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己无能力止暴制乱,只能中央出手
香港动乱和暴乱已经持续了两个半月,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和失控的趋势。尽管前些时候通过武警深圳演习和动员香港商界发声等办法,似乎让反对派感受到了一点压力,因而出现过一个短时间内的暴力减少现象,但很快,最近这个周末,暴力又再次抬头而且加剧。暴徒现在已经升级到惯用汽油弹,长铁管,雨伞尖甚至仿真枪等袭击警察,并且已经到处破坏公共设施,例如地铁闸,智能灯柱和隧道收费站等。
现在国内舆论依然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中央应该尽快强力干预,平息动乱;另一种认为,让香港乱一乱也不是坏事,直接干预有很大风险,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进行。后一种声音目前似乎仍占比较多数,代表人物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本文同意前一种主张,以下将详细分析,为什么后一种意见是错误甚至有害的。
一、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无力平息动乱,甚至很可能支持不了太久
如果特区政府和警队能自己平息动乱,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也是原本中央期望的。然而两个多月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期望不切实际,不可能成功。主要原因如下:
1.本质上,这是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策划,组织和资助的一次港版颜色革命,动乱和暴乱的目标就是要摧毁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管治能力和管治意志,夺取对香港的实质控制权。自6月9日动乱开始以来,动乱和暴乱分子到处喷涂“支爆”的字样,诅咒中国崩溃;到处打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清楚表明了这次动乱和暴乱的目的。
这是西方反华势力二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机会,现在占据了优势,自然不依不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任何对反华势力野心的低估都是绝对有害的。也因此,动乱能否逐渐平息,并不仅仅取决于特区政府和警队怎样做,还取决于反华势力的态度和能力。如果反华势力就是要搞事,就是要破坏,那么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采用雷霆手段,逮捕那些在幕后策划,组织和资助动乱暴乱的反对派头头和外国特工,斩断甚至连根拨起其物资供给和金钱来源。然而,限于香港被反对派严重渗透和把持的司法环境和舆论环境,香港警队仅能抓捕一些现场的暴动分子,这些人被捕后也只能拘留最多48小时,很快就会有反对派律师给他们保释出来。一般地,香港的保释并不限制出境,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反对派就会提醒和资助这些人逃亡国外;即使有几个被判的,根据以往经验,所受惩罚多数也很轻,完全起不到震慑和惩戒的作用。因此,暴乱分子永远抓不完,暴乱一个接一个,香港警队只能疲于奔命。
2.香港民众无法形成反对动乱和暴乱的强大力量。香港是一个远远没有完成去殖民化的地方,不仅如此,由于种种失误,近年来甚至在部分人群,主要是年轻人中出现殖民主义回潮反扑的现象。因此香港的大多数人,对于国家历史和内地制度等等,存在许多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本身就非常容易受到反对派媒体的蛊惑和煽动。自6月9日动乱开始以来,建制派先后组织过三四次反暴力,撑警队的集会,虽然参加的人不少,但总的来看成效并不显著。反对派甚至通过把持的大多数媒体,将民众对暴力的痛恨和声讨引导到诸如“警察滥用暴力”,甚至“警察和黑社会勾结”等荒谬的话题上来。
