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制度才是古代中国 恒久的第一生产力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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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的后半期实际上处于藩镇割据的分裂状态，加上五代十国和宋、辽（金）、西夏并列的分裂，中国实际上已分裂了524年。如果没有外来的蒙古铁骑，内部根本没有力量能统一中国，中国不知还要分裂多少年。所以，元朝的最大功劳，不只是统一了金国、西夏和南宋，还收复了西藏、新疆等地区，灭了云南的大理国，征服了贵州地区的一些小国，攻下了交趾（越南北部），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在与菲律宾相邻的黄岩岛等岛屿上设了界碑标志，其东北边的领土到了包括朝鲜半岛、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广大地区。除此之外，元朝还攻占并建立了伊儿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四个汗国，使当时中国的版图北边越过俄罗斯直达北冰洋，西边到了波斯、巴格达、大马士革，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人也已臣服于它，东南边到了东海和南海，成了人类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空前第一大帝国。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最初兵力只有20万，其中蒙古兵只有10万，另一半是汉、女真等其他民族的兵，却能打出来这么大一个帝国，真是一个千古奇迹！真是把军事第一生产力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来看看这个千古奇迹是怎么创造的：

首先，蒙古民族是金朝统治下的一个刚脱离母系社会的游牧民族，成吉思汗能统一蒙古民族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统一后能建立王权制度和千户制，使各蒙古游牧部落统一后能一跃进入国家体制，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其次，最初的蒙古人贫困至极，越穷越能吃苦，打起仗来在马上两天不吃不喝也能忍下来并且继续战斗力旺盛。剩下的难题是如何把蒙古人不惧死亡、勇猛作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办法就是：一，让军事第一生产力所直接掠夺的财富由将士们共享，将士们不但经济上迅速由穷变富，而且因为那些战败的王公贵族被他们踩在脚下，他们政治荣誉感也高到了极点。二，纪律极其严明。三，百战百胜，而且多是以少胜多，将士们因此越来越自豪。越自豪，作战越勇敢。

第三，金国末代皇帝说蒙古军队：“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蒙古马虽然身材矮小，跑速慢，但是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加上蒙古人精于骑术，所以蒙古铁骑是全球最精锐的骑兵，这就是“恃北方之马力”。至于“就中国之技巧”，这里的中国指金国，因为金国的领土是华夏的中原地区。蒙古军队极为重视工匠，从金国、西夏的军队那里学到了各种攻坚技术，还学会了运用火药和使用投石机，并专门成立了炮兵，攻城时具有无坚不摧的威力。号称永远都不会陷落的巴格达城墙，在包括1000名汉人炮手在内的蒙古炮队面前变得不堪一击。蒙古军队还有火药武器装备，当时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从未见过火药和火箭类武器，见到后心理受到极大震撼，往往城未破已失去斗志，弃城而逃。蒙古军队攻击波兰军队时，将含有砒霜、巴豆的火箭射入波兰军队营帐，产生强烈的毒烟，造成很大伤亡，西方军队将此视为妖术，顿时斗志全无。

第四，极其高明的战略战术。蒙古军队设立了叫做“预力得格其”（实施战斗）的参谋部，传达命令和情报的“箭速传骑”一昼夜可急驰400里，战术极为灵活。更高明的是战略。当时西夏、金国、南宋虽然都到了“富不过三代”定律的末期，都腐化堕落，国力都不强，但是成吉思汗仍然选择了先打新疆和中亚地区更弱的西辽及花刺子模王国，付出极小代价获得了极大胜利后，一是大大激励了士气，二是确定了进一步西征的正确战略。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只有部落和莫斯科等各自孤立的公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易于各个击破。中东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已分裂，西边又面临来自欧洲基督教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那么蒙古铁骑从东边打过去，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胜券在握。所以，通过三次西征，蒙古铁骑就打下了四片领土，成吉思汗引军东归前，把四片领土分封给了四个儿子，后来发展成为四大汗国。

虽然成吉思汗在灭西夏前就死了，但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按照既定战略，先灭了西夏，然后与南宋合作，南北夹击灭了金国，之后于1271年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8年之后灭了南宋，统一中国。

元朝本想让中国退回到畜牧业时代，契丹人耶律楚材劝阻说：农业税收远多于畜牧业，才作罢。统一全国后，元朝反而极其重视农业：禁止圈占农田为牧场；招集流民，鼓励垦荒，免税一年，第二年税收减半；设立专管农业的机构，将“户口增、田野辟”视作考核地方官吏“五事”的前两事；建立村社制，50家立为一社，选择熟悉农事的长者担任社长，在社中促进农业生产，后来又以社为依托设立社学，传播农业知识技能；设都水监与河渠司，专门负责水利事务；政府印发《农桑辑要》，王祯也编著了37卷的《农书》；将南宋后期长江流域的棉花种植推广普及到黄河流域，将黄道婆的棉纺织技术推广普及到全国。

如果说宋朝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高峰，那么元朝就把这个高峰推到了更高的高峰。元朝给了商人很高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其中“以功利诱天下”的政策，大大冲击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思想。加之元朝战争期间因为战争后勤运输需要，特别重视陆路交通建设，将驿站制度发展到了顶峰，修建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海路漕运也规模空前，这些无疑都有利于元朝的商业大发展。

