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止损的最后一招：在通胀地区赚钱，在通缩地区消费

曹丰泽

【导读】近些年来大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将小城市作为一个可行的就业生活选择。本文作者更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印证了在小城市生活的优势：利用现代远程办公手段，在通胀地区赚钱，在通缩地区消费，享受两边的利差。

作者表示，在经济上行时期，大城市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惠及普通人。相比之下，小城市则往往被固化的利益集团把持。这使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大城市往往成为人口的流动方向。而当经济下行，房价下跌时，人们心中的大城市神话崩塌了。

在过去，大城市飞速上涨的房价给了人们巨大的利益，使得他们有理由忽略大城市的种种缺点。然而房价带来的利益缺失后，大城市曾经被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缺点被大家重新发现。另一方面，小城市却因为人口的不断减少，其特权垄断的问题逐渐消失了。随着人口的下降，原本的供需关系发生了扭转，曾经稀缺的资源开始变得不再稀缺了。而随着利益的消失，特权也大打折扣。这一切促使人们重新自我珍视，也带来了小城市的复兴。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小城市的复活

▍离开北京：从另类到共识

彻底离开北京四年之后，我逐渐发现，驱使我即便偶尔“造访”北京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弱。原因无他，我的朋友们，和我不得不见的人们，也在迅速地搬离北京。他们有的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有的是因为工作原因调到了外地，更多的则是单纯地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更适合自己生活的城市生活，先搬过去，去了之后再考虑生计。

宏观数据也支持了我的身边统计学。对比2020年和2024年的北京市人口数据，北京市20~34岁的常住青年人口减少了121万人。其中，20~24岁人口减少41万，25~29岁人口减少36万，30~34岁人口减少45万，各年龄段跌幅都超过了20%。

假如放在十年前，或者按照时兴的说法，“经济上升期”，找个城市随便一搬家，会被彻底看作是“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的幼稚异想天开”。在当年，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被认为是集中了全国所有的优质资源和发展机会。就算你非要离开北京，去更小的城市发展，那么有家人庇护的老家城市就是你唯一的选择，去个人生地不熟的小城市，必定会被欺负得“渣都不剩”。在那时，主动离开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无疑是百里无一的另类。短短十年的时间过去，曾经的另类就已经变成了某种共识，令人唏嘘。

▍“经济上升期”的逻辑链条

人是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形成那样的认知，并非完全是目光短浅所致，更多的是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在那个年代的北京，我们几乎每周都能听到有人财富自由的消息。一切行业都刚刚起步，每一行都是风口。只要你肯进入任何一行，稍作努力，赶上了这班电梯，就可以被带着直线上天。就算你真的不幸，一个风口都没赶上，只要你坚持留在北京，拿出全家的积蓄，贷款在北京硬上车任意一套房子，哪怕是冷战时代的老破小，迎接你的也是每年近百万的涨幅。再考虑到贷款所产生的杠杆效应，那就意味着你的财富在翻着倍地增长。在无可辩驳的经济成功面前，其他条件都变得好似不值一提了。

与此同时，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普通人唯一有机会享受公平的地方，因为这里的资源足够多，尚且有一部分可以留给普通人。但是在小城市，社会资源则几乎完全被本地既得利益阶层，或者按照时兴的说法，“县城婆罗门”把持。如果父母是普通人，或者你直接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城市，父母也无法庇护你，那么你在当地几乎一定会寸步难行，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遑论发展了。

