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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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陈诚的雄心勃勃谈起

当1946年下半年起到1947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蒋军100多万,迫使蒋介石转入全面防御的时候,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级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杜聿明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他自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拔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多予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腾,议论纷纭,造成大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蒋管区社会秩序败坏,军纪废弛,曾流行着“军官总”、“青年从”、“伤兵院”、“国大代”、“新闻记”等所谓五毒,到处闯祸。蒋介石也渐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把蒋军种种败坏和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

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于是陈诚感到他当参谋总长,只能管补给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蒋介石私下埋怨。记得有一次我向陈诚请示时,陈满腹牢骚地说:“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请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给司令,其他我管不着。”正当这时,各方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1947年4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的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以后人民解放军大举进行夏季攻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诚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及7月1日人民解放军夏季攻势以束,反动派宣传“四平街解围大捷,消灭敌人十万”。7日蒋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8日我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陈诚12日即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到诚岭向新六军“授勋”,以资拉拢。这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陈诚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连上蒋介石七封信辞职。据熊以后在上海对我说,蒋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决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说:“我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蒋令陈诚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还替他再卖命。你看我4月间得到的消息不错吧。我原来就防蒋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
说:“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匪’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
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你等着瞧陈诚这个小鬼的好戏吧。”熊谈得非常愤慨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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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陈诚忽然秘密赴沈接替熊的东北行辕主任,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销,独搅东北党政军大权。7日,美驻华头子魏德迈到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国民党中有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去是得到美国人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将来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妄想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但谁也不相信他在东北比熊式辉更搞得好。同时也谈论当时的中国是蒋氏的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会信任。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九个保安区司令及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三个旅),又将青年军第二○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并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原东北蒋军新一军、新六
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
十三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在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以后,热河之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他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另一方面,排除异己:撤换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陈的心腹接替。

据赵家骧于1948年3月间来上海对我说:当时曾有对陈诚好心好意的东北人对陈建议说:“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校当然,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介石王朝的事。他将东北蒋军正规军九个军扩充到十四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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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将达10万人,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这时沈阳人民流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歌谣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当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正“利用每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之时,冬季攻势尚未大规模发动(其实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已在12月15日开始),陈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曾于1948年1月1日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荡。不料陈诚这一计划刚开始进行,人民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1月7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军在东北精锐部队之一——新五军,并活捉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此时吓得陈诚手足失措,卧床发抖,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于8日亲飞沈阳。据说:当时陈诚将新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推到将领不服众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六
军军长李涛。当日蒋介石召开东北师长以上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去解新五
军之围。其实据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在1948年2月对我说:自1947年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诚心战胆寒,他并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在1月初连续发动攻击。

当陈诚的所谓扫荡计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人民解放军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诚已没有1947年秋初到东北时的张狂气焰和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

赵说:“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疑不决,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6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可是陈诚下一道命令比较简单,而一个军的行动就不是纸上谈兵,划一个箭头就把军队调到沈阳的。新五军一
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消灭得干干净净”。

在陈诚这种举棋不定优柔寡决的情况下,陈林达部军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湘兵团协同陈林达军击破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责骂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蒋、陈二人觉得他们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无法执行,尴尬异常。争吵到最后,据当时参加会议的郑庭笈对我说,陈诚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接着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接着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攻到沈阳来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以此表示他对“党国的忠贞”。

会后,蒋介石召见各将领,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剿匪”任务。

蒋去后,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接着就叫他的老婆谭祥(又名谭曼意)去南京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谭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龄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诚调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嘱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谭祥为了急于挽救他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说:“东北‘共匪’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窝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都看不到。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韩权华以后对我说,她当时听了这话,觉得“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诚于1948年2月5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陈诚在东北被人民解放军吓跑,一时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笑谈的中心资料。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凶凶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这时蒋政权内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诚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他见反对之声日益盛嚣,又改变手段,想接见东北人士,加以拉拢。他于16日奉蒋命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癣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讨东北问题,并为他自己失败作辩护掩饰。但陈诚见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击他,就请假想赴美治病,借避舆论指斥。

