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欧洲土地私有化 如何催生封建制和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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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偶婚制普及化以后，欧洲所有的游牧部落，将公有土地都分给了各家各户。当然，并非绝对平均分配，那些自称为“王”的新贵族们及其扈从队，分得的土地要多得多。

土地几乎是各氏族部落与其成员的唯一经济纽带，土地全部私有化后，氏族部落就名存实亡，再也保护不了自己的成员了，那么不只是原来的西罗马帝国地区，而是整个欧洲都进入了无政府的“黑暗期”。

于是欧洲原来为争夺土地的“私战遍地”，变成了“暗杀遍地”。就是抢夺土地者要抢夺谁家土地，必须先杀光其全家，否则哪怕只留下一个人，其家的土地法律上仍然属于那一个人。

这迫使农户纷纷将自家土地交给住在城堡的领主，唯一要求是仍被准许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他已变成了领主的佃农而持有自己的土地，当然好处是再也不用担心全家被暗杀。只有领主一家也被暗杀了，领主名下的所有土地才会属于暗杀者。这又迫使小领主们纷纷投靠中领主寻求保护，中领主们纷纷投靠大领主寻求保护。所有的领主都争相建城堡，弄得欧洲城堡遍地。无论是小领主、中领主还是大领主，每个领主虽然都形成了投靠和保护关系，但实际上都是独立国家，欧洲的封建制就这样与中国正好相反：自下而上逐渐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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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5个多世纪，到了11世纪，终于再无暗杀了，明抢也极少，欧洲人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于是欧洲进入了近400年的世外桃源般的中世纪。

中世纪最典型的特征是封建制基本形成，最简单的方式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与许多弱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和耕作一大片土地，共同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佃农，没有土地的穷人只有卖身投靠，把自己变成领主的贴身侍从。佃农分为两个相当明显的阶级：自由农和农奴。自由农据少数，他们只需向领主缴纳固定租金，便可以自由使用某部分土地。农奴又称佃奴，既非奴隶，又不是自由农。领主不占有他们的人身，不能出卖他们，他们在庄园生活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但没有领主的同意，他们不能离去，因此，与其说他们属于领主，不如说他们属于土地。他们得到了领主分的土地，得付出一小笔定额租金和一定的税款，另外还得交一定量的实物。他们每年还得有一半时间为领主劳动，领主所有的运输等苦工也多由他们承担。

领主实际上为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被称为王侯和宗主。领主所属的佃户——即土地持有者，被称为封臣，也被称为家臣或臣属。往往一个封臣之下又有其他封臣——那些持有他的一部分土地的人。领主和封臣由于贵族出身而区别于平民，他们地位不同等级也不同：王之下是公爵，公爵之下是侯爵，侯爵之下是伯爵，然后是男爵。每个贵族都拥有一批称为骑士的战斗人员。骑士制度堪称封建主义之花。要取得骑士身份的候选人必须是个基督徒，像侠客一样勇敢而且重然诺，忠诚于教会和领主，热忱于保护弱者，尤其是保护妇女和孤儿。

领主和封臣既然是土地所有者，那么所有拥有土地的教会和修道院，其主教和院长实际上也成了领主和封臣。领主尽管爵位有高低，可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各自实际上形成了独立的国家，因而国家中有“王国”、“公国”、“侯国”、“伯国”、城邦和主教国家等等。这些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国家，杂乱地把欧洲大地拼凑成了一块花色很乱的地毯。如法国就有诺曼底、勃艮第、波旁等公国，有巴黎、香槟、昂儒等伯国······意大利有萨瓦和米兰等公国，有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邦国家，还有教皇的主教国家及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王国等；德国有巴伐利亚、奥地利、卢森堡等公国，有符腾堡和提罗耳等伯国，有勃兰登堡和路萨提亚等侯国，有科隆、美因兹等主教国家，还有汉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城邦国家······这些星星般的“碎块”有些极小，有些很大；有些是共和国，有些是君主国，有些是贵族政体国家。

