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建立的袖珍小国列支敦士登，为何没有像奥地利一样被德国吞并

节选自《闪亮的岩石亲王——列支敦士登》

1852年，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签署关税同盟协议，不久之后又与其结成货币同盟，奥地利克朗成为列支敦士登的通用货币。1896年，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之间的电报线路开通。它与奥匈帝国共享一个邮政系统，使用奥地利的邮票，有时候在上面加印列支敦士登的戳记。

由于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协议规定前者每年要为两国的共同海关带来至少4万奥地利克朗的收入，因此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列支敦士登境内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工业。一开始是南德林村的彩陶厂和特里森村的毛纺厂，接着又在瓦杜兹、沙安、巴尔策斯等小镇出现了钟表零件厂、皮革厂、纺织厂和锅具厂。1870年列支敦士登议会批准连接奥地利与瑞士两国的铁路从列支敦士登领土上穿过，这条铁路在列支敦士登境内最大的车站沙安（Schaan）由此成为该国的工业中心，出现了十多家工厂。沙安的一家纺织厂生产各种精致的高级亚麻桌布、餐巾、毛织品和丝织品。特里森贝格有一家工厂生产金笔和玩具，特里森的皮革工厂每年生产大量琴弦、肠衣、化妆用薄膜和奶酪酵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列支敦士登继续保持着中立地位，但是有16名列支敦士登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奥匈帝国陆军，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也有一些成员担任过奥军的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列支敦士登家族与奥地利军队的深厚渊源，以及列支敦士登的外交与防务事务与奥地利紧密联系，因此协约国将这个小小的国家视为奥匈帝国的附庸，并准备对其加以制裁。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将列支敦士登家族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此举受到法国的支持和鼓励。列支敦士登家族原先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境内拥有总面积多达1600平方公里——即列支敦士登公国面积的十倍——的地产，土地改革之后只剩下了4.05万公顷，即405平方公里。

虽然协约国没有实行更多的制裁措施，但列支敦士登家族和列支敦士登议会都从中吸取了教训，在1919年废弃了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协定，改与另一个永久中立国——瑞士结成关税和货币同盟。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进一步将其国防、外交与领事义务（保护本国侨民）全都委托给瑞士代理，两国组成了一个中立联盟。1924年，列支敦士登改以瑞士法郎作为流通货币。1928年是约翰二世亲王登基七十周年纪念。他在位70年零91天，是继法王路易十四之后在位时间第二长的欧洲君主。

列支敦士登，目前拥有160平方公里领土，三万多人口

在其一生中，约翰一共访问过列支敦士登三次，第一次是1862年颁布新宪法，第二次是1868年解散军队，第三次是1921年颁布另一部新宪法、并视察修葺一新的瓦杜兹城堡——这座城堡是1905至1912年由约翰二世的弟弟、退休的奥匈帝国外交家弗朗茨·冯·列支敦士登（曾出任奥匈驻俄国大使）主持翻修和扩建的。

终生未婚的约翰二世在1929年2月11日以89岁高龄去世，76岁的弟弟弗朗茨即位，成为弗朗茨一世。登基后不久，他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娶了一位离过婚的奥地利犹太女人，伊丽莎白·冯·古特曼男爵夫人。此举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改善列支敦士登的财政状况（古特曼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最大的煤炭商人，为此在1878年被奥皇封为骑士），但却受到许多具有强烈反犹主义情绪的维也纳人的侧目和抨击。

同是在1928年，由于受到奥地利经济危机波及，列支敦士登储蓄银行宣告倒闭，列支敦士登国库也受到牵连，变得空空如也，欠下瑞士大量债务。在这场丑闻之后，列支敦士登议会通过了新的银行法，规定外国客户可以在列支敦士登开设秘密账户，希望借此吸引外国存款；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在一群纽约银行家的安排下发行了国家彩票，以筹集国库资金。1931年和1932年，著名的德国飞艇LZ-127“齐柏林伯爵”号两次飞临列支敦士登上空，1932年6月的第二次飞行搭载着36名旅客，这艘飞艇在瓦杜兹和沙安降落，以投递航空邮件。1933年，列支敦士登组建了一支7人的警察部队，以维持全国的治安。

