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VS素质：40年拉锯战，中国教育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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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应该听过这样的声音：
“中国的教育不如国外”、“中国都是应试教育，培养的孩子只会死读书”、“国外的教育没作业，孩子玩着玩着就能成才”、“中国学生都是‘考试机器’、‘高分低能’”、“中国学校都是‘高考工厂’、‘高考集中营’”……
那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很多家长都在拼命“鸡娃”，学校都在疯狂施压，而国家层面，却在想各种办法给中小学生减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矛盾的情况？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艰难历程，一起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 教育不减负后果有多严重？
“素质教育” 并不是一个新词，1985年，北京一个12岁的女学生因家长嫌考分低，服毒自杀。时任总书记专门写了一个很长的批示：
对此很难过……全国大中小学多数教育思想不对头，对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不明确……灌的量那么大，灌的方法那么死，作业考试那么繁琐，有什么用？
这一年，中国基础教育还在普及阶段，能上学，在农村还是一件奢侈事，但当时减负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关注的现象。这年，国家教委成立了专门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对策小组，从此，“素质教育” 的概念开始萌芽。
之后，高层对“减负”、“素质教育”始终关注。1994年6月，时任总理李鹏提出：
必须下决心纠正长期存在的单纯应付考试的倾向。这种不良倾向使学校和学生忽视德育、体育，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势必误人子弟，造成严重后果。
同年，国家教委发布减负文件，其中有一条指出：
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单纯以学科考试成绩或升学率高低评价学校和教师，不得给学校、学校也不得给教学班和教师下达学生考试成绩或升学率的指标；不得以此排列学校、教师、班级的名次，也不得以此作为评价他们工作好坏、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学校、教师不得按学生考分高低排列名次、张榜公布。
1999年，中央又为素质教育“量身定制”了一轮课程改革。这一轮课改力度空前，要解决的问题是：以前的考试制度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而忽视了改进和激励；以前只注重学生的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前强调整齐划一，而忽视了个体差异；以前老师注重教学成果，而忽视了教学过程。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在学科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过程、教材开发、考试制度、教师的培养培训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大改革。
也就是说，对于减负，国家很早就做出了硬性规定，但尽管三令五申，执行的效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并不理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背后，其实是一种结构性困境，我们后面再来讨论。
总之，减负效果并不明显，一位来自华中某省的中学教师，就描述了2000年时初三的“疯狂”：
学生天不亮就要起床，晚上近 12 点才能睡觉，每天要在教室坐大约 17 个小时。因为中考不考音、体、美等科目，学校在每学期期末考试前一个月，就提前结束这些课程，把时间用于应试科目备考。
一些任课教师也都承认：
很多学生被考糊涂了，考呆了，但没办法。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2000年3月4日，前国家总理李鹏再谈减负：
