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三大矛盾使欧洲成为 黎明前世界的黑暗之光地区（下）

1

最后说第三大矛盾：基督教明灯照耀与光线灰暗，带来欧洲光明与黑暗转化的矛盾。

这种矛盾转化的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冲突与思想禁锢动摇两个方面。

先说经济利益冲突。

基督教占有欧洲1/3以上的土地，这一问题在欧洲各民族国家建立以前，并不十分突出，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就越来越突出了。因为教会的土地不但占比过大，不但不向各民族国家缴分文赋税，而且还要向各民族国家的国民征税，明显形成了“国中之国”，当然会与各民族国家发生诸多矛盾。尤其像意大利那些因基督教因素连民族国家都建立不了的国家，矛盾就更大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此外，那个“富不过三代”定律，让基督教也必然结束原始冲动力时期，越来越贪婪腐化堕落，对信众的给予越来越少，索取越来越多。巧立名目通过税费等手段索取也就罢了，竟然弄出个“赎罪券”讹诈信众的钱财。因为教职变得比国家官员还吃香，贵族阶层便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心腹和亲戚选上教职，从而控制教会的财产和影响力。

教皇向来由皇帝或罗马的贵胄家族提名，再由罗马的主教、神父等组合的团体推选。为了教皇继任不再受制于皇帝和贵族阶层，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命令：组建一个选举团体——即后来闻名遐迩的红衣主教选举团，教皇从此由红衣主教们直接选举产生。后来的教皇又实施了第二项改革：教皇对教职人员的锡封，皇帝、国王等贵族阶层也不得染指，从而完全避免了贵族阶层干涉“国中之国”的内政。贵族阶层没有善罢甘休，1077年，皇帝亨利试图废黜教皇，教皇则果断地开除了亨利的教籍。不久，亨利发现他面临德意志的叛乱，惊慌地赶到意大利乞求教皇宽恕。于是教皇为杀一儆百，竟让皇帝亨利在积雪的亚平宁山中的卡诺萨城堡里，穿着悔罪人的粗布衣，赤脚站在庭院中达三天之久，才宽赦了他，恢复了他的教籍。

过度集中的权力就意味着腐败和僵化，无论在世俗社会还是宗教世界莫不如此。到了红衣主教时期的教皇时代，基督教权力的顶峰都是老人们。老人更加保守和顽固，习惯于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不再能有纵观世界的眼光。他们牢牢掌握权力，不能容忍任何对基督教的质疑，毫不留情地迫害异教徒，恰恰忘了耶稣和圣保罗等基督教的创始人，都是异教迫害的牺牲品。一名叫华尔多的信徒，因为其神学信仰十分符合天主教并有自己的信众，但因为他指责教士们的财富和奢侈，教皇竟然征召十字军去讨伐华尔多派，结果华尔多等信徒都被迫害致死。西班牙人圣多明我笃信正宗的基督教，善于雄辩，热情劝化异教徒。凡是他劝化失败的对象，教皇的十字军战士就去灭掉。1318年，著名的方济各会被认为无可救药的4名异教徒，全被活活烧死。维克利夫是牛津大学的博士，晚年开始屡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教士的腐败和教会的不智，死后被掘墓扬灰。捷克的布拉格大学校长约翰·胡斯，因赞同维克利夫的学说而被开除教籍，后受邀去参加基督教的一次团结和解的盛会，并事先得到了安全保证，但因为在会上不愿收回自己的“错误”观点，也被活活烧死。

再说思想禁锢动摇。

上述迫害异教徒的事例举不胜举。这说明什么？说明基督教对基督徒的思想禁锢已开始动摇。要知道，基督教对欧洲的核心统治不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统治，而是思想统治。一旦思想统治动摇，对基督教可谓是致命一击，因此是基督教绝对不能承受和接受的。

基督教的救命稻草从遥远的中国传到了欧洲：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由蒙古铁骑带到了中东，再由东征的十字军带回了欧洲。纸与活字印刷新技艺的最早出品，是教皇的《赦罪书信》和《圣经》。基督教为了使每一个欧洲人坚定对基督教和上帝的信仰，印了堆积如山的《圣经》，让《圣经》几乎走进了欧洲的每一个家庭，于是识字和阅读，迅速在欧洲普通百姓中成为习惯。

