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卷首语｜郑永年：文明、文化和中国新外交

编者按 

2025年风云激荡，世界在震荡中寻找新的平衡。中国外交在这一年直面多重考验，于博弈中显从容，在挑战中塑格局。从“斗而不破”的中美战略周旋，到“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的纵深推进；从与全球南方、中国—东盟等团结协作的务实深化，到对西方单边制裁与“脱钩断链”的坚定回应——中国以有力的行动诠释了何为“止戈为武”，何为“从容自信”。这场贯穿全年的外交交响，既见雷霆手腕，亦显文明底色，在百年变局的十字路口，描绘出一条超越零和博弈的新路径。

本文从文明、文化的视角出发，讲述中国新外交的过去与未来。作者指出，中国外交的演进不是权力扩张的简单叙事，而是文明基因的当代彰显。从“韬光养晦”到“大有作为”，变的是姿态，不变的是内生于华夏文明中的“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的价值观与对“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秩序理想。“国强必霸”不是中国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我们对未来秩序蓝图。中国不输出模式，但赋能发展；不逃避斗争，却始终为和平与公平而争。外交的“硬核实力”背后，是中国对文明主体性的清醒坚守，更是对“达则兼济天下”的千年胸怀。

展望2026，未来的中国将以怎样的智慧与担当，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助力世界共攀发展高峰？又将以怎样的包容与韧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生不息的中国动力？让我们开启新程，翘首以待中国外交的新篇章。

自近代以来，中国外交走过了从“求生存”到“站起来”再到“富起来”的艰难过程，十八大之后则走上了“强起来”的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过程，今天则走上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新进程。无论怎么样的外交进程，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艰难崛起过程，更是展现中国文明和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即开放包容、生生不息、内求发展，外求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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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主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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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前：“求生存”

两次鸦片战争以降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尽管国大，但却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尽管外交领域有过不少可歌可泣的努力，但一直维持在国家的生存层面。或者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外交的主题是“求生存”。这期间，中国不得不和先发展起来的列强签署了大量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尽管晚清的李鸿章被普遍视为拥有高明的外交手腕，也不得不和日本签署《马关条约》。但应当指出的是，李鸿章在国内所展开的“大国外交”，即利用各国列强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的国内外交，防止了中国沦落为一个完全殖民地国家。外交走不出国门这一事实本身便是那个时代的悲惨外交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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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追求“独立自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彻底改变了这种格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数代人等待世纪之久的一个宣言。

尽管建国后我们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但当毛泽东意识到苏联的政策影响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时候，便毅然决定同苏联的决裂。“独立自主”是近代以来我们的追求，也是今天和明天的继续追求。

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了。1980年代，我们在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之后得出结论，封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为了适应世界，我们主动开放，主动和世界先进的规则规制对接，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不仅辅助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更是促成国家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尽管中国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员，但中国并没有像一些西方国家所期望的那样，变成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我们在拥抱世界的同时也在走自己的路，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十九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结就是，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二战以来，能够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自主性的国家和经济体少而又少，而中国是最典型的。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签字仪式（图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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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

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进入了“强起来”的阶段。一般认为，中国外交从此前的“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尽管对我们来说这个转型是自然的过程，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外交变得具有了“进攻性质”。即使是国内，也有一些声音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此前的“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并不难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不管中国做与不做什么，都会被西方视为是“威胁”。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过去存在，今天也存在，未来还会存在下去。而国内一些人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对立起来则更是毫无道理。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就需要逐步调整外交政策。崛起有外部效应，我们不能对这些外部效应置之不理，而是应当直面这些效应。如果是负面的效应，那么我们应当想办法加以控制或者解决；如果是正面效应，那么我们应当加以利用，既赋权自己，也赋权他国。

“有所作为”的外交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继续拥抱世界，并且成为联合国体系最坚强的支持者。尽管中国崛起了，但中国依然是一个谦虚的国家。十八大之后，为了缓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压力，我们主动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调整。尽管这样，那么多年来，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二是继续巩固和强化中国积极参与的区域组织，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等。三是自主的国际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2025年9月1日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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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有可为”和“大有作为”

今天，中国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时代。这是必然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恐惧于这个时代，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冲击第二波”。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些西方国家把自身的“国强必霸”的逻辑强加在中国头上，相信中国也会随着崛起而去重复西方往日走过的道路。西方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融入世界称之为“中国冲击第一波”。当时，我们用廉价的劳动力和牺牲环保的方法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但西方把此视为是“冲击”。同样，今天，中国绿色经济（尤其是新三样）的产能大量走向世界，西方又把此视为是“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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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在往何处去？

归根结底，核心问题是：中国外交到底在往何处去？

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领域依然是受西方影响最深的领域之一。我们一些人也在使用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在解释我们自己的外交实践。我一直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被“思想殖民”状态。如果不走出这种“思想殖民”状态，那么就很难回答“中国外交往何处去？”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否能够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如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基于经济力量之上的军事力量；

