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考公和读博，我们小镇做题家就没别的出路

卢思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

【导读】自“小镇做题家”一词从豆瓣小组的自嘲出圈，经明星考编争议发酵为全民热议的公共议题，这个标签便不再只是特定群体的身份注解，更成为折射时代困境的社会镜像。

“小镇做题家”的困境，从来不只是“擅长应试却缺乏视野”的个体困惑，而是城乡资源差异、优绩主义压力与社会流动性变化交织下的结构性难题。恰如本文指出，这一困境背后，既有小镇青年通过做题改变命运的执着坚守，也有他们步入高校后在文化适应、自我认同上的挣扎反思，更藏着对教育公平、奋斗价值的深层追问。

本文对这一困境的剖析，既可以让我们读懂千万普通青年的成长阵痛，也能促使我们思考教育生态的优化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重新审视“知识改变命运”在当下的时代意义。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

“小镇做题家”的困境

2020 年，“小镇做题家”一词在豆瓣“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出现，并迅速扩散为某一特定青年群体的自我标识。认同这一自嘲式称呼的大学生，多来自县域或乡镇，曾以近乎苦行僧式的“题海战术”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进入顶尖 985 高校。然而，金榜题名的喜悦尚未消散，现实却迎面泼来冷水：融入校园文化的重重困难，对未来通过精英岗位实现阶层跃升的悲观预期，交织成一种身份撕裂感。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构成了“小镇做题家”身份认同的核心张力。

近几年来，学界已对这一现象有了初步探讨。其中，不少学者提出，乡镇走出的大学生相对匮乏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小镇做题家”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是，绝对的“匮乏”不足以解释这一落差形成的动态过程，也未能透视差距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为深入理解这一群体的真实境遇，笔者自2021年起长期浸入该豆瓣社群，通过对用户自发文本的爬梳与分析，试图揭示其困境背后更为深层的结构性根源。本文认为，“小镇做题家”的困境，本质是多重社会场域剧烈转换下，个体所携关键资本发生断裂与失效；基于强关系排他性垄断的社会流动壁垒，使资本积累与转换的狭窄通道被进一步压缩。主观期望与客观遭遇间看似不可逾越、无法弥合的差距，在多重社会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催化出集体的无奈与不满。

▍从应试考场到精英熔炉：场域跃迁与文化资本的断裂

在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中，几乎所有“小镇做题家”发表帖子都表达了这种反差：刚刚通过高考进入理想中一流大学的喜悦与骄傲，立即被融入校园生活的困难所带来的边缘化与挫折感替代。对他们来说，高考似乎是人生的分水岭，在经历短暂的高光时刻后，立刻从高处跌落。有人表示，自己“曾经披荆斩棘，在高考独木桥上战胜了许多人，才拿到了无比珍贵的录取通知书”，然而，“进入大学之后，困难才刚刚开始”。还有人将这种体验形容为“持续的绝望”，因为在“前十八年的人生中，我唯一拥有的，或者说我曾拥有过的东西，都是成绩带给我的”，但在大学中，“一切都产生了变化”。

既往分析常将这种感受归因于经济资本的相对匮乏。但是，尽管经济资本无疑是心理落差产生的原因之一，讨论文本中却鲜见对物质消费的直接攀比与抱怨。这提示我们，经济因素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因素非但不能被忽视，甚至可能更具解释力。

一些典型文本很好地呈现了“小镇做题家”们的具体落差感的来源：

城里同学在某些学科上具有先发优势，这种优势有时是巨大的。比如说某些同学的英语技能，他们的词汇量、口语水平令人震惊；比如某些有竞赛背景的同学，对物理、数学的大学内容甚至尤为熟稔；有些同学出身工程师家庭从小爱好广泛，对机械、电子、程序之类有更深刻的认识。此处的体验大概是：在任何方面我都能找到碾压我的同学，而且还存在每个方面都碾压我的同学，令人心生绝望。

这些文本精准地反映出高考与大学校园是两种逻辑迥异、通行货币不同的场域。布迪厄指出，个体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生存状态与成功可能，高度依赖于其所掌握资本的类型、数量及其在该特定场域中的兑换价值。高考中发挥作用的是“获得性”（acquired）正式文化资本；而在一流大学校园交往中，发挥作用的是“习得性”（absorbed）非正式文化资本。“小镇做题家”们缺乏的往往是后者。