各国家内部通过臣礼和锡封的形式，形成一种封建契约的关系。臣礼为：封臣到领主的宫廷去，跪在领主面前，把自己握着的双手放在领主手中宣称道：“我宣誓效忠于你，依附于你。”锡封为：领主交付给封臣一面旗帜，一根木杖，一张契据，或者只是一根小树枝或一个土块，作为封赐采邑给封臣和许诺庇护的一种象征。从此，领主不仅要庇护他的封臣以抵抗入侵者和盗贼，而且还要注意他们在任何争端或争论中是否获得公道；封臣则对领主负有如下义务：兵役、宫廷劳役、缴纳特别款项等等。欧洲各市镇大多成了国王、公爵、侯爵、伯爵或主教的采邑，必须向其领主提供兵役和钱财以换取庇护。还有一些市镇反而附庸于农庄和村落的领主，因为中世纪封建制的欧洲显然也在补农耕文明这一课，多数人生活的重心在庄园，在乡村的一个个城堡，其世外桃源般的神秘，得到那一个个城堡四周的田园诗中去找。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对这种田园诗有更详细和生动的描述：  

中世纪欧洲的典型农庄并不是一个人拥有一块土地，由他一家或几个雇工在此终年耕作，而是由若干家庭共同拥有、共同耕作的一大片地产——在英国称为庄园，庄园的面积大小不一。一般佃农住在茅屋里，集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村庄，也许几个村庄。这些村庄离城堡或设防的庄园宅第不远，一旦遭受外来攻击，佃农就能迅速撤入城堡以求安全，同时协助领主进行防御。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经济单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生产一切食物、衣服、工具以及其他经济货物。每个庄园都有一个磨坊、面包房、酿酒坊或一架葡萄榨汁器等；在这些佃农中，除农夫外，还有铁匠、磨坊工、酿酒工、织工等工匠。行政人员有管家——代表佃奴并分配他们的劳役，同时还管理羊倌、猪倌、牛倌及养蜂者。村庄最简陋的农舍里住着自由农和农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艰苦而单调。他们夜里极少使用蜡烛，住房一年到头都十分凄清。他们的伙食是粗劣的，经常遭受天花、伤寒、霍乱等疾病折磨，因而出生率是高的，死亡率同样高。

每个领主的财富和权势主要依靠他的庄园面积和价值大小而定。最小的领主通常只不过是一个骑士，他们一般都有一座庄园宅第作为住所，大领主则有一座城堡。城堡通常建筑在山上或巉崖之上，既是住所又是城寨。四周除守望塔外，还筑有坚固的围墙和壕沟，上架吊桥。城堡是阴暗和潮湿的，与世隔绝。城堡里没有电灯、浴室、电话，甚至连好的灯火都没有。领主和家人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也很少有兴趣去阅读或研究。许多领主用剑的本领高于用笔，许多贵妇使用绣花框架的本领高于使用书本。城堡也有热闹和快乐的时光，那就是时常举行的盛大典礼、节日宴会以及运动会。尤其是碰上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样特别的节日，全庄园的农民可以全体参加。

当然，对于农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是那一个个修道院和乡村教堂。修道院成了学校、医院、旅店和慈善机构。那里是孩子们上学的地方，是收治麻风病、精神病等各种病人的乡村医院，还是孤寡收容所、盲人院、残废院。好客被视为修道院的传统义务和美德，由主教、教区神父和修士们自己出钱来作为陌生人和旅客的食宿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而，那里几乎成了孤寡无助、病痛残疾和贫穷流浪农民的家。至于乡村教堂，则更成了团结和凝聚农民的理想场所，他们的命名礼、坚信礼、婚礼和葬礼等，都在那里举行。这些礼仪以庄严肃穆的仪式深切地触动了他们的感情与志趣。教堂以会餐、禁食和圣日假期的各种精心设制的节目，深刻地触及了所有观众的心灵，并鼓舞他们的日常工作。