基督教毫不吝啬花了这么多钱，当然是盼望《圣经》能把每个欧洲人的思想永久禁锢在上帝的世界，但是没想到适得其反，知识的传播在让基督徒迅速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文艺复兴产生了“人文主义”，就是把同情心放在人身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人类，这和对神学的虔诚研究大不相同。大量的“人文学”研究者回到遥远的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后，寻找到了那时的艺术和科学、社会和政治、外交和战争等等；发现，如今的国王们是从古代而不是从中世纪得到他们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理论；那时的父母给孩子们命名，不是取《圣经》中的人物和基督教的圣哲之名，而是取“恺撒”、“荷马”、“黛安娜”等，这些名人全都不信基督教。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思想被长期禁锢的愚昧状态，很多人文主义者轻视神学和攻击修道生活，这种轻视和攻击让更多的人对教会的某些信念和实践产生了怀疑。还有少数人文主义者对于基督教本身的真理和价值根本发生了怀疑。在北欧，甚至掀起了反抗教会权威的叛乱。基督教开始衰弱，教会随之削弱，神学和基督教会的许多道德准则受到挑战，而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则在增长。

这就不难理解，思想统治基础动摇和利益冲突日益激烈后，为什么许多野蛮好战的封建贵族，尽管是基督徒，但是通过和平手段达不到目的后，竟敢不惜动用武力掠夺教会的财产，迫使已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教会，不得不寻求大国的保护。

所以意大利敢于不断蚕食教皇国的领土，到1861年，教皇国的领土被意大利蚕食光了，意大利只等最后的机会夺取罗马城。4年后，机会终于来了：普鲁士侵入了法兰西，保卫教皇的法国军队从罗马撤退了，意大利军队乘机夺取了罗马。教皇激烈抗议，自己把自己禁闭在宫廷梵蒂冈，梵蒂冈从此成了教皇国，而罗马成了意大利的首都。

原始冲动力时期的基督教，成了“黑暗期”欧洲的千万盏明灯，那时的欧洲人有这千万盏明灯照耀着，看到的欧洲不是黑暗而是光明；腐化奢侈堕落的基督教，尽管基督教的千万盏明灯尚未熄灭，但是光线已十分灰暗，这时的欧洲人看到的欧洲，虽然已进入了有国家、有政府的光明期，但是满眼是战火纷飞的黑暗欧洲。

是的，至少在殖民时代到来以前，欧洲人在思想上是黑暗和痛苦的。因为1000多年以来，欧洲人那么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坚信基督教会带来一个统一和永久光明的欧洲，但是现在基督教衰落了，欧洲统一和永久光明的希望破灭了，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动摇了。但是基督教毕竟1000多年来是欧洲人的唯一信仰，现在尽管对基督教的信仰动摇了，因为暂时没有别的信仰可以取代，所以还必须信仰基督教，这才是欧洲人思想上最大的痛苦。

2

那么欧洲为什么又是黑暗之光地区呢？

欧洲内部的黑暗之光很多。例如，由于农业劳力奇缺，迫使欧洲奴隶主们不得不主动解放奴隶，给予奴隶相对的自由和田地。因为欧洲大片原始森林的树木做了烧柴变成了处女地，无数的处女地被开垦成了农田，无人开垦的处女地比比皆是，如果不解放奴隶，奴隶就会逃走，自己开垦处女地耕种，奴隶主的土地因为无人耕种就只有荒芜了。奴隶制瓦解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所说：“它成了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因此，解放奴隶无疑是一束光。

再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和平岁月，两大因素促成了商业蓬勃发展。一是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他们亲眼看到了东方人所拥有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因而激起了他们与东方人做生意的热情。二是中国蒙古帝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统一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也给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创造了和平条件。商业繁荣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而促进了欧洲的城市发展。11-15世纪，欧洲尤其是西欧，许多哥特式美丽而壮观的建筑物，如大教堂、修道院、王侯们的宫殿和城堡，商人们的豪宅等等，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拔地而起，一大批著名的城市因此相继开建或快速发展。这些新生的著名城市有四五十座，如威尼斯、米兰、马赛、巴黎、伦敦、牛津、汉堡、纽伦堡、慕尼黑、巴塞罗那等等。商业繁荣和城市发展，无疑也是一束光。