政治领导层的意志；

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核心文明价值观。

弱国无外交。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什么样的外交都谈不上。近代的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再者，尽管经济和军事力量存在本身就具有国际影响力，但能否把经济和军事力量用好、用足则取决于政治领导层的意志；因为作为客观存在的力量既可以是防御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同时既可以用来追求国家私利，也可以用来增进人类的共同福利。

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力量和力量使用的目的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核心文明价值观。例如，“国强必霸”反映的是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管怎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天下大同”等天下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代版的“天下大同”。

这三个层面的要素是我们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也是理解今天和未来中国外交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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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未来，中国外交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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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几个重要来源

概括地说，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几个重要来源。

一是中国文明和文化。这是最重要的，是本源。文明和文化是我们的基因，是我们的血液，是最深层的价值观；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文明和文化一直在主导着我们的思想、思考和思维。

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意识到全球化不可避免，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述了资本的国际化在改变旧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把此视为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马克思之后世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就表明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第二，追求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两者的高度契合形成了巨大的意志推动力。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无论是近代我们国家所遭受耻辱的历史，还是建国以来站起来的过程，或者是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过程，都深刻地向我们展示了大国的地位是斗争出来的这一真理，大国的地位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外交斗争”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和精神。

归根结底，这三个来源都是中国世俗文明内涵价值观的反映，可以用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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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世俗文明，并且是没有中断的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是因为世俗文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就与外部的关系来说，中国世俗文明两个最大的特点是：

第一，开放包容，但坚守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我们在拥抱世界和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在走自己的路。近代以来，因为现代化先发生在西方，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大都把现代化视为是“西方化”。因此，无论是非西方国家输入式的现代化还是西方国家输出式的现代化，成功的少而又少，失败的居多。其中，既成功也能够保持独立的案例则更少了。在诸大国中，中国是唯一的大国，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

第二，“达则兼济天下”，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要关怀天下的发展。传统上，中国是通过贡赋体系来向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近代以来，贡赋体系被西方学者理解成西方曾经有过的“朝贡体系”，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理念和实践。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贡赋体系理解成今天的单边开放政策。外国通过向中国贡献礼品这一仪式，不仅从中国那里获得比其本身所送礼品更大的回送礼品，更是获得了在中国经商的权利。今天这一体系已经不再，但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就是说，在我们自己富裕起来之后，要实现世界的共同富裕。或者说，在自己实现成功现代化之后，也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伸出去，鼓励和帮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给他国之上。

在肯尼亚内罗毕，中国驾驶员与肯尼亚学员走过一辆印有“连接国家 走向繁荣”标语的（蒙内铁路）机车，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项有效带动了沿途城市经济发展（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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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外交政策的重点

中国文明的这些核心精神体现在当代外交政策上。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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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自己的主体性

在国际层面和外交领域，坚守自己的主体性就必然意味着需要进行国际斗争。这尤其表现在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对现代化模式的追求上。如前所说，在那么多国家中，只有中国坚守住了自己独立的思想、思考和思维，形成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因为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因此，讨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得不讨论这个国家和西方的关系。

我们不难看到几种主要的经验现象。一是那些不能拥抱西方世界的国家，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很难实现现代化。或者说，这些国家被西方孤立起来或者自己主动孤立起来之后，很难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典型的例证有朝鲜和古巴。二是那些高度依赖西方但又没有被西方所接受的国家，也就是体制外依附西方的国家，也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典型的是拉美国家，一些国家早期通过和西方的关联获得了发展，但此后失去了发展的自主性，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那些在拥抱西方世界的同时不能坚持自己的主体性的经济体也出现了严峻的问题。典型的是欧洲和亚洲的日本与“四小龙”经济体。二战后，美国有两件事情做得非常成功。第一是针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通过这一计划，美国在帮助欧洲国家经济复兴的同时也控制了这些国家。第二是美国的东亚政策，一方面帮助日本和“四小龙”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机制控制了这些经济体。

不过，这种现代化方式对这些经济体也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对这些经济体来说，当美国有能力为它们提供国际公共品（例如市场开放）的时候，这些经济体就获得了发展，但是一旦当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它们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时候，它们的发展就会受到严峻的制约。今天，无论是欧洲还是日韩等经济体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向它们提供市场开放这一最大的国际公共品了。

中国的情况则很不相同。我们拥抱世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自主角色。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始终坚守自己的主体性。如果要问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能够像我们国家那样？这里有我们的规模的原因，因为我们国家的体量巨大，西方一方面不能放弃这个庞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不能强迫中国变成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制西方的各种演变方法。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我们的文明有能力在吸收消化西方的优点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这尤其表现在我们的政治意志上。就现代化而言，我们近代初期也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把现代化视为是西方化，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实践，但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今天，我们旗帜鲜明地表示，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现代化是自己传统的创造性转型。不仅如此，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启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实际上，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在器物层面，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但一旦失去知识上的独立性，那么必将误入歧途，迷失方向，最终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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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际斗争来赢得机遇

国际斗争尤其表现在和美国的斗争进程中。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一些人一看到我们要和美国斗争就变得忧心忡忡。但问题在于不通过斗争是否能够求得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呢？经验地看，我们是“斗而不破”，在斗争中推进中美关系。特朗普一发动对等关税战争，我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行公开反制的国家。这次在中美两国元首韩国峰会之前，我们针对美国的芯片战略毅然推出了我们的稀土反制战略。今年中美之间四轮的谈判，经过斗争反而斗成了“老朋友”。

