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纪录的常玉，全靠台湾才捧出来

香港虽然极端事例一个比一个出格，但也不乏马照跑、舞照跳的地方。

上周的秋拍，就多次拍出高价或刷新画家的成交记录。先是保利秋拍，奈良美智两件大型装置作品《然而并非一切（绿屋）》和《然而并非一切（橘屋）》，总共拍出7000多万港元，刷新个人纪录。

赵无极的《21.04.59》也刚好破亿，成为秋拍首件过亿作品。

很快奈良美智的《背后藏刀》又在苏富比秋拍上，以成交价1.957亿港元再破纪录。常玉作品《曲腿裸女》成交价1.98亿港元，也是破纪录的作品。

有媒体报道说，资本炒作的因素十分明显，“泡沫当然存在””，但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奈良美智这些潮流文化艺术家的。

换言之，这包含了主流艺术家对潮流文化的抵抗，或者说对资本的争夺。这个话题我们下次再说，两天前的10月14日，恰好是常玉生日，所以还是先谈谈这个“主流”画家。

“主流”之所以打引号，因为常玉本身也是一个后来才挖掘出来的艺术家。

但现在怎么说也是主流了，不信你打开个英语维基百科，粗率地比较下，Sanyu页面鼠标要滚四下，Xu Beihong只要滚三下。中文媒体上更是一屏屏的褒扬文章。

常玉其人

常玉和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一样，也是清朝末年生人，但一辈子基本上连卖画都困难，在法国作画，1931年失去国内经济来源后，大部分时间穷困潦倒。

有说法称收藏家亨利·皮埃尔·罗歇（Henri-Pierre Roche）对常玉的画赞赏有加，在家里把他的画与马蒂斯的并排挂着，但罗歇如此喜爱常玉作品，他为何一直籍籍无名？罗歇毕竟是把毕加索引荐给美国人的重要人物。

也许罗歇确实很重视常玉的潜力，但未必完全认可常玉的创作，常玉对其干预创作的反弹是两人中断合作的重要原因。

罗歇买了一批油画和素描，并向欧洲收藏家推荐，但结果仍是收获了了。常玉自己归咎于经济危机，同时也抱怨罗歇只出一半的价格，买的画也不多。

（罗歇）

应该说常玉与罗歇从1929年开始合作，与大萧条也有关系，属于生活所迫，他本身的性格并不适应这样的社会交往。

同样留学法国的画家庞薰琹在回忆录中说：“是不是他（常玉）没有办法使自己的生活过的好呢，完全不是。我亲眼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要买他画的线描人物，他把画送给了人，而拒绝了人们送给他的钱。也不知多少次画商找上门来要他的画，他都一一拒绝了。他还告诫我，‘千万不要上画商的当’。”

1931年常玉兄长的纱厂倒闭，经济来源完全中断，常玉自己也发生婚变。

（常玉大哥常俊明）

（常玉与二哥常必诚）

命运开了个玩笑，有钱任性的日子到头了，但这种变故带来的心理冲击，也可能导致他在与罗歇的沟通中出现更大的问题，最终罗歇在1932年彻底中断合作。

可罗歇并非唯利是图之人，此前对常玉的帮助还包括技法的探索，鼓励他使用版画。他使用针刻法制作版画，无疑受到了毕加索等人的影响，但更为廉价的油毡雕版，应该是常玉领先探索的，却没有掀起多少浪花。

常玉还尝试过在镜面上画油画，也算独特，可见其探索的欲望。

不过此时，常玉与作曲家约翰·弗兰科（Johan Franco，其实和弗朗哥拼法一样）还保持着友谊。弗兰科虽然是作曲家，但其家族和美术圈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他1932年、1933年、1934年都为常玉在荷兰办了展览。

（常玉与弗兰科）

后来常玉与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结识，于1948年到纽约，弗兰克收藏了他的至少29幅作品，直到1997年才卖出，并捐赠给耶鲁大学，建立常玉奖学金，资助中国艺术生。

（常玉与弗兰克，1964年）

常玉的崛起，或者说市值的崛起，我认为应与弗兰克有极大的关系。当年的弗兰克也籍籍无名，但到1958年出版《美国人》后，很快成为著名摄影师。

弗兰克是真心喜欢常玉的作品，可当时也是人微言轻，不要紧，熬着。再过将近40年，弗兰克已经是上了年纪的大腕，就算不说一言九鼎，那也是地位卓绝。

这样常玉才有出头之日。如果换一个人来推常玉的画，恐怕难有这样的效果。并不是说弗兰克多么精明要赚钱，应该也是他出于与常玉的友情，希望能够通过卖画、设立奖学金的方式，让他的名字永远流传下去。

但现在不时有画商标榜自己对常玉的“挖掘”，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常玉一生的艺术地位。