下面主要说说欧洲的外来之光。给黑暗中欧洲送去光的，唯有中国。而且中国不止给欧洲送去了一束光，而是送去了三束。

第一束光是郑和七下西洋的示范，外加航海罗盘和火药。

奥斯曼帝国那堵“穆斯林墙”，不是堵住了欧洲人去亚洲的陆路通道吗？于是从1405年到1433年，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通过实际示范告诉欧洲人：可以航海去东方的亚洲。90年后，哥伦布真的航海探险去亚洲，没想到意外去美洲发现了新大陆。这是巧合吗？是，也不是。因为中国不只是作了航海示范，还给欧洲送去了航海罗盘和火药。有了航海罗盘，欧洲人才具备了航海的硬条件；有了火药制作的枪炮，欧洲人才有了远洋航海的底气和胆气。

想想吧，郑和以和平友好和公平贸易的目的远洋航海，船队多达62艘船、最大船只的吨位达200、人员多达27800，才敢出海。欧洲造船技术落后，造不了那么大的船；经济实力也弱，造不了那么多的船，所以哥伦布船队才17膄船，最大船只吨位才50，人员才1500，如果手中没有利用中国火药制造的热兵器，只有刀剑弓箭等冷兵器，敢远洋航海吗？就算敢，到了美洲大陆，冷兵器对冷兵器，区区1500人，敢殖民掠夺印第安人吗？

所以这第一束光的最大亮点，是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

3

第二束光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

没有纸和活字印刷术的欧洲，文化只能是贵族的专利品，平民几乎全是文盲。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传到崇尚商业的欧洲，出版书籍顿时成了有利可图的大好事。不只是教会把《圣经》发行到了千家万户，使识字和阅读迅速在欧洲普通百姓中成为习惯，关键是在此之前图书都是人工抄写的，无利可图，现在出版书籍则成为每一个大城市的光荣和赚钱的文化产业。因为书籍大量增加，价格大大降低，它不再是贵族的奢侈品和陈设物，而成了平常百姓也可拥有的、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的最好工具。因为有了印刷机，报纸也诞生了。因为学校里的教科书便宜了，也大大促进了教育发展。例如，13-15世纪，大学建设浪潮席卷欧洲，到1500年，全欧洲已有80所大学。事实上，欧洲文学的真正历史是从14世纪才开始的，而且正是从那时开始，标准的意大利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后来的德语，才迅速代替了各地的方言。这是因为纸和印刷术激活了欧洲古典文艺的复兴，即通常所称的“文艺复兴”。

文化普及和教育发展，必然促进欧洲的科技发展。因为欧洲扩张最直接、最大的原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萌芽及发展，而如果没有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带来的欧洲文化普及和教育发展，也就不会有欧洲从14世纪到16世纪科学技术的萌芽和突飞猛进的发展。

所以这第二束光中最大的亮点，是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

4

第三束光是远超四大发明总和的中国科技成果。

先看中国火药兵器的制造、实战与扬威欧洲。

宋朝建立后，作为兵器制造业基础的采矿业和冶炼业有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更是达到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为兵器制造业的创新和新式武器的问世提供了前提条件。发明于唐末的火药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一书就记载了火药的三种配方。朝廷对火器研究者实行奖励政策。970年5月，冯继升向朝廷进献火箭，因试验成功，得到了“衣物束帛”的赏赐。在朝廷的鼓励下，新型火药武器不断出现。后来又出现了带爆炸性的霹雳炮。北宋时期火药在兵器生产中已据首位，到南宋时期，火器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先后出现了铁火炮、火铳等新式武器。著名发明家陈规还于1132年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宋朝武器已专业化生产，战船制造也很繁荣。

金国在火药武器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金国发明了突火枪，据说这是由汉族工匠发明的武器。到了1232年，金国又发明了“震天雷”，是一种用铁罐填火药的抛射兵器，首先用于抵抗蒙古人进攻开封的战争中。

蒙古人更是专门成立了炮兵部队，在对阿拉伯世界及西方的西征中，大量征调汉族等各族人民的工匠。号称永远不会陷落的巴格达城墙，就是被一支炮兵部队攻下的，这支炮兵部队中有1000多名汉人炮手和工匠。当时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从未见过火药和火箭类武器，这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尚未完全破坏城墙，守军就已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在攻击波兰的一场战斗时，蒙古军队将含砒霜、巴豆的火箭射入波兰军队营帐中，产生强烈的毒烟，造成很大伤亡。而当时西方宗教观念还非常浓厚，西方军队因此将此看作妖术，顿时斗志全无。蒙古军队强大的实力再加上新式的武器，使当时的西方人认为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使者，而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圣经》上的地狱。