对这四轮谈判可以总结成四点。一是有效地打击了特朗普的嚣张气焰。自特朗普发动对等关税战之后，对其他所有国家几乎都是百战百胜，战无不胜，但面临中国则遇到了强大的反击力量。西方人总说，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单上。正是因为我们的有力反制，我们不仅在餐桌旁，而且占据了好几个席位。二是打破了特朗普的单方面幻想。特朗普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对我们卡脖子，另一方面要和我们达成一个贸易协议，相信两者可以同时推进。我们的稀土新规则直接对特朗普说“不”。三是我们找到了对等原则。究其实质来说，我们的稀土新规和美国的芯片规则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可说都是“长臂管辖”。这样做，我们就为今后的谈判找到了更多的武器。四是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们这样做体现了中国文明“止戈为武”的古老哲学，即我们找到这些武器，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为了阻止美国乱用其所拥有的武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手段，但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是理性，是和平。

2025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左）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日内瓦与中国负责经济政策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贸易会谈（图源：纽约时报）

正因为这样，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向外看，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从容自信：“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通过斗争而获得的果实是实实在在的。正因为是在斗争中前进，人们对今后的中美关系反而较前些年更加乐观了。今天，中美正在逐渐形成一种“阶梯式递进”的趋势。今后，斗争不可避免，也会更加激烈，但我们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的利益。人们可以相信，我们和美国的斗争正在超越贸易斗争，而是在追求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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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我们在贫穷的时候，“穷则独善其身”，反思我们为什么会落后。但在我们富裕起来之后，我们则是“达则兼济天下”，也要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如果说，在内部我们追求共同富裕，那么在外部，我们追求的是共同现代化。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迄今依然维持在30%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各种扶贫事业，帮助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为世界的扶贫事业作出了最大份额的贡献。

今天，我们在诸多经济领域，包括绿色新能源和数字经济，我们拥有了先进技术，也乐意和西方社会分享。尽管这些也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更是受西方社会欢迎的，但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力量把其视为是风险，甚至是威胁。对此，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因为只要我们保持先进，西方的封闭只能导致其最终的落后。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在努力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我们和全球南方的关系既不像西方所说的那样，拉帮结伙，针对某些国家，甚至也不像全球南方内部的一些国家那样搞排他性的政策，而是聚焦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关注的发展问题。尽管“全球南方”面临无穷的问题，但核心问题是发展。而中国在发展方面拥有了“全球南方”所需要的经验。今天，现代化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以辅助全球南方的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他国之上。我们自身成功的核心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如果要成功，那么就必须找到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这个思想层面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在技术层面，我们则拥有从低端到高端的几乎所有的技术。尽管在一些技术领域，我们还处于追赶阶段，但我们所拥有的技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附近的宾博市拍摄的该国首座光伏电站——萨卡伊光伏电站，这一由中国企业承包的项目极大缓解了班吉市的用电难（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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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更高、更远的目标

我们的国际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更大更远更高的目标。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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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的内部发展

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是基础，没有自身的可持续性，任何外部的作用都无从谈起。根据十五五规划，到2035年我们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正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在全球化状态下实现崛起的，实现中等发达国家这一目标更需要进一步的全球化。没有人会认为我们自己可以封闭起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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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开放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开放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国际公共品。开放不仅是我们自身可持续发展所需要，也是我们履行大国责任所需要。在这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领域，我们已经形成了高水平的开放系统。

第一，包容性多边主义。和一些国家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不同，我们是包容性多边主义。我们不像一些国家搞多边主义是为了针对第三国，我们的多边主义是针对所有成员国所面临的问题的。

第二，制度性开放，即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一方面继续和世界高水平对接，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旧规则的修订和新规则的制订，也根据中国的经验贡献新的规则。

第三，单边开放。单边开放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单边开放目标有二，一是通过单边开放来获取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二是通过单边开放主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品。今天，我们的单边开放政策正在从免签政策、对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制造业准入等向更多领域扩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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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国际秩序

二战之后确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一秩序的最终结局还不得而知。如果诸大国能够达成共识，加以激进的改革，这个体系有可能重新获得生机。但如果诸大国继续无能对此加以激进的改革，那么即使这个体系还能够存在一段时间，但要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则不太可能了。

不管如何，这个秩序需要重塑或者重建。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因此，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提出了四大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四个倡议既是我们对国际秩序的展望，也是我们构建国际秩序的总体方法论。但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提出倡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意义上要由我们单方面主导这些倡议，或者把这些倡议强加给他国之上；恰恰相反，这些倡议是我们给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各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进行互动，找到共同的利益，达成共识，借此共同参与国际秩序的重塑或者重构。

一句话，我们可以把今天我们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成为现代版本的“天下观”。在一个“同球共济”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这个“天下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追求大同世界，是今天中国外交的努力，也是明天中国外交的目标。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王炳云  

审核 | 冯萧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