商业越繁荣越需要纸币普及化。元朝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在元朝呆了近12年的马可·波罗说：“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的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

元朝回回医学、天文学、工程学等科技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以村学与书院为主要特色的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元曲更是大放异彩，到了元朝中期理学地位也极高。中国自元朝始设立行省，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全国尊奉孔子，上都、大都及行省、州县各立孔庙，官吏要每年祭祀，忽必烈因而赢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后来他的孙子铁木耳更是给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官田5000顷，供祀孔子。

元朝如此强大，国祚却只有97年，短命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蒙古人是由游牧部落跨越式进化到君主集权制的，皇位继承还难免要保留部落民主特色的汗位继承制度，即新皇帝要由诸汗王和贵族参加的忽邻勒台（民主会议）选举产生。成吉思汗威信高，他在世时提的候选人，一般能较为顺利地通过，之后即使是威望很高的元朝建立者忽必烈，也因为没有得到绝大多数票认可，导致发生数年战争并付出了四个汗国分裂的代价，才坐稳了皇位。从元世祖1294年去世到1333年的40年中，竟然换了9个皇帝，最短的一个不到两个月，9个皇帝中有6个是在激烈斗争或武装冲突后登基的，有两个被杀，还有一个被推翻后失踪。各方势力争夺皇位如此激烈，当上皇帝后不是在防被推翻，就是在想如何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要么就是在想既然儿子继承皇位希望不大，不如干脆利用皇权多捞一点，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认真为国为民当好皇帝？

二是个个草原牧民出身的年轻皇帝，突然后宫佳丽少则几百，多则几千，难免纵欲过度，元气大伤，当不了几年皇帝就驾崩了。但他们却个个想长寿，于是每个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谒见帝师，受戒七次，并颁旨：打喇嘛者截去手臂，骂喇嘛者割去舌头。并且个个皇帝对做佛事特别慷慨，而佛事最多时达500余种。大臣张养浩在1310年作过粗略统计，如果把当年国家的财政总开支一分为三，那么朝廷每年用于佛事的开支就占其二。根据元朝宣政院的材料，仅1318年全国各寺院做佛事就用掉面粉40多万斤，油8万余斤，每日用羊1万只，比全国官俸和兵饷的总开支还多。皇帝带头如此挥霍，怎么可能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三是辽、金、西夏都是一开始就努力汉化，蒙古人却并不懂中国的政治，实际上把中国当成了侵占到手的殖民地，因此坚决抗拒汉化，结果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三大变化：一，四大汗国因为路途遥远，回大都开一次选举或重大决策民主会议，路上往返得半年至一年，所以来往越来越少，后来实际上脱离中央王朝独立了。二，既然抗拒汉化，官制当然就极为简单，“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法”这十个字，就充分说明了元朝选官是没有制度制约的随意人选，那么高官和贵族自然而然实行了世袭制，中下层官员因为要溶入争夺皇权的各种官僚集团，只有卖身投靠或买官卖官才能得到选拔，这当然会导致整个官僚阶层或者低能，或者堕落，或者贪腐，或者强横，或者怠政。官僚阶层中，自然以蒙古人为主，不过“凡金人（即女真人）之来归者，都以原官授之，”剩下留给汉人官员的位子当然就少之又少了。三，元朝虽然无明文规定，但事实上把人民分成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诸部落人，谓之色目，第三等是原金国的汉人，第四等是原南宋的汉人，谓之南人。实行世袭的职业户计制度，好的职业当然都是第一等的蒙古人世世代代占有，蒙古人因此日益贵族化了。一等公民越富贵就越怕死，蒙古铁骑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蒙古木骑”，甚至“蒙古纸骑”。到了元朝中期，蒙古统治阶层显然对中国政治有所认识，意识到继续抗拒汉化，必然进一步扩大蒙汉矛盾，会诱发汉人军事第一生产力的“武备”，便通过推行科举制开始汉化。但是，科举规模远小于唐宋，而且各民族分榜录取，蒙古人依然优先，导致以推行科举制和尊孔为核心的汉化，对缓解蒙汉矛盾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四是元朝末年，据史书记载：“水旱疾疫，及山崩地震诸怪异，所在迭见。”通俗的说法就是水灾、旱灾、虫灾、饥荒、地震频繁发生，14世纪至少有36个冬天异常严寒，那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瘟疫。一个接一个的天灾，终于激活了潜藏已久的汉人军事第一生产力之“武备”。

1351年，朝廷征发17万南方农民来北方修黄河，白莲教首领便乘机在修河必经之地埋一个独眼石人，然后在民工中散布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元朝制度第一生产力由正转负，先激化了蒙汉民族矛盾；元朝军事第一生产力由正转负，又导致“蒙古纸骑”被以红巾军为首的各路农民起义军打败，元朝于1368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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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刘邦是一个准农民皇帝，那么朱元璋就是一个地道当过乞丐的农民皇帝，这样的皇帝建立的明朝，一定比汉朝更具农民特色。