“获得性”正式文化资本，是以知识及其运用为核心的文化资本，高考是其发挥作用的场域。这种文化资本以考试大纲等正式规则或“合法性知识”的形式存在。在这一类文化资本中，教育资源及其分配的不平等，固然对不同地域以及同一地域不同中学中的考生有所影响，但这反而可以倒逼乡镇考生通过强化训练，确保对这种“正式文化资本”的追求与获得（acquire）。

以英语为例，标化评分标准的存在，使考生可以通过背诵划定范围的单词、词组，积累“好词好句”或范文等应试训练取得高分。但是，这种正式文化资本，一旦离开高考场域，跃迁至一流大学校园后，便迅速贬值。如“小镇做题家”所言，这种无法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作用的“哑巴英语”，成为“用后即焚”的知识，无助于他们融入校园生活。通过刷题获得的英语知识，与一流大学校园这个场域所需要的英语知识，根本不是一回事。在一流大学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文化资本，是基于高层级交往而存在的“非正式”文化资本。这一类型的文化资本难以通过短期强化训练获得，只能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通过布迪厄所谓的“惯习”（habitus）逐渐被“习得”。这种以“品味”和惯习为核心的资本并非明文写就的知识点，而是弥散于日常交往、社团活动、言谈举止、审美情趣乃至休闲方式之中的一套“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得体的社交礼仪与沟通技巧，对主流流行文化或特定亚文化的熟悉度，开阔的视野与批判性思维，在艺术、体育或科技等领域的兴趣特长，以及流畅自然的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而非应试能力）等，构成了个体在精英群体中能否自如融入、获得认同并建立有效社会网络的软实力。与获得性正式文化资本不同，习得性非正式文化资本无法通过短期高强度训练速成，其积累是一个长期浸润、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通过个体的成长环境、家庭熏陶和早期社会化经历，被身体化地吸收。

正是在“非正式文化资本”上，一流大学中来自城市与来自乡镇的学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由于此类资本在城市社会及家庭内部的泛在性，城市学生自幼便进入持续“习得”的进程，加之社会网络细密、交往范围广阔，他们得以更早积累这种资本。城市学生，尤其来自中产及以上家庭者，通常成长于资源丰富、信息密集、文化多元的环境之中：博物馆、音乐会、国内外旅行、家庭沙龙式交流、丰富的课外班、自由接入的互联网等，构成其习得非正式文化资本的天然温床，相关技能、品味和社交模式早已内化为惯习的一部分。与此相比，多数“小镇做题家”在前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对获得性正式文化资本的极致追求，成长环境单一、文化资源匮乏，社会交往网络局限于同质化地域和阶层。当高考结束、获得性资本的价值在大学新场域中急剧缩水时，习得性非正式文化资本的巨大鸿沟便暴露无遗。

这种鸿沟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首先，它导致社交边缘化。在社团招新、小组讨论、宿舍闲聊甚至课堂发言中，因缺乏共同话题、表达方式差异或对某些文化符号的陌生，“小镇做题家”容易感到格格不入，难以建立深度连接，陷入社交孤岛。其次，它导致强烈的自卑感与不配得感。当身边同学在多方面展现出游刃有余的才艺与见识时，自身的匮乏感会被放大，甚至可能动摇其通过高考建立的核心自信。有人直言道，“过往的一切都是‘成绩好’带来的，结果就是当学习无法再带来正反馈时，甚至会开始逃避乃至厌恶学习”。在面对初入城市的落差与孤独、深知自己和身边同处精英教育系统的同学存在着巨大文化品味差异的情况下，部分“小镇做题家”逐渐放弃对正式文化资本积累的要求，在丧失“学习成绩好”这唯一的优势后，陷入更深的迷惘。

▍求职壁垒：强关系的壁垒与弱关系自救的困境

笼罩在即将步入职场的“小镇做题家”心头的另一片阴云，是对未来的焦虑，尤其是对毕业后能否获得一份合意工作的悲观预期。他们对大学的发展规划充满迷惘，认为“未来的就业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规划或理想”，“想找一份合意的工作太难了”。

