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弗里德曼的模范生”何以突然“挂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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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不论全球哪个角落的左、中、右翼眼中,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都是个不乏批评且充满争议的人,但在纯经济层面他却一直受到方方面面的好评:自他执政以来,智利经济一直以自由、开放著称,经济结构均衡,发展平稳,基础设施完善,贫困率不足两位数(这在整个拉美几乎绝无仅有),卫生、教育等方面福利健全——而这一切均建立在大规模放松经济管制,和坚决推行全面市场化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自皮诺切特时代至今,智利一直远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自1973年的“石油危机”至2008年的“次贷风暴”,这个取代20世纪初靠农业立国的阿根廷,享有“拉美唯一发达国家”声誉的全球最狭长国家幸运地躲过一次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并令人惊讶地至今保持着2.5%的经济增速。

正因如此,智利才成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自由派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极力推崇的“市场经济模板”和“实验室”,近半个世纪以来屡屡在大小考试中交出“全优”答卷的智利,也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曼的模范生”。正因如此,尽管皮诺切特时代早已时过境迁,智利却仍然不时涌出拉美罕见的右翼民粹派政治家;也正因如此,直到一周前,现任智利总统、又一位“智利土特产”的右翼民粹派政治家皮涅拉(Sebastian Piñera)还怡然自得地援引这些“优异考试成绩”,为自己受到广泛质疑的一个“小小改革举措”充满自信地回护、辩解,认定“料也无妨”。

这个“小小改革”的内容,是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地铁的高峰票价,从目前的800比索升至830比索,如果折合成欧元,这个升幅仅是小小的0.03欧元,且上涨后的票价也不过区区1.04欧元而已,而圣地亚哥地铁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公交系统之一,拥有7条线路,运营里程达140公里,每天客流量高达300万人次,这对于一个有76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言不啻主动脉血管——而智利人口的1/4居住在这座城市。

在自信的皮涅拉看来,如此微不足道的票价变化,对于福利健全、“抗击打能力”久经考验,自1973年以来罕见社会动荡的智利而言,根本不足以引发任何风吹草动,因此尽管反对党、甚至执政党内许多人不断发出预警,他仍执着且按部就班地试图在10月21日,将这个“小小改革”方案诉诸议会表决。

然而“小小改革”却在刹那间掀起了“巨大风暴”:智利自1973年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倏忽间从天而降。

从10月18日起,成千上万的智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在皮涅拉眼里“微不足道”的地铁涨价,整个周末这座城市都陷入瘫痪:数十家超市和加油站被洗劫或焚毁,若干汽车在街头被点燃,全部7条地铁线路和78座地铁站被迫关闭。

自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士兵第一次在自己国家街头荷枪实弹地巡逻,但骚乱却仍然弹压不住,并从圣地亚哥扩展到智利其它16个地区。据智利警方当地时间10月21日称,军警已在全国范围内逮捕2151人,迄今已有12人死于大火或抢劫,另有239名平民和约50名军警在冲突中受伤。

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皮涅拉直到21日才姗姗来迟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最后关头“谦卑地倾听民意”,取消了原定当天举行的地铁票价“微调”表决,但事态并未因此平息下来——风暴的中心地铁线,全部7条线路中仅一条在当天全面恢复通车,当局表示,约2万个工作岗位受到此次事件直接影响,而向来平稳的智利股指,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就跌逾4%。

一言以蔽之,智利这个“弗里德曼的模范生”,却无巧不巧地在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后没几天,挂出一盏醒目的“红灯”。

这是为什么?

事实上,“皮诺切特+弗里德曼模式”早在几十年前就受到许多质疑,质疑的焦点,是在“自由市场”光环下,对财富向“大人物”肆无忌惮集中的漠视、放任,甚至鼓励:根据拉美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不久前出炉的一份报告显示,智利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国内GDP总量占比26.5%的财富,在另一份联合国“社会经济平等”排名资料中,智利在全部上榜的128个国家中,“社会经济平等”排名是第113位,比很多公认财富“极为不平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过之无不及。

警报声并非仅仅来自境外。

智利国家统计局今年稍早的数据显示,智利年人均工资为40万比索(约合498.95欧元),而最低工资线却也高达301000比索(约合375.46欧元),这种“绝大多数人都是平等且卑微”的所谓“黑格尔式平等”,意味着看似富足的社会结构却建立在沙滩上,意味着表面的平静之下,隐伏着巨大的不安和躁动。

于是“小小的票价上涨”何以吹皱一池春水的奥妙便呼之欲出:智利圣地亚哥迭戈.波塔利斯大学(Université Diego Portales)研究结论表明,交通开支占普通智利家庭总开支比重的30%左右,而对于“最富的1%”,这一占比仅有区区2%。

自“智利模式”诞生以来,世行、IMF和形形色色“弗里德曼模式”的追随者,一直试图用智利这个“弗里德曼的模范生”为例,在拉美乃至全球新兴国家中推销这种“管制越少越好、市场越多越好”的模式,尽管这一“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在随后历次拉美金融危机的IMF    /世行纾困行动中破绽百出,令绝大多数胆敢受用这剂“虎狼药”的拉美、非拉美国家上吐下泻,有些至今都难以恢复元气,但即便怀疑甚至反对者,也普遍未疑及“模范生”本身。此番“模范生”高高挂起的红灯,其本身的直接影响或能很快通过“补考”和“平时底子”予以弥补,但其深远影响却不容低估:神话的突然幻灭,往往比神话本身更富有戏剧性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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