当年的小城市为何如此难混？回顾那时的经历模式，其实也不难理解。由于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赢家通吃的经济秩序得以建立。全球产业对效率的要求空前提高了，一丁点成本上的变化，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生死存亡。因此，产业被迅速集聚起来，分散经济的道路彻底走不通了。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度高，交通运输便利，产业的效率天然就比小城市要高，这就使得除了东南沿海的少数地区，一般的内陆小城市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高利润产业，自然也就没有很多体面的工作岗位。小城市仅有的体面就业机会，除了教师、医生、公务员这些体制内工作之外，只有一些跟“自然垄断”沾边的行业，比如能源矿产、基建、房地产开发等。以上这些行业，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一例外都很容易被小城市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持，不可能给外人留下染指的空间。一个年轻人，如果想要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努力打拼出一席之地，在小城市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除了职业发展外，在那个年代，日常生活也会让缺乏根基的打拼者在小城市感到寸步难行，其中最关键的两点莫过于教育和医疗。在小城市的社会秩序下，一切社会行为都难免要涉及求人办事。其他事情可以拖着不做，但唯独教育和医疗两件事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去的。在小城市资源相对稀缺的大背景下，这些资源的分配往往不是依靠经济进行的，而是依靠政治进行的。想要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就难免要使用明规则之外的手段，要托人找关系，而缺乏人脉的普通人，或者说“外人”，则往往面临“拿着钱都送不出去”的窘境。在小城市，只要你没能融入那个“核心圈子”，就很难保持基本的体面，难以获得相当一部分发展资源。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即便是在大城市，普通人也同样难以获得什么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甚至从某些意义上讲，比小城市还难。但人类终究是一种情感动物，大城市的残酷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被纳入单纯的经济框架中考虑，与人心中对“公平”的追求并不违背。大城市，至少给了普通人表面上的公平。

就这样，在所谓“经济上升时期”，北京等一线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引力，与小城市对年轻人的斥力共同作用，使得年轻人不得不尽自己所能地涌入一个“尽可能大”的城市。有能力去省会的，就不会留在普通城市。有能力去一线城市的，就不会留在省会。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塑造了单一的经济格局，单一的经济格局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单一的价值观。不论一个年轻人原本的理想是什么，爱好是什么，自我定位是什么，他们在地理意义上的归宿都是完全相同的。

从单纯的经济学“绩效”逻辑上讲，这种趋势几乎必然是单向的。大城市和小城市所发生的都是正反馈循环。大城市由于产业集聚，经济效率高，发展机会多，就会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前来贡献青春，从而经济越发达，房价越上涨，越有利可图，年轻人不顾一切也要留在大城市，使得大城市愈发繁荣。而小城市发生的故事则完全相反：由于产业凋敝，发展机会少，年轻人纷纷离去，导致小城市衰败，房价下跌，无利可图，这反过来又加速了小城市的衰败。

▍单纯的技术进步，挽回不了人口集聚的局面

然而，即便这种经济循环持续下去，人口的集聚也不会因为单纯的技术进步而发生逆转。事实上，随着互联网和通信科技的飞速发展，早在十年前，在相当多的行业内，远程办公就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技术。显而易见，即使是在十年前，一个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小城市居家远程办公的程序员，他的工作效率也并不比每天在拥挤得无法移动的北京地铁里通勤两小时、精疲力竭地抵达西二旗的格子间里办公的程序员要低。小城市无论是生活体验还是自然环境，都远非西二旗这种地方可比，更不必提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只是西二旗的几分之一。其实很多人当年已经意识到，尽管经济的集中不可避免，但如果远程办公的构想真的能够实现，那么经济的集中与人口的集中这二者之间就并非绝对的不可拆分。人们可以同时享受小城市舒适和廉价的生活，同时也不放弃大城市的高端就业岗位。

但在现实中，在那个年代，离开北京仍然不具备现实上的可行性。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简单粗暴：房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促使大家留在北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大家买得起北京的房子，而恰恰是因为大家买不起。

在十年前的北京，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拥有房子的人，他每年所能赚取的收入中，一大部分都来自房价的上涨。而工作本身，则更类似于能让他留在北京，从而吃到这份红利的幌子。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预期的学问，房价的持续上涨几乎构成了大家抢着买房的唯一原因。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并且拼尽全力地去证明他们的购房是出于某种“刚性需求”，而他们之所以拼命地留在北京则完全出于不同的目的——比如拼搏事业，积极上进，甚至于“热爱北京的生活”——其中或许也包括他热爱他那套早已过了六十大寿的八面漏水的赫鲁晓夫房，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城市房价的飞速上涨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实打实的利益，进而也奠定了他们挤破头留在北京的深层合法性。对大部分的普通人而言，金钱层面的成功都是评价一个人时不得不考量的重要指标。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为在社会存在上，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能带给人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在社会意识上，大家会自发地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唱赞歌，进而证明他们留在北京的正确性。