何谓“合意”的工作？在讨论中，“小镇做题家”群体的集体诉求可以被相对清晰地勾勒出来。其一是身份匹配性，即工作需与其付出巨大努力获得的名校身份相称，不甘心向下大幅度屈就，“一个985高校毕业的学生，在沿海一个小厂打零工”。其二是投资回报性，即岗位收入应能匹配甚至回报家庭倾尽全力的教育投入。许多“小镇做题家”表示，自己的父母节衣缩食，“几乎把所有的血泪钱都用于供养我读书”，倘若“就业岗位收入仅够维持自己在城里一个基本生活”，将无以回报父母。其三是生活可期性，即工作需能支撑其未来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稳定生活，包括落户、购房、组建家庭等刚性需求。

基于以上需求，可以明显推断出“小镇做题家”的岗位偏好：一是福利较高（如提供编制、户口）、未来确定性较强同时薪酬稳定的工作岗位，比如“三桶油”或军工行业这样的大型国企。二是薪酬虽一般，但隐性福利多、且未来确定性亦很高的稳定的工作岗位，比如公务员或事业编。三是虽然工作不稳定，但薪酬在各行业中绝对靠前的工作岗位，比如互联网大厂。

然而，对“小镇做题家”而言，获取理想岗位的信息，或争取应聘机会，同样是一种挑战。中国精英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存在社会资本的排他性结构壁垒——初出校园的学生，若想进入并嵌入特定岗位圈层，时常需要依靠“个人关系”作为入门的中介，实现内部接触、资格确认与信任背书。

在中国语境下，精英就业对弱关系的依赖有限，尤其在稳定、高福利且具垄断性的岗位上，强关系更具决定性。这里的强关系不仅包含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高频互动、情感强度、亲密性与互惠服务，所起到的也远不止“信息桥梁”的作用，更包含了差序格局伦理中生长出的资源互惠体系，也就是以血缘、地缘（同乡或宗族）为基础，依托亲情与乡情及长期责任义务，形成的高信任、强排他、稳定运转的资源交换（信息、机会、影响力）与庇护网络。由于信息与机会在圈内封闭循环，外部个体即便具备学历与能力，也难以凭借“冷启动”的弱关系撬动核心资源。正是这种深度嵌入伦理的互惠结构，使强关系的稳定性与封闭性远超格兰诺维特在功能主义框架下的原初界定。相比之下，通过学业、实习、项目协作等后天途径形成的弱关系网络更为松散、工具性强，缺乏嵌入式信任，能够提供的多是碎片化的外围公开信息，难以替代强关系在推荐、背书、风险共担等方面的作用。

强关系的排他性垄断在精英就业中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在稳定的、高福利的工作岗位中，原生家庭的积累和所能提供的人脉网络，将成为争取机会的重要优势。已在业内站稳脚跟的家长，更倾向于“将孩子同样带入这一行业，以保留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家族在其中的人脉与地位”。

这种类似“资源世袭”的现象，在烟草、电力、特定金融领域、部分垄断性国企及地方性强势部门中尤为突出，形成了社会资本积累与传递的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的上升通道日益狭窄。2021年，江西某国企家族式任职事件激起的舆论，正是这种结构性不公的集中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小镇做题家”并非完全不具备社会资本。困境的症结在于，“小镇做题家”可以动员的关键社会资本，在质与量上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劣势，在获取与转化过程中也存在着隐性壁垒。“小镇做题家”群体的原生家庭所能提供的强关系网络，深度嵌入地域化的、行业壁垒相对较低的领域，如县域内的基础建设、传统制造业、地方性商贸、基层公共服务等。能量、覆盖范围与行业分布，与“小镇做题家”瞄准的高端、垄断性、体制内核心岗位（如中央部委、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头部央企研究院、顶尖科技公司核心岗），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错配。父母辈掌握的信息、影响力与关键人脉资源，无助于增进“小镇做题家”对金字塔尖行业实际运作规则的理解，也无法使他们跨过隐形门槛、积累关键人脉网络。相比之下，城市中产及以上家庭具备的强关系网络，更有可能嵌入体制内中高层、金融、法律、科教文卫、高新技术产业等精英领域，天然具备更大的信息优势。

