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钉子户”》再续：事发农场是个什么地方？

    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如人生一般，没有心想事成，只有水到渠成。最高级的富有，是互相成全，共享共富！

    一小撮年逾古稀的农场老知青、老职工拒绝不合规的搬迁安置，而坚守在危旧房里的故事，引起关注。继“《古稀‘钉子户’》续：安置小区知青家园到底出了什么事”一文后，由于很多年轻网友对国有农场的历史了解不充分，对农场的老知青更是缺乏直观认识，他们也想深入了解，产生知青家园安置小区诸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及现实背景是什么，事发之地浙江省金华市石门农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在那里，过去经历了什么，它的未来又将会怎样？

生长于黄土野坡上的昔日繁荣

    位于金衢盆地中央、金华市南郊的石门农场创建于1955年7月1日，原名金华专署石门农林牧试验场，创建初期该场距离金华市区约15公里。

（农场林牧区局部俯瞰景色）

    上世纪60年代，从杭州、上海等地的一大批知青加入了农场拓展性的开发建设。经过两代人的艰苦创业，垦荒改土，修建库渠，昔日野草丛生、豺狼出没的黄土坡，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呈现出一派“林果满山，茶园遍坡，稻田掀浪，工厂林立”的繁荣景象。

    上世纪50年代，作为第一批来到试验场的老人们到如今还健在的已屈指可数。小时候，我经常听到这些伯伯讲述农场过去的事，比如怎样垦荒改土，修建库渠。

    农场所在之地的土壤为典型的南方丘陵强酸性红壤，土质较好的耕地早已被周边的村庄占有。酸性红壤的一大明显特征是：天晴易板结，硬得像块铁，天雨稀巴烂，软似咸蛋流黄，根本就不适合多数的农作物。

    在这样的荒野山地上开垦劳作，第一步，先清除长得比人还高的杂草，锄草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二步，增加土壤肥力，逐步提升地力。当时，还没有便捷的化肥，所用肥料主要是人畜粪肥和城市垃圾中筛出来的黑泥土肥。有一句生动的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地上一支花，全靠粪当家”；

    第三步，播种后，农作物要面临的虫害威胁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播后管理任务也是十分艰巨。

    初期，试验场没有拖拉机等节省人力的作业机械，只有人力双轮的平板车。辛苦劳作了一整天，垦荒者们回到集体住宿地，居住的不是土木结构的平房，而是用茅草简易搭盖的棚屋；洗脸做饭用的也不是干净卫生的自来水，而是附近池塘小河的自然水；每天傍晚趁天还未暗就得赶紧收工，因为豺狼马上要出来觅食了。

    农场开创初期的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垦荒者们经常发高烧、拉肚子。但是，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垦荒者们似乎也就习惯了。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艰苦卓绝的劳动环境，周边乡村的民众都为之震惊，村民们“赠送”给试验场一个不太文雅的称号“七一劳改农场”。

    当城里热血方刚的知青们加入到农场热火朝天的开发建设后，更加坐实了“劳改农场”的名分。也正是这批有文化的知青的到来，农场进入了快速起飞的高速发展阶段，琳琅的果树栽满了山坡，上千亩的茶园迎风招展，风吹稻浪美如画，制药厂、造纸厂、食品冷饮厂、育种基地等一一诞生，平瓦房、小楼房，农场职工的住宿条件得以改善，学校、医院、电影院、游乐场、农场办公大楼等公共设施逐一落成。

    上世纪80年代，石门农场已垦殖土地达1000公顷的规模，并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商业为窗口的办场方针，走上了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之路。从初创时期的单一粮食生产，一跃成为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等十业俱全的综合农垦企业。

    在那个年代，石门农场不再是被人笑话的“劳改农场”，而是浙江全省农垦厂矿企业中的明星标兵，金华地区国有经济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计划经济转向计划商品经济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石门农场的发展后劲日渐显现出了疲态。当时代的大潮以无可阻挡之势冲入市场经济蓬勃兴旺的上世纪90年代，石门农场几乎无可阻止地跌入了急速的衰落。

    在这个特殊的十年过渡期间，农场到底又经历了哪些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农场职工住房，此为旧照片）

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衰落

    1992年，我从农场子弟学校顺利考入浙江省重点高级中学——金华一中，接着以推荐生资格考入浙江大学，我从此跳出了农场的“农门”。

    记得，在入学金华一中的第一天，农场工会一大早派了一辆面包车欢送我和其他四位同学一起赶赴金华一中报到注册。那一年，是农场子弟考入金华一中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个辉煌的成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预示的却是农场从发展巅峰一路滑坡。

    从理性角度来分析农场的衰落，从农场的经营体制和产业结构切入是比较恰当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农场盛行的经营体制是“大场套小场”形式下的职工家庭农场，这是国有农场内部统分结合的一种经营形式，即农场统一组织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作的一种有机结合经营方式。职工家庭农场类似于农村分田到户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但又比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具有许多鲜明的优点。

