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真正指挥美军？地面入侵前夜, 起底白宫派系斗争的三股势力

玛吉达·鲁格（Majda Ruge）

徐申（译写）

【导读】据媒体3月26日报道，美国一方面提出停火方案、释放谈判信号，另一方面却加速制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选项并向中东增兵，警告近期可能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看似举棋不定的政策，并非单纯战术调整，也与特朗普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争夺政策主导权密不可分。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6年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特朗普外交并非围绕一套稳定一致的大战略展开，而是受到白宫内部派系竞争和总统“短期胜利”偏好的直接影响。首先，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决策更像是围绕总统个人展开的“宫廷政治”，谁能把自己的主张包装成一场可宣示的“胜利”，谁就更易获得总统青睐；其次，当前特朗普阵营内部存在三股彼此竞争的派系，即主张大幅减少海外负担、优先回归本土议程的克制派，主张集中资源应对中国与印太竞争的优先派，以及强调维持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和关键战区威慑的优势主义派；此外，特朗普外交的波动性不只是个人风格问题，更是这种派系竞逐结构的产物，不同议题上谁占优，往往会直接塑造美国的对外政策走向。

文章揭示当前美伊危机并非单一战略选择的结果，而是美国内部路线竞争的外在表现。中东局势的走向，不取决于谈判本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彼此竞争的派系谁能成功把自己的方案定义为特朗普眼中值得宣布的“胜利”。 

本文原载“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译写，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三角缠斗：

派系之争与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

▍特朗普政府的“赢学”叙事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逻辑，始终围绕着一个以“赢”为核心的叙事体系展开。对他而言，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获取一种能够公开宣扬、并足以吸引公众眼球的“胜利”。这种对“胜利”的执念，甚至超越了传统的战略考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政策制定的底层逻辑。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向支持者许下承诺：“我们将赢得太多，以至于你们可能会厌倦胜利。”这一对“胜利”的承诺，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被系统性地整合进了一套以“赢”为旗帜的政策宣传叙事中。由此，美国的外交政策被全面纳入“赢学”的叙事框架进行系统性建构与传播，无论是政策本身的实质内涵，还是盟友的长远利益，都不得不被收编进这场精心编排的“胜利秀”中，最终服务于总统个人的政治形象与叙事需要。

2026年2月24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议事厅发表国情咨文。来源：CNN

首先，在“赢”的内容上，特朗普政府对“胜利”的定义展现出高度的宽泛性与灵活性。这种“胜利”有时确实建立在真实的、有限的成果之上。例如，2025年经由美国施压与地区调解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协议，使被扣押人员得以获释，这无疑是一项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具体成果。然而，更多时候，特朗普的“赢学”叙事依赖于夸大其词，或是对短期进展的重新包装。他多次宣称自己结束了“六场、七场乃至八场战争”，将脆弱的停火协议、暂时的局势缓和，甚至仅仅是没有爆发战争的和平状态，都悉数编织进一个宏大的个人成就叙事之中。

2025年9月，他在社交媒体上列举了柬埔寨与泰国、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等七对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缓和，并将其归功于自己的领导力。尽管这些国际争端的成功解决与其个人以及美国的实际介入并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特朗普将其推行的政策，以及任何在国际上取得的成果包装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以此展示领袖形象满足其自恋需求。由此可见，在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逻辑中，“表演性胜利”所受到的重视，已远远超越了对“战略性胜利”的实质性追求。

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玛丽亚·科丽娜·马查多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时，把自己获得的202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对方。来源：《美国之音》

其次，在“赢”的标准上，特朗普政府始终将短期经济利益的获取视为重要衡量指标。“赢学”的最终胜利，不在于赢得信任，而在于赢得交易。特朗普甚至将外交政策视为一门生意，衡量政策的价值标尺，并非地缘格局的均衡或道义责任的履行，而是能否为美国带来直接可见的经济回报。在他看来，“赢家”的行事之道，就是不断达成对自己有利可图的交易。这种带有鲜明投机获利型色彩的外交风格，不仅体现在贸易谈判与关税壁垒的博弈中，更深入地渗透至美国安全事务领域的政策制定。特朗普屡屡将美国海外行动的价值，表述为“获得回报”、“争取利益”或为美国“赚钱”，安全承诺与军事存在，在他口中仿佛是一笔笔待价而沽的投资项目。在这种逻辑下，传统外交所倚重的盟友关系、共同价值观以及地区长期稳定等战略目标，被逐渐边缘化。美国的军事存在、外交支持乃至安全保障，都变成了一种可以标价出售的服务，或是在商业谈判中迫使对方让步的筹码。因此，美国的盟友不再被视为并肩的伙伴，而更像是需要支付费用来换取国家安全保障服务的商业主体。