中世纪欧洲的庄园生活尽管有很多落后之处，但比起古罗马或古埃及的农庄生活要好一些。这里已经几乎没有奴隶制了，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一般都受到尊重。虽然领主与佃奴属于分隔很大的社会阶级，但他们都是基督徒，可以平等地互相会见。庄园里还存在着农业民主，每个农民和领主一样，在庄园中都拥有自己的一份地，在管理方面也都有其发言权。但并不是所有欧洲的农村都有封建式的庄园，如在意大利就自始至终抗拒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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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夏朝是把1万多个部落分封成了封建制诸侯国，欧洲的部落则是自己进化成了封建制国家。其数量有多少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好几千甚至近万应该是有的。因为其绝大多数是村或乡村规模的骑士国家，例如仅德国统一前，境内就有314个邦国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最大的主教国家虽然土地总面积占了欧洲土地面积1/3以上，但因为每个主教国家的面积都很大，所以其数量不会太多；其次的王爵国家和公爵国家，每个国家的领土面积很难超过一个县的地域，因此数量也不会太多；骑士国家的数量因为占绝对多数，所以名列第一；数量第二多的当然是侯爵、伯爵、男爵国家。

主教国家领土占了欧洲领土的1/3以上，每个非教会国家又都有教堂和修道院，所以实质上是基督教在统治中世纪的欧洲。如果基督教学习中国的夏朝，将整个欧洲统一成为一个封建制超级大国，应该是不太难的。但是，选任何一个王爵国家牵头，欧洲超级大国都会变成封建专制的王权国家，基督教反而要拱手让出统治权，其当然不会作这种愚蠢的选择；直接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让基督教直接走到前台执政，那又是在开历史倒车。因为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三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都早已灭国，基督教这个时候还在有民主传统的欧洲，选择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不是在开历史倒车是什么？所以，基督教才最钟情于欧洲中世纪，因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最适宜于基督教的统治。既然如此，基督教当然绝不会去考虑如何把欧洲好几千封建制国家统一起来。

但是，和老子在《道德经》里所描述的中国夏朝初期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一样，欧洲大小封建制国家也都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很难发展商品经济和大量积累财富，必然制约生产力发展，所以，既然基督教自动放弃了统一欧洲，那么在政治经济学内在规律的推动下，欧洲必然诞生大小不一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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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法、英、俄、德和意大利五个大国中，诞生的第一个民族大国是法国。法国把自己的国家历史前推至法兰克王国，但是至少得不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认，因为法兰克王国的领土也包含这两个国家。

公元987年，一个名叫休·卡培的贵族成为法兰西的国王，他的后裔卡培家族在若干世纪，一直是法兰西的国王。因为基督教在幕后支持的封建地方势力十分强大，国王也只是徒有空名而已。从1180年到1223年在位的国王菲利浦二世，因才略超群而被称为奥古斯都。他为加强法兰西的君主政体作出了许多贡献，例如，原来的国王必须向领受采邑的贵族致敬，他废除了这个习惯。再如，1214年他击败了英格兰的约翰王，夺取了约翰在法兰西的土地，粉碎了法兰西北部和中部的封建势力。他借势而上，一手挥舞刀剑，一手拿着外交和王家法律，一步步战胜了封建领主。而且法兰西政府，取代了封建领主们的官吏。

他的孙子路易九世1226年至1270年在位，被公认为圣路易。因其在十字军东征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而且为人公正，受人尊敬，因此有条件对法兰西的君主政体进一步作出不朽的贡献。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他死去了。路易九世的孙子菲利浦四世，绰号美男子菲利浦，1285年至1314年在位。他决心真正统一法兰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国中之国”——即法兰西境内的教会国家宣战。他宣布向教士征税，并且要求法兰西主教必须接受王朝法庭的审讯。教皇反抗，威胁废黜菲利浦和开除其教籍。必须有人民作后盾才能战胜教皇，他召开了一个议会，叫做法兰西三级会议。它由三个集团组成：主教、贵族和平民。从此，平民的代表在法兰西历史上以第三等级著称。

