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判官”盯上李云龙

偶见一文，劈头盖脸骂《亮剑》是“颠覆我军形象”的“明红暗黑”之作，字里行间满是唾沫星子，却少见真知。这般以剪刀浆糊裁剪历史、用有色眼镜打量艺术作品的做派，倒让我想起戏台下乱砸茶壶的看客——自己看不懂戏文，便说戏子唱错了调子，实在可叹又可笑。

该文最得意的“靶子”，是说李云龙“一个人当家”，不像人民军队的指挥员。这话说得仿佛他真在抗战的战壕里待过似的。须知当年的敌后战场，不是今日办公室里的沙盘推演，日军的冰冷的刺刀抵着脊梁骨，战机往往在转瞬之间。开国中将王近山，人唤“王疯子”，奉命赴延安途中见日军观战团，当机立断设伏，全歼敌酋，这等“先斩后奏”的果敢，与李云龙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骨子里是同一种东西。若照此文作者的逻辑，这位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战将，怕也要被他划入”旧军阀“、“山大王”的行列了。

更可笑的是揪着“弟兄们”的称呼做文章，说该称“同志”才合规矩。他大约忘了，革命队伍里的情谊，从来不是靠名号喊出来的。长征路上，炊事员给冻僵的战士暖脚，阵地上班长把最后一口粮让给新兵，这份生死与共的情分，喊“弟兄”比喊“同志”更滚烫。钟伟将军为给部下争武器，敢跟后勤部门拍桌子，扬言“好家伙就得给能打仗的主力”，这等“护犊子”的脾性，与李云龙“我李云龙的兵”的宣言，本质上都是对战士的珍视。倒是这位作者，把形式当本质，倒像极了鲁迅笔下“看见短袖子就想到白臂膊”的腐儒，只见皮毛，不见筋骨。

文章大谈“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举了余天云、陈光等人的例子，便说李云龙是“夸大负面情形”。这好比看见有人长了六指，就说天下人都生了畸形，何其荒谬。李云龙不是余天云，他抗命是为了歼灭更多敌人，而非争个人威风；他说“老子独立团”，转头就把战利品上缴总部，把伤员交给地方党组织照料。剧中他与赵刚的争执，从来不是“要不要党指挥枪”，而是“战场之上如何更好地指挥”——赵刚负伤后，他抱着政委哭骂“你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这份军政干部的鱼水情，该文作者偏偏视而不见，只捡着几句粗话大做文章，这不是选择性失明，是什么？

至于说《亮剑》“暗示政工干部有碍无宜”，更是无稽之谈。赵刚从北平学生投笔从戎，用步枪打下敌机，在李云龙冲动时拉他回头，在队伍迷茫时提振士气，这等政工干部的形象，分明是光芒四射的。该文作者却闭着眼说“政工干部无用”，怕不是把自己的偏见当成了真理。他口口声声说要“看本质”，却连剧中李云龙“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底线都看不见——总部下令转移，他再不舍也拔营；上级要整肃纪律，他再憋屈也执行，这便是人民军队的底色，怎就成了“军阀作风”？

最可气的是给《亮剑》观众扣上“历史无知、欣赏水平低下”的帽子。仿佛只有他才是历史的唯一裁判，别人喜欢《亮剑》，就是“把腐朽当新奇”。他大概忘了，人民群众最懂什么是真英雄。李云龙身上的粗话、犟脾气，不过是英雄的外衣，内里包裹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是“绝不丢下一个战友”的情义，是“为国家民族拼命”的忠诚。这种有血有肉的英雄，比那些被拔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更能走进普通人的心里。

艺术创作不是历史的复写纸，正如小说作品不是人物传记。《亮剑》作品中熔铸了王近山的“疯”、钟伟的“犟”，还有无数无名英雄的魂，塑造出李云龙这个典型形象，它让观众看到，英雄不必完美无瑕，但必须有骨气、有担当，遇到敌人敢于亮剑。而该文作者，却用教条主义的尺子丈量艺术，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棒子敲打人心，这等做法，犹如苍蝇寻味，恶犬龇牙，其用心阴险恶毒。

真正的历史清醒，不是把影视作品中的英雄绑在教条的柱子上批判，而是从他们的故事中，读懂那个年代的艰难与光荣。”李云龙”们在战场上敢于“亮剑”，是为了让后人能安稳地评论他们；而今我们评论他们，该存一份尊重，少一份苛责。若连这样的艺术作品都容不下，动辄扣上“低俗狗血”的大帽子，那才是对革命历史真正的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