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嵌入中国生态，德企“东迁”的背后更多是企业的主动选择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当地高能源成本、高税负、高劳工成本以及产业政策约束，迫使企业“用脚投票”，“如果仅是被动逃离，企业通常会选择低成本国家，而非集中流向中国。德企持续加码中国，说明存在更深层的主动逻辑。短期来说可以是『成本避险』，但中长期来看，这是一种『战略嵌入』，是全球产业重心东移背景下的理性选择。”

●2月24日，培训师托马斯（右）在亿迈齿轮（太仓）有限公司讲解「双元制」培训。 资料图片

德企「东迁」的背后更多是企业的主动选择，内地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当地高能源成本、高税负、高劳工成本以及产业政策约束，迫使企业「用脚投票」，「如果仅是被动逃离，企业通常会选择低成本国家，而非集中流向中国。德企持续加码中国，说明存在更深层的主动逻辑。短期来说可以是『成本避险』，但中长期来看，这是一种『战略嵌入』，是全球产业重心东移背景下的理性选择。」

宋清辉表示，近年来，德国「能源转型」叠加碳税、环保规制与劳工成本，已经对制造业形成系统性挤压。「首先是能源成本。去核电、去化石能源后，电价长期处于全球高位，尤其对化工、钢铁、玻璃等能源密集行业冲击明显，大量企业考虑将生产外迁。研究显示，在绿色转型框架下，部分工业在德国本土生产已『不具经济可行性』。」

同时，当地碳排放约束与环保标准提升，使企业面临额外投资与合规负担，「德国的高福利体系也推高了用工成本，削弱价格竞争力。化工巨头裁员、汽车产业关闭工厂、传统制造衰退，均反映成本压力已转化为实际产业收缩。总体来看，这些因素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制度性成本上升，导致德国制造业出现『空心化风险』，迫使企业进行全球再布局。」

「从需求侧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与化工市场，从供给侧看，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体系，具备不可替代的产业链密度。此外，德企大量通过中国子公司利润再投资，说明其经营重心正在本地化。」宋清辉指出，当前的产业逻辑已从「出口中国」转向「嵌入中国生态」，趋势包括供应链本地化、研发本地化，甚至标准参与等，他判断，未来德企在华布局或将呈现「高端制造+本地市场+技术协同」的长期深耕，而非简单产能转移。

转移中国寻找确定性生产环境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则表示，绿色转型政策在德国本土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激进的去核去煤策略推高了能源价格，加之严苛的环保规制增加了合规成本，导致德国本土工业生存空间受限。这种政策性的成本外部化，迫使巨头不得不将高能耗、重资产的产能环节向能源供应稳定、绿色转型路径清晰的中国转移。这并非简单的产能搬迁，而是企业在政策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生产环境的生存本能。

而从要素成本驱动的产业经济学视角审视，江瀚指出，欧洲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涨已显著削弱其本土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叠加社保等非工资成本攀升，使得「德国制造」的成本红利日益消退。相比之下，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配套与相对优化的要素结构，德企来华不仅是追逐市场，更是通过空间置换来对冲本土成本高企的压力，维持全球价格体系的稳定性。原标题：【专家解读】「嵌入中国生态」 德企「用脚投票」

●香港文汇报记者 倪梦璟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