更严重的是,即使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不满反对派的人,绝大多数都已陷于反对派的白色恐怖之中,不敢言,甚至不敢怒。香港网上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型论坛,那里反对派的关注度较低,人们才敢稍微透露一些情况。例如,一些茶餐厅和小店铺的老板,由于发表了某些让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不高兴的言论,被各种滋扰甚至恐吓,又在餐厅和店铺外面挂“连侬墙”(贴满反政府内容贴纸的大字报,反对派专门批量生产),使其生意大跌,又不敢拆除。现在的香港,穿黑衣戴口罩的人象蝗虫一样到处乱窜,强迫途人接受他们的传单,表示支持他们的行为,否则就会被围攻甚至诬蔑,机场老伯和付国豪的例子就是典型。黑衣口罩分子甚至干扰香港地铁运作,港铁迫于威胁反而要向反对派道歉。又有视频显示“口罩党”阻挠税务大楼电梯关门,有大叔挺身而出阻止,竟被诬蔑“打人”,旁观者,包括电梯乘客都不敢声援。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香港的普通人处于孤立分散状态,根本不敢也无能力和这些有组织的暴力和威胁对抗。甚至连无线电视(TVB)这样在香港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根基的传媒,因为比较中立客观地报道动乱和暴乱,也遭到了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围攻威胁,不得不在内容和语气上有所妥协。
不得不说,反对派也颇能利用人性的弱点。这次动乱之所以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不少香港市民希望保留犯事不用被遣返内地受审的“特权”的自私心理;提出“反送中”的口号,通俗明了,将本来不符合公义的要求合理化,并挑动他们与内地的对立。再譬如,本来很多家长并不赞成子女参加这些游行示威甚至暴力冲击行动。但当这些冲击行动发生后,作为家长自然担心子女将来受到法律追究,前途受损。反对派利用这些父母对子女的私心,又发起“香港妈妈”游行活动,裹挟这些父母出来支持和袒护自己的子女,壮大反对派的声势。
反对派还煽动在8月5日举行全港罢工罢市罢课。虽然最后的结果显示,民间自愿参与“三罢”的人不是很多,但反对派阻挠其他人上班的气焰极为嚣张,手段极为卑劣,而香港社会对此却毫无办法,除了少数几个看不过眼的市民出来骂过几句,绝大多数人和机构只能任由他们瞎搞。这就是香港社会自己抵制动乱的能力现实。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重要的公营机构也暴露出纵容甚至暗助动乱和暴乱的真面目。例如香港机场管理局和民航系统大面积“染黄”,许多机场人员和航空公司职工以请假方式变相参与罢工;港铁甚至经常开出“暴徒专列”,免费协助激进示威者快速撤退。
可见,在香港这种现实环境下,期望广大市民和“沉默的大多数”能起来与暴徒和暴力作斗争,根本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3.特区政府管治班子缺乏处置动乱暴乱的经验和胆色,软弱怕事;公务员队伍成分复杂,人心不稳。动乱开始以来,林郑月娥特首领导的特区管治班子进退失据,举措混乱,基本处于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状态。林郑特首和若干高官多次无原则的道歉和退让,大大打击了警队和爱国爱港力量的士气和积极性。从根本上说,动乱和暴乱是反对派故意歪曲修订“逃犯条例”的原意挑起的,特区政府的工作虽有缺点,但不是关键因素,原来就不应该道什么歉;即使为自己的工作不足道歉,也必须着重指出反对派的责任,才能给社会树立正确的是非判断。但诡异的是,林郑班子无论是动乱前还是动乱中,都从无正面指出和谴责过反对派歪曲修例,抹黑内地司法和煽动香港市民与内地对立的险恶用心。一遇示威抗议多一些,就不分是非不分责任地笼统道歉,等于将不是自己的过错统统揽上身,如此自乱阵脚,自毁长城的极端愚蠢的自杀行为竟然一再发生,不能不令人十分费解,十分怀疑。
从政体形式上,林郑班子(特首,司长,局长和副局长,政治助理等)不属于公务员队列,而是归于“问责官员”,负责决策,所以各局也称为决策局。决策官员负决策责任,必须而且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就类似于特朗普可以经常出席集会,发表演说一样。相对地,公务员不负责决策,只负责执行,所以不负决策责任,只负执行责任,所以才要求“政治中立”。然而动乱以来,建制派和爱国爱港人士组织过至少四场较大规模的“反暴力,撑警队”集会,林郑班子的人始终连影子也不见一个,仿佛与己无关,超然事外。
即使按最好的猜测,特区管治班子和建制派中的许多人,也是只求一时苟安,根本没有与反对派作斗争的勇气和能力;更严重的是,这其中的许多人,都有不少财产和子女在西方国家,他们很怕受到西方制裁的牵连,因而总是软弱怕事,甚至企图骑墙投机。相对地,中央即使撤换他们,也会以礼相待,不会有生命财产安全的担心。所以他们宁可敷衍甚至糊弄中央,也不愿与反对派作斗争。显然,这样的人即使不是动乱,也不能再重用了。
香港公务员队伍成分复杂,有不少人持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许多人立场和价值观上与反对派接近,更不排除有“内鬼”存在。由于反对派的暴力示威受到警方的遏制,反对派又出新阴谋,由一个姓颜的香港公务员发起在8月2日晚上举行反政府的公务员集会。显然,反对派的策略是先策反其他公务员,跟着策反其他纪律部队(消防,入境,惩教等)。这些部门的人由于没有直接和反对派暴徒对抗,没有直接承受反对派暴民的侮辱和威胁,对反对派的真面目认识不深,很容易被策反。这个集会号称有四万人参加。不管这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公务员,都肯定会被反对派操纵的媒体大肆夸张渲染,在公务员和纪律部队中制造混乱,瓦解士气。更严重的是,集会中出现了一些原本不属于反对派阵营的人,如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也出来发表附和反对派,批评政府的言论。特区政府对这种变节的情况一筹莫展,更没有任何处分。最近,反对派又鼓动所谓“警嫂”游行,企图分化警队,瓦解士气。
