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减《孟子》、赞颂元朝:朱元璋怎样构建自己的“造反理论”
文:张宏杰
一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在孔孟像前磕头行礼如仪。但是说实话,由于军务政务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神圣经典,他只是听文人们讲解过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研读。如今天下已定,诸事都上了轨道,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宝贵营养。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眉头越皱越紧,呼吸越变越粗。终于,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
那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把身边的侍卫们吓够呛,想,皇上这是怎么了?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也就是说,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国君最不重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
此命一下,举朝哗然。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这一举动这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
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这下朝廷上立马静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已见,还是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不要让他到眼前来聒噪。金吾侍卫遵命弯弓,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然英勇不屈,楞往里闯。朱元璋见状,也觉得钱唐是个汉子,就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流泪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经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从钱唐舍命闯关这件事上,他也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的份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二
配享是恢复了,可是朱元璋还是觉得《孟子》里的大量毒素不能听任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删节的八十五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删掉这些文字,虽然有些可笑,但毕竟可以理解。
可是也有一些删节,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恒产而有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删掉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亩之宅”之类的话。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实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击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是为什么呢?
三
其实在删孟子以前,朱元璋还做过好多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的罪恶,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元朝统治者。
可是朱元璋却没有这样做。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在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 他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一概予以极尽尊礼,封给他们很高的爵位,赐给极为优厚的生活条件,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无道,颂扬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于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是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我堂堂中华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个野蛮的骑马民族统治,万里腥膻,人尽臣虏,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正统地位。比如元末另一个起义领袖明玉珍称帝诏中就说,“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罚,草彼左衽之卑污;昭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那意思是扫除这种中国历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汉族正统。
但是朱元璋却承认蒙古人的统治是“正统”。 他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将元灭南末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于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他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父亲朱元四四处迁徒,还是落得饥饿而死。他朱元璋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体汉人都受蒙古人野蛮统治的苦:汉人打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了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即使当了大官,见到蒙古人,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被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按理说,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四
批判孟子和歌颂蒙古人,这两件事贯穿着一个意图:建立“朱氏天命论”。
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时,内心有点没底。因为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求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所以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被一个前要饭花子统治,天下精英们内心难免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开始想找个名人联个宗儿,谎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
可是再一想,这个谎也太经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给能自己增光,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这个问题苦恼许久之后,朱元璋突然脑筋急转弯儿: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无论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这个要饭花子。然而事实是,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有根脚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吗?
所以朱元璋一反历代统治者攀龙附凤之习,干脆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还到处宣扬这一点。“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这就是为了强调自己命运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顾。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论到处皆是。他说“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为父祖“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他对孔子后代孔克坚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他又说“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
为了证明这一点,朱元璋还写了许多文章,比如《周颠仙人传》《纪梦》,来宣扬自己身上的种种神异之处,进行自我神话。说周颠仙人早就看出他要当皇帝,说自己即位前一年,就梦见穿紫衣的道士授给他绛旗、冠履、宝剑诸物,证明自己是上天简授,确定无疑。
那么,为什么上天不挑别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说,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处,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它总是习惯于出人意料。比如,当初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马上民族蒙古,能君临天下,统治汉人长达百年呢?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说,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后,按理说不应该统治广大中国地区。但是他们居然就入主中原了。这恰恰说明,他们有“天命”,否则怎么解释?
朱元璋的天命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别管什么民族,什么出身,什么手段,最后得了天下,就证明获得了上天明命。
基于这一理论,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五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他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要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他们用起义推翻了万恶的旧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会。他们的合法性来源这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无道,就应该有人揭竿而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么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反对他怎么办?
在推翻旧王朝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认识到,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
这个弯子可不太好转。
所以,他要创造一个新的“天命观”。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的“天命观”是“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拥有天下。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天命”观是:不管一个王朝有道无道,老百姓都不能带头起来推翻皇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全部中国领土的产权都归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个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
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因此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在朱元璋看来,天下百姓都是依赖他的阳光雨露才得以生存,因此,他有权对天下人生杀予夺。在《大诰》中,他说:“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草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
从这个理论出发,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
“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统治秩序比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乐业。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呢?
“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是充满愤怒的,毕竟他一家人差点因为元朝的野蛮统治死绝。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是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角度。他如此敬礼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敬礼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雪,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他朱家政权的治下,天下再无道,人们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况下,起义都有罪,造反都无理。
六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他遇到了一点难题: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起兵之时,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动不动手,元朝都注定要灭亡了。他的原话是:“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万民于水火。他取天下,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
朱元璋认为,带头作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所谓“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王薄,唐之王仙芝、黄巢,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至于为什么首乱不祥呢?朱元璋笼统地解释说,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尽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发难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称之为“愚民”,说他们是“作乱”。然而没有流血,怎么会推翻无道的旧王朝,又哪来的新王朝?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享受首乱者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成果,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费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还继续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
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氏,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翫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他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来警告百姓不要起来造反。
七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要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理论。朱元璋的理论是,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既然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也就是说,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他们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间所有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是为他服务的。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是因为他以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它不利于他的统治,他当然要改造它。对别人来讲,是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这是作者自己想的吧。恰恰相反,当时北方汉人里面怀念元朝的大有人在好吧。所以朱元璋才不得不搞出了一个南北榜案来笼络北方汉人的人心。
中华文明,是世界范围内保存历史最长、最完整的体系文明。不以小过掩其功。
这是作者自己想的吧。恰恰相反,当时北方汉人里面怀念元朝的大有人在好吧。所以朱元璋才不得不搞出了一个南北榜案来笼络北方汉人的人心。
这是作者自己想的吧。恰恰相反,当时北方汉人里面怀念元朝的大有人在好吧。所以朱元璋才不得不搞出了一个南北榜案来笼络北方汉人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