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85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大国阶梯·六五计划】
大象放映室官方账号作者 |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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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开启一个新系列，在这里，我们将深度解析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来呈现中国的崛起之路，这个系列的名字为《大国阶梯》，意思就是每五年一个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走向复兴。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关键的五年是哪五年？
很多人可能会说是1978到1983年，毕竟改革开放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我要告诉你，真正决定中国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其实是1981-1985年这五年。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正是六五计划执行的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随时都可能走回老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打架，保守派和改革派在掰手腕，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要稳定还是要发展？要继续革命还是要改革开放？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能把国家这架列车带进沟里。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被严重低估的“六五计划”，看看改革开放早期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制定六五计划有多难？
很多人以为1978年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就走上了正轨。但实际上，1978年到1980年这3年，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
1978年，刚刚复出的老干部们憋了十年的劲，一股脑全爆发出来了，他们要把文革耽误的十年都补回来，要让中国快速实现现代化，这个想法本身没错，但问题在于，他们太急了。
当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宏伟的“十年规划”，要在1978年到1985年期间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个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30个电站、6条铁路干线等等。
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对吧？但问题在于：钱从哪来？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9.52亿美元，还不够买两艘油轮的，但这个十年规划需要多少钱呢？保守估计，要600亿美元。这不是开玩笑，这是要把国家搞破产的节奏。
但当时的领导层对快速实现现代化充满热情，既然自己没钱，那就借外债，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于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疯狂地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签订了一大堆合同，这个疯狂的引进计划后来被称为“洋跃进”。
为什么叫洋跃进？因为它和1958年的大跃进类似，都是不顾实际条件，盲目求快求大。1978年到1979年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就和外国签订了价值78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引进合同，这些合同包括从日本引进宝山钢铁厂、从法国引进核电站、从美国引进化肥厂、从德国引进煤矿设备等等。
但问题来了，这些设备买回来之后，发现根本用不上。为什么？因为基础设施跟不上。你买了最先进的炼钢设备，但是没有足够的电力供应；你买了最先进的化肥厂设备，但是没有足够的天然气；你买了最先进的煤矿设备，但是没有足够的铁路运力把煤运出去。
更要命的是，这些设备都是用外汇买的，而且很多是贷款，到了1979年底，中国的外债余额已经达到41.3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却只剩下8.4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搞下去，中国要不了两年就得宣布破产。
当时负责财政工作的领导看着账本，很头疼，他们发现，197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170.6亿元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5.4%，这个比例在和平年代是相当恐怖的。
更严重的是，通货膨胀开始抬头，1979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0%，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要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物价是国家定的，一般是不会随便上涨的，这一年的物价上涨，意味着计划经济体系开始松动了。在这个危急关头，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陈云。
1979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做了一个著名的发言，提出要“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这八个字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改革必须减速，避免国家陷入财政危机。
陈云是谁？他是建国后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但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陈云并不是一个教条的计划经济支持者，相反，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经济学家，陈云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发展太慢，而是发展太快，基本建设规模太大，超过了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必须要调整，要"消肿"。
具体怎么调整呢？陈云提出了几个措施：
第一，大幅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把那些已经上马但还没建好的项目，能停的停，能缓的缓。
第二，压缩外债规模，把那些已经签了合同但还没执行的设备引进项目，能取消的取消，能推迟的推迟。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把过去重工业优先的方针改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协调发展。说白了，就是先保证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再谈什么现代化。
这些措施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在给改革开放泼冷水，是在走回头路。但陈云顶住了压力，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们要做经济工作的“促进派”，也要做“促退派”。该促进的时候要促进，该促退的时候也要促退。
在陈云的主持下，从1979年到1981年，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这三年被称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调整的力度有多大呢？举几个数字：1979年，国家决定停建、缓建的基本建设项目达到348个，压缩基建投资55亿元；1980年，进一步压缩基建投资80亿元；到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从1978年的501亿元压缩到302亿元，几乎砍掉了一半。
在外债方面，中国取消或推迟了一大批设备引进合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宝山钢铁厂。这个项目原计划引进两套高炉设备，后来决定只建一套，另一套推迟到以后再说。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在浪费已经投入的资金，但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两套高炉都建，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铁矿石供应。
调整的效果是明显的，到1981年底，财政赤字从1979年的170.6亿元下降到25.5亿元；外汇储备从1979年底的8.4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底的27.08亿美元；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物价基本稳定。
但是，调整也付出了代价，1981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5.2%，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很多人开始怀疑，改革开放是不是走错了方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六五计划登场了。
二. 六五计划如何“改革”？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制定过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因为它要回答一个所有人都在问的问题：中国到底要走什么路？
当时国内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要大胆引入市场机制，计划经济已经走不通了；但也有另一派认为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是补充。