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溜到上海准备出国。四月,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要赴美治玻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白听到骂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

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说:“中央‘剿匪’采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

陈诚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赶快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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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蒋介石、卫立煌间的矛盾

如前所说,卫立煌本人并不愿去东北,由于各方面的劝说,他才答应前往看看再说。

卫立煌去东北时,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给陈诚,要陈诚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1月17日,蒋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但东北行辕主任仍由陈诚兼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21日卫立煌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次日由平抵沈。据闻总部人员大部由东北行辕调用,该部成立后行辕业务缩减,改为三组,分掌军事、政治、经济,由董英斌、董彦平、彭济群分任组长,彭并兼秘书长。陈诚向来到哪里都一把抓,机构臃肿庞大,无所不包;而一旦交给别人即削减权力,缩小编制。卫立煌到东北代理行辕主任时,行辕的编制削减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蒋介石急于想派卫立煌到东北去,也不能不给予一 定的权力。首先,将东北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其次,允许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约四个军全部恢复充实;第三,由关内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员,补充装备。卫到东北后即注意恢复部队,补充整训。

自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一种稳重态度,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部队长如何地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的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

这时蒋介石见卫立煌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一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诺言,要卫留五十三军及二○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急派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罗泽闿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当时卫坚决反对,并派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23日同罗、李等人一

同赴南京,24日飞牯岭,向蒋介石申述意见。卫以人民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蒋军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锦路。但蒋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即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至锦州。蒋说:“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由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蒋交代郑要卫立煌放弃永吉、长春,将沈阳主力打通沈锦路撤到锦州。郑于25日即返沈阳复命。从此蒋卫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

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赞成卫的计划,而主张不实行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尤以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骧、罗又伦赴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28日,人民解放军又解放开源。同时,人民解放军聂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经兴垄平泉向热东凌源前进,以截断蒋军辽热交通,进攻锦(州)榆(山海关)。

据罗、赵二人见蒋介石后,于1948年3月初到上海对我说:“这一回算把老头子说服了。”蒋介石承认:“卫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到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3月初罗、赵等返沈后,将蒋介石的指示向卫陈述,卫以人民解放军越打越强,分散孤立的小据点势将被人民解放军吃掉,即决心放弃永吉,集中长春固守,命郑洞国、赵家骧飞永吉下达命令指挥撤退。这时梁华盛已离长春,卫令郑在长春指挥部署,以策应对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郑在长春部署完毕后,即飞返沈阳。

1948年3月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永吉,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1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平街,歼蒋军1.9万余人。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已告一段落,共歼蒋军15万余人。这时在东北的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而中航公司,自3月8日起决定每日只有4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同时,卫打算赶快将向东北增调的部队及补充兵员运到葫芦岛登陆,另在锦州以及沈阳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壮丁将部队补充齐全,加紧训练,以期长期固守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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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蒋介石当时的方针,却与卫完全相反。他不从当时客观上的敌情、地形、敌我状况来确定方针,而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终未忘将沈阳蒋军主力撤至锦州的想法。他又召见卫立煌拟亲自说服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卫于3月31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场与傅作义长谈后,即由平飞京,当晚见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翌日上午11时蒋介石再度召卫谈话。据卫的补给司令刘耀汉于4月初来上海对我说,卫到南京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见卫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坚决反对。蒋唉声叹气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能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说他从来未看到蒋有这样的窘态表现。于是卫就对蒋说:“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说:“好!好!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到锦州。可是一旦补充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路。”卫承认了,回来对刘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去请他们帮忙运输……”刘接着说:“我第二天陪卫先生去拜会了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同意原则上尽量协助卫在东北剿灭‘共匪’。于是卫到11时再去见蒋委员长,委员长也答应照卫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攻击敌人,打通沈锦路。这样委员长的顾虑解除了,卫也很高兴,打算回去好好地整训部队。东北物资丰富,大有可为。不知陈诚为什么将东北搞得这样糟,东北党、政、军人员都骂陈诚:‘未打仗前他比谁都厉害,打起仗他比谁都尸从。’卫先生初去时,每天都被打,现在局势转好了,稳定下来,将来美军供应的物资运到,卫先生就有办法的。”又说卫交代后,他在南京同美顾问团交涉了两、三天,一切装备补充运输补给的办法都同美方各部交涉妥善,他在上海家中看看就回沈阳去了。