    具体而言，首先，国有农场土地国有，农场代行所有权，农场职工都是企业的主人。农场保持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性质，其经营体制就能较好地解决农村零散经营的弊病。这一点对今天乡村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大场套小场”的经营体制在当时对职工明确承包生产责任，调动职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具有创新意义。

    第三，虽然包产到职工家庭，但是农场对土地仍有较大的生产经营管理权限，比如对灌溉、病虫害防治，甚至播种季节、种植作物有统一要求，可以统一提供职工家庭生产所需的配套公共服务，可以充分发挥农场机械化的优势，进而有效地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

    第四，作为农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农场具有很强的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有效防范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各类经营风险，更好地保障职工收益和各项劳动权益。

    长期以来，石门农场的农业产业结构以常规农产品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末商品经济大潮勃兴，而计划经济日渐式微，农场的农产品不再由国家统一收购和包销，加之传统农产品市场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过剩，省外甚至国外进口的大批农产品涌入本地市场，在质量、价格等方面均优于农场的传统产品，使石门农场直接面临着被淘汰的危局，而其天然的区位优势也难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所以，石门农场的职工家庭农场，虽然可以解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职工吃大锅饭的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工的家庭收入增长和农场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难题。

（农场宣传画）

    还有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农场的劳动力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相当一部分知青返回城市再就业，留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的职工文化程度急剧下降，而且此时农场一线的劳动人口已显露出老龄化的倾向。

    大批知青离开之后，因快速发展的惯性，农场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久，一批又一批的“新鲜血液”——地方农职中专学校的毕业生补充进入农场，尽管那时候的农场生产条件与初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农业劳作仍然是在露天作业，风吹日晒很辛苦不说，居住地也相对比较偏远，年轻的毕业生不好找对象，工作也缺乏个人成就感，因此每一波农校毕业生来了农场之后工作不到两年便纷纷离职走人。

    此外，落地生根而留守农场的知青们的后代能远走高飞的，就像这样跳出“农门”的，也绝不会选择再回到农场。

    人才凋敝，使得国营农场的衰落雪上加霜，病入膏肓。不知这是否是国有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共同规律。

    尽管石门农场一直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但过去两代人几十年艰苦奋斗而积累下来的厚实“老本”足够让后来者舒舒服服地享用一二十年。

再没有比人心渐凉更可悲

    知青的后代一去不复返，主要原因还是后人们对农场的情感淡漠。或者说，农场没有给这些后人们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

    农场老一辈知青职工长期相处在一起有许多互相取暖、互相帮扶的温馨回忆，但不乏这样的丑陋一面：农场基层管理者刁难和欺辱弱势职工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小时候，我曾亲眼目睹身边的邻居和亲友遭到个别基层管理者一次又一次的刁难和欺辱。

    有这样一件往事，当时农场刚实行一套加工资的新制度，有一加工资项与从事农业生产工龄挂钩。于是，一部分工龄记录资料有缺损的职工需到基层管理者那里开具工龄证明，凭此证明再到农场劳动资料部门补登，然后才能依规加上几块钱的工资。

    加工资的好事，本是皆大欢喜。于是，亲友就高兴地去管理人员那里请求开具相关证明，前后跑了三趟，均遭拒绝。拒绝的理由说出来让人啼笑皆非，比如“今天没空，等我有空了你再来吧”，明明是在办公室喝茶聊天，哪来的没空？“就要下雨了，我得先回家收衣服”，明明是上班时间，怎么回家收衣服成为最重要的工作？“我脚痛，开不了证明”，开证明是用脚开的吗？

    不过，证明最后还是开了出来。怎么开出来的呢？无奈之下，亲友只得托一位中间人给管理员悄悄送了两斤荔枝，当亲友第四次上门，证明就顺利地到手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我的一位邻居到集体库房买西瓜。邻居买回西瓜后，她意外地得知，同样的西瓜，她买到的价格是五毛五一斤，而有的职工却是五毛一斤。尽管是一斤西瓜只差了五分钱，但是她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被歧视了，她气冲冲地找管理者评理。

    不想，管理者却对她的“投诉”嗤之以鼻，倒打一耙，说：“你买西瓜之前，干嘛不到厕所里去照一照？”意思是，“你不配吃五毛钱的西瓜”。接着又说：“有本事的，不花钱也能吃瓜。集体是个大仓库，我家就是小仓库。”意思很直白：管理者监守自盗，你普通群众奈我何。

    类似的故事，在农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职工对农场的感情被蹂躏了，剩下的只有一声叹息，而能离开的，永世都不想再回来。

    理论上，每一位农场职工都是农场的主人。然而，事实上，人人心知肚明，农场真正的主人只有那一小撮后来的管理者。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大潮席卷而至时，农场已深陷于“虽天时地利，但人心涣散”的发展泥潭，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棘手的发展难题：苦、脏、累的岗位，职工不干，只得向社会招聘临时工顶替；农场的创业者们老了，他们豢养出来的只是一批过惯计划经济生活的干部，很多人想的只是有一个终身制的职业和国家规定的工资，人浮于事，得过且过，官僚主义严重。

