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最后的岁月

文/张宏杰

从古至今，乾隆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幸福皇帝。到了晚年，他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继承人问题。如他所愿，嘉庆顺利继位，继承了乾隆创造的“盛世”基业，本来可以像乾隆一样当个幸福皇帝，但是乾隆却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乾隆想解决而未能解决，嘉庆其实也没法解决，因为人口太多，而传统社会体制和传统农业的潜力都已经被挖掘到极限。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东巡沈阳时，一名锦州生员金从善就拦路呈词，要求皇帝尽快明立太子，并说：“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唐文基《乾隆传》）

皇帝闻言大怒，看来天下人竟然已经普遍认为自己不立储君，是因为“贪恋宝位”了。最好面子的乾隆怎能容忍这样的攻击？于是在杀了金从善之后，皇帝向全国颁布“明发谕旨”，向天下公布了自己的计划。皇帝说，自己早在刚刚登上皇位之际，就已经向上天默誓，只当六十年皇帝，而把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留给祖父康熙。

他还告诉天下，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他就已经秘密立储。不过此事他只告诉了几个军机大臣，所以天下人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此谕一出，关于谁是继承人的猜想在民间进行得更热烈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猜猜哪个阿哥将成为下任皇帝也是极好的谈资。

其实，这个谜说难则难，说简单也很简单。

乾隆三十八年之时，十七个皇子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都相继亡故……除了死去的那些阿哥以外，十二阿哥因为生母那拉皇后为皇帝所厌恶，根本没有资格列为皇储人选；四阿哥和六阿哥早已分别过继给履亲王允祹和慎郡王允禧为孙，因而也被排除掉了立为皇储的可能。皇帝真的要决定立储大事，就只能在八、十一、十五和十七阿哥这个狭小的范围中做出抉择。

皇八子永璇为人轻躁，做事颠倒；皇十一子成王永瑆柔而无断，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怪脾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吝啬；皇十七子永璘恐怕是兄弟几个中最不成器的，从小就不喜读书，性情也轻佻浮躁。年纪稍长，就常常溜出宫禁，一身便服去外城狭路曲巷寻花问柳；唯一还不让皇帝失望的，只有皇十五子了。

与其他三个皇子比起来，皇十五子永琰不是最聪明的一个，却是缺点最少的一个。

皇十五子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立为太子时年仅13岁。他的生母魏氏是汉人出身，系内务府包衣，外祖父为内管领清泰，身份并不高贵。

但皇十五子永琰有其他几个皇子不及的优点，“以勤学闻名”，而且孝顺与“端淳”。乾隆三十八年冬至，63岁的皇帝到天坛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向苍天祷告：“我已经秘密立永琰为皇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永琰有能力继承国家洪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清高宗实录》）

上天似乎对永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六十年（1795年），永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禅位大典的这一刻，在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80分。

他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富于恒心和毅力。他生活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待人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他富有同情心，十分重感情。他时时处处克己忍让，生活俭朴，从不追求自己的个人享受。最为难得的是，皇十五子修养极佳，为人谦逊，很少发火，待人从无疾言厉色。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的成绩非常突出。永琰对儒家天理人心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当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嘉庆皇帝的外表，可以说几乎没有缺点：他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皮肤白皙，五官端正，骨肉匀停，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脸和圆脸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

在帝位授受的那一刻，乾隆由衷地觉得，上天对自己一直是厚待的……对于禅让之举，乾隆非常看重。他把这一举动，当作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当成了六十年统治的完美压轴。

乾隆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他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人”。这个史上雄心最炽、最自负的君主，时时处处要超越历史，创造纪录。

乾隆顺利地解决了帝位继承问题，但另一件大事却始终让他坐立不安。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这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

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仅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等地方迁过来的百姓，“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乾隆中期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作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204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鸭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10万，花掉饷银已经有7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与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指太上皇）南面坐，仁宗（即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杌（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讯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道：“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镇鸭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朝白银2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朝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白莲教起义形势

正是在战争中，乾隆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进入嘉庆三年（1798年）以来，乾隆的身体并未见有什麼异常。嘉庆三年腊月底，89岁的乾隆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到了初二，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在遗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最后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时，乾隆走完了他89年漫长的人生旅途。（来自 国家人文历史，节选自《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