最后，在“赢”的方式上，特朗普政府一直强调以强硬的姿态来获取胜利。早在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便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核心口号，他坚信只有展现出毫不妥协的强硬与决断，才能赢得对手的敬畏，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这种心态导致他在外交决策中，往往优先考虑姿态本身是否足够“强硬”，而无暇顾及长远的地缘政治后果。2026年1月，他公开批评英国计划将迭戈加西亚岛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决定，斥之为“完全软弱的表现”，并借此机会再次强调美国必须收购格陵兰岛，因为“只有实力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在特朗普的叙事逻辑中，放弃领土或战略资产是愚蠢且不可饶恕的，而获取领土则是国家强盛最为直观的象征。这种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力量展示的思维方式，使其政府的行为常常带有强烈的胁迫色彩，即便对于盟友，也将其视为可以施加压力的对象，正如加拿大与墨西哥曾经面临的关税威胁与军事恫吓。

▍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派系网络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政策制定过程，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去建制化特征。先前依赖跨部门协调的决策机制，被宫廷政治式（court politics）的派系斗争所取代。这一结构性转变，源于特朗普对其首个任期内的所谓“深层政府”的强烈不信任；他认为，美国政府存在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网络，始终在暗中掣肘、破坏其倡导的政治议程。因此，他决心削弱并绕开那些负责对政策提案进行专业审核的机构。首当其冲的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2025年5月，特朗普解雇了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及大批资深政策专家，大幅缩减了国安会的规模与职能，使其丧失了协调国务院、五角大楼及情报机构工作的功能。国家安全决策权因此日益集中，逐渐收拢至白宫内部一个小规模的亲信圈子手中。在这个新的决策模式下，特朗普本人固然拥有最终选择权，但他所面对的政策选项，不再是经过官僚体系层层审议、权衡利弊后形成的专业建议，而是由白宫内部各派系根据自身意识形态与利益诉求，精心包装后呈现给特朗普的、旨在投其所好的“胜利方案”。

▲ 2025年9月24日美国国务院在X平台上发布的图片。

目前白宫内部主要活跃着三大相互竞争的政治派系。第一个派系是以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为代表的“优势主义”派（primacist）。作为共和党内公认的外交政策鹰派，卢比奥主张美国应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积极介入的姿态，运用制裁、施压等强制手段来打压政治敌人和竞争对手。他对委内瑞拉和古巴持强硬立场，将马杜罗政权及其与古巴的联系视为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在中东，他支持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坚决反对放松制裁，认为德黑兰是美国盟友安全与全球能源稳定的长期威胁。尽管卢比奥在这些地区保持着传统鹰派的锐利姿态，但他的核心战略关注点始终是对抗中国。他反复宣称，美国的首要任务是迫使“过时的外交政策集团”重新调整优先级，将目光从欧洲和大西洋事务上移开，聚焦于来自中国这一“最紧迫威胁”。此外，在具体政策操作中，卢比奥及其团队的角色远比其鹰派标签更为复杂。他们有时在白宫内部扮演着缓冲阀的关键功能，例如当副总统万斯及其顾问团推动立即切断对乌克兰情报共享、加速从中东撤军时，卢比奥的团队往往试图延缓这些激进主张的落地，以维护美国盟友的政治信任，为抑制中国发展的长期战略保留必要的支点。

第二个是以副总统万斯为核心的“克制派”（restrainer）。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新一代旗手，万斯的外交政策理念介于战略克制与将重心优先转向印太之间，他试图在收缩美国海外义务与集中资源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点。万斯长期主张，美国不应在欧洲承担过重的军事承诺，因为这严重分散了应对国内需求和中国挑战所需的精力。他对乌克兰援助的反对立场尤为鲜明，并多次公开宣称，美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在欧洲扮演主导遏制俄罗斯的角色。在他看来，欧洲的安全责任应由欧洲人自己承担，美国应当将战略资源从大西洋东岸抽回，投向更迫切的印太方向。与此同时，他倾向于将美国军事力量从中东地区逐步撤出，并明确反对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这些地区在他看来只能是“无尽的泥潭”，而非“可赢的交易”。此外，他认为欧洲的“文明衰落”比普京的军事扩张对美国构成了更本质的威胁。因此，在万斯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推动美国暂停对乌克兰情报共享和武器交付的顾问，这些人试图在外交实践中切实推动美国的战略收缩。

