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载兴东亚和平建言的战略评估报告

关于郑载兴东亚和平建言的战略评估报告

引言

2025年12月，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载兴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东亚地区若要避免冲突重演，中日韩三国需在历史问题上形成共识。其发言涉及国际秩序变迁、欧亚大陆格局、区域合作前景等多个层面。本报告基于其发言内容，从四个维度展开分析，力求在客观中立的框架下，评估相关主张的现实基础与实施前景。

┉

一、韩国对华认知的多元格局

郑载兴的立场反映了韩国战略研究界内部存在的不同取向。当前韩国对华政策主要呈现三种思路：

第一种是进步派的多向平衡思路。这一思路强调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同时，不过度卷入大国竞争，主张与中国、俄罗斯等欧亚大陆国家保持适度合作空间。郑载兴对全球南方、金砖机制及中俄印合作的积极评价，符合这一取向。其核心关切在于，若韩国完全绑定美日韩安全框架，可能压缩其在多极化趋势下的战略自主性，特别是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对华、对俄的沟通渠道具有不可替代性。

第二种是务实派的利益权衡思路。这一群体未必在价值观层面倾向中国，但承认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现实性。他们倾向于将安全与经济议题适度分离，在安全领域依赖美国，在经济领域维持与中国的合作。郑载兴提到的"韩国国内很多人已认识到大变局"，主要指这一群体的判断。然而，在韩国国内政治环境强调强化美韩同盟的背景下，此类观点的公开表达相对有限。

第三种是保守派的同盟优先思路。这一思路认为，韩国的国家安全建立在美国军事存在之上，因此应优先巩固韩美同盟，对中日历史矛盾持工具性看法——既可在必要时对日施压，也担心过度纠缠历史会影响美日韩对朝政策协调。这一派别倾向于认为，历史问题不应成为区域合作的主要障碍，而应通过现实利益超越分歧。

三种思路并存说明，韩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区域战略定位。郑载兴的主张更接近第一种思路，但其影响力受国内政治周期制约。韩国究竟倾向于成为西方秩序在东亚的延伸，还是多极格局中的独立行为体，目前尚未有明确答案。

┉

二、历史问题与区域一体化的现实互动

郑载兴将历史共识视为区域和平的前提，但历史问题在东亚合作中呈现出复杂的实际效应。

历史认知的分层差异是首要障碍。中韩两国重视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关注日本军事动向，强调历史教训的永久性意义。日本方面，保守势力倾向于将历史问题视为"胜者的审判"，认为反复道歉已属充分，中韩持续提出历史议题被解读为政治筹码。与此同时，日本进步派虽承认历史责任，但在国内政治格局中影响力有限。这种认知错位导致共识难以形成：中韩寻求的是历史结论的不可更改性，而日本部分力量追求的是历史议题的终结性。

历史问题的工具化倾向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在外交实践中，历史议题的突出程度常随双边关系总体氛围波动。当区域关系缓和时，历史问题可被暂时搁置；当战略竞争加剧时，历史问题则成为动员民意、增加谈判筹码的手段。这种灵活性使历史共识的构建缺乏连续性。日本保守势力倾向于将中韩的历史诉求解读为机会主义行为，而非对历史正义的真诚追索，这反而巩固了其国内支持基础。

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受到历史问题的制约。即便在经济领域达成多边协定（如RCEP），历史争议仍构成隐性限制。安全对话常因历史认知分歧而难以深化，社会层面的民意对立使技术性合作易被政治化，首脑级会晤也因历史或领土问题多次中断。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区域战略互信维持在较低水平。

综上，历史问题既是区域关系的症结，也是区域竞争的组成部分。其解决不仅需要道义层面的努力，更取决于战略环境的结构性变化。

┉

三、中俄印合作态势与日韩战略选择

郑载兴对中俄印三方合作持积极预期，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重构与日韩的战略定位之间存在张力。

中俄印互动的核心逻辑是强化陆权联结，减少对海上霸权体系的依赖。上合组织与金砖机制是这一趋势的制度载体。俄乌冲突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进程，促使俄罗斯与亚欧非西方国家加强协调。然而，这一逻辑对日韩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其前提是海洋国家代表旧秩序，而日韩目前仍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

日本的战略困境在于其双重身份。地理位置上，日本属于东亚国家；但自近代以来，其国家战略始终包含"脱亚入欧"或"亲美远亚"的取向。加入中俄印合作框架意味着对百年战略传统的重大调整，目前缺乏政治基础与现实动力。

韩国的处境则更为复杂。其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但安全架构完全依托于美国。若向中俄印阵营靠拢，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的次级制裁压力，同时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也难以通过中俄印框架获得实质性帮助，因中俄在朝核问题上的影响力存在明显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同时参与中俄印合作与美印澳四方对话，在不同机制中扮演不同角色。这表明欧亚多极化尚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基础，现阶段仍以利益组合为主要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中俄印合作越紧密，日韩越可能强化与美国的协调以平衡区域格局，形成反向互动。

因此，郑载兴期待日韩融入多极秩序的愿景，与两国当前的战略依赖关系存在张力。除非美国出现明确的战略收缩，否则日韩更倾向于采取观望态度与有限度的平衡策略，而非根本性转向。

┉

四、郑载兴建议的实施前景

郑载兴提出的建立中日韩历史共识、推动区域和解的建议，其可行性可从多个层面评估。

积极因素包括：第二轨道外交仍有一定空间，中韩智库与民间团体可先行开展共同历史研究，整理档案资料，此举相对独立于政府层面的敏感性。在环保、公共卫生、老龄化应对等功能性议题上，中日韩可优先建立合作机制，这些领域受历史问题干扰较小，有助于逐步积累互信。此外，当大国竞争强度出现周期性回落时，可为历史议题的缓和创造临时窗口。

主要障碍在于：东亚地区缺乏超国家仲裁者。欧洲战后和解受益于美国的强制力与保护承诺。东亚没有类似的外部力量，中国倾向于代表受害者立场，日本不接受单方面叙事，韩国则缺乏足够影响力充当调停者。代际记忆差异同样构成挑战，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已成为政治中坚，其历史感知与受害国存在根本差异，专家层面的共识难以转化为社会层面的普遍认同。

更为关键的是，历史问题与地缘安全竞争紧密缠绕。台海、南海、朝鲜半岛等现实热点未解决之前，历史议题易被用作战略竞争的工具。美国不太可能主动推动日韩与中国达成历史和解，而中国在中日关系紧张时期也难以在历史问题上让步。安全竞争压倒了历史和解的道义诉求。

最具现实性的路径是接受有限目标：停止主动激化历史争议，但保留各自的叙事空间；继续深化经济捆绑以提升相互依赖成本；在朝核、台海等具体危机领域建立预防性沟通机制，而非追求全面的安全框架。历史问题可能被暂时搁置，但彻底和解需要更根本的战略环境转变。

结论

郑载兴的发言指出了东亚和平的深层挑战，其主张体现了对历史正义的重视与对多极化趋势的判断。然而，在2025年的区域格局下，其建议更接近一种理想化的应然图景，而非可立即实施的路线图。短期内，历史问题更可能维持现状，而非取得突破性共识。长期而言，若多极化趋势持续深化，美国区域影响力出现可观测的收缩，日韩将被迫重新评估其战略定位，届时历史议题才可能获得新的处理空间。在此之前，区域合作更可能遵循"经济优先、安全缓进、历史维稳"的务实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