5月11日美军顾问团为了进一步支援卫在东北的反人民战争,曾由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亲率美顾问及译员九人赴沈视察,并会见卫立煌,12日视察抚顺,13日始返南京。据郑庭笈回忆说,美顾问团这次视察时,廖耀湘、李涛和他亲自陪同视察新六军二十二师部队。该师当时表演轻重武器射击和各兵种联合演习。除了美、卫间秘密交涉他不了解外,公开宣布的主要目的,这次来沈阳是(一)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大小及容机量;(二)找仓库,准备运输十个师的美械装备,预定在1949年3、4月间运到;(三)视察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及二○七师等美械装备部队,准备将超过年龄的轻重武器加以更换。视察后有一天卫立煌对郑庭笈说:“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

卫立煌经过这次到京,既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援。卫回沈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为着实行他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每天整军经武,加紧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卫也不断亲到各军视察,参观新六

军、新一军在沈阳附近的陆、空联合演习,七十一军在巨流河的防御战斗,四十九军的射击教育和近距离战斗演习。有一次卫和郑庭笈及工兵指挥官李贤视察沈阳铁西区各据点工事,计划扩充沈阳、锦州各机场,加紧修建锦西机常对于抚顺矿油厂亦大加投资经营。

卫在东北整训一个多月之后,至5月初,蒋介石又令卫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这时卫当然不同意,即派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代表他赴京见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据廖耀湘说:“5月初我到南京见蒋介石时就已知道蒋介石决心把沈阳国民党主力撤到锦州,只留五十三军与二○七师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我统率,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反对,他反对的动机如何,这里就不必谈了。”廖返沈后,卫、廖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廖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卫怕廖将沈阳主力拉走,坚决反对,于是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18日蒋又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城防司令梁华盛陈述沈阳战局,接着蒋介石再召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赴京述职。据梁华盛事后到上海对我说:蒋介石的意见仍然是急于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他认为不可能,刘当然也不敢接受蒋介石的这一任务,谁接受这一任务谁就会被吃掉的。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将1月间成立的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到锦州。蒋要范汉杰到锦州时曾对范说,要范准备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并由山东抽调第九军黄淑部及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指挥。6月初蒋又电范加紧准备打沈锦路。这时,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蒋却令范集中力量经营锦州,于是卫、范之间矛盾也日益加深。卫又怕范是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将部队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经过蒋、卫间的几度争执,卫于7月20日奉召到南京见蒋,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据卫立煌事后对我说:“指挥所我主张设葫芦岛,蒋主张必须设在锦州,以后我要范移葫芦岛,范也是听蒋的指示,不理我的意见。”据范汉杰说:“据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蒋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蒋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要范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蒋介石的指挥作战,他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他的反人民战争就可以得到胜利。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拿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嘱意于廖,见廖不可能从卫手中拿到他所希望的兵力执行他的计划,又嘱意于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将领中,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之,蒋介石在东北的反人民军事方针,一直拖到9月间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而蒋、卫间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打不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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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蒋介石亲自出马

1948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时,首先由北宁路榆、锦段开始。这时,蒋介石一方面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将榆、锦路截断就可以“关门打狗”歼灭全东北蒋军,另一方面也因人民解放军已于9月16日向济南发动攻击,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亦向锦州外围义县发动攻击,打得蒋介石头晕脑胀,顾了救济南,就顾不了援东北。所以蒋介石这时只有放开东北暂时不管,先集中他的精力亲自指挥济南作战。同时也令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卫与廖又坚决反对这一案,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解围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这时沈阳主力西出与东进之部队会师,所以就未实行蒋的命令。9月24日,济南已被解放,东北义县亦已垂危。范汉杰连电乞援,蒋介石才召卫立煌于9月24日到南京开会。