第三个关键派系是以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为代表的优先排序派（Prioritiser）。这一派别认为美国实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护最关键的国家利益，同时通过强化盟友合作来维持全球力量平衡，必须将注意力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区。 

总体而言，在特朗普“赢学”叙事的主导下，白宫内部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权力生态，宫廷政治派系与跨国商业寡头交织竞逐，各自携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议程，围绕着总统对“胜利”的渴求展开持续博弈。这种多元力量相互拉扯的结果，使得美国在西半球事务、伊朗与以色列问题、印太议题，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等关键地区的安全防务政策，始终呈现出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漂移状态。故而美国政策的长期走向不再取决于战略逻辑的内在连贯性，而是在各派系“胜利叙事”的此消彼长中不断被重塑。

▍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内政逻辑与派系合流

特朗普政府的西半球战略始终与美国国内议题深度绑定。早在第一任期内，他就将美国城市的犯罪问题和毒品走私归咎于外部势力，并以贩毒恐怖主义罪名起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入第二任期后，这一逻辑得到进一步强化，委内瑞拉的毒品流动被正式定性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从而为军事干预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基础。

2025年，特朗普不仅向南部边境大规模部署军队，对民主党主导的城市实施联邦执法介入，在加勒比海地区集结自196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美国海军力量，并以打击贩毒集团为名展开军事行动。九月起，美军开始拦截并摧毁所谓的毒品船只，至年底已造成逾百名平民死亡。十月，白宫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在加勒比地区与贩毒集团发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其并将行动命名为“南方长矛行动”。这些举措被包装为维护本土安全的必要措施，但其真实意图远为复杂，它们既服务于特朗普争取国内选民支持的政治需要，也为白宫内部各派系争夺政策主导权提供了竞技场。

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白宫内部的克制派与优势主义派的博弈尤为激烈。克制派主张将美国力量集中于本土和南部边境，反对海外军事干预。他们认为，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缺乏可靠情报支持，极可能演变为长期入侵，重蹈伊拉克战争覆辙。优势主义派则指出，马杜罗政权虽令人反感，但其存续反而可以避免美国陷入更深泥潭，何况在特朗普切断外交渠道前，美委谈判曾取得了相当进展，即马杜罗提出给予美国企业近乎垄断的石油和矿产开采权，这本身便可被视为符合总统胃口的“交易式胜利”。

然而，以卢比奥为首的优势主义派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将马杜罗政权与国内毒品问题捆绑，宣称保障边境安全有时需要政权更迭。优先派更是向特朗普描绘了一幅诱人的政治图景，推翻马杜罗不仅能开放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还能将中俄企业逐出该国，从而实现一箭双雕的“胜利”。所以，尽管美国石油高管私下警告，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实为财政黑洞，需巨额前期投入却难见回报，但这一现实困境从未进入总统的视野。特朗普对细节的漠视使得优先派的叙事占据上风，最终促成了2026年1月针对马杜罗及其妻子的抓捕行动。这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未造成美方人员伤亡，为特朗普提供了社交媒体上炫耀“胜利”的绝佳素材。他随即宣布胜利，并迅速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个目标：格陵兰岛。

美国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来源：Al Jazeera

格陵兰岛问题的升温，进一步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决策机制的混乱与其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当时亿万富翁罗纳德·劳德（Ronald Steven Lauder，犹太裔美国人，雅诗兰黛美妆帝国继承人、亿万富豪、前外交官、顶级艺术收藏家与犹太事务活动家，横跨商业、政治、艺术与公益四大领域）向他提出了收购构想。但由于当时跨部门审批流程的制约，这一提议未能得到推进。进入第二任期后，随着国内传统政策协调机制的废除，特朗普的个人执政理念得以毫无阻碍地推进下去。2026年1月，他在接受采访时宣称美国“绝对需要格陵兰岛”，理由是该地区“被俄罗斯和中国包围着”，此言引发持续两周的跨大西洋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克制派还是优势主义派，均不支持这一领土扩张计划。克制派认为，收购格陵兰岛将导致资源和注意力从国内优先事项转移，且短期内无法从格陵兰的能源资源中获利；而且与盟友产生冲突也有违他们避免海外军事牵连的根本立场。优势主义派则担心，特朗普损害北约联盟可能危及美国全球霸权，得不偿失。