因为本身就在探索，在当时，这个问题谁也不知道答案，所以六五计划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说白了就是，我既要计划，也要市场；我既要公有制，也要允许个体经济；我既要稳定，也要发展。
听起来很美好，好像都照顾到了，但实际操作起来，这简直就是在钢丝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六五计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到5%”。这个目标看起来不高，但要知道，经过三年调整后，要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增长，难度相当大，也就是到198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9718亿元，比1980年增长33%左右；粮食产量要达到4亿吨，比1980年增长23%。
在产业结构上，六五计划决定要继续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提出“农业是基础，轻工业、重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首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这等于是给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开了绿灯。
在分配制度上，提出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先富论”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计划中。
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要“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但同时强调“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是吸取了"洋跃进"的教训。
这些目标看起来很务实，但实际上，每一条都充满了矛盾。
比如说，你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然要放松价格管制，但一放松价格管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出现，老百姓就不满，社会就不稳定；再比如，你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但贫富分化一出现，就会有人质疑，这还是社会主义吗？还有，你要引入市场机制，就必然要减少计划指令，但计划指令一减少，原有的那套计划经济体系就会失灵，可能会出现混乱。
这些矛盾，在六五计划执行期间全部爆发了出来。
六五计划期间最成功的改革是农村改革，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改革并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农民自己搞出来的。
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农民按下了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事情在当时是严重违反政策的，搞不好是要坐牢的。
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必须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你搞“大包干”，把地分给个人，这不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但是，小岗村的“大包干”效果太好了，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增长了6倍，这个消息传开后，周围的村子纷纷效仿。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看到这个情况，没有打压，反而保护和支持。他在全省推广"大包干"，并且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态支持农村改革，他说:
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有了邓小平的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到1983年，全国98%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制度名存实亡。
这个改革的效果是惊人的，197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是3.05亿吨；到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4.07亿吨。仅仅6年时间，粮食产量增长了33%，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收入大幅增长，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4元；到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98元，增长了将近两倍。农民有了钱，就开始买东西，这直接拉动了轻工业的发展，1981年到1985年，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1%，远远超过了计划目标。
但农村改革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种地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要干什么？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答案，后来的答案是：乡镇企业，但那是1984年以后的事了。
相比农村改革的大刀阔斧，城市改革就显得小心翼翼，为什么？因为城市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比农村更加复杂，农村改革主要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而城市改革涉及到国有企业、价格体系、分配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六五计划期间，城市改革主要在几个方面进行了试点：
第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1981年，国务院在部分企业试行“经济责任制”，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自主安排生产，自负盈亏。
这个改革的逻辑是，过去国有企业是"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积极性；现在给企业自主权，让企业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利润留一部分给企业，这样企业就有积极性了。
听起来很不错对吧？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一大堆，比如说，你让企业自主安排生产，但原材料还是国家统一分配的，企业想多生产也没有原材料；你让企业自负盈亏，但产品价格还是国家定的，企业根本没有定价权。
更要命的是，一些企业拿到自主权后，不是想着怎么提高效率，而是想着怎么钻空子，他们把利润藏起来，把亏损报上去，向国家要补贴，所以，企业改革在六五期间进展缓慢，效果也不明显，真正的突破要等到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是价格改革，这是最敏感也是最困难的改革。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国家定的，国家定价的逻辑是保证人民生活，所以很多商品的价格都低于成本，比如粮食、食用油、肉类等生活必需品，国家都给予大量补贴。
但这个体系的问题在于，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而且一个这么多人口的国家，人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这是不可能完全被计划出来的，这就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扭曲，有的商品供不应求，有的商品积压滞销，国家财政也负担巨大，每年的价格补贴就要几百亿。
怎么改呢？放开价格，让市场定价？但问题在于，一旦放开价格，必然会导致涨价，而老百姓的收入没有相应增长，大家买不起东西，社会就不稳定，所以六五期间的价格改革非常谨慎，主要是“调整”而不是“放开”。
对一些非必需品，国家适当提高价格；对一些生活必需品，继续实行国家定价和补贴。但即使是这样小心翼翼的调整，也引发了问题，1985年，由于放开了部分商品价格，当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8.8%，是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老百姓开始抱怨物价上涨，对改革产生了怀疑。
第三，是发展个体经济，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存在，虽然在五十年代有过“公私合营”，但到了六十年代，私营经济基本被消灭了。
改革开放后，城市里出现了大量待业青年，这些人主要是三种，一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后没有工作；二是文革期间学校停课，现在毕业了没有工作；三是国有企业子弟长大了，但国有企业容纳不了这么多人。1979年，城市待业青年达到1500万人，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整天在街上闲逛，社会治安问题很严重。
怎么办？陈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允许个体经营。1981年，中央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明确提出：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
这等于给个体经济开了绿灯，从此，城市里出现了个体户，他们摆摊卖菜、开小饭馆、修自行车、做小买卖。
但个体户在当时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官方的说法是，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经济形式，但“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可以存在，但不要太张扬，更不要想着做大做强。
所以当时对个体户有很多限制，比如规定个体户不能雇工，或者最多只能雇几个帮手，这实际上限制了个体经济的发展，但即使有这些限制，个体经济还是迅速发展起来，到1985年，全国个体工商户达到1171万户，从业人员1766万人，这些人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也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生活。