因此，即便早在十年前，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就已然成为可能，但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为人口的去集中化提供了物质层面的基础，并没有真的推动人们从生活成本畸高的大城市中搬走。恰恰相反，在2015~2020年，远程办公系统蓬勃发展的时代，恰恰是人口向大城市富集最热火朝天的时代。人们不想从大城市离开，公司更懒得研究如何让员工跨越网线办公。既然能毫无阻力地把员工们召集到会议室里来开会，那也就自然不必冒着工作沟通不畅的风险去强行探索远程协作的可行性。

站在事后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逼迫着人们去验证远程办公优越性的最核心动力，当然是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不论是公司员工还是学校的学生，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肉身都不得不留在家中，无法前往公司和学校，那么远程办公也就不再是一种“可能会更好，但没有必要”的选项，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当然，经此探索，大家都普遍发现，之前早已成熟的远程协作技术可以明显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同时提高办公效率。但正如我之前所说，远程办公的成熟仅仅是提供了人口疏解的物质基础，并不能真的让人下定决心离开大城市。毕竟，跟小城市的舒适和廉价比起来，还是“京沪永远涨”的神话更令人神往。

▍房价的回归：把人变回人

真正让人们下定决心离开大城市，前往小城市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最初的那个原因：房价。从2021年开始，全国房价走势开始由盛转衰。但不同的城市发生的房价下跌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小城市的房价下跌，大家只会认为这是一般的经济规律，无甚稀奇，反正之前也是这么跌的。省会城市的房价下跌，人们则会归咎于地方经济的衰落。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价的下跌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这击穿了曾经“京沪永远涨”的神话。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京沪房价的下跌，动摇了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某些社会秩序，甚至否定了相当一部分人生存的意义。

我是1994年生人，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在2016、2017年前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在我这一代的同学和朋友中，正在发生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价值颠倒。在我的同龄人中，比较有出息的那一部分，有的是因为学习成绩好，有的是因为偏巧选择了热门的专业，如计算机、金融等，他们在国内经济比较好的时代走上了就业市场，获得了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并且成功地留在了北京，然后自然而然地，他们就会在北京上车买房，其中很大一部分当然是贷款，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北京的房价都有着非常乐观的预期。然后很自然地，他们没有逃过近几年的房价下跌，在账面上赔光了自己前几年高薪工作的收入、父母的积蓄，乃至陷入负债。而反倒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或者不幸选到了失败专业，比如生物、化学，或者我们土木工程的学生，因为自己事业上的失败，没有能力留在北京，也没有能力上车购房，所以反倒逃过了一劫，这些年来虽然没有收获什么，但也没有负债。

当然，我们可以说，买房原本就是一场金融市场的豪赌，房价能涨当然也能跌，愿赌服输，这是个人的投资选择，不该跟社会思潮挂钩。但在现实中，这种社会现实确实严重动摇了原本的单一制价值观。房价下跌开始后，成功留在北京的孩子不再是家族的骄傲，而是成了家庭经济的拖累。很自然地，大家开始重新反思之前对于大城市的吹捧当中，到底有几分是真话，几分是被房价永远上涨的预期所粉饰的泡沫。

一旦房价不再上涨，而是开始下跌，那些大城市曾经被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缺点就会重新被大家发现。仿佛突然意识到，已经建成五十年的房子，注定是要八面漏水的。曾经那些被忽略的痛苦，诸如极高的生活成本，漫长的通勤时间，巨大的竞争压力，都迅速地涌上心头，变得难以忍受了。冷静下来之后，作为人的尊严开始重新抬头，想办法离开大城市，去其他地方生存，开始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认真考虑的选项。