特色一：既然明朝是老朱家的天下，朱元璋当然就有理由将自己不能当皇帝的另外2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封为藩王，这样才是老朱家25兄弟共享天下。朱元璋当然不会想到，他死后，燕王朱棣会因封王而有军事实力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他皇孙建文帝的皇位。他更不会想到，其实朱棣夺皇位无论于国于民，还是对他老朱家来说，都是好事：因为有了明成祖朱棣南征北战，扩大了明朝领土；有了郑和七下西洋，南洋59国不远万里来朝觐大明王朝；有了迁都北京及《永乐大典》问世等等；有了削减藩王兵权、封地，避免了老朱家26兄弟再次发生血腥内斗；有了明朝从洪武到永乐再到仁宣之治的最初67年国强民富的盛世。

特色二：农民皇帝，当然最懂怎么快速恢复和发展农业。从公元1368年的洪武元年开始，朝廷就规定：“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如数给与。”朝廷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对于荒地较多的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各处新垦荒地都“永不起科”。朝廷大力推行屯田政策，鼓励民屯、军屯、商屯。因为起义军推翻元朝的战争特点是：各路起义军先打败元军，后相互厮杀，直到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残酷的战争持续了17年，导致很多地方荒无人烟，所以上述“三屯”导致明朝初年出现大规模跨省移民。

民屯分为移民屯种、募民屯种等等。洪武年间，朝廷不断把地狭人稠地方的百姓迁往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垦荒地，这就是移民屯田。政府发给他们路费、耕牛、农具等，还规定免除三年的赋税。政府还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荒地，每人给45亩，又给地2亩种菜，这就是募民屯种。朝廷还把犯罪的官员和犯罪的百姓发配到偏僻地区屯种。一般垦荒的田地归百姓所有，而民屯由官府组织，土地属于官田，人民是官府的佃户。

军屯规模最大。明初各卫所一律屯田，屯田总额多达60余万顷，满足了全国100多万军队的需要。朱元璋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商屯是军屯制度的补充。本来是政府招募盐商运军粮到边境地区可换取盐引（贩盐执照），盐商为免除运粮成本，索性雇人在边境屯田，这就是商屯。

除此而外，朝廷还特别重视兴修水利，鼓励农民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到洪武28年，全国各地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0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48处。朱元璋曾下令：“农民田五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

除农业外，明朝工商业也日趋繁荣。元朝人口最多时9000万，到元末至少减了一半，最多4500万。可是到了洪武末年，人口大致6500万，30年增了2000万。明朝人口到万历28年增至1.5亿，最多时达到2.15亿。明朝人口洪武之后继续暴增主要有如下四大原因：

一是玉米、番薯、花生、烟草等新的高产经济作物传入了中国。二是农业技术进一步提高，水稻种植北移、麦类种植南移，实现了稻麦轮作一年两熟的耕作方式，南方很多地方甚至可以一年三熟。三是“丈量土地、一条鞭法”等张居正一系列改革，对土地兼并有所抑制，对农民种田积极性也有所提高，无疑也提高了粮食产量。四是在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国内外贸易繁荣带来的城市大发展、进而带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无疑也促进了人口增长。

特色三：凭朱元璋一人之力，创建了明朝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几乎是朱元璋一人完成了明朝延续了276年的机构设置。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明朝皇帝权力大于历朝历代皇帝，明朝真正是权力集于皇帝一身。二是功臣对老朱家天下威胁最大，所以功臣几乎被朱元璋杀光了，少数没被杀的也大多退休致仕。三是为限制和分化宰相权力，朱元璋先后设立了“四辅官”和大学士，到了明成祖和仁宗、宣宗时期，就发展和完善成了内阁制。四是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条例周密，刑罚手段极为严苛，朱元璋还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后来发展成为东厂、西厂。

皇权越大，用好了作用越大，用不好危害越大。可惜朱元璋的曾孙明宣宗朱瞻基1435年病逝后，明朝皇权用不好的时候，就远多于用得好的时候。

明宣宗的儿子明英宗登基时才9岁，让太监王政控制了皇权而乱政。明宪宗自幼缺乏家庭温暖，对年长自己17岁的宫女万氏一往情深，登基后封万氏为贵妃，万贵妃独宠后宫，因此有了万氏外戚专权而乱政，同时还有太监汪直统领西厂而乱政。明武宗一生纵情声色，不问朝政，使昏庸之臣充斥朝廷而乱政。明世宗在位45年，信奉道教，幻想长生不老，使善于撰写焚化祭天“青词”的大奸臣严嵩得到皇帝专宠而乱政。明神宗10岁时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因为专权得以推行改革，初步遏制住了明朝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税赋盘剥，但深深得罪了官僚地主阶级。10年后张居正去世，明神宗亲政，他居然下旨削去张居正的官职和谥号，剥夺生前赐给张居正的玺书和四代诰命，查抄张居正家产，甚至还要对张居正“斫棺戮尸”，张居正的大儿子和十几个家人在抄家中被逼死。而明神宗呢？居然创下了30年不上朝的空前绝后历史记录。最悲哀的，当然是导致张居正的改革半途而废，错过了明朝抑制土地兼并和赋税盘剥农民的最后机会。明熹宗自幼丧母，由乳母客氏抚养长大，登基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太监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勾结外廷官僚，把持了朝政，乃至魏忠贤成了爪牙遍布天下的“九千岁”而乱政。仁宣之治之后的明朝，好皇帝主要只有两个：一是明孝宗，创造了18年的弘治中兴。二是明穆宗，他启用了张居正、戚继光等能臣，北安蒙古，南抗倭寇，使明朝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

