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古代世界最深刻的 政治经济学在哪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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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有政治经济学吗？当然有，只不过没有理论家系统总结罢了。尽管没有古代世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但丝毫不影响古代世界一直在无声地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行。

人类走出非洲后，推动人类进化的一直是生产力。那么在古代世界，推动人类进化的最大生产力是什么呢？

推动古代世界人类进化的最大生产力有二：一是良性统一，二是良性私有化。那么四大人种的所有民族，谁实现了良性统一和良性私有化，就充分说明谁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政治经济学原理，做了对良性统一和良性私有化最有利的最大利益选择。

是的，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政治经济学原理、做最大利益选择的过程。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良性统一是最大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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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考证，人类14.5万年前才学会了语言。那么，早期人类统一的最核心基础是什么？

是语言。

因为只有有了统一的语言，才能有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明，进而才能有统一的政治，统一的经济，统一的国家。语言才是古代世界各人种、各民族、各国家一切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在古代世界，除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以外，全球没有一个民族大国实现语言统一。

非洲、美洲、大洋洲直到现在，不但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甚至各国内部也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此多数国家接受英语为统一语言。欧洲与中国面积大体相当，语言从来没有统一过，所以欧洲也从来没有统一过。直到14世纪，标准的意大利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以及后来的德语，才代替了各地的方言，欧洲各民族国家才有了本民族统一的语言。亚洲，古埃及最初的本民族语言早已消亡了，现在统一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古巴比伦更是不知被殖民者换了多少种语言，现在的遗址所在地伊拉克的官方统一语言也是阿拉伯语。印度的语言从来就没有统一过，所以印度实际上也从来没有统一过。迄今为止，除了印地语和英语这两种主要官方统一语言外，印度宪法还承认22种受保护的官方语言。亚洲除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印度三个文明古国外，中东地区很多国家伊斯兰化以后，改用了阿拉伯语，只有伊朗仍然保留了波斯语、阿塞拜疆语和库尔德语，土耳其仍然保留了土耳其语。日本虽然语言统一了，但是文字是仿照汉字发明的。

前文说过，人类语言进化的共同规律是：进化到游牧文明以后，彼此隔离的血婚制家族得以相互通婚，从而进化到了氏族部落时代，并产生部落或有共同血缘的部落联盟内部的方言；各部落或有共同血缘的部落联盟，进一步在游牧中相互交流，产生各部落都能听懂的本民族通用语言。那么，为什么全人类唯有中华民族形成了统一的汉语呢？

主要原因恐怕只有两个：人的因素和地理因素。

先分析人的因素。

大约6-10多万年以前，最早离开北非西亚南亚来到东亚黄河流域的黄种人，应该有如下性格特征：智力最高，敢于探险；勤劳勇敢，不畏艰难；乐于助人，喜爱交流；心胸宽广，不爱争斗。

再分析地理因素。

这些黄种人成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在干旱少雨的黄河流域上游的黄土高原，完成了前期进化，进入游牧文明以后，必然来到黄河流域下游及长江流域的广袤草原放牧。他们本来就心胸宽广，不爱争斗，加上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草场那么大，他们也根本用不着争斗，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相互交流学习。正是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相互交流学习，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汉语。

汉语才是中华文化、中国国家统一的前提和基石，也是中华文明不中断的核心原因。例如，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乱华的“五胡”，还是金国、辽国、元朝、清朝统治中国局部地区或全国的少数民族，他们必须放弃本民族语言，老老实实学习汉语，用汉语统治中国，中国人民才会接受他们的统治，否则必然被中国人民推翻。

汉语才是中华文明长达两万年左右、而且从未中断过的最有力证明！西方却拿甲骨文中没有提及夏朝说事，迫使中国拼命通过考古的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来证明中华文明5000年没有中断过，这真是以微末否定全局的极其幼稚可笑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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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汉语是中华民族的统一基础，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才会有中国国家的良性统一。

所谓良性统一，就是统一的边际效益最大，而付出的统一代价最小。这种良性统一，才合乎“最大利益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炎黄子孙和平建立部落联盟和大禹和平建立夏朝，无疑属于良性统一。那么从夏商周到秦帝国灭国大战式的统一中国，是不是良性统一呢？