▍“三不管屯现象”挽救小城市生态

离开了北京，该去哪里呢？恰在此时，许多人都莫名其妙地发现，曾经他们所顾虑的，在小城市中生活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伴随着小城市的进一步衰落，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已不再给人造成困扰了。

我有一个朋友，在东北做公务员，按照规定需要驻村工作两年。他工作所在的行政村管辖的其中一个自然屯，有一个糟糕的名字，叫作“三不管”。这座三不管屯位于三个县交界的地带，在过去几十年里违法乱纪的事情频发，历来是令地方管理者头痛的地方，但却由于地处边界，行政责任不好划分，因而治理难度大，各种乱象屡禁不止，让一届届地方政府束手无策。

但是在近几年，这座三不管屯的种种毛病“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不再危害当地治安，也不再困扰当地政府了。为什么呢？答案非常简单：三不管屯没人了。好人会变老，坏人也会变老。随着东北的农业集约化进程迅速推进，曾经的三不管屯居民有的进了城，有的上了岁数逐渐去世，而绝无可能有任何一个外人迁入三不管屯居住。最后一名三不管屯居民在去年冬天因脑血栓去世，三不管屯彻底变成了一个地理名词。用我朋友的话说，三不管屯从原来的“无人来管”，变成了现在的“无人可管”。困扰了基层管理者三代人的三不管屯问题，就这样彻底变成了历史。

小城市的现状，就跟这座三不管屯有些相似之处。在十年前，小城市社会最受人诟病的一点，莫过于当地既得利益阶层把持着当地利益，不论干什么都要托人求关系。但是到了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从施工单位辞职，实际生活在老家黑龙江的小城市时，我发现，尽管这些曾经令我担忧的问题都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好像都不需要解决了。

首先，随着小城市出生率的急剧下跌，曾经高高在上，托人找关系才能上的重点学校，如今已经连人都招不满了。只要你走正常流程办个手续，小孩就可以轻松入学，根本没有什么托人找关系可言。至于非重点的学校，很多甚至直接倒闭了事。医疗也是一样，随着人口减少和医疗体系的进步，曾经人满为患的医院也逐渐变得不那么恐怖，再配合网上挂号，再也不必出现为了看病一大清早起来就去排队，排到中午也看不上的情况了。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包括而不限于办理各种手续、证件、生活业务等等方面，也都已经完全互联网化，在手机上点点屏幕就可以轻松完成，也不用去线下，被各种部门踢皮球，假装系统出了问题而暗示索贿了。应该说，发生这些转变，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全国性的政治生态好转，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人口的下降，原本的供需关系发生了扭转，曾经稀缺的资源开始变得不再稀缺了。教育资源不再奇货可居，权力自然也就无租可寻，就如同没人能就我对于空气的使用向我收费一样。

至于当地既得利益阶层把持社会资源的问题，则更是严丝合缝地契合了“三不管屯现象”。随着近年来小城市人口的流失和大基建的退潮，小城市可供瓜分的利益原本就越来越少了，再加上国内整体性的政治清明化，“县城婆罗门”的身份也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特权来自利益，没有了利益之后，特权自然也大打折扣。假如我的目的是回到小城市，从小城市一亩三分地的资源里分一杯羹来谋生的话，那显然，如今的难度比十年前还要高得多。但如果我只是想不受打扰、不被欺辱地生活在小城市，同时拥有其他来源的稳定收入，那在现在的环境中，这已经可以轻松实现了。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小城市，完全可以是任意的，可以不是我的老家，也可以完全没有我的熟人和社会关系，只要我主观上想要，我就可以安静地居住在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中，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在黑龙江。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我原来在北京的朋友们都陆续搬到了许许多多个不同的城市中的底层逻辑。