所以明朝中后期创了两个历史之最：一是昏庸怠政皇帝最多，二是宦官、外戚、奸臣专权乱政最齐全。这样的明朝中后期，如果不是内阁撑着，早瘫痪了。但内阁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只能眼睁睁看着贪官污吏当道，锦衣卫（东厂、西厂）横行，像于谦、杨涟这样的大批忠臣被杀，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和像能镇住满清这样的能将李成梁被罢官，像坚持变革的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像与阉党作斗争的东林党遭到沉重打击。

当然受害最深的是农民和国家。这时大地主阶级分化为皇族和豪绅两大集团，他们大肆兼并土地。他们只是巧取豪夺走了农民的土地也就罢了，还要农民缴纳人头税，因为税收是按土地面积和人头缴纳的，农民尽管失去了土地，仍得缴纳人头税。农民无钱缴税，只能大量背井离乡逃入深山或去冒险“盗矿”。地主阶级则竞相隐瞒土地。国家既少了众多外逃农民的人头税，又少了地主阶级隐瞒的众多土地税，自然是税收年年减少，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张居正“丈量土地”和“一条鞭法”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地主阶级少缴税和农民多缴税的问题，既然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终止了张居正的改革，农民多缴税、地主阶级少缴税、国家税收年年下降的问题，当然就全无解了。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例如有浙江矿徒起义、福建邓茂七起义、广东黄肃养起义、荆襄流民起义、河北刘六刘七起义。万历初年以后的50多年间，各地连年遭灾，灾区人口大量死亡，“人吃人”惨剧屡见不鲜，当地官员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变本加厉催逼粮饷，于是陕西白水农民王二率众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其中最大的农民起义，当然就是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

事实上，女真人——即后金——即满清，也属于农民起义。因为如果明朝末年土地兼并矛盾不恶化，不是各地农民纷纷起义，而是国家依然强大，李成梁不被免职，女真人各部落也不会起义或者不敢起义。一者女真人属于少数民族起义，二者努尔哈赤在起义前必须先武力统一本民族各部落，所以努尔哈赤起义就被视为满清反明，而不被视为明朝内部的农民起义。

明朝之所以灭亡并被清朝取代，归根结底是因为制度第一生产力变成了负生产力。其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制度腐败导致经济基础动摇了，财政危机无法化解。明朝本来就财政入不敷出，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财政缺口更大，不得不向农民加征饷银，导致更多的农民加入起义军，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库囊空如洗，为解军需之急，崇祯皇帝只好催逼勋戚、太监、各级文武百官“捐赀助饷”，并暗地里求助周皇后之父嘉定伯周奎先纳银12万辆，为群臣做个表率。周奎哭穷，只答应捐银1万辆。周皇后私下送来5000两，周奎扣下3000两，只捐了1.2万两。所有官员不约而同装穷，有的装模做样把家里摆设拿到大街上卖，有的在自家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最后只筹得20多万两捐银。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北京，重刑向明朝官员追讨军饷，共追讨7000多万两白银，其中周奎没有与起义军讨价还价，就一下拿出53万两。所以，明军是强大的，武器也是先进的，不是败于军力，而是败于没钱打仗。

二是开国明君与亡国庸君对决，失败的一定是后者。一家天下的君主集权制，都难逃“富不过三代”定律，前几代尤其是开国之君，都能力强也励精图治，此后就一代不如一代。清朝的开国之君其实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并列，末代皇帝崇祯是明朝的亡国之君，皇太极对决崇祯，有如天才对决蠢材。

先来看看皇太极是怎么对决崇祯的：一，为了不让汉人把后金与制造北宋“靖康之耻”的金国联系在一起，皇太极将后金国名改为“大清”，将女真民族改为“满洲”。二，皇太极命令清军长期对防守山海关的明军以和促战，即明军严防死守时就不攻，放松防守时就攻一攻。这样，既避免了清军强攻明军造成重大伤亡，又长期牵制了明军，使明军不能分兵回关内与农民起义军作战，长期耗费军饷，让明朝朝廷不堪重负。三，清军先后五次绕道蒙古深入关内偷袭抢掠，其中1641年10月清军杀入关内，深入河北、山东，连破3府、18州、67县、18城，掠夺金银数十万两，人口36万，牲畜55万，所向披靡。当时北京守卫空虚，攻下北京易如反掌，所有人主张攻下北京先夺了明朝江山，唯独皇太极坚决不同意。因为劫掠两省州、府、县、城，既获得了那么多人财物，又对北京及整个明朝北方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是重大胜利。如果提前攻下北京灭了明朝，作为少数民族的大清，就反而成了中国的众矢之的，正与各路起义军作战的明军，甚至包括各路起义军，都会调转枪口群殴清军，清军这才是因小失大。最好是哪路起义军先灭了明朝，清军再灭掉该路起义军，大清统一中国就名正言顺了，清军会受到汉人的最小抵抗。这就是皇太极的远见卓识与大局观。他虽然于1643年一病而亡，但是1644年正是李自成先灭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主动引领清军入关，灭了李自成的大顺国。四，皇太极借绕过袁崇焕的防区打到北京城下，设下反间计诬陷袁崇焕，终于让多疑的崇祯把自己的“明长城”——袁崇焕凌迟处死，还将其首级“传首九边”。