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仍然拒绝接受。最后决定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但蒋介石一面决定空运四十九

军到锦州增援,另一方面仍强要卫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的命令。蒋介石本人仍在南京期待王耀武的下落,并日夜指挥空军对济南进行报复性的轰炸。

顾祝同、卫立煌及郑庭笈于26日飞沈阳。据郑庭笈说:“27日开始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到28日只运七十九师一个师(欠一个团),锦州机场已被人民解放军炮火封锁不能再运。”顾在沈期间,曾一再召集东北将领会议,要卫出兵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仍坚决反对执行这项命令,认为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并与顾多次争吵。卫赌咒发誓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画押的意思)。”据廖耀湘说,当时他主张沈阳主力应乘东北解放军主力攻击锦州时,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到这时不再反对廖主张撤至营口的方案,认为如不能照他的意见办时,可以实行这一方案。而顾未得蒋介石同意也决不敢同意撤至营口。

这样双方争执了好多次,仍未能解决。据赵家骧以后对我说:“顾对卫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出辽西的命令卫是绝对不下的。”

最后顾祝同见义县即将完蛋,要卫立煌出兵辽西仍无希望,只能将东北负责任将领的意见转报蒋介石作最后决定。顾祝同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南京,听说顾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飞北平亲自指挥,随行者有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闿等。午后即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里研究情况,对傅作义等十余人讲了一次话。据傅作义回忆说:“那次讲话整个泄气,蒋大意说‘革命’遇到的困难是长期的,他料到8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的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而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认识。

以后一连几天,蒋介石与傅作义商讨由华北抽兵东北的问题。商讨结果,拟调华北林伟俦的六十二军、黄翔的九十

二军(以后只去二十一师一个师)及独立九十五师;另决定放弃烟台,调王伯勋的三十七军;以上部队均由海运向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在侯未到前由原驻葫芦岛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蒋介石在北平将应调兵力决定后,2日即赴沈阳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事会议,对党政军各头目讲话,要他们“同心同德,配合军事完成戡乱大业”;并要求他的将领:“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努力剿匪”。据郑庭笈对我说:蒋介石2日到达沈阳后,午后4时即在“剿总”四楼主持军事会议,到会者除蒋介石的随员郭忏、周至柔、俞济时等外,还有驻沈阳的军长以上人员。首先是听取赵家骧的情况报告和廖耀湘等发言,并决定将沈阳蒋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晚间又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和辽宁省厅长以上人员在“剿总”会餐。

餐后厅长以上人员离开,蒋介石对师长以上人员讲话,大意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一致动作,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经同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后,即于3日下午返北平。我记得这一天我也因徐州“剿总”的作战计划而来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听到蒋的左右(也许是俞济时,但记忆不清)对我说:“原来东北这次想要傅作义统一指挥,以后又感到去年冬季傅的军队在东北出了一次大风头,再让傅指挥下去,将来尾大不掉,无法控制。所以,老头子亲来指挥。现在范汉杰在锦州把‘共匪’牵住,葫芦岛集中精锐国军向东攻,廖耀湘出来向西打,再加上空军、海军的协同,一战可以击灭‘共匪’的主力,打开东北局面。”当时我想:东北解放军的战略战术非常灵活,而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已加倍于蒋军,恐怕不会如他们所说的那么乐观。他接着说:“你在东北很久,你的看法如何?”我说:“现在东北敌我情况不明了,不敢轻于作判断。”我记得当时罗泽闿在座,对我轻视地瞪了一眼,站起来就走了。从蒋介石左右的人矜骄夸张的气焰来看,他们似乎觉得蒋介石“御驾亲征”,集中精锐的海、空军,击败人民解放军的攻势是有着决定的胜算的。