（农场破旧失修的办公大楼）

    新世纪之初，依旧是由政府任命的农场负责人开始提出国有农场产权制度改革的变革思路，就是通过农场的产权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调整利益格局，催生出发展的新生动力。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改革路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可行的。

    但是，这样的改革必须要配备两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一是对改革的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二是构建发展成果集体共享的利益分配新机制。

    两项重要的配套机制却一直留白，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农场负责人随心所欲，以各种隐蔽手段，暗箱操作，违规租赁国有土地，非法转让国有土地用于房地产等商业开发，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一小部分收益流入了农场负责人自己的口袋。

    当然，等待农场负责人的是法律的制裁，而风雨飘摇、破败不堪的农场从人心涣散再度跌入几近绝望的谷底。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知青家园登场了，为农场老职工老知青们建设新家园本该是地方政府挽回人心，重整旗鼓的大好契机，付诸实施的重大意义诚如浙江省政府下发文件中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广大农场职工以场为家，奋战在农业生产一线，垦荒造地，为保障粮油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发展现代农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历史欠账多，社会负担重，职工收入普遍偏低，国有农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依然比较薄弱，仍有不少职工居住在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砖木结构为主的平房里，其中不少住房属于危房。”

    很快，被浙江省抢先一步的原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五部委也联合下发了“农垦发【2011】2号”文件即《关于做好农垦危房改造工作的意见》。

    但接下来，这件改善老职工老知青住房条件的大好事却意外中断，几经波折后，改弦更张，被操弄得面目全非。

    等到2015年底，浙江省全省国有农场危旧房改造面已经超过70%，农场职工人均住居面积从2010年的17平方米提高近40平方米时，而金华市石门农场的危旧房改造依然处于纷争停摆之中。

    苦了一辈子的农场老知青、老职工本可以赶在2015年或者更早一点享受到新住房，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破旧低矮的瓦房中一个一个地告别了人世。

    等到2016年上半年，建房计划再度付诸实施时，知青家园已不再是它应有的面貌，由权力的任性所酿成的累累错误，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重重地扎进了农场老职工、老知青的陈年旧伤，让人感到锥心刺骨的疼。具体的问题和矛盾如“《古稀‘钉子户’》续：安置小区知青家园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篇文章所写的。

真的美好是共享共富

    与知青家园棚改安置房项目建设一并写入石门农场发展新蓝图的，还有农场拆违和污染整治两大工程，目的是在城市化步伐日益抵近农场之机，凸显农场的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让外来的大企业、大财团能够充分利用农场的山水田园林泽湖等要素齐备的宝贵资源，一举将农场打造成为“华东地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知青文化弘扬地、国际设计创意名镇、众创小镇、最美旅游目的地”。

（这是农场境内的一处废弃中的违建大别墅）

    今天，城市的高楼大厦距离石门农场几步之遥，农场未来发展的构想的确是那么的好看。然而，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如人生一般，没有心想事成，只有水到渠成。今日的渠水并非从天上而来，也非另行打井就能解无水之困，它唯一的来源只能是从历史的这口老井中进一步掘取。

    历史之井在一次一次的失望波折中濒临干涸，正确实施知青家园项目本可以让老井重焕喷泉的生机，可惜还是错失了一次宝贵时机。

    如果农场依旧是混乱消沉，它将如何成为“现代农业示范区”；如果农场的老职工、老知青们死不瞑目，艰苦奋斗的知青文化将如何得到尽善弘扬；一个埋没良知与丧失灵魂之地，又如何能成为最美旅游目的地。

    真的美好，应该在纯朴而优雅的土壤里滋长茂盛。

    或许时间能够抚平所有创伤，重建希望。可是，假如我们不念过去，不惧将来，把今天的一切推卸给了时间，岁月是否会饶恕我们？老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人人都要老。如果不慎重对待老人的问题，岁月绝对不会轻饶负心人，它必将会严厉地惩罚那些对历史的背叛者！

    外来的大企业、大财团很清楚水土相服的发展之道，因此他们口口声声地说将“对历史负责、对生态负责、对社会负责，努力寻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佳平衡点”。那就请大企业、大财团们拿出你们十足的责任感，这片土地热忱欢迎你们。

    但是，在大开发、大建设之前，必须先将发展规划以法定的形式予以确定下来，并公之于众，这样才能确保“一张图纸干到底”，杜绝跑马圈地，半途而废，中途转手，以致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留下后患。

    同时，也请大企业、大财团们务必牢牢记住，你们的未来之路是站在历史的肩膀、今天的起点线上的，实现“最高级的富有”将是新时代赋予你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利益分配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而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最高级的富有”是什么？是历史和未来的互相成全，是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就是伟大的执政党在新时代仍然“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要向人民兑现的铮铮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