然而，由于缺乏严谨的跨部门审查和协调机制，特朗普的个人野心几乎不受任何制度约束。各派系虽心存疑虑，却不敢公开反对，因为在特朗普眼中，忠诚高于一切。他们只能试图重新包装总统的执念，其中卢比奥坚持主张“购买格陵兰”，以安抚北约和国会；万斯则将之重新定义为展现战略筹码的战术手段，强调格陵兰对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性。最终，商人劳德近十年前的构想竟真的成为了美国政府官方的外交政策。

由此可见，在特朗普的决策框架下，政策制定始终服务于总统对短期胜利和力量展示的渴求，而传统的战略考量、盟友关系乃至基本事实都被抛诸脑后。委内瑞拉行动成功后，特朗普迅速失去兴趣，政府也陷入“下一步怎么办”的战略茫然；军事行动虽然仍在继续，但其重点已转向阻止委内瑞拉对古巴的补贴石油输送，这暗示卢比奥可能正借机向古巴政府施压，以实现其长期追求的推翻古巴政权的目标。然而，克制派的反弹随时可能打破这一局面，特朗普对格陵兰的执念同样可能分散资源和注意力。因此，美国的西半球政策之所以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主要是因为每一项行动倡议都取决于各派系能否为特朗普量身定制出即时可见的“胜利”，而非基于任何连贯的战略性思考。

▍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有限打击与战略克制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中，中东地区再次成为检验其决策逻辑与派系博弈的关键场域。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处理方式，白宫内部不同派系展开了激烈的政策争夺，最终形成了一种表面上以“胜利”为导向、实则充满矛盾与权宜之计的政策结果。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的演变轨迹，也深刻反映出其外交决策机制的碎片化与个人化特征。自2025年初起，特朗普政府内部在伊朗问题上便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径。其中，以副总统万斯为核心主张通过外交手段遏制伊朗核能力，避免美国再次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他们认为应通过经济让步与有限核活动许可，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长期妥协。与其相对的是以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及多位共和党鹰派议员为代表的优势主义派，他们主张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甚至推动政权更迭。该派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保持高度协同，并得到部分保守派媒体与亿万富翁捐助者的强力支持。

特朗普本人在政策倾向上最初表现出对克制派的认同。他在公开场合强调“以实力求和平”，但私下却对内塔尼亚胡多次计划的军事打击持保留态度，甚至一度推迟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其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也曾提出一项允许伊朗在严格监督下进行有限铀浓缩的初步方案。然而，随着2025年6月局势的急剧变化，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发生了显著转折。这一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6月9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一次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无论美国是否参与，以色列都决心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并已部署地面部队。以色列方面周密的作战计划与坚决态度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促使其最终决定加入行动。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实施精确打击，美国随后参与并支持此次行动。特朗普随即在公开场合宣称此次行动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领导，并以此作为其“强硬外交”的典型案例。

贾里德·库什纳、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副总统万斯和特使维特科夫都参与了与伊朗的谈判。来源：纽约时报

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摇摆，反映出其对“胜利”叙事的执着追求。在以色列展示出不可逆转的行动决心后，特朗普迅速将这场军事打击重新定义为自己的政治胜利，借此回应外界对其总是临阵退缩的批评。与此同时，他也在行动后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其他议题，表明其兴趣在于短期成果而非长期战略。正如克制派所批评的那样，此次军事行动虽然被包装为“精准打击”与“有效遏制”，实则缺乏清晰的后续战略，亦未能根本解决伊朗核问题。因此，在行动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再次陷入模糊与摇摆。而从派系斗争的角度来看，伊朗问题上的政策演变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动态博弈的复杂性。优势主义派虽然一度占据上风，但他们的胜利方案更多依赖于以色列的行动节奏与特朗普个人对“胜利”叙事的吸纳，而非制度化的战略转向。克制派则通过重新定义行动性质，将其纳入“避免长期战争”的话语体系，从而在事后争取了政策解释权。两派在公开场合均以“赢者”自居，实际上却持续推动各自议程，形成一种持续拉扯的政策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对情报评估、盟友协调与战略规划的制度性忽视。缺乏跨部门机制的有效制衡，使得总统个人的短期偏好与外部行为体的行动节奏频繁主导政策走向。以色列通过展示武力与决心，成功将特朗普拉入其战略轨道，而美国内部的战略审慎与制度约束则被大幅削弱。这种模式不仅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也使美国的长期积攒下的战略信誉受到损害。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伊朗与以色列问题上的政策实践，本质上是一场以“胜利”为名、以派系博弈为实的战略表演。在特朗普的“赢学”叙事下，军事打击被包装为战略克制，短期行动被标榜为历史性突破，而真正的战略目标与后续安排却始终模糊不清。