再看崇祯是如何输给皇太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非常节俭勤政，一门心思要挽救明朝，但无奈才能平庸，生性多疑，猜忌刻薄，性子急躁，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爱诿过于人。明朝以官僚贵族为首的地主阶级那么多钱，他却轻易被忽弄，没有能力向官僚贵族地主多要一点钱做军需。他视大臣如奴仆，对“贵极人臣”的内阁大学士说杀就杀，说换就换，崇祯朝杀了两个、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刑部尚书换了16个，其中一人被处死，5人被下狱，两人病死于狱中。兵部尚书换了17个，其中两人被处死。总督及督师被诛者多达7人，其中包括袁崇焕。巡抚被诛者11人，被逮后自杀一人。侍郎以下官员被杀者不计其数。乃至本来是光宗耀祖的出相入阁，反而成了大臣们一件可怕的事，大臣们整天战战兢兢，惊魂不定，哪里敢轻易进言献策？崇祯17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围困北京，京城外的官兵都降了，但李自成直到这时还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他派一个投降的太监向崇祯皇帝提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并承认陕西和山西是其封国。李自成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为朝廷抗击清政权，保卫辽东。”但直到这时，崇祯还不识时务，还要诿过于人。他怪这一切都是当时的首辅大学士魏藻德造成的，命魏藻德“决之”。这样事关明朝生死存亡的大事，魏藻德哪里敢“决之”？“决之”错了马上就得掉脑袋，所以只能跪在地上始终不发一言。于是乎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但仍然派人告诉崇祯，如果宣布退位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崇祯仍然活在梦中，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宣布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起义人员，如果有人能杀死或生擒李自成，封万户侯。最后，当然只能是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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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制度第一生产力发展道路既曲折又大起大落，大起时让清朝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大落时不但导致清朝灭亡，而且导致中国持续了2133年的一家天下之君主集权制度终结。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一向终于明朝朝廷，但被杀，悲痛欲绝的努尔哈赤仇恨明朝也仇恨汉人，但他不敢反明，而是历经36年通过战争和婚姻，统一了处于奴隶制后期的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八旗制度和后金政权。明朝发兵剿灭，但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胜明军。7年后，在与袁崇焕的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不久后含恨去世。

后金保留部落民主制度，不搞嫡长子继承制，因此努尔哈赤死前没指定汗位继承人，而指定大汗汗位继承和废黜大汗，由八旗共议推选和决定废黜与否。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有雄才大略，被推选为大汗。

皇太极统一了蒙古，征服了朝鲜，改国号为大清，改变了努尔哈赤晚年很多不当政策，如轻薄文士、屠杀汉儒等等，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选拔官员也敢重用汉人。对明朝作战，他力排众议，制定了长期的、非常正确的“以和促战”战略。他最大的成就，就是花了五六年时间，使尽了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等各种手段，改变了既难形成统一决策、又随时存在冲突爆发而导致分裂的“八旗议政”，最终让八旗心甘情愿于1632年推举他称帝坐上了皇位，清帝国终于由民主制过度到了君主集权制。

但是皇太极死后，皇位继承尚未完成过渡，仍然得遵行努尔哈赤选大汗的《汗谕》。但是八旗中，有皇太极长子豪格和皇太极弟弟多尔衮两个亲王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却互不相让。最后，实权人物郑亲王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6岁的庄妃之子福临继位。于是问题迎刃而解：豪格不好意思再和弟弟争皇位，多尔衮和郑亲王辅佐6岁皇帝，与自己当皇帝差不多，各方皆能接受。

但是此后的7年，直到多尔衮39岁死时，他大权独揽，实际上他才是皇帝。是他领导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入北京之前，清朝就极力笼络汉人，宣称灭大顺国，是在为中原百姓和士绅“复君父仇”。占领北京第二天就贴出安民告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昭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逆贼不灭，誓不返辙。”同时宣布对明朝的官吏降服者各以升级任用，明朱姓诸王，仍然保留爵位；明臣殉难者，予赠谥世荫，立庙祭祀；而被贬黜的官吏，只要没有贪赃枉法的劣迹都可以征辟录用；还宣布大赦天下，减免地亩钱粮。先后灭了李自成起义军残余，灭了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的大西国。

但是过了两年大清政权巩固后，多尔衮就开始推行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大政策。剃发就是要汉人剃发束辫；衣冠就是要汉人服满人服；圈地就是把京畿500里内汉人的田地都圈占给八旗将士，三次共圈占约16万余顷；投充就是将京城300里内外各州县村庄的汉人都投充为奴仆；逃人就是对逃走的奴仆鞭一百后归还原主，对隐匿逃人者也治罪。汉人因此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仅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句，就可见汉人反抗之烈。这种反抗当然会感染南明军民，所以清军后来攻打南明时，南明军民反抗更烈，导致江阴、嘉定、扬州因久攻不下给清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被清军屠城。