目前香港警察孤军奋战两个多月,身体和精神都已经极度疲惫,还在不断受到祸港媒体的诋毁和抹黑,面临亲反对派司法势力的迫害。在反对派鼓动下,公务员和其他纪律部队的消极怠工甚至变节现象很可能出现并迅速扩散。一旦反对派的阴谋得逞,整个警队在公务员系统中将被孤立,很可能承受极大的压力而意志崩溃,反对派夺权的最大障碍消除。届时即使名义上林郑还是特首,现任司局长大部分还在位,但都将被彻底架空,事事不敢逆反对派意思,成为反对派操纵的傀儡。
4.反对派还到处推销一个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这是又一个致命的陷阱。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即于现有的“监警会”之外,由所谓资深和有公信力的法官牵头,组成一个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调查委员会,调查6月9日以来的一系列暴力冲突。毫无疑问,如果接受反对派的意见,如此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必然是以亲反对派的香港法律界和传媒、社工等人士为主,其“调查”的结论和后果可想而知,因此现在也遭到了警队的坚决反对。即使退一步,亲反对派的人士在这个委员会中不占多数(这点事实上根本无法保证,只能先假设),它的成立至少也有两个更严重的后果:
(1)事实上剥夺了警队的调查权和特区政府的起诉权。既然有所谓专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自然是让这个委员会调查后再说,如果警队继续调查,特区政府继续起诉,反对派必然煽动媒体和支持者,及受蛊惑的人群起而攻之。进一步地,如果警队和特区政府以后的法律行动和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有任何差异,也必受到疯狂的围攻;如果日后再有反对派的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事件,都必须依这个“惯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警队和特区政府不可以擅自拘捕,调查和起诉。
(2)事实上“放生”暴徒,使之逃过惩罚。因为这样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必然行动缓慢,拖拉扯皮,迟迟不会有结论。而在没有结论之前,警队和政府都不能有所行动,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充足的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即使最后能得出一些结论,决定某些人要负法律责任,这些结论必然提早泄漏,相关嫌疑人不是一早逃亡国外,就是已经做好打官司的准备,想好为自己脱罪的借口。因此,这样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最后必然成为纵容包庇暴徒,冤屈迫害警察的致命陷阱。
综上所述,若特区政府接受这个提议,和自废武功,举手投降没有分别。香港的动乱和暴乱必将彻底激化,完全无法无天。然而按目前的态势看,反对派这个貌似“中立”的提议颇能迷惑相当部分的人。反对派的支持者自不必说,不少中间派(例如著名学者陈弘毅)和建制派(例如自由党议员钟国斌),甚至前政府高官(如上届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长张炳良)都附和。据说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内部多数人也认为“可以接受”,“不是大问题”等等。只因警务处长坚决反对,林郑特首尚有疑虑才未被采纳。不过,如果反对派成功煽动更多的人,尤其是公务员支持这个提议,按林郑班子的软弱个性是最终要妥协的。
香港警队对武力的使用显然远低于西方国家水准,香港原来已有各界组成的监警会监督警察的行动,也有廉政公署监察警察是否犯罪和与黑社会勾结,更有自封为“第四权”的庞大的各路媒体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抓警察的小辫子。是否暴力,谁在施暴,都有许多录像和证据,并不难判断,更非需要特殊专门知识。成立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必要性和正当性何在?为什么建制派和林郑班子那么多人附和??