三.六五计划如何“开放”？
上面说的基本都是“改革”，在“开放”方面，六五期间的对外开放和今天我们理解的开放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当时的开放是非常谨慎、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因为刚刚经历了“洋跃进”的教训，大家都怕了。
1980年，中国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但要注意，当时设立经济特区的逻辑和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理解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这也是对的，但在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出口”。
说白了，就是把外国资本圈在几个特区里，不要让它跑到内地来，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开放。而且当时对经济特区的争议非常大，很多人认为搞经济特区就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在出卖国家主权。
深圳特区刚建立的时候，有人就质疑，这和旧中国的“租界”有什么区别？在这种争议下，经济特区的发展是很艰难的，1981年到1982年，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对特区的投入大幅减少，深圳特区一度出现资金短缺，很多项目都停工了，但深圳还是顶住了压力，坚持了下来。到1985年，深圳的GDP达到39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约14倍，这个成绩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经济特区。
除了经济特区，六五期间的对外开放还包括：
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中央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允许这些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资。
扩大对外贸易，1981年到1985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367.6亿美元增长到696亿美元，年均增长13.7%。
引进外资，六五期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79.6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今天看起来不大，但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总体来说，六五期间的对外开放还是很有限的，主要限制在几个特区和沿海城市，内地基本上还是封闭的，而且对外资的利用也主要限于加工贸易，不允许外资控股，更不允许独资，真正的全面开放要等到1992年以后。
四. 六五计划的成就与意义
说了这么多政策，我们来看看六五计划到底完成得怎么样？从宏观数字上看，六五计划是超额完成的：
198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155亿元，超过计划目标66.2%，年均增长10.7%，远远超过了计划的4%-5%。
粮食产量1985年达到3.79亿吨，虽然没有达到4亿吨的目标，但也接近了，比1980年增长了18%。
国民收入从1980年的4517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9016亿元，增长99.7%，年均增长14.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0年的477元增加到1985年的739元，增长5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191元增加到1985年的398元，增长108%，翻了一倍多。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漂亮，对吧？但数字背后，有很多问题被掩盖了。
第一个问题是财政赤字，虽然相比1979年有了大幅改善，但1985年的财政赤字还是达到了22亿元，而且这个赤字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说明财政体制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通货膨胀，1985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上涨8.8%，城市上涨11.9%，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高通胀，老百姓开始囤积商品，担心明天买不起。
第三个问题是经济过热，1984-1985年，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增长，很多地方又开始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严重，这和1978年的“洋跃进”有点像，只不过这次是内部的“土跃进”。
第四个问题是贫富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确实让一些人富了起来，但也拉大了贫富差距，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都在扩大，一些人开始怀疑，我们到底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在搞资本主义？
第五个问题是官员腐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些掌握审批权、分配权的干部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官倒”开始出现，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
这些问题在1986年以后逐渐爆发，最终导致了1988年的“价格闯关”失败和经济过热，但这是后话了。
那说了这么多，六五计划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怎样的价值和位置？
从表面上看，六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一步。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六五计划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渐进式改革。
什么叫渐进式改革？就是不搞休克疗法，不搞激进变革，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来。这种路径和苏联东欧的改革完全不同。
苏联东欧在八九十年代搞的是激进改革，一夜之间把计划经济推倒，全面引入市场经济，结果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很多国家至今还没缓过来。
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改革，先搞农村，再搞城市；先搞增量改革，再搞存量改革；先搞经济改革，再搞政治改革；先搞试点，再搞推广。这种路径的好处是风险小，即使改错了也能及时纠正，不会导致系统性崩溃。缺点一是速度慢，而且容易出现各种怪现象，比如双轨制、腐败等；二是没有参考，完全要靠自己摸索出一条路来。
但总的来说，历史证明了，中国选择的这条路是对的。
六五计划还确立了另一个重要原则——发展是硬道理。
在六五计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关于改革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保守派说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激进派说改革力度还不够大。但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很明确——不争论，先干。只要能发展经济，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主义之争先放一边，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让中国避开了意识形态的陷阱，专心致志搞建设。
六五计划还有一个被忽视的意义，它让中国人重新树立了信心。
要知道，1978年到1981年，很多人对改革开放是怀疑的，一会儿说要引进外资，一会儿又说“洋跃进”搞不得；一会儿说要发展商品经济，一会儿又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都蒙了，不知道国家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但六五计划的成功执行，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原来改革开放真的能让经济发展，真的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种信心的树立，比任何政策都重要，有了信心，后面的改革才能继续推进。
1985年12月，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宣布六五计划胜利完成，所有人都在欢呼，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走上了正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个隐忧——改革进入深水区了。
什么叫深水区？就是说，简单的改革都做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农村改革成功了，但城市改革还没找到方向；对外开放取得了进展，但国内市场还是半死不活；老百姓收入增加了，但物价也在飞涨；经济发展了，但腐败也在蔓延。
更重要的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还是没有理顺，六五计划采取的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模式，但这个模式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你要市场，就得放松管制；你要计划，就得加强管制。两者怎么平衡？这个问题，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算有了最终答案。
但无论如何，六五计划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让改革开放站稳了脚跟，让中国经济走出了困境，让中国人重新看到了希望。
它是计划经济的最后辉煌，也是市场经济的序曲。
它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