发扬光大和熠熠生辉。人文精神关心的是人,康德认为:“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德]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5页。)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终极关怀,不是权宜之计。任何知识和学问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显人的存在意义。人文精神是知识和学问的灵魂,没有人文精神,知识和学问就可能走偏方向,不仅不会造福于人类和社会,反而可能会伤害人类和社会。知识和学问是冷冰冰的,人文精神是热乎乎的。从这个意义上分析,育人重于教书,人文精神高于知识和学问。教育务必把育人放在首要位置,着力培育人文精神,塑造有道德的学生,为社会造就有灵魂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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