▍交易与威慑之间：特朗普对台政策的内在张力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其第二任期内展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与不确定性。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既偏离了共和党内部优势主义派所主张的全面战略竞争路线，也与克制派所倡导的有限介入理念存在张力。其政策核心仍延续了特朗普一贯的“交易主义”逻辑：将对华关系视为一系列可谈判的双边交易，而非基于长期战略目标的系统性竞争。特朗普本人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始终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例如，与两党主流共识不同，他倾向于将台海问题置于更广泛的中美经贸谈判框架中，视其为可用于换取贸易让步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政治筹码。

特朗普这种带有严重个人化色彩的政策取向，与五角大楼内部日益强硬的战略共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的推动下，五角大楼持续推进以“拒止威慑”为核心的对台战略。该战略旨在通过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提升与区域盟友的协同作战能力，达成威慑效果。

然而，特朗普本人对这类军事威慑计划表现出明显的排斥态度。据美国前政府官员透露，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初期曾明确禁止五角大楼举行任何针对中国的战争推演，并对埃隆·马斯克参与相关会议表示不满。这种态度主要源于总统本人对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发生军事对抗的本能回避。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高层会晤和个人外交来管理中美关系，而非依赖军事威慑或同盟体系。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并强调自己愿意直接与中国领导人接触，以寻求“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大国关系。总统个人的政治直觉与官僚体系共识之间的张力，在2025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文件在表述对华政策时呈现出明显的分裂特征：一方面，它强调美国必须“清醒而现实地看待中国历史性军事扩张的速度、规模和质量”，并致力于“创造军事条件……防止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支配美国或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它又宣称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的关系”，并表示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更广泛的军事交流，“重点在于维护战略稳定……化解冲突与缓和紧张局势”。这种矛盾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是白宫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反映出不同阵营在最终文件中的妥协与博弈。

此外，在经贸领域，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也表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在2025年4月再次对华加征高额关税，双方陷入一场针锋相对的关税战，最终将部分商品的关税税率推高至145%。中国则以限制稀土出口作为反制手段，迫使特朗普政府在敏感技术出口问题上做出让步。2025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允许中国扩大采购英伟达先进芯片的渠道，这一决定与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的“保护美国技术优势”的目标明显相悖。2026年1月，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放宽了对英伟达H200芯片对华出口的限制，而与此同时，国务院却试图收紧相关许可证的审批流程。这种内部政策的不协调，反映出不同派系在经贸与安全问题上的持续角力。

▍“和平交易”：俄乌冲突解决的特朗普方案

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上的政策考量，始终围绕其本人的政治利益以及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展开。自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便多次公开表示，他能够在“24小时内结束战争”，并以此作为其外交政策能力的象征性资本。然而，这一承诺的本质并非通过外交斡旋实现持久和平，而是通过施压乌克兰接受领土让步，换取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从而为自己塑造“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年，乌克兰政策便成为白宫内部派系斗争的焦点。主要参与者可分为三个阵营：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克制派”，主张通过减少援助、推动谈判结束战争，并将欧洲安全责任移交欧方；以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为代表的“优势主义派”，强调维护美国信誉、北约凝聚力及对俄遏制；以及以史蒂夫·维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为代表的“商业派”，试图通过经济利益和资源开发实现所谓的“和平红利”。

万斯及其盟友自上任之初便积极推动对乌政策的单边化。他们在2025年2月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晤中公开施压，试图迫使其接受不利条款。此后，万斯团队更试图推动美国暂停对乌情报共享和武器交付。尽管这些举措在短期内未能全面实施，但其影响力持续存在。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内部的“优势主义派”也曾试图通过暂停部分弹药交付来影响战场态势。然而，特朗普在得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未被充分通报后，迅速撤销了相关决定。这一事件暴露出政府内部缺乏协调机制，也反映出总统对政策过程的个人化掌控。而“商业派”的崛起是2025年乌克兰政策演变中最具特色的现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过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的接触，提出了一项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和平方案。该方案的核心是“冻结冲突，重启经济”，即以领土让步换取对俄制裁的解除，并推动俄罗斯重新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这一构想与特朗普对有利可图的交易的偏好高度契合，并在2025年底被媒体曝光为“28点计划”。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之间的争吵。来源：《纽约时报》