这个三级会议，把法兰西主教也争取过来加入了国王的阵营。主教也正好想摆脱罗马的税务，因为税率太高。正好，老朽的教皇死了，继任教皇是其朋友，法兰西与“国中之国”的斗争就这样以胜利告终。到菲利浦四世末年，法兰西大多数的封建领主已都隶属于国王了，长期迁移不定的首都也最终落户巴黎，国王从此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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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诞生的第二个民族大国是英国。英格兰的情况较为特别：封建贵族们多是男爵，势力都不大，谁也无力称王，因而一代代的国王多是外来户。1066年，法兰西的诺曼底公爵威廉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杀死了原来并不强大的统治者，征服了英格兰，自己称王。威廉国王经过20年的不断扩大势力，统一英格兰的条件终于成熟。1086年，他派出官吏走遍英格兰，将每个人的财产登记在册，汇编成书，这部书在英国历史上以《土地清册》而闻名。有了这部书，他便知道每个人该缴纳多少税赋了。他接着开始分化封建领主们的势力，要求某些领主的封臣来见他，必须宣誓只效忠于他一人。于是，他让许多封臣不得不站到自己领主的对立面，封建势力大大削弱。威廉国王的下一步重大行动是统一语言，并用新语文编辑法律。因为他，现代英语开始诞生了，法律也诞生了。

在他之后是一连串软弱的国王，封建势力和教会势力再次抬头。到亨利二世时，与贵族和教士曾有过激烈的斗争。亨利二世倒是战胜了封建领主——男爵们，但想用王朝的法律审判教士却失败了。彼此争斗了多年，在1170年，他的朋友竟将英格兰的大主教刺杀了。这是帮了他的倒忙，他后来不得不屈服，不得不在大主教的墓前悔罪，也不得不放弃了贬抑教士的努力。但他建立了陪审团与习惯法，可谓有口皆碑。用陪审员制度为基础的陪审团，定期在全国开巡回法庭，从而代替了英国原来旧有的审判法。这一被统称之为“习惯法”的法律，后来便从英格兰推行到了一切英语国家。

亨利二世死后，贵族们又联合起来，于1215年强迫其子约翰王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列举了公民若干基本权利，否定国王有支配任何一种公民的个人财产和自由的权力。大宪章让英格兰成为一个法治而不是王治的国家。约翰王还被迫承认教皇是英格兰的封建宗主，他自己只是教皇的封臣；他还被迫把自己在大陆上的土地让给法兰西国王。这一系列被迫让他郁郁寡欢，第二年就死了，把艰难的局面留给了儿子亨利三世。亨利三世因为违反了大宪章，男爵们便武力相向，1265年他战败被俘。男爵们的首领是国王的妹夫西蒙，西蒙为了进一步限制国王的权力，便又弄出了一个下议院。

西蒙从每个州郡召集两名骑士，从每个城镇召集两名市民，来参加国民会议。可是开会时，又不能和那些主教和贵族在一起辩论，于是便形成了下议院和上议院。两院都争权，尤其是下议院，坚持要求在国内享有处理征税的全权。两院争得的权力越大，国王剩下的权力就越小。然而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国王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下议院从此成了议会的正规部分。州郡和市镇的代表能与主教和贵族们一同出席国家立法机构的会议，这实在是一个创举，爱德华因此反而在历史上有了独特的地位：他的议会被后人称为“模范议会”，英格兰也实际上成了共和国。

我们必须记住，英格兰的大宪章和“模范议会”，法兰西的三级会议，尽管是贵族与国王、国王与教会争权夺利的产物，但它们都是近代和现代民主制度的萌芽，而且这根萌芽并不是从古希腊和罗马带着原始部落痕迹的民主制度中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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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诞生的第三个民族大国是俄国。关于那个统治俄罗斯达240多年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其都城在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当时俄罗斯分裂为许多小公国，其中东北罗斯的一个小公国——莫斯科公国，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悄然崛起。国王是一个绰号叫“钱袋”的伊凡·卡里达，史称伊凡一世。他尽管爱钱如命，却舍得将大量金银珠宝献给金帐汗及其妻妾子女，从而博得了大汗的信任，终于在1328年获得了金帐汗册封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称号，意即“全罗斯的大公”，有权代理金帐汗征收全罗斯的贡赋。他还不惜重金修建了大主教公署，将全俄大主教的驻节地由基辅迁至莫斯科，从而使莫斯科成为罗斯的政权中心，也成为罗斯人心中的宗教信仰圣地和精神家园，使东正教在每一次与外界斗争中都能站在莫斯科大公一边。