多尔衮的五大错误政策，客观地说，剃发和衣冠是不得不犯的错误。因为当时满人才20-30万，汉人以亿计，如果不统一发型和衣冠，就会天天提醒这么少的满人在统治这么多的汉人，这明显不利于满族政权的巩固。

此外，如果只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当然对满族入关统治中国十分痛惜，不可接受；如果站在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立场上，就应该正确认识到元朝和清朝的建立，都有历史必然性，都统一了中国，都大大扩大了中国的领土，都功大于过。就拿大清取代大顺来说，李自成明显只会马上打天下，不会马下治天下，根本不是开国之君，与朱元璋、皇太极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他是先在西安建立的大顺国，但是却没有将农民起义军改造成为国家军队，乃至打进北京后，向明朝官僚贵族追索的7000多万两白银，本来是应该由政法机关和内务部队追索，然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只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军费拨给军队。李自成却任由起义军去直接追索，所得全归军队，军队当然会竞相过度追索，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会落入各级将领腰包。更严重的是，正因为本来的国家行为变成了乌合之众的土匪军队行为，所以对明朝官僚贵族的追索根本不分良莠轻重，连部属以下的小吏也一个不放，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对时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不但不应该追索，反而应该赶紧派人去向吴三桂进行“加官进爵”的许愿。然而，不但追索了，抓了吴三桂的父亲，抄了吴三桂的家，而且核心将领刘宗敏还连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也据为己有，这才逼准备投降大顺的吴三桂，反而引清兵入关。这样的李自成，即使未被清军入关打败消灭，他能打败大西国、南明、大清而统一中国吗？肯定不能！那么中国就会在很多年里一分为四。所以说，清军入关统一中国是功大于过。

对于汉人对多尔衮五大恶政的激烈反抗，更值得充分肯定。如果汉人没有激烈反抗，多尔衮之后的清政府就不一定会拨乱反正，也就不会有康乾盛世。正是汉人激烈反抗了，才有了多尔衮五大恶政向康乾盛世的过渡。

过渡包含皇权过渡和政策过渡，这两大过渡的核心人物应该是孝庄太后。可以说，两个女人决定了清朝的兴亡，决定“兴”的是孝庄太后，决定“亡”的是慈禧太后。

我们先看孝庄太后是如何完成皇权过渡的。其实多尔衮做了各种准备想取6岁的顺治皇帝而代之，这时对于绝顶聪明的孝庄太后来说，第一就是确保儿子的性命，第二才是确保儿子的帝位。所以，孝庄太后竭力帮儿子装弱智，做好傀儡皇帝，连多尔衮一再阻止给儿子请帝师，有意让儿子荒于教育，意在让儿子变成一个无知无学的傻皇帝，便于自己独揽皇权，乃至儿子14岁亲政时，仍然不识汉字，对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她也竭力隐忍，任由多尔衮随心所欲而为。另一方面，对关于多尔衮如何图谋不轨的告密，她不但不追究，反而告诉多尔衮，换取多尔衮的信任；她总是对多尔衮委曲求全，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甚至有传言她已委身于多尔衮，或者下嫁给了多尔衮，事实上多尔衮已公然以“父皇”身份摄政了。终于熬死了多尔衮，顺治才既保住了性命，又保住了帝位。

顺治亲政后，当然少不了孝庄太后躲在幕后帮助掌舵，但是顺治清算多尔衮，她没加阻止，因为压抑了8年的愤怒，总得释放出来。

顺治23岁就死了，这时已是由上一代皇帝指定继承人了，不再由八王共推。顺治死前选了8岁的第三子玄烨继承大统，就是康熙。康熙是孝庄太后虔心培养出来的，祖孙感情极深。再者，历经三朝、已成了太皇太后的孝庄太后，在整个统治阶级内部德高望重，所以很多贵族大臣都盼望她垂帘听政，她总是严词拒绝。她宁愿躲在幕后帮孙儿掌舵，也决不贪恋权力跑到前面垂帘听政，这才是真正的无私。

她在完成皇权过渡的过程中，也应该完成了政策过渡。因为作为皇太极聪明绝顶的妃子，她应该最了解皇太极，最理解皇太极“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深意。是的，才二三十万人的满人，要统治好以亿计的汉人，难道不是首先要实现强国富民、满汉一体吗？她一定会将皇太极的治国理念传给儿孙，因此才有政策转型，才有康乾盛世。

康熙智除鳌拜后亲政，到康熙20年就平定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藩之乱，接着是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木等等，总之从康熙到乾隆，不断收复西藏、新疆和外兴安岭等失地，到1840年以前，清朝领土面积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西抵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到库页岛，南到南海诸岛，达1316万平方公里。而明朝鼎盛时期领土面积才997万平方公里，到15世纪中后期，失去大半，明朝领土只稳定在400万平方公里。

顺治亲政后采取了轻徭薄赋、允许流亡者开垦无主荒地、地主乡绅招民垦荒予以奖励等措施，到顺治18年，全国土地比他亲政前的顺治8年，增加了235万多顷。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解决了一系列阻碍农业发展的大问题。首先解决的是人口增长而土地不足的问题。康熙下令把明代藩王土地卖给农民或无偿分给原来的佃户。从康熙开始，采取奖励政策和延长起课年限等措施，使清朝前期100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人口迅速增长到3.6亿。其次解决的是黄河水患严重和江浙地区海潮袭击问题。第三解决的是兴修农田水利和改进耕作、大力推广多熟种植问题。第四解决的是赋役不公问题。雍正朝实行了“摊丁入亩”，也就是只按田收税而不再按人头收税，这可是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是导致明朝农民大量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张居正改革想解决这一天大难题却失败了的改革。