我已经是有孙女的人了，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也都有子女。我小孙女每天做那么多的作业，比我做总理时还要累。她自己说她在全家最辛苦，起得最早，书包最重。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一问题，国家也制定了措施，但很难减下来。
“很难减下来”是普遍情况，但这轮新课改之下，还是有一批先行者开始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其中有不少轰动一时。
二. 中国只有应试教育吗？
第一个是“杜郎口模式”。
山东聊城的杜郎口中学，原本是一所濒临撤并的乡村学校，师资老化、学生厌学，直到迎来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了改变之前老师一味灌输式教学，学校撤掉了讲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老师只是引导者。
教室里，除了有窗的一面墙外，其余三面墙全是黑板。另外，强调学生自学和预习，一堂课，老师只讲10分钟，剩下35分钟全部留给学生，或者一分钟也不讲，老师直接参加到学生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引导学生彼此提问和互相质疑，除了把时间交给学生，空间也交给学生。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意走动，可以上台讲，也可以下位请教同学，或者根据课文内容几个人一起进行情景表演。
让人耳目一新的杜郎口模式迅速火遍全国。在一轮轮媒体报道下，各地教育局领导亲自带队，组织中小学校长前往参观，包括香港、台湾等全国各省市，甚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外国同行也纷纷赶来学习调研。原本一所普通的乡镇中学，成为全国闻名的教育神话。
第二个是 “洋思模式”。
江苏泰兴市洋思中学探索的，是一种“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模式。“先学”，就是老师给出学习目标和自学指导后，学生课前预习、课堂自学；“后教”，是针对自学中存在的问题，老师引导学生一起讨论、相互启发；“当堂训练”，指学生当堂测试，老师根据结果进行反馈和辅导。同时，配合“四清”教学体系，对不懂的问题，堂堂清、天天清、周周清、月月清。洋思模式比杜郎口模式的影响力更大，在各地教育局组织下，全国累计有500万教师前去观摩学习。
此外，还有南京东庐中学的“讲学稿”模式等等。
这些推进素质教育的新模式，核心都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也都曾风靡一时，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最终都难以大范围适用。很多学校一开始都雄心壮志，今年学杜郎口、明年学洋思、后年学东庐，但学来学去，都无奈收场。
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学生能力的门槛高，自学，更考验学生的自制力和积极性，还要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并不适合所有学生，所以很多学校推广下来都是表面热闹，对知识却掌握不牢。
二是教师角色转型难，新模式下，老师不再主讲了，但对课堂的把控力、引导力要求却大大提升，从“主讲者”到“观察者”的身份转变非常困难。
三是评价体系冲突，新模式更注重能力培养，而传统考试还是侧重知识点覆盖。所以，无论我们教育模式、授课方式怎么改，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 “终极审判者”——高考的裁决。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几乎所有高中都难逃升学率的竞争，于是高中师生陷入集体内卷，而为了进一个好高中，或者进好高中里的一个好班，初中生和家长们也开始了内卷。高考指挥着中考，中考又指挥着小学教育，于是一场漫长的跋涉，几乎从孩子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当“杜郎口”、“洋思”、“东庐”等模式都无法大规模复制时，有一种模式却在全国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几乎成为绝大部分县城中学的标配，它就是“衡水中学”模式。
衡水模式中，有其先进性，包括素质教育的一面，但更大程度上，这还是应试教育的典范。
三. 衡水中学的秘密是什么？
衡水中学的一天是怎么安排的呢？
早上5:30准时起床，然后迅速完成穿衣、叠被、洗漱；6:00，全校师生晨跑；7:00，晨读；8:00，正式上课；中午12:00，分批次去食堂吃饭；12:45，午休一小时；晚上21:50，最后一节晚自习才结束；22:00，教室熄灯；22:10，寝室熄灯；第二天早上继续5:30起床，周而复始。