所以欧洲后来造出了比中国更先进的枪炮，如果说没有利用中国的枪炮作为垫脚石，有谁相信呢？

再看工业革命的基础冶炼业。

考古发现，中国唐代就已经形成完整的炼焦流程，广东新会出土的南宋遗址中，还出土了焦炭实物。公元1078年，北宋时期的生铁产量就达到12.5万吨，而英国700年后才有这么高的产量。

中国元朝实行了后世子孙不得脱籍的工匠匠籍制度，但是工匠地位极低。明朝继承了这一制度，但是大大提高了工匠的地位，工匠无须成年累月为朝廷服役，洪武十九年（1386年）朝廷规定了工匠“轮班”制，各地工匠轮流到京城服役，每三年为一班，每期无偿服役三个月，其余时间可自由生产经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进一步改革完善了工匠服役法，大大提高了各种工匠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明代的矿冶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以官营为主。其中的冶铁业已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比较细密的分工。据嘉庆《徽州府志》载：“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既得矿，先必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沙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这一时期，冶铁炉具宏大，使用人力十分庞大，生产规模很大。在全国各地兴起了许多以制铁著称的城镇，如广东南海县佛山镇、檀丘市等。在钢铁生产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广泛利用煤为燃料，并使用装有活塞、活门的木风箱。尤为重要的是，炼铁炉与炒铁塘串联使用，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节约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是现代冶金技术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欧洲利用煤炭烧的蒸汽作为动力，虽然比中国的煤炭冶炼业进了一步，但是这两步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吗？

最后看工业革命的起点纺织业。

锐察局发表于今日头条的题为《西方这招太狠！向全球炫耀的工业成果，没想到全是“偷”中国的》一文中说道：

“剑桥大学学者约翰霍普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过颠覆性观点，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工业先行者是中国，而非英国，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比英国工业革命早了接近600年。

“这不是刻意的吹捧，而是基于史料与考古发现的客观结论，只是这段历史，被长期隐藏在主流叙事背后。

“我们课本里重点讲述的工业革命起点，大多围绕纺织业展开，西方一直将纺织机械的革新，当作自身工业天赋的证明。

“可对比时间线就会发现，西方最早关于纺车的记载出现在1280年，也就是中国元朝时期，而当时中国江南地区，早已普及脚踏五锭纺车，甚至出现了32锭的大型纺织机械。

“直到14世纪，西方才开始普及手摇纺车，15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夕，他们才用上脚踏纺车，这样的技术水平，大致与中国西汉时期相当。

“产业规模的差距，更是让人直观感受到中西发展的落差。明代传教士利马窦曾记录，仅江南一带的民营织机数量就超过2万台，上海县30万人口中，有20万人从事纺织业相关工作。

“国内学者李伯重也曾推算，17世纪江南地区专职纺织的女性就有340万，加上男性从业者，总人数接近500万，每年生产的棉布达到5000万匹，几乎是工业革命初期西方总产量的两倍。

“可以说，西方引以为傲的纺织工业起点，不过是中国早已成熟的产业模式，他们当年追赶的脚步，始终落在我们身后。”

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国纺织业的生产技术已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轧棉方面，明初尚需要“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花”，万历时期则改为四足脚踏缆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防线方面，从手摇纺车改为足踏纺车，有的地方甚至可以一手纺织四根以致五根线。当时的织机有两种：一种是织平面纹的腰机，一种是织花纹的花机。其中花机机长达一丈六尺，其构造十分复杂，工作时要有两人协作，可织出画师所绘出的任何花纹和图案。再如福州的织缎机原为五层，弘治时期改为四层，谓之“改机”，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

所以，中国的纺织业确实早于欧洲，也远比欧洲先进。

上述只是三方面的例子，其实，欧洲对中国科技的吸收包括了所有方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要欧洲有谁带回去一卷《永乐大典》，中国的天文学、工程学、数学等所有方面的文科、理科、工科知识，就都被他带回了欧洲。不信？那么就请看看下面两个例子。

徐光启，明代杰出科学家，其著作《农政全书》共60卷，50多万字，可以说是中国的“农业百科全书”。万历二十年（1600年），他结识耶稣会意大利人利马窦，并加入了天主教。他与利马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他任礼部尚书时，向崇祯皇帝上疏修订历法，崇祯皇帝命他为监督，聘请耶稣会士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等人共同修订。他“上推远古，下验将来”，亲自参加观测、验算等具体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他完成了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篡工作。除此之外，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