当然也是。

表面看，从夏朝1万多个诸侯国的“国中之国”模式，到秦朝变成了一国的中央高度集权模式，1万多个诸侯国被灭掉了，十分残酷。但事实上，这1万多个“国中之国”是在1849年中被灭掉的，平均每年才灭掉6个国家，而且这6个国家中，有四到五个是乡村规模的小国。这意味着在夏商两朝，大中国家的灭国选择是：最小的国家，最弱的国家，治理最差的国家。这样的灭国几乎是不战而胜，而且平均每年才灭6个国家，当然灭国所付出的代价最小，战争也并不残酷。

到了长达250年左右的春秋时期，开始大国灭中等国家。但是有春秋五霸“和平会晤”式的掌握灭国节奏，而且许多中等国家不战而归顺，所以战争也不太残酷，统一的代价也不太大。

到了最后250年左右的战国七雄时期，必须刺刀见红了，战争规模难免越来越大，战争也难免越来越残酷。但是，正是这最后的刺刀见红，迫使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解决了土地良性私有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难题，秦国因此迅速变成了超强大国。一个超强大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对另外六国各个击破，先后灭了五国后，最远也是最后的齐国也就不战而降了。所以相当于统一一个欧洲面积的超级大国的战争，这场统一之战也是代价最小的，而且在250多年中打打停停，也不十分残酷。

所以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的国家统一无疑是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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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良性统一为什么会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最大生产力。

首先，因为良性统一，从蚩尤到匈奴，来自欧洲雅利安人游牧文明对中国农耕文明的掠夺，都被中国打败了，使中国避免了被雅利安人撕成碎片的古印度神国那样悲惨的命运，还避免了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一再被雅利安人殖民统治的悲惨命运。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因为良性统一而文明没有中断。全球唯有中国能够靠良性统一持续不间断的发展，良性统一难道不是最大的生产力吗？

其次，良性统一给中国带来了相对而言最长久的和平岁月，和平岁月避免了战争破坏，各方面平稳发展，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力。

第三，因为良性统一，中国才能治理黄河，修万里长城，建通往全国各地的“车同轨”的直道，开挖大运河等等。例如，如果没有良性统一，黄河分属于多个国家所有，彼此只会产生永远也化解不了的矛盾，怎么可能共同治理黄河水患？因此，能够玉成这么多全国性大工程建设的良性统一，当然堪称中国最大的生产力。

第四，因为良性统一，中国才能统一文字而形成统一的文化，能够通过统一建军而形成强大的军事，能够通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等等而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能够通过思想教育等统一而形成统一的制度，这些每个方面都是第一生产力，合起来就更是最大的生产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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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看中国独具特色的良性私有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古代中国的良性私有化，才推动了古代中国独特的良性上层建筑。

早期氏族部落时期的人几乎没有任何财富，土地才是唯一的财富，所以最早的私有化，其实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前提，是伙婚制解体，人类进化到偶婚制，进而随着私有化后出现私有财富，进化到专偶婚制。

中国先民即使进化到了园艺农业的游牧文明时期，即使出现了偶婚制，也不可能私有化。因为领地之外的牧场是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哪个氏族部落胆敢私有化据为己有，必然被所有的氏族部落群起而攻之。领地之内的土地也不可能私有化给各家各户，因为外出放牧必须全氏族的人合作，任何一个或几个小家庭的人外出放牧时，都照看不了那么多牲畜。更何况万一与外氏族的人发生纠纷，人少必然吃亏。所以，只要以游牧业为主，就不可能私有化。

直到大约1万多年以前，随着园艺农业技术不断进步，以及草原因为过度放牧开始退化等原因，中国先民不得不逐步减少游牧业比重，增加园艺农业比重，从而形成了以定居为主的半游牧、半园艺农业生活。这种生活至少持续了5000年以上。在这5000年以上的岁月中，应该缓慢地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学会水稻种植后，中国先民必须逐步向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平原地区移民；二是进化到了偶婚制的各氏族，会出现土地私有化。

不过那时的所谓土地私有化，就是各氏族的各家各户，在不损害氏族公有园艺农业的前提下，在偏远的某处水边，用极其落后的石器工具，开垦一小块荒地建设家庭式小农业园圃，收获只不过作为公家收获分配不足的一点补充，使全家人可以稍稍吃饱一点，不至于太饿肚子而已。这种私有化只不过是土地私有化的萌芽，萌芽破土而出的时间需要几千年，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大概在炎黄二帝打败蚩尤之前的某个时代，考古仰韶文化、洪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发现，这“某个时代”大约是5000-7000年前，中国先民终于进化到了田野农业，同时也进化到了专偶婚制，这意味着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可以既为氏族大家庭、又为一家一户小家庭，大片开垦荒地了。这对于当时的能人、强人和勤劳智慧之人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那么他们的最大利益选择会是什么？当然是他们如住在荒地多的氏族，就会拼命在本氏族内为自己家族多开垦私田；如住在荒地少的氏族，他们就会带着本家族或本氏族愿意随行的人，移民到华北草原、黄河下游草原、长江中下游草原等平原地区，抢占一块过去是公共牧场的无人之地，安家落户后拼命开垦荒地。其中所有人合作开垦的荒地，当然就是氏族公田；各家各户另外单独开垦的荒地，当然就是家族私田。