除了严格精确到分钟的时间管控，衡中还有量化到非常细节的扣分细则，比如午休不闭眼、上课看向窗外、和同学说话等等，再搭配完善的奖惩机制，以及无处不在的热血条幅、格言海报。
在这一套天罗地网般的管理体制下，学生们无暇思考其他，只需要在老师设定好的目标中，埋头向前、冲击高考，而学校也通过这种高压管理，挤出更多的高分考生。
那这种方式有效吗？只从升学率来看，有效。2024年，衡水中学清华、北大录取人数达到了107人，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人大附中，作为一所地方学校，堪称奇迹。
衡水中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任校长李金池。
1982年，李金池刚毕业就分配到衡水中学当老师，教了十年的书，之后又当了 12年校长，也是在这段时期，衡水中学从一个落后的乡镇中学成为全国名校。2004年起，他从校长位子上卸任，当了6年的衡水市教育局局长。2010年，因为觉得当校长对教育的贡献可能比当局长更大，于是辞职，去民办的石家庄精英中学重新做回了校长，去之前，这所学校几乎濒临倒闭。
李金池赴任后，把衡水模式中的半军事化管理风格带到了这里。“激情教育”、“精细管理”，再加上“高效 6+1 课堂”，就是李金池给精英中学开出的药方。和衡水中学一样的跑操，一样的天不亮就起床，一样的争分夺秒，精英中学逐渐走出了濒临倒闭的泥潭，2014年，一本上线人数已经达到了571人。
衡水中学和精英中学的成功，似乎印证着这种半军事化管理模式能点石成金。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可否认，高压管理能带来成绩提升，但还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就是上面提到的——生源。
生源对学校实在太重要了，当一所学校还不入流时，一定是通过给高额奖学金、免学费、补贴生活费等各种办法来吸引尖子生入读；而当学校有了名气之后，则一定是提高录取分数、拦住差生、吸引优质生源，然后冲击更高的升学率，吸引更优质的生源。精英中学是这样，衡水中学更是这样，所以多年来，不少人质疑衡水中学把好生源都挖走了，一个衡水中学起来了，而许许多多其他学校都倒下了。
的确，中国有50%的学生在县城接受教育，这些县中实施的都是类似衡水中学的高压式、甚至是悲壮式的教育，却并没有取得点石成金的效果，这其中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源。
四.“县中”逆袭有多难？
毛坦厂中学，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的大别山区，这里号称“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
2014年，小镇本地居民只有万把人，但一个毛坦厂中学却足足有24000多名学生，他们中三分之二是高考复读生，小镇常年租住着数万名陪读家长，这里没有优质生源，学生基本来自农村或城镇，大多是基础差的复读生。
备战高考的最后10个月里，这里每个月都进行一次模拟考，每一次成绩都张榜公布，这里墙上贴着“像疯狗一样血拼”、“流血流泪不留悔”，还有各种检讨书、保证书。
有人觉得这是“高考集中营”、“地狱”，但事实是，每一年，都有源源不断的家长把孩子送过来，因为这里的本科上线率能达到80%。虽然跟衡水中学不能比，但对于小镇孩子来说，能上本科，就是真理。
在中国2000多个县城里，有着大量像毛坦厂这样的县中。一样的高压模式，一样的题海战术，班主任一样从早跟到晚，为学生操碎了心。而因为市级或省会中学在生源上对县中的“掐尖”，造成了县中想要取得成绩，必须像毛坦厂一样，采取衡水模式，甚至比衡水更高压的模式，来拼命卷出更多的本科生。
于是，一本数、二本数成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如果能冲个清北，那就是县里的大新闻，而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之下，素质教育也必然成为奢侈，这就是素质教育难以彻底推行的本质原因。
当广阔的县城中学从内在结构上就很难适配素质教育时，探索素质教育的重任，是不是要落在一线城市的顶级中学身上？的确，这是继“杜郎口”、“洋思”之后，对素质教育的又一轮冲锋。
五. 素质教育楷模
北京十一学校，是一所一本升学率高达90%以上的重点中学。
2010年8月，校长李希贵决定开展一场教育革命，接下来的改革，可能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学校取消了固定的行政班级，取消了班主任，撤掉了讲台，学校更像一个“教育超市”，主要产品就是课程。全校有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门职业考察课程和272个社团，学生们自己决定选哪门课、选哪个老师、往哪个方向发展，安排自己的课程表。于是，4000多名学生形成了1400多个教学班，每个人的课表都跟别人不同。
