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来，那辈人靠什么把不能干成了能？那就是一股傻劲、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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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北京百货大楼。

张秉贵站在糖果柜台后面，手里的秤杆起起落落。他卖一斤糖，误差不超过一块糖。后来人们叫他“燕京第九景”，说看他卖糖是种享受。

那年11月，36岁的他刚成为百货大楼的售货员。此前的岁月里，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旧社会的苦难让他格外珍惜这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让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份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

那时他不会知道，几乎同一时间，一场谈话，正在改变他和他身后这个国家的命运。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掷地有声地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

他们互不相识，但他们都在争同一口气，一口让国家扬眉吐气、挺直腰杆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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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

彼时的中国，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无数中国人攥紧拳头，开始了工业化的艰难起步。

那一年，徐州有个叫掌家忠的锻工，刚学会写字。全国扫盲运动让他得以边干活边学习，硬是认识了1500多个字。能看杂志、能画图纸后，他就开始琢磨怎么干得更快、更好。

他把深耕齿板的生产定额从180个干到1800个，深耕闸销从75个干到750个。双轮双铧犁的月产量从1500部涨到2800部。1953年到1959年，他带着锻工小组干完了25年7个月的活儿。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说，就是想看看，咱们能不能追上人家。

他没说“人家”是谁，但所有人都懂——1953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177万吨，而美国已经超过1亿吨，差距高达56倍。这份悬殊的差距，成了每个劳动者拼命向前的动力。

就在这股拼劲里，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一步步铺展开来：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奠基，三年后，第一批解放牌汽车下线，中国结束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的历史；

1955年，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31500千伏安巨型变压器；

1956年，宝成铁路通车；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开工建设两年后，即将横跨长江，天堑变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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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张秉贵已经练出了“一抓准”“一口清”的绝活。

那一年，他登上了国庆十周年天安门观礼台。从旧社会的童工，到新中国的劳动模范，这条路他走了三十年。而台下长安街上驶过的方阵里，已经有了国产的59式坦克、歼-5战斗机——它们身上的每一颗螺丝，都凝结着无数个“掌家忠”在车间里的汗水。

那一天，铁人王进喜也在天安门上，他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在北京参会。

彼时的北京街头，经常能看见车顶背着大煤气包的公共汽车在行驶。有人说，因为缺油，烧的是煤气。

王进喜听了，一个人悄悄躲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后来他说，作为石油工人，眼看着国家的汽车没有油烧，背着个煤气包，实在不像话。

就在举国大庆前五天，松嫩平原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喜讯传来，王进喜立即主动请缨，带着1205钻井队，奔赴那个新命名为“大庆”的油田，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

没有吊车，就用撬杠撬、滚杠滚；没有输水管，就砸开冰面，用洗脸盆端了50多吨水；早春的大庆，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度，钻井边、棉袄边挂着长长的冰棱，但王进喜和队员们只有一个信念：“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突然发生井喷。没有重晶石粉压井，王进喜腿伤还没好，扔了拐杖就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里有化学药剂，碱性强烈，等他被人拉上来，身上烧出血泡，腿肿得老高。

有人说他们傻，可就是这群“傻子”，用自己的命，换来了中国的底气，撕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把那些“不可能”，一个个变成了“我能行”。

1963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实现石油基本自给。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东方红一号”腾空而起，乐音响彻寰宇。

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收官之际，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从“一辆汽车不能造”，到“一颗星能送入太空”，只用了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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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张秉贵病逝。临走前，他对儿子说：“我这一辈子，在柜台上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那一年，谁也不知道三十多年后会发生什么。

但五年计划的脚步还在继续，一代代人的力气，仍在汇聚。

1995年，“八五”计划完成时，中国GDP提前五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上海的浦东，从一片农田变成了高楼林立的金融区；北京的中关村，卖电脑的柜台前排起长队，有人开始学写代码，有人在讨论“信息高速公路”。

2010年，“十一五”收官。这一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世博会上，游客们排着长队，挤进中国馆看动态版《清明上河图》。

2026年，“十五五”开启。此时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光伏、风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天问一号”登陆火星，“奋斗者”号深潜马里亚纳海沟。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捕捉着来自宇宙边缘的信号；在东莞的无人车间里，机械臂24小时不停歇地组装着手机。

那些张秉贵当年抓过的糖，早已变成了老百姓日子里的甜，变成了国家富强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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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距离1955年毛泽东同志那句“也许七十五年”，已过去七十一年；距离那个预言的终点——2030年“十五五”收官——还剩不到五年。

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尚未完全“赶上并超过”。

但这一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底气。

因为我们书写的这些故事，最动人的部分，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成就，而是那些站在柜台后面、车床前面、纺纱机旁边的人。

张秉贵、掌家忠、王进喜、时传祥、焦裕禄、袁隆平……他们当年或许互不相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参与什么。他们不知道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工作，都在变成这个国家向前的一小步。

他们只知道：把手里的活干好，把眼前的事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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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抓准、继续做出样子、继续革新、继续搭桥、继续拼命。

七十多年了，这口气，我们争过来了。

接下来的七十年，再七十年，这口气，还得靠每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

继续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