该计划一经披露，立即引发基辅方面及欧洲盟友的强烈反弹。卢比奥及其他优势主义派人士趁机介入，重新引入对乌安全保障和战后军事能力建设的议题，试图在特朗普的“和平交易”与欧洲安全利益之间寻找平衡。最终，虽然“28点计划”未获通过，但其内容已深刻影响后续谈判框架的设定。值得注意的是，欧洲领导人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事实上的“优势主义派”的延伸力量。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德国总理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等人，通过高规格接待、防务承诺和外交劝说的方式，成功为乌克兰争取了时间，延缓了特朗普对乌政策的激进转向。他们推动通过了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并促成美国情报部门协助乌克兰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然而，这些努力并未改变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的基本逻辑，即以胜利为目标，以交易为手段，以经济利益为衡量标准。

截至2026年初，美国对乌克兰政策仍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尽管“优势主义派”在表面上维持了对乌援助和安全保障的延续，但特朗普本人对快速达成协议的兴趣始终未减。普京持续拒绝接受任何不利于俄罗斯的条款，进一步加剧了特朗普对“克制派”方案的倾向。若俄方继续拖延战事，特朗普极可能重新采纳万斯路线，推动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作出更大让步，以换取其所谓“和平胜利”的实现。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政策的演变，既非战略规划的产物，也非意识形态共识的结果，而是派系博弈与个人偏好交织的临时产物。无论是克制派、优先派还是商业派，都未能实现对政策的稳定主导。然而，真正的赢家始终是特朗普本人，他通过不断调整立场、吸纳各方建议、塑造“胜利叙事”，巩固了自身在外交政策中的主导地位。

编者评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建构出一套“赢学”叙事体系，试图通过持续不断的“胜利宣告”，维系其与支持者之间情感连结的纽带，为核心支持者制造心理上的持续满足感。然而，若要将“赢学”作为一种方法来剖析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决策的内在逻辑，还须深入把握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

第一，“赢学”叙事在当下美国社会兴起的深层动因。从表面看，这种现象与特朗普本人在政治实践中展现出的强烈自恋倾向与形象塑造需求密不可分。他极度渴求外界的认可与赞美，执着于向公众展示自身的“伟大”形象，这种个人特质直接催生了以“赢”为核心的政治话语。然而，特朗普的出现虽具偶然性，其“赢学”却能获得广泛共鸣，背后是美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全球化浪潮下，美国内部的阶级分化日益加剧，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传统产业工人与中下层白人的相对剥夺感不断积累。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情绪，以“美国优先”为旗帜，重新定义了“美国利益”的内涵。他大胆抛弃了美国自二战结束、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所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将维持全球霸权所需的公共产品支出视为对美国的消耗，从而在战略收缩的框架内重构了“赢”的标准，从追求全球共治的“多赢”转向了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独赢”格局。

第二，“赢学”叙事对当下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宣告”已不再仅仅是政治表演，而成了驱动决策的核心机制。在白宫内部，各政治派系间的政策辩论逐渐式微，传统的制度化协调渠道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围绕如何精准迎合特朗普对“胜利”渴求的竞赛。政策方案的胜出与否，不再取决于其对美国长期战略利益的审慎评估，而在于能否在特定时刻更有效地包装主张、更巧妙地迎合总统的个人偏好。这种博弈模式使得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陷入一种内在困境，即政府在追逐短期、可见、可宣传的“胜利”时，逐渐丧失了构建和维护长期战略的能力。换言之，“赢学”叙事促使美国决策层的心态从世界帝国的治理者，退化为短期利益的追逐者，难以再像过去那样从全球体系的整体角度来思考世界秩序建构。

第三未来的美国是否会继续奉行“赢学”。特朗普的“赢学”政治的确给美国本土带来了一系列实质变化：在产业与经济层面，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资本、技术与高端人才显著回流，制造业尤其是尖端科技领域呈现出复苏态势。从芯片到人工智能，从算力基础设施到机器人技术，这些关键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扶持，正在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而且，特朗普“胜利”的成果也惠及了相当一部分本土产业工人、地方经济和中产阶级。这种物质利益的获得感，正在侵蚀民主党赖以生存的多元联盟基础，加速了自由派政治势力的边缘化，使其在选举政治中日益被动。由此可见，“赢学”并非单纯的情绪煽动，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分配作为支撑。它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竞争压力下的一种自我调适，其背后的驱动力，即对全球化的反思、对产业基础的重视、对中产阶级利益的保护，具有超越特定领导人的持续性。这意味着“赢学”叙事下的美国政策制定逻辑的改变，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