台湾艺术圈的追捧

他早期也仅仅是1925年-1932年，多次入选独立沙龙（Salon des Independants）、秋季沙龙（Salon d'Automne）、杜乐丽沙龙（Salon des Tuileries）。但是否足以收入1932年的《当代艺术家字典》，恐怕也离不开罗歇在中断合作前的运作。

之后，直到1936年才再次入选杜乐丽沙龙，1938年和40年代多次参加独立沙龙，1947年再次参加了杜乐丽沙龙。1946年在“巴黎妇女俱乐部”（Club Feminin）礼堂举行了个展，这是唯一一次在巴黎的正式个展——1965年的个展仅仅是在友人家中举办。

1950年在弗兰克的帮助下在纽约办过一次个展。

之后仅在1954年-1956年入选独立沙龙。直到1966年去世，虽然与一些欧洲艺术家交往，但还是籍籍无名。同时他一直与赵无极、潘玉良等人保持友好关系。

1964年，台湾伪“教育部长”黄季陆邀请常玉去“国立师范大学”任教、办个展，除了黄是常玉同乡的因素，也可能与这些海外画家的推荐有关，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部分画作则已经运到台湾。

（常玉与黄季陆）

随后一晃就是1977年，罗歇旧藏的常玉画作，在希耶戴画廊展出。希耶戴是什么人呢？犹太画商，手里有最多的常玉画作。

有自媒体曾从台湾人那里转述了一个故事。1990年代台湾人去法国搜常玉的画，找到希耶戴的时候，他劈头就说：“我等你们来找常玉的这些画，已经等了很久了。”

按自媒体的说法，希耶戴的意思是，“常玉是中国人，他的艺术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而他的价值也终究有一天会被中国人发现。”

但完全也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常玉的画作还是在中国打开市场比较容易。而且是不是台湾人“找到”希耶戴也要打个问号，更可能是双方的商业合谋。毕竟希耶戴1977年在自家画廊的这出“独角戏”没有什么收获。

1978年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常玉个展，应该说是1964年的回响，展期只有一周，只能算是勉强完成了1964年的任务。

据史博馆人员介绍：接手“教育部”的常玉作品，因为运抵台湾时保存环境不佳，运输包装也不甚讲究，包装纸沾黏的痕迹还留在画面上。直到1998年才有大规模的修复，估计1978年不仅展期短，展品应该也很少。

1982年，巴黎收藏家Michel Habart提供作品，旅法收藏者/艺评人（大陆媒体会模糊地包装为“旅法学者”）陈炎峰策划在台北版画家画廊和台中名门画廊举办《常玉三十年代水彩素描特展》。Habart在1970年代早期开始收藏常玉，1982年的展览恐怕也与打开台湾市场有关。

过去艺评人士一般就提到“旅法学者陈炎峰首先发现了常玉皮箱里的一批遗作”，仿佛只是一个浪漫故事，背后与Habart可能存在的商业联系，闭口不提。

1983年，终于有作品在巴黎拍卖，市场由此起步。

随后，1984年陈炎峰在巴黎东方画廊筹办《常玉素描水彩展》。同年和次年在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台中市立文化中心、高雄金陵画廊、台北市立美术馆展出部分作品。

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台湾公立机构和私人画廊接连举办常玉个展或有常玉作品的联展，至少14次。但在海外，一场展览也没有。

1992年，常玉作品《瓶菊》第一次在苏富比台北拍卖。1995年，《白莲》突破1000万台币。

1997年，弗兰克把部分常玉画作放在台湾拍卖，捐款建立耶鲁常玉奖学金，才算为其国际声望奠定了基础。

直到2004年，常玉作品终于获得机会在法国举办个展，在西班牙只是参与了一个女性为主题的展览，不过也算是在展上与毕加索、马蒂斯等著名艺术家同列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像台北林家的大未来画廊就是举办个展的主力，因为他们手里有一批常玉画作。台湾耿画廊也是最早去法国拿画的画商之一。

画商们一般还要忆苦思甜一下。比如陈炎峰会说1982年时，有画家对毛笔素描很不屑：“几秒钟就可以完成的东西，谁不会？”耿画廊的耿桂英会说同行们嫌简单，“我儿子也会画”。

现在这些台湾画商当然获利颇丰，是不是在一轮轮倒手中拿到最大头，不好说，但有足够的资本可以“思甜”了，还要给自己安上一个“伯乐”“慧眼”的名声。

梳理下来看，首先是海外华人艺术家对常玉的友情为其作品回到台湾铺路，其次是海外华商与台湾合作，打开台湾市场，再是弗兰克的友情为常玉的国际声望加了最重要的一笔，最终内地与香港的收藏者全面跟进，并在画家早逝被重新发掘的故事包装下，一路炒高了常玉的画作。

（常玉画作如何评价，在一片赞美声中，能否有点不一样的声音？我写了第二篇，欢迎点击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