这其中除了本身可能是“内鬼”,或者实在幼稚糊涂的人之外,更多的人最大的原因是可耻的自私:通过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避免了对暴力行为作出任何表态,与及谴责谁或赞扬谁等问题,方便他们继续采取骑墙和投机的态度--既然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没有出来,到底谁是暴力,甚至是否暴力,都言之尚早嘛!香港就是最多这种伪公正的人和事。
综上所述,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无能力平息动乱,香港民众无能力抵制动乱,现在只剩下警队在孤身奋战,但也很快独力难支,动乱和暴乱马上就要失控了。我们出不出手,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主动权不在我们一边。最终形势会迫使我们不得不强力干预,但那时才被动应对,必将付出更大得多的代价。
二、即使香港动乱和暴乱能维持在目前规模,未来形势也非常险恶,对香港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损害非常严重
首先这个“能维持”仅仅是假设,事实是不可能成立的,为方便讨论先假设成立。
2014年非法占中结束时,民意调查反对占中的人接近75%的比例。然而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在其后两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中为建制派带来多少好处。事实上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结果非常险恶,多个港独分子当选议员。如果不是他们自我膨胀太厉害,狂妄地在宣誓仪式上表演甚至辱国,被人大常委抓住机会释法,继而被香港法院判决取消议员资格,因而暂时打击了反对派的气焰,香港的大动乱很可能提早两年就出现了。2014年时特区政府总算“惨胜”,而反对派总算落空,士气不振,尚能有如此结果。现在反对派气势如虹,媒体更几乎被它完全操控,可以预期反对派很大机会在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和明年秋的立法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立法会选举虽有“功能组别”限制反对派当选,但在大环境大形势下,很可能有不少建制派中的投机分子和骑墙派向反对派投诚。这样一来,反对派将全面掌控香港各级议会,特区政府任何政策都不能施行,完全被架空,反对派成为香港的实质管治者。
前文解释过,香港是一个远远没有完成去殖民化的地方,因此民众的思想觉悟程度非常有限,不容高估。他们多数人只顾自己生计,即使对反对派有所不满,也不会积极表达和积极投票。而那些积极投票,对政治热心的人,却又很容易受反对派的蛊惑。因此千万不要以为现在一些香港民众感受到反对派的白色恐怖威胁,就会在将来的投票中选择“踢走反对派”。他们更大的可能是不想被反对派骚扰而不去投票,甚至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惧怕反对派的报复而不得不投反对派的票。这个状态在香港的去殖民化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在建制力量没有组成强大可靠的中坚之前都不可能改变,而去殖民化和建制力量的重塑仅凭香港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的。
香港本来在大湾区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的重要角色和作用,现在都得落空。不仅如此,香港原有的中资企业和项目,与及反对派所指的“亲中”企业和项目,都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威胁,甚至这些企业的人员也不安全,已发生文汇大公集团职员在外就餐时被港独分子殴打事件,与及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机场被暴徒非法禁锢和殴打等事件,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恶性事件陆续发生。即使对香港本地企业和本地经济,长期动荡的局面也只会带来巨大损失,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结果。至于对香港民众生活的破坏甚至人身安全的威胁,对国家尊严和威望,对香港形象的损害就更不必多言。
因此,这场动乱即使侥幸能在一定时间内控制在目前的规模,对国家和香港在政治经济上的损害也完全不下于采取强力措施平乱的风险,但却没有后者的收益,而且还必须时刻警惕和防备动乱和暴乱扩大,国家和香港长期不得安宁,等于伤口溃烂血流不止,还要时刻担心病情扩大和扩散。
三、中央出手平乱的风险和收益,应对措施和平乱的时机
主张让香港乱一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手的人,主要担心的无非是两件事:
1.可能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纠纷和摩擦尚未完结,这是雪上加霜,担心中国扛不住。
这种担心是过虑。中国只要出手平乱,粉碎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西方群起攻之是必定的。但所谓“谴责”只是嘴炮,可以置之不理;关键是西方国家可能采取怎样的对华制裁?对我们有多大影响?