一直以来，统一的校服被认为抹杀了学生的个性，于是学校推出50款新校服，供学生自主选择。
在跟拍十一学校教育改革的纪录片《真实生长》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鲁迅主题的课堂上，语文老师黄娟对学生说：
脱掉校服的含义能明白吧？脱掉校服象征着“我”，而不是“我们”。不介意的同学，现在可以脱掉校服。
校长李希贵的理念，是把学校还给学生。所以凡是学生能做的事情，学校都会把机会让出来，即便在接待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夫妇时，校长也只是在迎接与送别时参与，其他的致辞、陪同、赠送礼品等环节都交给了学生。
学校希望学生、老师、校方都是平等的。所以，学生可以质询老师，可以直接找校长穿上“小黄人”玩偶服配合社团拍摄，学校还鼓励他们组建“学生内阁”，为学校改革建言献策。一个叫周子其的高一学生质疑学校军训的必要性，写了“万言书”，而校委员会真的采纳了他的建议，最终，学校的初中军训被取消，高中军训被砍去两天。
学校还聘请战略咨询顾问作为“外脑”协助学校一起改革，一个叫沈祖芸的顾问，曾在初二年级办公室看到一面特别的墙：
纵轴是所有学生，横轴是所有科目老师。每天，老师们都会把当天鼓励过的学生填写上去，老师们彼此都会看到哪些学生还没有被关注到。这一周，老师就会想方设法让这些学生被鼓励、被看见。这张表下，有一个“三句话工作法”，即老师鼓励学生的三个句式：第一句是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第二句是关注学业是否进步，第三句是关注他/她的生活、同伴关系、家庭等。
《我，“潜入” 北京十一学校，被一场教育改革实验震撼了｜深度》朱丽
同样，校方还始终在思考，学校应该为社会培养怎样的人？他们希望学生都能找到自己与社会的联系，希望学生们都成为“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的人。学校另一位战略咨询专家李茂，就这样说道：
你教得再好，如果你说没有一点社会情怀，你实际上很没价值。为什么？你无非就是为一些中产阶层他们的后代，提供一个升学服务。
十一学校的一系列改革，吸引了新华社等大量媒体的报道，2014年获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全国各地的教育官员、校长、老师慕名前来学习调研，无数人备受震撼。
六. 素质教育先行者
同样大胆的改革，也发生在北京另一所顶级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校长王铮，是个极具理想主义情怀的改革者。在这里，他强势推进的改革，甚至比十一学校还要激进。
改革期间，高中三年被“二一分段”，高一高二阶段不以面向高考为目的，让学生充分探索自我，实施彻底的素质教育，高三才进入相对封闭式的备考阶段，家长们戏称为“两年放羊，一年高考”。
从高一开始，学生被分到不同的书院，书院内实施走班制，没有固定班级，没有固定教室，学生们自己选课。高一高二阶段的课程有：
论语、红楼梦、说文解字、沈从文、百年孤独、张爱玲、唐诗、史记、城市学、城市中国、性别研究、创意写作、说理写作、颗粒艺术、服装设计、电影摄制、击剑、旱地冰球……
《新高考十年，再思王铮的北大附中教改实验出了什么问题？》谢勇
学校也没有早操，没有上下课铃，每节课90分钟；高一高二混龄上课，教室里不设讲台，桌椅不限方向，听课也不必面向老师；学生不用穿校服，男生可以留长发，可以烫头披发，可以谈恋爱。
各书院都实施充分的学生自治，学生议事会上，由学生们民主讨论学校的活动和工作，比如主席换届、宿舍熄灯时间、学校要不要举办兴趣节，并投票形成决议。学生议事会，本身也是学校公民教育的一门课程。
学校还设有学长制，由高二学生组成学长团，高一新生入学、军训等对接工作都由学长团负责；校园开放日，学长团负责全部的接待工作，包括流程策划、人员分配、带家长参观学校、回答家长问题、如何宣传学校等等；学长团换届招新之前，校方会和他们深度谈判，甚至博弈，要求他们提出发展目标。
在高一高二教改积累一定经验后，王铮希望把高三也“动一动”：
跟传统的备考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给学生很大自主学习的空间，所以我们的桌子，校长说，你可以让学生面朝南、面朝北、面朝东，就不能面朝西，为什么呢？因为西边是黑板，校长说这是个理念问题，你如果一旦学生面朝西，这老师就习惯不习惯就开始讲了。
王铮校长的改革充满了勇气，但即便是在这种全国顶级生源的中学，素质教育的推行依然不是坦途。
改革头几年，北大附中高考成绩还比较稳定，每年一本上线率99%以上，考取清华和北大有60人左右；但之后录取“清北”人数逐渐下滑，近年来只有二三十人，进入低谷期。由于考试成绩不如人意，加上家长对激进教改的强烈质疑，2021年底，王铮被免职，不再担任北大附中校长；2022年，王铮赴北京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担任校长，继续自己的教育改革梦想。
