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5.12】赵汀阳：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

编者按】汶川地震十周年，各种纪念是少不了的，也绝对是应该纪念的。自明社在这股纪念的大潮中，选取赵汀阳先生一篇文章出来，是要提醒大家，汶川地震其实是富有思想史的意义的，因为它首次引起了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普世价值这个名词就是在汶川地震后逐渐大行其道，终于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核心词汇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所不在地现身于中国思想者的意识雷达中。

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普世价值的概念出现以前，还有一个概念先行出现，那就是普世伦理。1993年8月28日到9月4日，6500名来自不同宗教的代表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了世界宗教大会，并通过所谓《全球伦理宣言》，《全球伦理宣言》宣称, 全球伦理首先表达的是世界上各种文化或宗教中“都可以见到的”、“已经共同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 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具体的一些“不杀人、不偷窃”之类的“金规则”, 这些规则是共有的, 因此全球伦理毕竟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是这个时候突然举行这样的大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会议和这个《宣言》是在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展开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这份《宣言》作为意识形态，其实质上的政治功能是非常明显的，一波又一波汹涌而来的吞噬力量就此在世界各地展开。

这样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的发生，自然会让当时那些着急上火地希望拥抱所谓世界走向所谓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忙不迭地跟进。于是，在中国掀起了对于“普世伦理”的讨论，但主要还停留在学界。在人类从直接的伦理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以后，伦理讨论转变为道德讨论，或者说二者连用——伦理道德或道德伦理——成为一种必然。而道德关涉价值，因此，可以说，普世价值概念是普世伦理的衍生概念。小编在知网上搜索了一下，在中国学界第一次出现“普世价值”概念的文章是在1996年（《儒教文明的普世价值与特殊主义取向》）。这篇文章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借助“普世价值”讨论参与全球化、观照世界与中国关系的思想。这在之前的普世伦理讨论中是非常常见、不足为怪的。第一次把普世价值与政治明确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2002年的《为什么不是“中国的民主”》（作者署名王思睿，实为公知界真正的大佬陈子明）。这篇文章较为集中而全面地展示了后来所谓“公知”们的世界观。但是，在这个时候，关于普世价值依然是少数人在谈论。

2008年汶川地震后，是集中谈论普世价值高峰。《南方周末》提出来，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不是人本身蕴藏的良知良能向外的扩充，也不是中国自身历史与现实积累的文明成果的呈现，而是来自于西方赐予我们的普世价值，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结果。这样一种提法，立即引来了一批公知的欢呼，形成舆论大潮。而赵汀阳这篇《汶川地震与普世价值》文章，就是针对上面南周的言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将普世价值问题引向中国传统。其思路是，中国传统的普世性更究竟更根本。舆论场由此逐渐发酵，随后几年，普世价值被不断谈论，反驳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形成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这些争论的细节，小编就不再展开了，这里需要为读者提供一些重要的提示：

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有一个问题伴随着，那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占据主流的一个观点是中国本来在世界之外，为了不被抛弃，要不断地走向世界，走到世界中去。当然，如何走，就会成为问题，于是，诞生各种主张和思潮。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可以说是成功地走入所谓世界。但是，中国走入所谓世界的方式，是不符合“普世价值”的标准的，所以，有人不断以“普世价值”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围攻中国。类似2008年的3.14事件，以及其后的保卫奥运圣火的运动，都是在中国即将走入所谓世界的当口发生的围剿与反围剿的事件（说来也怪，也就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首次出现了今天大行其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见朱相远《“5·12”大地震感悟》一文。那一年似乎已经规定了未来中国思想的焦点）。随后，普世价值概念在争论不休中，逐渐衰退，标志其走向衰退的最重要的事件，大概就是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自信”的概念，同时，也吸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其实表明，作为全世界对理论问题最为重视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准备抛开近代以来西方对于世界的狭隘阐释，把其阐释还原为一种他们自己的本土知识，并代以中国的方式，自主自立地在世界上展开自身。十八大以后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十九大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赵汀阳对普世价值的阐释，就在向我们揭示：历史上并不存在中国在世界之外的事实，中国从来就在世界之中，并充分铺开在了世界意识的各个环节。赵汀阳还揭示出：当我们不以实体而以价值充分性来说（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成为过实体世界本身，即没有国家与世界在实体上等同过），中国传统的普世性恰恰让其一直较为充分地内在于世界又与世界重合，西方却长期游离于世界之外并持续顽固地用其地方特色试图扭曲世界。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同年，中国制造业GDP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得到空前提高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的时候，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以及如何把产生这种现象的道理陈述清楚以便于更好地指导未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上层建筑的要求。总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达到今天的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这不再是一个跟着西方人亦步亦趋的结果，那这就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但是，讲好中国故事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讲好中国道理，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虽然，现在还看不到成熟的理论成果，但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是，讲好中国道理，其理论来源无非有三个可能：古代传统、革命传统、异质文明的成果。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实现三者的综合，这就是学者们的使命了，因为中国要随时做好治理世界的准备，到时说上就得上，这是无法逆转的历史大势。然而大部分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一些人民都没有做好准备，而赵汀阳这些年一直在为中国思想做相关的准备，他的确是走在了前面。