那些担心西方制裁,主张“不到万不得已不干预”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懂得西方制裁所依据的逻辑。这个逻辑并不是平乱的必要性,而是平乱的代价,说白点就是因为平乱流了多少血,甚至死了多少人。西方对于任何不喜欢的政府,都巴不得其越乱越好,因此任何情况下的平乱在西方看来都是不必要的。为争取西方“谅解”而到“万不得已”才出手平乱,不仅注定要落空,更是另一种形式的向西方献媚。
但西方政客在煽动对某国实施制裁时,必须对本国民众有所交待。西方国家的民众当然也不会有耐心去了解平乱是否必要,事实上在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下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了解动乱的真相。他们只会注意最直观最感性的东西,即有没有,有多大的所谓“人道主义危机”?回顾最近三十年的历史也可以非常清晰知道:无论是八九事件后对中国的制裁,还是后来对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制裁,都是借口那里死了很多人,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所以,如果按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那种意见,等到香港特区政府垮台和警队瓦解,反对派和暴乱分子完全得势,甚至占据政府大楼宣布独立时才去干预,这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很有必要,但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不得不动用高度的武力,从而无可避免地出现大量流血和伤亡。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完全不会理会平乱的必要性,只会无限渲染和夸大伤亡,疯狂地向他们的民众灌输什么“血腥镇压”和“屠城”云云。这个时候才会招致西方国家最大程度的制裁。相反,如果趁港独暴乱分子尚未得势时以雷霆手段迅速控制局面,并逮捕一批反对派头头和幕后策划的外国特工,反华势力虽然恨痒痒地咬牙切齿,但却难以找到煽动起国内民众情绪的口实,同时不得不顾虑他们自己人的安全,这时中国所承受的制裁才会减至最小。
无论如何,中国因此遭受的制裁程度只会远低于俄罗斯,俄罗斯都能扛得住,中国反倒扛不住?中国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制裁是双向的,我们受损失,西方也不会好过。西方国家都是很现实的利益主义者,“意思意思”那么几个月,看到香港的大局已定,再和中国对抗也没什么好处,就会纷纷降低以至取消制裁。这样的结果还怕什么??
相反,如果因为害怕制裁而不敢采取强硬手段,该做的事不敢做,只会让西方反华势力看到中国的弱点,此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搞事,滋扰和敲诈,中国必将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2.担心被台独势力利用,影响台湾选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这种担心更加是不必要的。即使蔡英文再当选,她已经没有什么政治能量,反而掀不起多少波浪。蔡虽然搞“软性台独”,“渐进台独”,但基本上还是一个维持现状者,她能做出什么动作也在预期当中。相反,韩国瑜则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风险。他的政治能量远高于蔡英文,其政治立场的真面目未知,一旦当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麻烦。
还有人担心强力平息香港动乱会给人攻击一国两制的借口。其实,一国两制在台湾早已被污名化,国民党也从来不承认。目前,一国两制的实际效果只是维持台海和平的一种口号。解决台湾问题,最终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因为怕这个怕那个不敢果断平息香港动乱,同样只会让台独分子野心膨胀,台海和平难以维持。相反,果断平乱,才能展现中国的决心和能力,台独分子嘴上骂得再起劲,心里始终害怕,这样台海才有可能再获得二十年和平。
综上所述,“万不得已才出手”的主张是错误甚至有害的,是对西方政治逻辑的无知,对可能风险的夸大,对自身实力的不自信。执行这样的绥靖政策,最后一定会被反华势力逼进墙角,陷于非常被动的局面,遭受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损失,误国误民,绝对要不得。只有迅速果断地以强力措施平息香港动乱,彻底改造香港的司法、教育和舆论环境,才能使香港成为对国家真正有益的特区,才能保证一国两制的贯彻落实和香港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人民幸福,这颗东方明珠才能重放光彩。
不能再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