在那个农业生产力突然爆发式发展的时代，在那个由游牧文明最后彻底过渡到农耕文明的大变革、大迁徙时代，那些能人、强人和勤劳智慧的人，以及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抢了先机选择了最大利益，主要通过自己垦荒拥有了比所有普通家族多得多的田地，甚至有极少数家族拥有的田地比全氏族的田地还多。这种自己开垦的私有土地，当然属于土地良性私有化。

因此必然出现父权制家族。在国家出现以前的氏族部落时代，一个部落就相当于一个国家，部落酋长就相当于国王，因此古希腊和罗马建国后，部落酋长会成为国家主要领导人，部落属下的各氏族酋长，都会成为元老院元老，而元老院元老也都是国家领导成员。

父权制家族的家长，自然而然是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这样介绍父权制家族：“这是由一个男子与若干妻子结婚而建立的，通常由此产生将妻子幽禁于闺房的风俗。”“这种家族的基本特征是：把许多人，包括自由民与奴隶，在父权之下组织成一个家族，其目的在于占有土地、放牧牛羊。那些沦为奴隶的人，那些受雇为仆役的人，以婚姻关系为生活基础，以其家长为其酋长，构成一个父权制家族。这种家族的重要特点在于支配其成员和财产的权力。这种家族之所以具有独创的制度的特点，是因为它把许多人置于前所未闻的奴仆和依从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因为它实行一夫多妻制······这种家族的核心及其得名的来由在于父亲具有生杀其子女、后裔和奴仆的权力，以及对于由他们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绝对所有权。”

中国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等遗址，应该就是一个父权制家族的遗址。专家们分析的“国王”，实际上是这个父权制家族的家长，同时也可能是一个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

土地私有化以前的氏族，酋长由全体氏族成员普选，再由氏族酋长推选部落酋长。至于有血缘关系的部落联盟，因为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不设联盟最高行政长官，只设联盟最高军事长官。军事长官必须有真才实学或作战经历的人，才会得到各部落酋长的一致认可。

土地私有化以后，无论是父权制家族，还是拥有私有土地相对多的其他大家族，实际上都最容易成为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这两级酋长才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以及未来国家的领导人，也实际上是氏族社会的政权基础，这意味着土地私有化以后，政权基础悄然变成了贵族——尽管那时他们的贵族身份还没有得到制度认可，但实际上他们已成了贵族。

古代中国土地私有化后，政权基础变成了贵族，那么这私有化还是良性的吗？

让我们接着往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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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二帝能成为部落酋长，显然他们的上辈或他们自己是更出类拔萃的能人、强人和勤劳智慧之人，更抓住了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时期的千载难逢良机，主要通过自己开垦，家族获得了甚至比普通父权制家族还多的土地，成了事实上的贵族，因此他们的家族和当时所有事实上的贵族家族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家族和整个贵族家族要作出的最大利益选择也是一致的。

首先，对于一家之长最紧迫的是，必须将众多妻子幽禁于闺房。事实上要确保子女私有化，必须首先将妻子私有化，严禁妻子与任何男人来往，连见面也不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妻子生的孩子是自己的。进而必然发展到每个丈夫尤其是大户人家的丈夫，都要幽禁妻子，女人的地位因此不断下降。

其次，子女必须绝对孝顺，兄弟必须绝对孝悌，女人必须绝对遵守妇道，一家之长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无论家族还是社会必须等级森严······这就必须明人伦，定封建礼仪制度加以严格约束和规范。

第三，私有土地必须有制度保障，而且必须世世代代继承下去。

第四，越进入到了田野农业，“种田不违农时”越迫切，因此纪年工程必须抓紧完成。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最大利益选择，这里不一一列举。