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

赵汀阳

汶川救灾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历史大事，必定会给人们留下某种重要的精神遗产，汶川救灾的惊险和激情过去后，冷静的思考刚刚开始。突发事件最能够激发人们灵魂深处的精神，这些潜伏着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不明显，但一直存在。汶川救灾的紧迫性使人们心中的中国精神爆发出来，就好像人们的人格一时间都得到普遍提升，令人震撼的万众一心、不计私利、不怕牺牲、见义勇为、先人后己的精神在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中充分体现。这一集体自觉行动以事实而不是以话语对所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人在哪里能够获得帮助和拯救？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汶川救灾的事实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每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的手里，他人就是我们的命运，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拯救自己，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果哲学地说，每个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条件，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人之间的关系所定义的。假如学校是由不负责任的他人建造的，那么学生的生命就遇到严酷的挑战；假如没有那些英勇无畏的救援者，学生的生命就不会得到拯救。既然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在他人之外无拯救，在人间之外无拯救，只有人能够救人。正因为只有人能够拯救人，无论是拯救他人或者为他人所拯救，所以人对他人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他人负有责任意味着，当他人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就有责任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帮助。这就是以他人为思考重心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说，人的问题只能在他人那里得到解决，而不可能在上帝那里或者在自然权利那里得到解决。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这种人间精神的表现。

有的媒体认为汶川救灾所以伟大是因为向世界承诺和表现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歪曲事实的解释令人吃惊也令人失望。如果中国救灾所表现的无非是西方价值观，那么西方就不会对中国救灾所显示的力量感到出乎意料和吃惊了，很显然，假如中国和西方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就根本不值得西方惊讶了。汶川救灾证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是中国向西方交出的答卷，而是中国人对中国精神的一种发展和再创造。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圣经、奥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海耶克、罗尔斯之类，也恐怕很少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在救灾英雄们身上奔腾的是中国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在当代思想市场里有许多价值观在竞争，人们可能会各自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人各有所好，这是正常的。同时，人们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在特殊价值观之外还需要普世价值观。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价值才有资格成为普世价值？什么才是检验价值的标准？很显然，没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够评价另一种价值观，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其它价值观的规范和标准，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最高权威，否则的话就变成精神独裁和思想专制了。检验价值观的标准必定落在价值观之外，必定落在话语之外，所谓有理不在声高。因此，我们有理由说， 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如果这一事实显示了最大化的兼利和兼容，或者说，它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时对任何人的伤害最小化，这样的价值才有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才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救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假如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要是说中国在物权法之类的法治改进上接受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比较靠谱了。中国并不拒绝其它文化所创造的普世价值，所谓见贤思齐，例如自由和法治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了的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价值都是普世价值，更不意味着中国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事实上，包括中国和西方在内的各种文化都对人类普世价值有所贡献，无论是中国价值还是西方价值，只要被事实证明为对人类普遍有益，被证明为能够有效解决人间困难，它就是普世价值，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天经地义。

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最常见的错误理解是把普世价值理解为一个单调或单面的价值观。但是，人类生活的事实是复杂多面的，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指望某一种价值观就能够一揽子通吃所有问题，完全是不理解复杂人性的幻想。人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困难需要各种解决方式，所以需要多种普世价值的联合体系。因此，一个真正普遍有效的价值观体系必定具有最大兼容性，它能够合成并且容纳来自各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创造。比如说，每个人都需要安全和利益的保证，事实证明，由法治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西方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贡献；同样，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情感，事实证明，由情义所塑造的共享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中国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贡献。这两种普世价值缺一不可：没有个人自由，每个人就有可能被迫害；没有他人情义，每个人就得不到救助。避免迫害和获得救助正是每个人存在的两大条件，如果模仿伯林的说法，似乎可以说是每个人生存的“消极保障”和 “积极保障”。可见，如果一个普世价值观体系能够综合各种文化的贡献，才是真正优越的普世价值。

目前西方声称的普世价值体系就只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希腊罗马的“美德为本” 价值观已被抛弃），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没有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它过分突出了“个人”，这会导致社会的现代病。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子式的个人权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个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自己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放心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和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对他人的遗忘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处处与他人划清界线所导致的痛苦就是现代特征的孤独无助，上帝拯救不了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无助的痛苦心灵，因为上帝从来不出手，所以现代人只好等待作为替代品的据说能够指导生活方向的“戈多”，可是戈多也永远等不来。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主要试图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后者很可能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去优先考虑与他人共享幸福和互助，所谓的个人权利就只不过是契约性的，就不可能获得存在论上的可靠保证，就不可能是真正保险的。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显然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的一些其它条件，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正是好生活所必需的另一些条件。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恐怕不是古代人的灾难，而是现代人自己的灾难。

在中国的价值观体系中，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1）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一种“责任为本”价值观；（2）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以仁所创造的人际关系中把我和他人都塑造成为可以依靠的人。这是一种以仁造人的“美德为本”价值观；（3）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因此试图把家做大，成为万民能够共享幸福之“大家”。这是一种“情义为本”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