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的诗学革命

李商隐自述“古来才命两相妨”，与杜甫“文章憎命达”异曲同工。技术表述是一生不得志，发愤作诗，成就诗家之绝唱。

李商隐十岁丧父，少时佣书贩舂[1]。令狐楚赏识，进士及第。自述“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大龄青年李商隐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决定，于令狐楚丧事后不久，娶王茂元女。时运不济，一生飘零。《新唐书》：“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李商隐三入幕府，穷愁潦倒，自述“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

李商隐于时代格格不入，为令狐绹所恶，节操尽碎，必无出头之日。温飞卿讥令狐绹“中书堂里坐将军”，即便为令狐绹所喜，李商隐也不过是将日子过得好点，于“才命两相妨”无补。时代不容许无名小卒出人头地，那就一定困厄一生。

李商隐学老杜，延承诗史。二十六岁写下《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记录甘露之变：“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并评论：“又闻理与乱，在人不在天。”二十七岁写下《寿安公主出降》，记录成节度使王元逵索娶寿安公主一事，讥为“分送王姬”。

真要论节操，甘露之变后，诗人皆一言不发；刘蕡反对宦官被贬，又是李商隐连写四首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咏史诗佳作迭出，并有“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警示之论。

除了舞文弄墨，李商隐也没啥能干的事情了。叙事、评论乃至于诗文，只是一个技术活，《有感二首》精准评论了甘露之变的草率。节操当不了饭吃，技术也是谁都可以掌握的，唯有技术创新值得托付一生了。

最好的诗篇平白直叙，从儿童诗的“鹅鹅鹅”、到夹杂评论的“大风起兮云飞扬”、“锄禾日当午”；从“天雷阵阵夏雨雪”到“君生我未生”。“思无邪”花开两枝，繁复路线的文人诗高度发展。

李商隐《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遭遇“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哥特，顿时失语。复制哥特也没什么难度，后世有“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再看李商隐《北齐二首》的“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讽刺固然到位了，也与白居易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比肩，又失之体面。诗意、题材的重复也令诗文之路越走越窄，李白有“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后世扩展为：“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对于诗人而言，写一首传唱后世的诗歌不难。诗歌就和历史一样，若是将叙事与评论视作一个整体，按照确定的方法，选择确定的价值梯度，文本的绝大部分已经确定。诗人只是训练有素的狗，就和现代的科学家与工程师那样。

更进一步的说，只有开创新的诗学方法，才是一名合格的诗人。“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传世之作写得再多，也只是依靠诗歌混口饭吃。将李商隐视作现代人更为合适，“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必不为当世所容。将此言论收录进文集，意味着李商隐有可能已经做出回答，诗文必有超出孔子之处。

李商隐同时做出了继承与反叛，保留了《关雎》不确定性的文艺旨趣，并以不确定性背离诗言志的文人诗传统。以《无题》诗为代表的抒情诗走上了诗缘情的道路，可以据此建立起情感梯度[2]。愉快的状态，时间总是飞快，反之漫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愉快眨眼过去，思念是基础的、长久的。与之匹配，情感在总体上是悲观的、内卷的。即便是文人诗的开山之作《关雎》，也会被我们读出悲观，怀疑君子没有娶到天作之合的淑女。文艺的突围必然导向情感的全面性，向着更为细腻的情感纵深发展。李氏情诗寻求不确定性中的确定，而不是《关雎》规范化的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君子与淑女、王子与公主，一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风诗扛鼎之作《蒹葭》，毛诗认为未用周礼，刺襄公，即贤人不应居于野，襄公不用周礼导致的。后世出现对称解释，招贤说。两者的区别无非是贤人的自我放逐与求贤，出现求贤而不得的可能。现代干脆认为是情诗，又无规范性，全盘的不确定了。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是文艺的自然进步，悲观情绪的排遣落在唯美的形式之上，进入到审美领域，节制情绪。李商隐继承了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人文传统，于形式美学上做出适应性调整。

《利州江潭作》：“神剑飞来不易销，碧潭珍重驻兰桡。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 他时燕脯无人寄，雨满空城蕙叶雕。”自注“感孕金轮所”，说武则天。神剑用典，其后叙事，河伯引入神话，绕得云里雾里。好诗！就是不知道好在哪儿，只好细细咀嚼。好在华美的文字、美好的想象、凄迷的传说，好在天上人间。好就好在啥都说了，啥也没说上。即，唯文艺。若是视作人文诗，则是纯粹的巅峰。

确定性、直白、情感释放的极简主义是“君生我未生”，此诗好到了无人叫好的程度了，又一不可逾越的巅峰。情感释放的非直白形式是哥特，哥特序列容易把控，李氏哥特内卷化：“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指向了情感序列，制造了情感哥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叙事构成的解释形式依然内卷，自然序列中，审美感受可以是不同的。此诗又构成了突破，象征主义的，《乐游原》几乎是一曲挽歌，既是李唐帝国的，也是诗唐的。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我们才能感受到《乐游原》拥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阔大，一语双关的黄昏，让我们感觉到其中应该蕴含着结构性。力量可以由对比而来的哥特所构成，也可以由结构蕴含。