王铮心里其实很清楚，无论他怎么想给学生提供更有意义的教育，高考终究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关。他自己就说过：
高考成绩一旦下降，再好的人也不能当校长，再好的老师也要被家长骂。
所以，一面是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后的长期受益，一面是高考成绩要短期内兑现的硬指标，两面夹击，左右为难，这也正是素质教育全面普及的最大困境。
七. 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
教育界的理想主义者，不止王铮。泉源高中实验班创始人张良的探索，更加彻底。
张良曾是《南风窗》杂志的副总编，后面又创立了一家公关公司，2008年汶川大地震，改变了他的人生。出于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他用三年时间，自费去灾区采访了170多位震后灾民，为此还辞掉了公关公司CEO的工作，而也是这次经历，让他走上了教育的道路。
大量的采访中他发现，地震中最后决定谁活下来的，不是被压的位置，甚至不是伤势轻重，而是心理因素。实际上，有很多埋了六天、七天的人都活了下来，而有些处境相对更好的人，最后却没有撑下去，区别就是——“内心的力量”。
张良备受震撼，也在想，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到底从哪里来？是不是有方法可以系统培养和激发这种力量？他最后的答案是——教育。
2012年，他收集了全国800多个教育创新案例，并决定把所有好的做法集中在一个教育平台上，去付诸实践。之后，他在江苏茅山村租了一套旧房子，第一届只招到了6个学生。房子很破，人也很少，但他为这场教育实验设定了一个宏大的目标，他想培养学生们“内心的力量”。
开课后的第一个星期，他把高中三年9门学科的120多本教材全部摊在桌上，把所有的内容目录打印出来，贴满了整个教室的墙壁，然后跟学生说：
现在我们第一步就是把书撕掉！然后重新编辑。
他带领6名学生，把高中课程中的相关性内容串联在一起，重构成28个版块，包括世界政治思想与制度、基因工程、全球文明史、建筑与城市……同时，还设置“经济学理论”、“教育的目的”等专题研究任务，让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
不同于传统学校老师灌输式教学，这里学生以网络自学为主，老师主要是对学生进行路径引领、答疑解惑，以及帮助学生建立对学习的兴趣，找到自己的方向。
张良经常会结合新闻时事来布置专题任务，也会让学生学概率之前，先看《决胜21点》，这部电影讲的是几位数学天才少年大闹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故事。除了日常学习之外，张良还特别注重带学生去外地游学，感受不同的当地文化，学校的日常事务也基本由学生自发组织、自己完成。总的来说，他希望培养学生关注现实问题、做好日常事务，并且学会独立思考、自我规划。
对于如何管理和约束学生，张良说：
我们这里不想要任何的，所谓的挂在墙上的规章制度。
相比衡水中学和普遍县中式的高压，这里的“无压”，甚至到了可能很多人觉得不负责任的地步。
张良的改革充满了勇气，有先进科学的一面，但也有不规范和充满实验性的一面。比如：
你自己有充足的、完全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但你要承担所有的后果。
这里，张良把学生预设成了完全清醒且独立的社会人，但学生们并没有接触过社会，也不清楚所指的“后果”是什么，而且人是天生有惰性的，我们现行教育中，有很多措施就是为了帮助学生抵抗惰性的。张良招收的学生，来之前是接受传统学校教育的，之后又必须要接受高考的检验，所以在入口和出口都面临不匹配的问题，如果只在这中间一段接受“放养式”的教育，是否会造成学生更大的不适应呢？
2015年，张良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知乎上曾有人问泉源高中实验班第一届学生现状，有个自称毕业生的匿名用户这样答道：
曾经以为在参与改变历史，改变高考体制，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只是试验品。我们在高考这条路上失败了，但是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个性……
也是在2015年，张良的实验班因为无法取得独立办学牌照而停办。
李希贵、王铮、张良们的探索，呈现出素质教育的复杂与不易，而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改革也始终在进行着。
八. 十年回望“新高考改革”