1938年3月11日德奥合并前夕，列支敦士登总理约瑟夫·霍普前往维也纳觐见弗朗茨一世，讨论紧张的局势。3月13日，德国军队在奥地利人的夹道欢呼中开进了维也纳，霍普在3月15日启程返回瓦杜兹，弗朗茨一世也在这之后不久带着他的犹太妻子前往瓦杜兹，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瓦杜兹城堡为正式居所的列支敦士登亲王。3月19日，列支敦士登银行和列支敦士登皇家银行开始将金库内的存款和贵金属转移到瑞士。3月30日，弗朗茨以“年老体衰”为借口，指定31岁的侄孙弗朗茨·约瑟夫出任国家摄政。3月31日，在列支敦士登国内也出现了一个亲纳粹的组织，叫“日耳曼人民运动”（VDBL），其首领是一个叫奥托·夏德勒的家伙。该运动鼓吹列支敦士登与“大德意志”合并。弗朗茨一世妻子的犹太人身份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弗朗茨一世在1938年7月去世，弗朗茨·约瑟夫继位成为列支敦士登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由于此时维也纳已经落入纳粹德国之手，因此他也像其叔祖一样以瓦杜兹城堡为居所。在有可能被德国吞并的威胁下，列支敦士登的政党同意抛弃党争，团结一致、应对危局。与此同时，弗朗茨·约瑟夫也被迫任命几名“日耳曼人民运动”成员参加内阁。这群家伙与居住在列支敦士登境内的1400名德国公民一样成了大多数列支敦士登人的心病。不过列支敦士登毕竟是一个小国，因此在德奥合并后向柏林发去了贺电。与此同时，为了阻止犹太难民大量流入，公国在其边境上立起了栅栏，并以每份5万瑞士法郎的价格向奥地利犹太人出售列支敦士登护照，一共出售了144份。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接纳了另外400名犹太难民入境，条件是在列支敦士登的银行里存入至少3万瑞士法郎的存款，以免其成为列支敦士登的“经济负担”。列支敦士登边防检查站拒绝另外165名犹太难民入境，因为这些人比较穷。到1938年12月1日，列支敦士登禁止所有犹太人入境。

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后，“日耳曼人民运动”在3月24日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他们利用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乘车前往列支敦士登演出的机会，在边境的德国（原奥地利）一侧纠集了上百名成员，然后试图跟在合唱团的后面向瓦杜兹进军，推翻弗朗茨·约瑟夫亲王，宣布列支敦士登并入德国。

列支敦士登总理约瑟夫·霍普闻讯后紧急致电纳粹德国福拉尔贝格地区长官鲁道夫·考普夫和德国布雷根茨边境警察哨所所长约瑟夫·施雷德，要求德方关闭边境，不允许这帮乌合之众入境，列支敦士登议会主席安东·弗洛默尔特则迅速请求瑞士边防军调集兵力，协助防守边境。瑞士联邦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尔布雷赫特用罕见的强硬语气宣布对列支敦士登的入侵等同于对瑞士的入侵，而任何国家“如果要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或中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这一强硬声明最终让德国的爪牙止步于瓦杜兹城外。

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兹鸟瞰

由于列支敦士登这个小国实在无足轻重，同时希特勒也不愿为了这么个小问题恶化与瑞士的关系，他们还需要瑞士的军事工业产品，以及瑞士的金融服务，所以列支敦士登这一次又得以免遭灭国之灾。在1939年5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有95%以上的投票者支持列支敦士登保持独立，反对并入德国。5月29日那天，成千名列支敦士登人涌到瓦杜兹城堡外，向弗朗茨·约瑟夫亲王宣誓效忠。不过，有几十名亲纳粹的列支敦士登人在夺权失败后参加了德国军队。至少有一位列支敦士登家族的贵族，即出生于1896年的阿洛伊斯·格奥尔格·冯·祖·列支敦士登亲王，在二战中服役于德国军队。这位亲王在1943年2月19日战死于俄罗斯的布佐夫卡。

在二战期间，每年一到4月20日和8月15日，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与希特勒都要互发贺电，祝贺对方的生日。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调查，从1941年到1945年，在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知情的情况下，列支敦士登家族在其位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几座农业庄园使用过犹太劳工。这些劳工是用低廉的价格从维也纳附近的施特劳斯霍夫集中营的党卫军管理当局那里“雇佣”来的。与此同时，弗朗茨·约瑟夫还在战争期间从德国和瑞士的中间人手里购买了270件家具、大量古董和艺术品，以及数座工厂，这些都是被强制出售的犹太人财产。战争结束后，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不得不向那些提出起诉的幸存犹太工厂主作出赔偿。