我们知道，全球唯有炎黄子孙的万余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并且破除了一票否决制，设立了联盟首领。既然如此，联盟首领的继承，当然必须遵循部落民主制度的原则：那就是上一任首领的优秀子孙有优先继承权，如果没有获得公认的优秀子孙，那么就由各部落酋长另外公推新的联盟首领。

前五位联盟首领——即被后世称为五帝的首领，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黄帝是联盟建立者，继承其首领之位的颛顼、帝喾、尧帝，无一是他的儿子，但都是他嫡亲子孙中的最优秀者。舜帝显然是先由有名望的部落酋长公推，再由尧帝禅让首领之位给舜帝，接着舜帝又禅让首领之位给大禹，因此被传为千古美谈。

关键我们要看，黄帝之后的四帝，是否满足了贵族阶层的最大利益选择。

颛顼规范了男婚女嫁的规则，禁止血缘婚姻，实际上是彻底终结了伙婚制、偶婚制阶段的人类像动物一样无羞耻感的任意性交。同时规定女方必须嫁到男方，这显然是继男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女人地位下降后，女人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因为在母系社会，是男方嫁到女方，到男系社会后，女娶男嫁和男娶女嫁并存，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地方还存在女娶男嫁的习俗。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明白，中国男婚女嫁的规则，是到颛顼帝时代才正式制定并明确下来的。

帝喾，从伏羲以来研究阴阳四时变化的纪年天文探索工程，历经几千年，到了帝喾时期，才正式由民间提升到了官方。帝喾对这一工程的核心贡献，在于系统化、科学化地建立了早期历法与二十四节气划分的框架，当时指导了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发展，后来为夏历在夏朝正式诞生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说仅次于伏羲也不夸张。

尧帝，他制定了细致的政治管理制度，整饬百官，派鲧治水，首开禅让之举等等，深得民心。

舜帝，他是因为孝顺和孝悌名闻天下才作为楷模得到贵族公推和获得尧帝禅让的，继位后他选贤任能，派大禹治水，完成了尧帝未竟的治水大业。之后，他整顿礼制，减轻刑罚，教育人民重孝悌，行厚德，和睦邻里，政教大行，八方宾服，末了又禅让首领之位给大禹，因此才能“尧舜”齐名。

大禹建立封建制夏朝，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是大禹家族，因为整个夏王朝都成了大禹家族的“一家天下”。其次是整个贵族阶层。一者，各部落的酋长都成了诸侯国国君，氏族酋长都成了国家大臣，既成了世袭的名副其实的贵族，又世世代代可以当官。二者，不但原有的私有土地有了封建制的制度保障，而且因为世袭，获得爵位的子孙后代，还可以不断获得新分封的土地。因为整个贵族阶层都是最大利益获得者，所以和平建立封建制夏朝，整个贵族阶层会一致拥护。

但是因为部落民主制度留下的烙印太深太久远，其他大家族当然不甘心华夏大地长久成为大禹家族的“一家天下”，便有的大家族要争夺，导致夏朝建立后动乱战乱了一百多年。大禹家族一家难安，各诸侯国国君家族及整个贵族家族也都难安，最终整个贵族阶层终于明白：接受并全力协助巩固大禹家族的“一家天下”，才应该是整个贵族阶层的最大利益选择。

于是乎，土地私有化催生的大禹和平建立夏王朝，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动荡曲折，但换来的是4000多年“一家天下”封建制度的中国，有3000多年是世界第一大国，其余1000余年也是世界数二数三的大国，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从半游牧半园艺农业文明进化到田野农耕文明再进化到夏王朝建立，土地私有化都是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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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看看中国另外两个阶段的土地私有化是否良性。

先看夏商周的“国中之国”阶段：假设这一阶段土地私有化进程由1849年提速至900余年，那么后果有三：一是平均每年有13个国家被灭掉，战争的残酷和激烈程度会倍增，带来的破坏性也会倍增，那样的华夏大地也会成为战火纷飞的欧洲。二是奴隶数量也会在短期内倍增，过多的奴隶必然导致社会不稳，那样的中国必然和罗马帝国一样奴隶遍地。三是因为瓜熟蒂落的时机没到，尤其因为各诸侯国都陷入外患内乱之中，商鞅变法难以催生出来，中国土地私有化的根本难题破解不了。

