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翔：国际秩序正经历一场昂贵的“再定价”

Club提要：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专家余翔为北京对话撰文指出，我们正进入一个财政、金融与安全成本系统性上升的“高成本时代”。合作的本质已发生异变——它不再仅仅是愿景的达成，而是一场以风险管理为底线的博弈。面对美国“风险逻辑”下的选择性脱钩，中国手中最有力的筹码，是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链结成的韧性网。余翔认为，通过持续输出制度化的确定性，中国将在全球秩序重组的棋局中，变得更为主动。

（作者基于在“2026 年国际政治与大国关系走势”世界为何如此需要中国——闭门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余翔在研讨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国际秩序的变化常被描述为价值冲突、制度竞争或地缘政治对抗，但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看，国际秩序的演化更是力量结构与国内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学亦为理解大国关系的变化与重组提供了有益视角：国家为维护秩序需要投入财政成本、金融成本与安全成本，并据此重估承诺边界与规则边界。当债务约束趋紧、利率中枢抬升、能源与技术投入的资本密度上升，秩序就不再只是共同愿景的自然外化，而更是一套需要综合考量的制度安排。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进入“高成本时代”，并非因为世界经济突然发生大幅衰退，而是因为维持同样的安全保障、同样的产业竞争力与同样的宏观稳定，所付出的成本系统性上升。财政上，债务与利息支出对政府预算形成更强约束，使外部承诺更难在国内长期“无痛”融资；金融上，利率中枢抬升与风险溢价回归，使跨境资本与产业转移的成本更高、波动性更大；产业与能源上，供应链重构、能源转型与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算力与数据体系）呈现更强资本密集特征，使国家必须在效率之外额外支付韧性与安全成本。

高成本时代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化终结，它更意味着全球连接必须在供应链安全、金融稳定与国内政治可承受之间反复校准。国家行为也因此未必走向孤立，但更倾向于把风险纳入国家战略考量，通过产业政策、监管规则与安全化工具对外部环境施加影响。

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后的观察

合作仍在，但合作的前提与成本发生变化。202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达沃斯从来不是提供生产答案的地方，更像一个将趋势与分歧集中呈现的路演舞台：当会场情绪冷却，真正清晰的并非某些口号的胜负，而是各国对合作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合作并未消失，但合作越来越依赖能力、权力与制度执行力的先行配置，越来越强调条件、对价与可验证性。若仅以话语层面的交易化来概括，容易低估其结构含义。在更高融资成本、更强产业竞争与更敏感的通胀压力之下，合作被更深地嵌入国内日程约束，需要不断向民众、市场与产业部门解释其必要性。合作仍将存在，但它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不会在成本与风险上失控。

当地时间2026年1月19日，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将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拉开帷幕（图源：视觉中国）

在高债务、高利率与高安全成本的新常态下，美国对外政策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多维重组调整，而非线性扩张或收缩。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反全球化，而在于如何在新的约束条件下重新界定全球化的收益、风险与成本分担。美国试图通过产业政策与补贴影响资本开支的空间分布，通过金融监管与合规体系调节资本流动边界，通过同盟体系推动风险共担与能力整合，并通过技术与数据的安全化提升关键领域的可控性。这种变化在外交上表现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回摆，其政治经济学根源在于在国内约束强化背景下的战略再校准。

二、美国正将风险逻辑贯穿产业政策、金融规则与安全议程

当决策逻辑转向风险优先，最显著的变化并非口号，而是工具结构的变化：美国的产业政策、补贴与投资审查日益与美国的对外战略联动；金融规则、合规体系与技术标准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塑形机制。在这一框架中，美国对不同对象采取差异化策略，是在多目标约束下，对不同风险类型与成本传导路径进行分区管理。

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更倾向于在关键技术、数据与资本形成能力等领域强化限制与审查，因为这些领域被认为与长期竞争力和安全相关；但与此同时，美国也难以承受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全面断裂，因为宏观层面的激烈脱钩可能通过通胀、金融市场波动与全球需求回落严重反噬美国国内稳定。因此，更贴切的概括不是绝对化的共生或脱钩，而是有限融合与选择性脱钩并存：在部分领域维持必要连接以控制宏观风险，在部分关键领域推进制度化脱钩以维持长期优势。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就关税问题发表讲话时手持一份“对外贸易壁垒”文件（图源：路透社）

对欧洲，同盟关系正日益被经济安全议程重塑。在能源、补贴、产业链与监管规则等多个议题上，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冲突与议价互动。一方面双方希望强化安全绑定与制度协同，但另一方面又围绕成本分担、产业政策与市场准入等摩擦不断。此刻，把欧洲简单定义为成本分担对象，会低估其能动性与内部差异。欧洲目前确实在承受更高能源成本与产业压力，但也在以自身监管能力、市场规模与政策工具对美国策略形成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的大小不止取决于欧洲有没有能力，更取决于欧洲有没有信心。

 法新社2月10日报道，美国计划向欧洲盟友移交北约两个关键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权，此举被视为华盛顿推动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最新举措。（图源：美国陆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

对俄罗斯，美国可能更关注对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管控，尤其关注俄乌冲突对能源价格、金融市场与通胀预期的传导效应。其重点是通过制裁、金融限制与外部协调把风险锁定在可承受区间，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冲突强度与外溢成本调整工具组合。

三、合作的再定义

在高成本时代，共同利益更像一种危机管理机制，而不只是对冲分歧的政治承诺；追寻共同利益将有助于大国避免风险沿供应链、能源价格与金融市场等关键通道传导，防止其反噬国内就业、通胀与金融稳定。

展望未来，大国间关系更可能建立在风险可计算、冲突可管理、成本不失控的底线逻辑之上。只要各方仍高度在意通胀、金融稳定与产业韧性，就会在危机管理上进行协调。即使在强竞争背景下，某些宏观领域仍会保留最低限度协调。此时合作所承担的功能是降低系统性事故的概率，而不是改变竞争结构本身。

因此，当下大国关系的变化，本质上是高成本时代对国际秩序的一次再定价与再校准，规则并未失效。对中国而言，成功应对这一轮重组的关键，不在于被动追随外部叙事，而在于在一个分层、分域、条件化运行的世界里，持续输出自身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

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广州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高官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图源：外交部）

在此方面，中国完全有能力把握战略主动。超大规模市场为增长提供纵深与回旋余地，完整产业链体系为全球供给提供稳定锚点与韧性底座；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升级与制度型开放的持续推进，正在把短期竞争压力转化为长期效率与能力优势。更重要的是，当外部世界在高成本压力下更需要可信任、可持续、可交付的公共产品时，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与合作导向，具备以制度化方式提供稳定预期与合作平台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口号，而是可被验证的供给能力与治理能力。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并以可预期的政策与可复制的合作机制连接世界，就能够在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让更多国家在不确定性中看到确定的中国、在动荡中找到可以信赖的锚。

Club Briefing: In a recent article published with , Yu Xiang (CASS) observes that the world is transitioning into an "Era of High Costs," where fiscal, financial, and security burdens are rising systemically.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just a pursuit of common goals; it has evolved into a baseline struggle for risk control. As the U.S. pursues selective decoupling based on a "risk logic," China’s strongest defense is the synergy between its massive market and its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base. By acting as a source of institutional certainty, Yu believes China can seize the initiative as the global order is reshaped. 

The articla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presentation at the January 2026 closed-door seminar on global political trends and the role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