《蒹葭》拥有空间结构，如果我们顺着诗歌叙述前进，最终会发现伊人位于河道的另一边，求贤无果。李商隐创造了诗学的结构主义，情感依附于审美结构，完美解决了情感难以把握的美学难题。《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既可以解释为圆润的圆环形结构，也可以解释为扭曲与变态的莫比乌斯环形扭转结构。《和张秀才落花有感》“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解释了结构之后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锦瑟》只取首末联：“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若只如初见，李商隐同时产生了不确定性的“惘然”与确定性的日后“追忆”。 《夜雨寄北》用了一首诗描述了结构，《锦瑟》只用一联。

《锦瑟》，无愧于诗家之绝唱，高度综合，高度成熟。李白的浅白，纳兰性德的婉约，遭遇李商隐的华美，黯然神伤了。复杂性本来就是文人诗特有的，我们可以完全不管《锦瑟》的用典，仅仅依靠形式主义的牵引，完全读不懂的“理解”了《锦瑟》。只有结构才会具有这种确定性的效果，接受美学角度的，既可以是个人原本具有的审美，也可以通过共鸣交互而出。

《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依然是回旋结构，神来之笔的“来是空言去绝踪”开篇，由虚向实、由远及近。以推敲而出的“书被催成墨未浓”为枢纽，由近及远、由实向虚，展现了对称美学。

诗学的碎片化，由李商隐发展出整体性与完整性，产生了一次诗学革命。李氏情感序列由正向的、积极的回旋对称，与悲观的莫比乌斯扭转所构成。其间的人文复杂性，我们至今了解了了，盘踞在人文学术的最前沿。李商隐的诗学革命，是可以引发学术革命与人文突破的，可惜长期居于聊备一格的状态。

唐末李涪是李商隐的第一个评论者[3]：“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善，需要奖吗？孔子正确的一面是不可以背叛的，后人都要站在孔子的肩膀上寻求突破，李商隐也是如此。李商隐的全面性必然可以产生坏的、乃至于恶的影响，全方位的推进诗学进步，必然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西昆体流于形式，向来为人不喜。用典繁复也被李商隐所厌恶：“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诗人可以处理任何的复杂性，除非是蹩脚诗人。李商隐将诗歌高度专业化了，不再是想写就可以写了。元好问率先发现了问题，《论诗绝句》：“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幽默的是，元好问误读了，佳人锦瑟“怨”从何来？而且现今认为锦瑟只是乐器，代指佳人。将《锦瑟》解释提高到郑笺的高度，认识到人文解释先行，其后才是文艺层面。“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思，于孔子人文拥有方向性，善的，乐观的，正向的。李商隐不背离孔子，就不会是悲，悲是元好问的。《锦瑟》之思，是对悲的抑制，正如我们无法阻挡读者读出《关雎》之悲，也不能阻止《锦瑟》之悲。华年是一个时间尺度，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美好，《锦瑟》结构性的赋予了结论，并打开了人文升华通道。开始的时候就在“思华年”，结束依然“思华年”，“思”由人文定义。思无邪是美学的，美学的复杂性唯有人文，李氏诗歌与之匹配，学术却跟不上李氏诗歌的脚步。“无端”与“惘然”都需要人文定义，我们至今手足无措。

以诗证诗可以揭示李氏诗歌情感上的全面性。《槿花二首其二》：“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以物托人，人物两失。《席上作》：“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此《无题》诗描述了思之悲，却意外的获得了力量。并不意外，人文是善的，善是沉默的力量。文人诗天行健，李氏诗歌地势坤。

人文诗的传统道路上，即相对于李氏诗歌而言的人为规范后的“残缺”道路上，苏轼提供了比较。单向度悼亡“十年生死两茫茫”，片刻之思的“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双向度的“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苏轼确实提供了残缺之美，单向度的情感释放，片刻情感的茫然无措，与悲剧的双向度。苏轼也已经突破传统了，直抵悲剧。悲剧应被禁止的。

《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李商隐回归到《论语》，悼亡这样私人的事情，唯有逝川。回忆与思恋，都是美好的。《和人题真娘墓》：“虎丘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罥树断丝悲舞席，出云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颦叶，榆荚还飞买笑钱。一自香魂招不得，只应江上独婵娟。”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李商隐与苏轼的情感世界充满了极大的差异性。景是那个景，物是那个物，情也是那个情，商隐丰满，苏轼悲剧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遭遇“只应江上独婵娟”，岂非是“榆荚还飞买笑钱”。“一自香魂招不得”更是直指“弹指三生断后缘”的真正独裁，过往不是未来。人文恒久远，文化不是。

四十七岁的苏轼可以去《赤壁怀古》，也可以逝川。我们不知道谁更好，唯有知道当我们需要拯救出生活的时候，唯有逝川。先有地势坤，再有天行健。孔子时代道德初建，不存在地势坤的问题，诗唐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李商隐发现了问题，予以美学回应。

[1]黄世中，论李商隐（上、下）[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2卷第1期、第2期。

李商隐争议甚多。生平等以此文为框架写作，以此文观点为基础视角阐述。整体性考察需要纳入全部诗文，李商隐诗文太多，每首诗歌都予详细考察的效率极低，运用已有视角有利于问题的聚焦。

[2]王蒙，李商隐的挑战[J]，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

王蒙提出了李商隐研究需要方法突破、理论突破等问题，述及文艺心理学层面。本文的讨论建立于此文表述的基础视角之上。

[3]刘学锴，本世纪中国李商隐研究述略[J]，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李商隐的评论很多，分歧太多。选择此文评论总结为基础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