那么这一阶段的土地私有化进程为什么会那么慢呢？贵族尤其是立有战功的新贵族，当然巴不得土地私有化进程越快越好，但是分封制的土地私有化，毕竟不是贵族个人或者贵族利益集团的行为，而是国家行为。既然是国家行为，那么国王以及所有的诸侯国国君，当然既会考虑贵族的利益，更会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加快土地私有化，当然只对贵族有利，对国家和人民都不利，所以都会尽量延缓土地私有化。再者，分封土地等同于灭国战争，无论是中央王朝的国王，还是大中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会尽量选择和平而不选择战争，而灭国之战越延缓，越少，土地私有化越慢。

所以，正是分封制土地私有化是国家行为，国王和国君在分封制土地私有化方面都选择了利国利民的最大利益，才导致夏商周阶段的土地私有化极其缓慢，而越缓慢越是良性的。

关于这一阶段还要补充一点的是：从商朝到秦国统一六国实行了至少1200年以上的井田制，更是良性私有化。夏朝以来，每百亩公有土地，耕种者公田公种，没有劳动积极性，粮食产量低，那么无论是留给耕种者的口粮，还是按1/9比例交给国家的税赋粮食，都要少得多。实行井田制后，每百亩土地的四周8块田分给8家耕种，收获归8家所有；中间一块田8家共同耕种，收获交给国家作为税赋。公田私种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也提高了，无论是耕种者所获得的口粮，还是国家所获得的税赋，都增加了，这当然是良性私有化。

再看从秦朝到清朝的帝国阶段：这一阶段土地全部私有化以后的最大特点，就是周期性的兼并土地。在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阶段，土地私有化当然是良性的；兼并到极少数官僚贵族地主阶级手中以后，大多数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私有化当然就变成恶性的了。好在中华帝国的上层建筑在全球独具特色：表面看是“一家天下”，实则还有一个在治世看不到的“人民武备”。“一家天下”能治理好国家，“人民武备”就深藏不露；“一家天下”一旦治理不好国家导致乱世出现，“人民武备”就会起来造反推翻“一家天下”，而改朝换代以后诞生的新“一家天下”，必然又要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这种土地私有化虽然良性与恶性不断周期性地转换，但是毕竟为中华帝国所独有，较之不亡国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土地兼并问题的世界各帝国，中华帝国的土地私有化仍然是矮子中拔出的将军，是最好的，也是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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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是有了氏族社会才会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否则此前各血婚制小家族彼此隔离生活的社会，怎么能算得上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伙婚制阶段是最彻底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期间连人都是公有的，唯一的财富领土也是彻底公有，当然共产主义就很彻底了。进入偶婚制后，无论是游牧文明时期的偶婚制，还是半游牧半园艺农业时期的偶婚制，只是出现了土地私有化的萌芽，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家畜等财富仍然几乎全部公有。事实上，偶婚制家庭的夫妻双方，仍然可以自由地与两情相悦的异性性交，因此无论是孩子还是夫妻双方，仍然有很大的公有成分。所以，偶婚制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彻底罢了，其实并没有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平均主义，调动不了人类劳动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因此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人类进化几乎停滞了，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即使到了后期，一天也才能吃上一顿正餐。

必须打破平均主义，让少数人先富贵起来，才能加快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全面发展！

借田野农业先进生产力带来的千载难逢土地私有化良机，炎黄二帝及其最优秀的精英子孙，拼命开垦私有土地，先富贵起来了。由他们形成的整个贵族阶层，虽然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当时所代表的利益恰恰是最先进的利益，所以他们能够作出最大利益选择，建立了明人伦、重孝悌、尊道德、崇仁爱、讲法制、论等级等为核心的封建制度，使当时的中国能够独一无二地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国家。而同时代的其它国家，几乎都建立的是以“神”为中心的国家。正是他们一开始就没有使中国误入“神”途，所以中国才能继成为世界游牧文明主导国之后，又在整个农耕文明时期，成为世界农耕文明的主导国。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全盘否认中国的封建制度情有可原。公知们站在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立场上，全盘抹黑中国的封建制度，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反动和愚昧落后至极，就不是坏就是愚蠢透顶了。假设炎黄二帝及其最优秀的精英子孙，当初选择建立的不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而是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那么永久亡国的就不是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了，而是中华帝国。因为比中国虞夏建国晚了3000多年的古希腊和罗马，见自由平等民主的中华帝国已永久亡国了，就不会重蹈覆辙，而一定会放弃民主制建国，选择封建制建国。

所以，什么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及思想认知，就只能建立当时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古代中国建立的封建制度，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思想认知最相适应，无疑是古代中国最深刻、最先进的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最大利益选择。（未完待续）

作者 张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