2014年，“新高考改革”正式启动，首批在上海、浙江试点，之后分批推广至全国。这是自恢复高考以来，最大的一次高考制度改革。
首先，新高考打破了传统文理分科，实行“3+3”选科模式，除语数外3门主科必选外，考生可以在剩余6门（浙江为7门）科目中，根据自己的兴趣，任选3门作为考试科目。在选科模式下，传统班级制授课也不再适用，曾经在北京十一学校、北大附中等顶级中学采用的走班制教学，开始在全国实行。
其次，外语等部分科目采取“一年多考”形式，以缓解学生“一考定终身”的应试压力，减少发挥失常的概率。同时，还对考试成绩实行等级赋分制度，主要是在卷面分的基础上，再引入考试总人数和成绩排名这两个维度。赋分制的初衷，是为了强调相对更宽泛的等级概念，缓解学生“唯分数论”和“分分计较”的焦虑。
另外，还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引入高考招生评价体系中。综合素质评价范围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方面，比如“强基计划”中，除了看高考成绩，考生的综合素质档案也是重要参考材料。
一连串改革的目的，是想尽各种办法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倒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2014年推行以来，新高考改革走过了十年，有成效，但也催生了一些新问题。
比如，让学生自主选科之后曾出现“物理”学科没人选的情况。物理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是大学很多专业的底层建筑，不学物理会阻碍大学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这也是为什么第三批新高考改革的省份，把选科模式从“3+3”调整成“3+1+2”，即学生选考科目首先必须在物理、历史2门中选择1门，再从其余4门中选择2门。
另外，外语等科目实行“一年多考”，目的是为了缓解学生压力，但可能造成学生为获得更高成绩多次参加考试，反而加重了压力；等级赋分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学生陷入“分分计较”的焦虑，可也存在部分学生因“一分之差”落入下一等级，反而加剧焦虑的情况；还有综合素质评价的初衷是为了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但它的客观性、准确性如何保证？执行时会不会流于形式、走个流程，反而加剧了不公平？
高考，因为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万众瞩目，它是影响素质教育最关键的缰绳。所以高考改革，也历来被视为教育领域最复杂、最敏感的改革。
除了高考，“减负”也一直是推行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关键词。进入新世纪后，为落实减负政策，许多城市中小学把下午放学时间提前到三点半，而这却造成了校外辅导机构泛滥，学生的负担从校内转向校外。2018年，国家开始治理校外辅导机构，打击教培行业“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行为。
2021年，更加严厉的“双减”政策落地，全国十几万个线下教培机构九成以上被关停、取缔，资本大幅撤离，教培广告满天飞的现象一时绝迹。这是我国迈向素质教育的重要一步，也是教育杜绝市场化、回归公益属性的一个关键节点。
2024年，高中阶段的一项重大改革到来——高中双休。为了缓解教育内卷、保障学生身心健康，2024年10月，教育部印发重磅文件，明确全国普通高中高一、高二年级周末双休，高三仅周六可自愿留校自习（但禁止补课和考试），法定节假日、寒暑假禁止集中补课，同时，非寄宿学校取消晚自习。制度从2025年春季学期试点，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实施，这一政策被纳入“教育强国2035战略”。
从“应试教育”的弊端被集体讨论，到第一次提出“素质教育”，再到“新高考改革”、“双减”，直至“高中双休”，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走过了一条漫长且艰难的道路。
今天，县城中学的孩子们也实现了文理不分科、走班制、双休制；县中的教室里，也用上了触摸电子大屏、组合推拉黑板，配上了空调。不管是从教学机制，还是硬件设施，变化正在悄然发生着。
但是，教育差异的沟壑依然存在，当北大附中的高二学生们在与校方谈判下一届学长团的发展目标时，毛坦厂中学的复读生却因为月考排名下降而紧张得抹眼泪；当十一学校的高一新生因质疑军训的必要性给学校上“万言书”，并最终推动学校取消了军训时，无数个县城中学的誓师大会上，正在高喊着“必胜！决战！”等军事化口号。