在134年的康乾盛世，资本主义已开始萌芽，具体表现为：随着工商业繁荣，出现了很多新兴城市；随着手工业发展，出现了丝织业、棉织业、制瓷业、制糖业、制茶业、制盐业、造纸业、木材加工业、铁器铸造业、铜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矿冶业等很多产业和厂矿；随着产业和厂矿增多，出现了数以百万计农民进城的工业劳动大军。

越是盛世，清最高统治阶层面临的无形压力越大：那就是汉人等其他民族与满人的差距越来越悬殊。越悬殊，顶多才100多万的满人，统治3亿多汉人等其他民族就越难，越危险。这就像一个牧羊人，放养几十只、几百只羊难度不大，放养成千上万只羊难度就大了，羊群随时有不受约束四散而逃的危险。

所以清最高统治阶层选择了奴化和封闭的统治手段。

奴化有明暗两种。明：一是多尔衮将很多汉人“投充”为奴隶；二是再高的官在皇帝面前也得称奴才，“奴才”因此盛行于清朝官场；三是包括宦官在内的公室和私家所有的佣人，都真正成了家奴，这也才是清朝的宦官难以揽权乱政的原因之一。暗：就是以儒家理学及礼制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到了满人当政的清朝，反而被推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带来的后果有三：一是女人都被断脚式裹足，几乎都成了残废，于是一者少了一半人对清廷构成威胁，二者女人越残废越依赖男人，在家里地位越低，那么即使是一个男奴仆，回到家里也可以高高在上，至少可以找到心理平衡。二是中下层男人毕竟占绝大多数，他们都被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长期束缚着，自然只能老老实实绝对顺从和接受严管，不敢轻易反抗，尤其不敢轻易造反。三是男女思想被封建思想文化统治越深，越愚昧，这种愚民政策也是防止国民造反的有效政策。

封闭则分为内外两种。内：就是大兴文字狱，绝对不让前朝不利于清朝的思想文化等等传播。外：就是闭关锁国，绝对不让西方不利于清朝的思想文化等等传入中国。

奴化和封闭统治，只是康乾盛世难以持续的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那个“富不过三代”定律。清朝虽然废除了嫡长子继承制，但是无奈乾隆的儿子都是庸才，他精心挑选的第15子嘉庆皇帝，尽管在众多庸才儿子中最出众，而且治国也尚尽力，但仍然政绩平平。此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咸丰皇帝31岁死时，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才6岁，这才有了八大臣辅政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激烈争权，最后的胜利者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和孝庄太后正好相反：极端自私和权力欲大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她虽然没有像武则天那样为了争皇权毒死自己的太子儿子，但显然故意通过放纵等手段让亲生儿子“弱”。同治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国家财政已近崩溃，要重建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态度十分坚决，连摄政王劝阻也要被罢官，这是同治治国能力之“弱”。同治的荒淫超过乃父咸丰，他有那么多后妃，竟然还常常溜出宫嫖娼，乃至19岁就患天花死了，这是同治荒淫无度之“弱”。同治死后，慈禧压制众论，一人做主，执意选了醇亲王4岁的儿子继位为光绪皇帝。光绪的母亲也是慈禧的妹妹，这当然更便于慈禧牢牢控制皇权。光绪17岁亲政后，慈禧仍然牢牢控制军权和大臣的人事任免权，因此朝中出现了“帝党”和“后党”之争。光绪20年（1894年），中日关系紧张，“帝党”主战，“后党”主和。那年恰逢慈禧60大寿，“帝党”纷纷上奏折请求停办寿辰点景，节省钱款用于军费，慈禧不但不听，反而把自己的“万寿庆典”办得更加隆重盛大，乃至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

甲午战争后，举国意识到必须变法，否则清朝没救了，对此连慈禧也不反对，所以并无实权的光绪才能于戊戌年（1898年）颁旨实行维新变法。但是变法的核心是要像英国国王那样让权，让权对于慈禧来说比要她的命还难受。光绪终于意识到必须夺慈禧的权了，而要夺她的权必须首先夺她的军权。她的军权掌握在她的心腹大臣荣禄手中，光绪便给直隶按察使袁世凯下密旨除掉荣禄。袁世凯当然不会像光绪一样平庸天真，他赶紧向慈禧告密，于是“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幽禁于瀛台，慈禧第三次垂帘听政，清朝失去了最后的自救机会。

10年后的1908年，光绪含恨死去，随后慈禧也死了，继位的宣统皇帝才3岁，皇权终于回到了八旗摄政王等无知老朽和纨绔子弟手中。但是，一者，八旗无知老朽和纨绔子弟一直斗不过慈禧一个女流之辈，足以说明他们早已都退化成碌碌庸才了。二者，极有心计的慈禧掌权48年，当然会像“弱”自己的儿子一样“弱”八旗纨绔子弟，任由他们不学无术，竞相奢靡，荒淫无度，这样才不会惦记和危及自己手中的皇权。所以，当皇权回到摄政王等无知老朽和纨绔子弟手中后，面对大势已去的危局，尤其面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都苦无良策，相对以泪洗面，只能去请那个他们痛恨并被他们解职“回乡养疴”的袁世凯重新出山。