▍小城市的复兴，靠的不是地理套利，而是人的自我珍视

我手上正在进行的几份工作都具有远程办公的性质，与之相联系的“总部”都位于千里之外的大城市。从这几份远程工作中我赚取的收入，如果放在北京，或许仅能满足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产阶层紧巴地生活；但在一个东北的中等城市或者省会，则几乎可以让我享受到本地最好的服务。我的几名同事，有的身在四川，有的身在山东淄博，有的身在吉林延吉，还有的身在美国。在现代通信设施和成熟的远程协作软件的加持下，我们的工作没有受到过一丁点儿的阻碍。这毫不稀奇，毕竟我们使用的都是好几年前就已经相当成熟的技术。显然，公司只需要支付给我的同事一个在北京勉强够温饱的收入，就可以让我那位身在吉林延吉的同事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

像我们这样的模式，如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地理套利”，意为利用现代远程办公手段，在通胀地区赚钱，在通缩地区消费，享受两边的利差。在更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跨国操作，赚着美国的收入，在中国消费，那显然是一件无以复加的美事。相比起地理套利本身，我们更应该思索的是，至少在国内而言，地理套利的物质基础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具备了，为什么到了如今，它才仿佛新生事物一样，刚刚被大家注意到？

有人说是因为小城市注定无法提供像大城市一样繁华的消费场所，而年轻人都爱热闹。这种说法如果套在上海，倒也还能使我信服，但如果把场景搬到北京，那就令人笑掉大牙了。人是一种情感的动物，现实的感受并非最重要的事，大家都在为了某种预期而活着。他们之所以能够忍受那样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尊严，而是因为这一切的痛苦与“京沪永远涨”可能带给他的那个“阶层跃迁”的预期而言不值一提。

《旧约·申命记》中有言，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这话对于不信教的中国人而言有些荒诞，但换一个角度来说，所谓的“神”也可以是大家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在过去那段所谓的“经济上升期”，个体的财富增长和社会层级上升被异化为了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所谓的“正确价值观”。人们赚钱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日常的生活消费，甚至也不是为了奢侈享乐，而更多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上帝的名字叫作“成功”。

在这套“经济上升期”宗教当中，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神”的居所。大家削尖了脑袋留在大城市，从本质上讲，为的也并不是自己的享乐，而是为了在这套价值体系当中离“神”更近。一个每天早起晚归挤上三个小时地铁，住着五十年前盖出来的八面漏水的筒子楼，连每天洗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的一脸疲惫的中年人，每天吃的是味同嚼蜡的食堂饭，仅有的周末要送孩子去上六个补习班，每天面临着极强的心理压力，实际生活质量甚至不如一名非洲工地上的工人，但一想到自己的账面总资产换算成人民币已经达到了八位数，也会骄傲地挺起胸膛。他的这种执着，除了解释为对他价值观中那位“上帝”的供奉之外，我想不到其他任何一种解释。

伴随着所谓“经济上升期”的退潮，这种以账面数字荣耀“上帝”的宗教也自然而然地解体了。“上帝”既然已经死了，大城市也就自然不再是什么“神”的居所。当那层光环褪去，它原本的丑陋显现无遗，人们又回到了原有的理性状态，开始真切地、理性地、功利地思考，自己的居住环境能为自己带来什么，思考自己想吃什么饭，想住什么房子，想几点起床，想把车子开到多快，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曾经因为离神太远而被人们抛弃的小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中。自然而然地，有相当一部分没那么热爱大城市的人，可以不被歧视地回到自己真正喜欢，或者至少是自己适应的生活场景中。那么小城市，自然也就复活了。

▍经济的冷却，是人性的回归

文章的最后，我想以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作为结尾。在前段时间的一次出差中，我开着车，有些犯困，于是让同行的同事帮我放一首“经济上升期”的歌来振奋精神。我以为他会放一些土气而昂扬的流行歌曲，但他放了一首刘欢的《从头再来》。这是全东北一亿人都如同斧凿刀刻般熟悉的歌。

一点没错，这首歌发布于2000年发行的专辑中，是标准的“经济上升期”。那首在年轻人中更加脍炙人口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则发行于2010年，是更加烈火烹油的“经济上升期”。

“经济上升期”，并非对所有人都那么好。反过来也一样。下行期，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那么坏。至少我就从未像现在这么快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