归根结底，这种错配并非单纯的地域差异或行业壁垒，而是阶层的断裂。“小镇做题家”凭借高考这一获得性文化资本跨入高等教育场域，取得进入精英职业赛道的门票，但这张入场券并不附带真正嵌入目标职业圈层所需的、基于强关系的排他性社会网络及其中沉淀的默会知识。原生家庭所提供的地域化、低壁垒的强关系网络，在运作逻辑、资源结构与互动模式上，与精英岗位所倚赖的、城市中产及以上阶层内部高度封闭的强关系网络之间，存在明显的阶层鸿沟。因此，前者积累的社会资本难以在后者主导的场域中顺利兑现，“小镇做题家”即便手持名校文凭，也难以真正嵌入核心圈层。

而在认识到强关系不足，试图通过积极拓展师生关系、维系同窗情谊、争取优质实习机会构建后天的弱关系网络时，“小镇做题家”同样举步维艰。缺乏内部人士引荐，使其难以叩开核心圈层；非正式文化资本不足，使其在社交中格格不入，难以建立信任；高含金量的实习与科研项目，依然存在入门壁垒，并不能完全依靠弱关系弥补。

“小镇做题家”的应对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是深挖乡土网络、回望原生地，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寻找已在城市立足的“乡贤”资源，通过亲戚、熟人层层转介建立联系。社会学研究表明，这类地缘延伸确实存在，只是在跨越巨大行业与阶层鸿沟时效力有限且可遇不可求。其二是继续攻读硕、博甚至博士后，积累更高的学历符号以争取知识资本优势，延长在高校场域的停留时间以拓展师生、同门等弱关系并累积实践经历，但这一路径周期长、成本高，学术职位竞争同样关系化。其三是回归应试战场，把希望押在标准化考试上，全力冲刺公务员、事业编等主要依赖笔试成绩的岗位，以扬长避短、规避社会资本劣势并发挥应试能力。这也是他们对“考公考编”呈现出异常热情的原因。

然而，上述应对方式，在2020年以后遭到了巨大挑战。在常态校园与社会环境中，“小镇做题家”仍保有通过自身努力缩小差距的空间，可以通过深化师生、同门与校友等弱关系网络争取理想工作，也可以在原生家庭或家族指引下挖掘城市“乡贤”资源，或借助社会实践，尤其是岗位实习机会，进入较好的单位。换言之，通过持续积累“习得性”非正式文化资本，并拓展与转化弱关系，本有可能逐步弥补与城市学生之间的差距。但在疫情期间，社团集体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同学之间、师生之间面对面交流频率下降，校外实践、社会实习的机会也大受影响。乡镇学生获得“习得性”非正式文化资本渠道受阻，预期的社交网络扩大亦无法实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渠道变得愈发狭窄。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市场中的就业岗位进一步减少，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压力越来越大，进一步放大了乡镇学生的心理焦虑。线上社交由此成为他们发泄情绪、对抗压力的方式。作为一种集体身份符号，“小镇做题家”这一兼具传播力与情绪动员力的集体标签，正迎合了这一社会时期来自乡镇的高校学生对未来的无奈与迷惘，由此取得了巨大的舆论声量。

▍结论

“小镇做题家”的集体困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多重结构性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是特定群体在剧烈社会场域转换和疫情危机的共同冲击下，其原有的生存与发展策略遭遇系统性失效的深刻体现。一方面，从高度同质、规则明确的高考场域骤然进入高度异质、规则隐匿的大学后，“小镇做题家”原先赖以生存的获得性正式文化资本迅速贬值，场域通行的习得性非正式文化资本又难以快速提升，导致融入困难与身份认同危机。另一方面，在毕业后的求职阶段，“小镇做题家”瞄准的目标行业，往往具有难以轻松跨越的入行门槛，积累自传统乡镇的关系网络与互惠纽带，与他们期望且急需的资源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错位。在2020年以后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困难的多重压力下，“小镇做题家”规划的发展路径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本就狭窄的资本习得渠道被进一步收紧，愈发加重了青年学子的焦虑。“小镇做题家”这一带有自嘲性质的身份标签，由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集体共鸣，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这一现象同时成为中国社会流动复杂性与艰巨性的棱镜，映照出城乡差异、资源配置、代际传递、制度设计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结构性壁垒。纾解其困境，不仅关乎万千学子的未来，更是社会激发活力、长治久安的根基，需要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社会各界乃至每个公民的持续关注与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