九. 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在中国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诞生了很多残忍的词：小镇做题家、高分低能、考试机器、高考集中营；也高频使用着一些残酷的词：坐牢、大战、决战、战场，“流血流泪不留悔”、“只要读不死，就往死里读”，甚至还自比“疯狗”、“土猪”。在这些词语中，藏着中国教育最纷繁复杂的生态图景，也藏着亿万学生最难以言说的心酸。
在这条路上，全国各地校长们的教育理念发生着尖锐碰撞：
前衡水中学校长、现石家庄精英中学校长李金池：
老百姓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来，就是希望他能上大学，上个好大学。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们说我们是应试教育，你们光是说“分分分”，你们光追高考升学率，那学校不追求高考升学率追什么？
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铮：
一定有一部分家长，他哪怕说“我不让孩子考那么高的分，但我希望他健康成长”。有没有这样的学校？哪怕它是少数，哪怕是小众，也需要这样的学校。
李金池：
哪个地方没压力？美国的学校没压力吗？那北漂没压力吗？在北京打拼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压力更大，舒舒服服实现不了中国梦。
王铮：
以前我们的观念是不考虑代价的，破坏性的开采，以失去他的兴趣、青春和身心健康为代价，那取得的成绩是不足矣的，这是我们对高考的态度。
李金池：
我要按我的想法改变一个学校，去改造一个学校，去为中国的教育蹚出一个路子来。你们认可不认可，我都要走出这样一个路子来。
两位校长的观点几乎截然相反，却有着同样的激情和同样执着的教育梦想，他们都是自己观念的捍卫者和践行者。而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观点如此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学生。
李金池来到衡水中学时，这还是一座乡镇中学，这里的生源都是农村、小镇的学生，于是使用题海战术、实施高压管理，让学生闯过应试选拔的关口、走出山村卷到大城市，成为第一优先级；而王铮推行素质教育改革的北大附中，是全国最顶级的中学之一，拥有着最好的生源，这些学生大多出自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家庭，这里当然比县城中学更有素质教育的土壤。
这两种路径，也正是中国教育在城乡差异、经济差异下最有代表性的写照。所以，是经济基础决定了行为立场。当未来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用充裕的教育经费来弥合城乡鸿沟，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另外，造成教育过度内卷的本质，还是评价体系问题。这里既有教育体制内评价体系僵化的问题，比如社会以升学率来评价每一所学校，学校又以升学率来评价每一位老师，于是教育的缰绳越拽越紧；同时，也有社会评价体系世俗化的问题，比如熟人之间把考试成绩作为定义一个孩子优劣的主要标准，父母把孩子上了什么学校、什么班作为自我评价的一个标准，整个社会环境中又把毕业后“混得好不好”当作重要评价标准，所以很大程度上，社会舆论场中对一个人评价的功利化与狭隘，是学生在学校被“唯分数论”的根源之一。
但教育学不应该只是成功学，教育应该助人成长，而不是使人只钻营世俗成功。当社会浮躁，让人陷入一种世俗攀比的强大惯性中时，学校应该是这种风气的抵抗与制衡力量，而不是加入其中。当社会舆论、家族亲戚都不以收入高低、职位高下来互相评价，而真心认可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有闪光点时，素质教育就有了阳光、空气和土壤。
教育改革，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它关乎社会公平、国家未来，也决定着阶层跃迁，它与每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所以，教育改革不能太慢，但也一定不能太折腾；它需要魄力和勇气，但也一定不能走极端。因为中国太大了，所以它需要考虑城乡与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又因为人生太长了，所以它又需要考虑对学生的当下功效和长远受益。这其中，在无奈中的求索，戴着镣铐的舞蹈，就是中国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最深沉的现实与梦想。
在这场改革永无止境的征程中，我们都是亲历者，敬曾经奋斗的自己，敬那些难眠的夜，愿我们都有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