明末的宋应星仕途不顺，升任知府后明朝灭亡。他历时三年，于崇祯十年（1637年）出版《天工开物》，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又按照不同的生产项目细分为18卷。“乃粒第一”详细记载了粮食作物和部分植物油原料的栽培；“乃服第二”详细记载了蚕丝棉布的生产；“彰施第三”详细记载了染料制造技术；“粹精第四”详细记载了粮食原料的加工；“作咸第五”详细记载了食盐的生产；“甘嗜第六”详细记载了糖的制造；“陶埏第七”详细记载了砖、瓦、陶器的制造；“冶铸第八”详细记载了金属器物的铸造；“舟车第九”详细记载了各种车辆、船只的类型、结构和功能；“锤锻第十”详细记载了金属器物的锻造；“燔石第十一”详细记载了炭、石灰及各种矿石的烧炼；“膏液第十二”详细记载了油类的榨取方法；“杀青第十三”详细记载了造纸方法；“五金第十四”详细记载了各种金属的冶炼技术；“佳兵第十五”详细记载了各种兵器、火药的制造及使用；“丹青第十六”详细记载了各种颜料的制造；“曲蘖第十七”详细记载了酵母剂的制造；“珠玉第十八”详细记载了珠宝玉料的开采。

《天工开物》最先流传到日本，得到高度评价。19世纪30年代被摘译成法文，之后不同的文版盛行于欧洲，对欧洲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69年它又被译成法文介绍到西方，译名为《中华帝国古今工业》，成为一本世界性的科技巨著。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称《天工开物》是“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还把宋应星誉为“中国的狄德罗”。

至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给欧洲送去的第三束光，是不是要比前两束光聚合在一起还亮？

5

很多自媒体文章说欧洲是窃取中国的科技。这不客观公正，因为中国既没有申请专利，又没有保密，都是公开出版发行或市场化生产流通的，与其说是欧洲窃取，不如说是中国主动送给欧洲的。

这是中国傻吗？

不是，是政治经济学规律暗中主导中欧再一次联手，推动人类在关键时刻突破性进化的互动。

前文说过，中欧是人类进化的两大主导力量，已在关键时刻互动过两次。一次是以蚩尤为首的雅利安人从欧亚大草原南下掠夺农耕文明，促成了中国建国。另一次是汉武帝反击匈奴产生的蝴蝶效应，导致西罗马帝国崩溃，迫使欧洲重塑版图，重走新路。

这一次人类将由农耕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本来中国已具备发展工业文明的基础，但是三大原因，使中国担负不了引领人类进化到工业文明的重任。

一是中国一直是农耕文明的引领国，主观上根本没有放弃引领农耕文明转而发展工业文明的意识。

二是中国始终没有放弃重农抑商的制度，因此一直抑制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而资本主义才是发展工业文明的前提。

三是工业文明必须有全球化的市场，也就是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必须世界化，而中国坚持非殖民化的公平竞争、合作双赢、和平发展，在短期内很难促成全球化，只有欧洲殖民化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才能很快促成全球化。

既然中国担负不了引领人类进化到工业文明的重任，而欧洲又断然独自绝无可能引领人类进化到工业文明，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当然就需要两大主导力量联手互动。中国不只是要提供欧洲工业技术等方面的助力，还要提供西方约13亿两白银（按今天的价格计算约17.6亿两白银），帮助西方解决发展工业资金极其短缺的难题。

当然，这17亿多两白银是西方列强强逼清政府赔款勒索走的，但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一法则让中国受尽了屈辱，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但是，这就是欧洲对中国帮助其工业革命的两大回报：回报之一是助推中国由封建专制社会进化到了现代民主社会；回报之二是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得以诞生，尤其使中国出了一个千古伟人毛泽东。

事实上，与其说中国是在帮欧洲完成工业革命，不如说也是中国在帮自己完成工业革命。因为在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三大革命中，中国都不争第一，只争最强。争第一也就是争先，主要靠先天条件或军事第一生产力取胜，争后来居上的最强，则主要靠制度第一生产力取胜。

北非西亚南亚因为先天地理气候条件，先进化到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但是因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最终败给了中国，使中国先后成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最强大国家，并成了这两大文明的世界引领国。欧洲因为丛林法则的武力殖民，先进化到了工业文明，但是我们正在看到，中国因为制度第一生产力的优势日显，已然成为世界最强大工业国，并将永久性成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引领国。（未完待续）

作者 张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