1359年，“钱袋”的孙子季米特里继位。虽然他才10岁，却立志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悄悄准备了21年，31岁的季米特里便率领莫斯科公国的军队，与金帐汗国的军队在顿河之滨的库里科沃原野上展开了激战。激战后幸存下来的罗斯勇士们聚集到大旗下，“乌拉”的欢呼声在原野上久久回荡。在季米特里有生之年虽然没能战胜蒙古人，但他在遗嘱中向子孙和臣民郑重宣告：“我的子孙将不再向金帐汗国缴纳贡赋。”1462年，伊凡三世即位，10年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由于这个缘故，他将自己看做是拜占庭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和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他还把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作为俄罗斯的徽章，永久地镶嵌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上。从此，，这种帝国崇拜的情结，也深深地融入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中。1480年11月，他率领罗斯军队在乌格拉河结冰的河面上大败蒙古军队，从此彻底结束了蒙古人对罗斯的统治。他后来又相继吞并了几个公国，于1485年基本统一了东北罗斯，此时莫斯科公国的领土面积已有280万平方公里。金帐汗国的残余蒙古人，后来就消化融合进了俄罗斯，变成了俄罗斯的鞑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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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欧洲民族大国的统一建国，比最早统一建国的法国要晚870多年，比俄国也要晚近400年。正是这晚的八百多年，才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意大利统一建国的最大障碍有二：一是基督教。因为教皇国占领着大片意大利的领土，尤其罗马城堪称意大利的心脏，没有罗马城的意大利就如同一个人没有灵魂，但是教皇绝对不会把罗马城拱手让给意大利。二是奥地利。因为意大利的大多数土地被奥地利统治着。

德国统一建国的障碍比意大利更大、更多：首先是德国各自独立的314个邦国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谁也不服谁，谁都坚决不接受统一。其次是德国内部已出现一些强大家族式的王国，如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霍亨索伦家族的普鲁士，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还出现几个领主联合的共和国，如阿尔卑斯山谷里坚强的日耳曼人联合建立的瑞士共和国，它们绝对尿不到一壶，打死都不会选择统一。第三是基督教深知一旦最强大的德国统一建国，基督教不但很难控制德国，德国甚至会成为基督教的死对头，所以一边表面支持德意志皇帝优先统一德国，再统一欧洲，一边拼命架空德意志皇帝，在背后怂恿和支持封建领主们与德意志皇帝作对。第四是法国一者占领了一些属于德国的领土，二者害怕德国统一建国后压自己一头，所以在背后拼命使绊子，阻止德国统一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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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和意大利要等中世纪过去几百年后才统一建国，但事实上，欧洲尤其是西欧的政治版图，在中世纪已初步形成。

在最初的十字军东征时，就消灭了阿拉伯倭马亚朝逃到西班牙半岛建立的穆斯林帝国，西班牙半岛上于是出现了3个基督教国家：葡萄牙、卡斯提耳、阿拉贡。葡萄牙虽然是一个弹丸之国，当时人口不足百万，但是卡斯提耳和阿拉贡通过婚姻关系合并为一国的西班牙，1492年前后人口已有750万左右。

欧洲除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例如苏格兰、匈牙利、波兰以及丹麦、挪威和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了14世纪，已在民族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统一的政治组织，即各民族国家已有了本民族的国王实行独立而统一的统治。当然，其中大多数国王的统治并不是专制的，而是仍带有封建制度的遗痕，还要受到民主选举等限制。

一部欧洲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的后期，近千年一直战火不熄，谁知刚和平了200多年，反而导致西罗马帝国崩溃，此后又是战火不熄。到了中世纪刚和平了不到400年，谁知进入欧洲民族国家纷纷统一建立时期，欧洲反而又是近千年战火不熄，又成了世界矛盾爆发的焦点地区，这是为什么呢？（未完待续）

作者 张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