袁世凯深知怎么玩他们于股掌。他先是三辞四推，把所有的军政大权都要到了手，既掌管总理衙门，又统帅海军、长江水师、冯国璋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的第二军，这些几乎是当时清政府中央军的全部家底。接着他以无军费为由老不出战，结果连皇太后的私房钱也被逼出来做军费。再接着他命令军队攻下汉口和汉阳后就停止进攻，拥兵自重，不过这时他已是在向南方的民国政府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摊牌：如果不接受他当整个中国大总统的条件，他就有能力打过长江去。接受了，不光南北可以不战而和，而且他可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因为他已控制了清王朝。西方列强也支持他当大总统。

孙中山以大局为重，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皇帝退位后仍住在皇宫、由民国政府每年给予4000万元费用、并保护清室原有资产为条件，成功逼迫清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坐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宝座，清朝灭亡。

清朝国祚267年，其中从顺治亲政到乾隆朝共计145年的康乾盛世之“兴”，孝庄太后当然居功至伟；慈禧直接统治的48年导致清朝之“亡”，她当然是罪魁祸首。所以说，两个女人决定了清朝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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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朝到清朝，只有汉朝和宋朝国祚超过了300年，但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都中途断裂过，因此，事实上没有一个朝代国祚超过了300年。

客观地说，只有清朝的亡国主要源于外部因素。如果没有外部因素，说不定唯有清朝能够破除300年的戒律，国祚能够超过300年。

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直到1820年，清朝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后来虽然随着西升东降的世界格局，清朝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当时最强大的英国根本不敢入侵清朝，只能老老实实与清朝做生意。

但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经济结构，决定了英国只能用白银换清朝的丝绸、瓷器 、茶叶等等，而闭关锁国的清朝，却拒买英国的先进工业品，因此清朝是绝对的贸易顺差国。

英国以犹太人为首的不法商人便通过走私鸦片缩小贸易逆差，于是就有了林则徐虎门销烟，有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等等，还有了三元里人民自发抗击英军的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等等。

与清政府八旗军和中国人民反抗武装的实战对比，加上对请皇朝的分析研究，西方列强显然明白了：八旗军已贵族化了，没有战斗力，一击即溃，真正可怕的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的武装力量。但清皇朝最大的软肋还不是八旗军，而是无视国家和人民利益、视皇权如命的慈禧。如果赶慈禧下台让她失去皇权，那么她必然作困兽之斗，下令政府军和民间武装拼死抵抗，西方列强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无胜算；如果暗中不露声色地保住慈禧的皇权，那么她会命令各地官员和军队压制民间武装，对西方列强的索取则会有求必应。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一国就敢殖民印度，西方列强却没敢直接瓜分殖民中国，而只是在慈禧当政后，掀起了勒索中国白银、领土和商贸税收等特权的狂潮。西方列强总共与清政府签订了1100多项不平等条约，其中影响深远的40多项。它们总共向中国勒索了17亿多两白银。此外，英国还强占了香港和九龙，通过中英《藏印条约》夺走了中国对锡金的保护权，并通过续签的《藏印续约》迫使清朝开放亚东为通商口岸，为英国侵入西藏打开了通道。日本仅通过一次甲午海战，就让清朝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两次赔偿日本白银2.3亿两，并强迫清朝对日本开放苏州、杭州、重庆、沙市，使日本因此享有了清朝的内河航行权、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的设厂权。沙俄在康熙时期被清朝打败过，可是借加入西方列强趁火打劫清朝，慈禧大大方方让沙俄总共掠夺走了清朝151万平方公里领土。

那时西方列强虽然掠夺了很多殖民地，但殖民地只有资源没有钱，西方列强发展工业仍然缺钱。尤其日本缺钱。中国事实上是世界第一富国，西方列强勒索清朝的17亿多两白银，无疑帮助了它们工业腾飞。

但是清朝实际上亡于白银过多流失。

清朝没有纸币，货币就是金、银、铜钱。白银大量流失后，铜钱必然相应贬值。原先一两白银只值铜钱1500文，后来就值2200-2300文。普通百姓一般使用的都是铜钱，他们本来就生活极度困苦，因为交租、还债等一直按白银计算，所以他们得多掏铜钱，越来越多的家庭因此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因为闭关锁国的国门被打开后，大量的洋布、洋油、洋火等西方工业品涌入中国，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许多手工业者也纷纷破产。这才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深层次原因。

曾经所向披靡的八旗军队，现在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慈禧只好同意曾国藩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又支持李鸿章组建了淮军。打败太平军以后，这两支军队并没有撤销，湖北的张之洞因此得以组建“自强军”，李鸿章因此后来又能支持袁世凯组建了现代化的新军。这些军队表面上都是国家军队，实际上都操控在组建者手中。这意味着慈禧手中牢牢掌握的军权，实际上已被悄然抽空了。这才是袁世凯为什么能利用新军逼宣统退位、自己当上民国大总统的原因。（未完待续）

作者 张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