我在北平见蒋介石两次,蒋并未问我对东北的意见,两天之后,蒋介石将我在徐州的对人民解放军作战计划批准了,我即于4日飞返徐州。

5日蒋介石飞天津,桂永清、侯镜如、俞济时、罗泽闿等同行。蒋赴塘沽新港视察后,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葫芦岛部署指挥。据侯镜如说,蒋介石6日到葫芦岛召集各将领开会,大意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及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攻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主力到锦州。各将士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匪……”蒋并交代以后葫芦岛部队归侯镜如司令官指挥,在侯未到以前,由阙汉骞统一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同时指定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庄指挥海军以二十四生的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当日并向锦州范汉杰通电话慰问。

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7日乘重庆号返塘沽,改乘火车返北平。据侯镜如说:在重庆号船上看见蒋介石大发神经,有一次吃饭时,大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蒋用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要亡国。”一直骂到吃完饭,还是很生气,以后吃饭谁也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了。

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8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介石一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10日金圆券贬值,市场混乱异常。傅接着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了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蒋介石把他反人民的作战指挥棒丢下,到上海兜了一个圈子。9日回到南京后得到各方的报告才发现卫立煌、廖耀湘将主力使用于彰武方面,迄今迟迟未照他2日的指示沿沈锦路向锦州前进,于是又匆匆到沈把卫立煌及廖耀湘等东北将领骂了一顿。据廖耀湘说:“在沈阳励志社单独接见我时,更大骂一顿,要我亲率沈阳主力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锦州如失陷,唯我个人是问。并命我由那时起直接受他指挥,因他那时已对卫立煌更不满意。”

蒋介石这次骂廖耀湘以后,廖始以一部分军队(第四十

九军第一九五师)在彰武掩护,主力即向新立屯黑山攻击前进。同时蒋亦令阙汉骞指挥葫芦岛已集中的第五十四军、第六十二军、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及独立第九

十五师,共十一个师(其中二十一师及另一个师后到)在空军、海军掩护下,以斗牛式的战法,向塔山附近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既设的阻击阵地正面实行强攻。自10日开始攻击,至13日的4天中,蒋军连续猛攻均失败。蒋介石为了急于挽救范汉杰被消灭的厄运,又派他的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亲往葫芦岛监督第九十五师猛攻塔山。哪知道蒋介石攻打得越急,而人民解放军守得越坚强。在14日一昼夜先后突入塔山阵地九次,均被人民解放军的沉着大胆一次一次地击退,打得蒋军谈虎色变,不敢再向人民解放军进攻。部队长怪蒋介石不明敌情地形,强令向塔山攻坚,致遭无意义的牺牲,而蒋介石则大骂阙汉骞无用,不能执行他的命令击溃共军,解锦州之围。在锦州解放后,蒋介石有一次还对我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他们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20发24生的炮弹。”

在塔山的战斗中,蒋先交代阙汉骞代侯镜如指挥,卫立煌不放心,就派了他的副总司令陈铁到葫芦岛设立指挥所,但陈并未直接指挥部队。在13日左右侯镜如亦到葫芦岛,蒋介石又派他的参军罗泽闿到葫芦岛监督部队执行他攻塔山的命令。在这期间卫立煌也亲来葫芦岛一次。据侯镜如说,卫主张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罗泽闿对卫大发脾气,卫当日返沈阳。

1948年10月15日清晨,我在徐州正准备上火车到商邱指挥徐州“剿总”所属的三个兵团向山东人民解放军发动所谓主动的攻击时,蒋介石忽然从南京来电话要我不要执行原定计划,到飞机场等他,同到东北去。我当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后蒋介石另派一架飞机接我到沈阳。

我到沈阳时,蒋介石已先到达,蒋介石住在励志社,我住在“剿总”招待所,即卫立煌公馆。蒋介石立刻找我去,对我说:“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一封信,要他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又说:“同时给郑洞国也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赶快突围,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当时我心想:锦州、长春的守弃关系到整个东北作战计划,蒋投信前不同卫立煌和各将领商议,已形成东北蒋军‘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局势。锦州守(无决心)退(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势不可能)两难。长春突围不成,反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可能集中全力围攻沈阳,心中非常恼火,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又鉴于木已成舟,无法挽救,也未向蒋介石说什么。蒋这时一再问我的意见,我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蒋要我找廖耀湘谈谈再说。