有一种说法称，1941年5月，根据一名占星师的建议，希特勒曾要求国防军总参谋部制订占领列支敦士登的“提尔行动”（OperationTyr），兵力包括第1、4、5、6山地师和第188后备山地师。龙德施泰德和第5山地师司令林格尔对这个计划提出了抗议，令希特勒大发雷霆。只是由于不久之后林格尔在入侵克里特岛的战役中功勋卓著，才免于解职处分。但实际上这个所谓“提尔行动”是一位美国军事架空历史爱好者在1999年撰写的一篇用于取乐的虚构文章，实际上希特勒或者国防军参谋部真地愚蠢到要动用5个山地师（10万人）的兵力入侵列支敦士登的话，相当于每个列支敦士登成年人要分配到10名德国山地步兵，其中大部分士兵将不得不在山上安营扎寨。最有趣的是，这个虚构的“提尔行动”竟然被历史作家迈克尔·夏普写入了他的著作《第5山地步兵师：希特勒的山地战专家》。

1945年4月，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在一份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披露了瑞士银行协助纳粹德国转移黄金的问题，其中一些纳粹黄金被存放在列支敦士登的银行里。当年5月，维希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在亡命徒中，曾经在奥地利与列支敦士登的边境小村菲尔德基施的旅馆里住了八天。列支敦士登首相弗朗茨·约瑟夫·霍普亲自前往边境，婉言拒绝这位臭名昭著的法国通敌者入境避难。

苏军占领维也纳后，列支敦士登家族一些有几百年历史的文件和档案被NKVD人员没收，运往莫斯科。1997年俄罗斯政府归还了其中一部分档案，用来交换“索科洛夫笔记”。后者是白俄军官尼古拉·索科洛夫在1919年为高尔察克政府调查沙皇一家被害案件时所作的笔记，列支敦士登亲王汉斯·亚当二世在战后索斯比公司的一次拍卖中买下了这个笔记本。

1945年5月2日，一队“俄罗斯解放军”士兵、白俄哥萨克及其家属冲破边境栅栏，从奥地利进入列支敦士登境内。他们为了逃避苏军的追捕，向列支敦士登政府提出政治避难请求。这批人中包括462名男人、30名妇女和2名儿童，列支敦士登政府允许这些人前来避难，但是拒绝一位战前一直住在奥地利、与纳粹当局有过合作的罗曼诺夫王朝大公的入境请求，这位大公后来带着家人逃往瑞士。

当年8月，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前往瓦杜兹，要求交出这五百名“通敌者”，但是遭到列支敦士登当局的拒绝。不过列支敦士登允许苏联代表们与这些流亡白俄见面和谈话。大约两百人经不住俄罗斯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思乡情怀的折磨，同意跟随苏军代表团返回俄国，这些人从此下落不明。其他的人在1947年离开列支敦士登前往阿根廷定居。他们的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出资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后施伦贝格（Hinterschellenberg）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法国还为此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字叫《Ventd’est》（东风）。

列支敦士登是仅有的几个不承认《慕尼黑协定》以及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欧洲国家之一，并且在二战中始终承认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为其合法政权，甚至还向其提供过财政援助。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1945年5月至10月之间签署了七项惩罚德意志族和马扎尔族的严厉法令，宣布这两个民族的原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为“国家敌人”，剥夺其公民权并驱逐出境，同时没收其全部财产。

爱德华·贝奈斯总统后来在被共产党架空后忧愤而卒

1945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几所地方法院裁定，由于弗朗茨·约瑟夫二世及其家族具有德意志族血统，因此根据二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法律，列支敦士登家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的所有田产、林地、庄园、城堡和宫殿全部被无偿没收，并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波兰政府也没收了列支敦士登家族在西里西亚地区的所有不动产。列支敦士登家族二战后在东欧一共损失了22座城堡、宫殿和4万多公顷的土地。不过二战末期弗朗茨·约瑟夫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从这些城堡中救出了两千多张世界瑰宝级的名贵油画，将其运到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保管。

1946年，瑞士代表本国和列支敦士登与美国签署《华盛顿协议》，交出原属于纳粹德国的投资、以及德国从欧洲被占领国家掠夺的黄金。由于战后全欧洲的经济和贸易陷入萧条，再加上大片领地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收，因此列支敦士登王室面临严峻的财政困境，国家也再次濒临破产。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亲王试图通过出售家族所拥有的艺术珍品的办法来缓解财政危机，美国国家美术馆于1967年购得的达芬奇名画《吉内薇拉·德·班琪》就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出售的艺术品珍藏之一。

不过，列支敦士登毕竟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因此在美国实行马歇尔援助计划之后不久就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重新恢复了繁荣。到1949年，由于工业飞速发展，列支敦士登出现了电力不足的局面，于是在扎米纳河谷修建了该国的第二座水电站（第一座是1927年修建的），同时还从奥地利的菲尔德基施发电站购买电力。

制作邮票是列支敦士登的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