廖耀湘兵团在新立屯经过几日激战后,于10月15日占领新立屯。

当晚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等许多东北将领都来同我谈蒋卫之间半年来的矛盾,就在于蒋要卫集中主力向大虎山、黑山之敌攻击,将主力撤至锦州,而卫则坚决不肯。赵又说:“目前卫老总坚决反对廖兵团再西进……”当时我认为锦州战役之胜败,取决于范汉杰能否在锦州坚守半月,使人民解放军旷日持久,攻击顿挫,然后蒋军由沈阳,葫芦岛出兵,南北夹击,可收胜算。各将领皆同意我的意见。但对蒋介石令长春突围,守锦州无信心的两封信的情况,并未向他们交代,怕因蒋介石这种措施,影响各将领及部队的士气。

16日上午,锦州情况已不明。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各将领后,令我同廖耀湘至新立屯视察后向他陈述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意见。我和邓文仪、侯腾等当日上午乘火车到达新民车站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和廖耀湘、郑庭笈等会面后,在指挥所用了午餐,即同廖耀湘乘汽车赴新立屯视察,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涛会面。这时我问廖耀湘的意见如何?廖吹他在彰武截断人民解放军的后路,在新立屯给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打击,如果范守住锦州,空军绝对优势空投补给,由葫芦岛、锦西协同辽西兵团向锦州之敌攻击是可以的。可是廖又说:“锦州本晚电讯已断,恐怕已完了。”他主张从营口撤退,我同意廖这一方案,其他各将领如潘裕昆、龙天武等皆认为锦州失守,不能再向西进,只有撤回沈阳或从营口撤退。我视察完毕后,于16日深夜返新民,郑庭笈对我说:“委员长下午来电话要你讲话,我说你已到新立屯去了,没有什么交代。”深夜返到沈阳后,赵家骧向我谈锦州被歼的情形,始知蒋介石由于范汉杰在锦州被消灭的消息证实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乘飞机逃走。可是蒋介石并未检查他指挥失当的错误,反而把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葫芦岛的将领。据侯镜如说,在锦州范汉杰部被消灭后,蒋介石飞锦西,乘汽车到葫芦岛俱乐部大骂阙汉骞指挥不力,丧师辱国,该枪毙。

但并未骂侯。吃饭后并交代要侯指挥收复锦州,当日蒋介石即飞返北平。

当时卫立煌与赵家骧的意见认为锦州失守,廖兵团再无西进的必要,应迅速撤回新民,否则又有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的强迫命令,非攻锦州不可,又不敢独断专行下令撤退。而蒋介石到北平先后派飞机传达他给卫立煌的“手谕”。据我当时了解,其中有一封信中说:“据空军侦察报告,窜锦州‘共匪’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

令廖耀湘兵团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又有一
封信是要卫立煌设法援助郑洞国突围。关于前一命令,卫立煌坚决不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但又不敢令廖撤回新民。后一
指示,这时已接得郑洞国先后电报,说曾泽生于某晚起义,新七军军长李鸿放下武器,现郑只守长春银行大楼。当时我曾电郑洞国说正设法援救他。次日(18日)郑回电略称“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命”。当晚连接郑左右来电话说:“人民解放军对银行大楼攻击猛烈,郑副总司令有自杀企图”云云。此后,长春电讯终断,情况不明。次日,郑即由其左右向人民解放军接洽,最后率残部放下武器。

其实,我17日电郑洞国说设法援救他,是承蒋介石的指示,幻想用美国直升飞机在银行大楼顶上降落将郑接出,而在沈阳并无直升飞机。空军驾驶员怯于人民解放军的火力威胁封锁,也不敢在银行大楼降落。蒋介石口头上说他要想尽方法援救郑洞国脱险,可是他除这样向卫和我交代外,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所谓“援救”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郑洞国的花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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