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事早苗的妄谈是日本战略绝望的具体体现

从地缘政治以及宏观战略上来说，今天的日本是绝望的。日本的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当中国进入民族复兴的轨道之后，日本面临的来自亚欧大陆方向上的力量投射，就呈现了显著增长的态势；日本能够依靠的，按照日本的思路，就是传统势力均衡所说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前者，要求日本找到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风口，实现有效的跃升；后者，要求日本找到可靠的离岸庇护者，形成对中国所在的亚欧大陆势力的有效优势。这两个解决方案，短期内到可见的将来，也就是15-20年的尺度内，对日本来说，都不存在。

从主观认知上来说，今天的日本，对于中日关系，留存着模糊而清晰的含义：一方面，对于战争历史责任的细节，比如南京大屠杀，比如731，比如慰安妇，比如在中国造成的3500万生命损失，日本的记忆，处于系统性的模糊以及本能的拒绝和否认之中；另一方面，对于战争历史责任可能导致的系统性追溯，日本的记忆，整体性的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日本非常清楚中国会用历史责任为理由，对日本进行必要且正义的复仇，这种复仇让日本感到恐惧，因为其内涵的逻辑，是日本做了对不起中国的事情，

中国来寻求复仇，它甚至是契合日本原生的文化逻辑中，关于闯了祸的人，所需要承担的道歉和赔偿义务的。日本知道自己赔不起，日本知道自己曾经闯了个大祸，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焦虑，恐惧，挫败的共同支配下，搞先发制人，先跳出来搞事，先跳出来否认，把注意力和讨论的节奏，引入到日本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节奏的那些赛道上去。

搞事早苗的喷粪型搞事，选择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这种极具作死性的挑衅，可以看作是上述集体认知与普遍心态，在搞事早苗这个夜店妈妈桑型日本女首相的心理与性格因素的影响下，一种非常具象化的投射：先是发出与实力完全不匹配的狂言；随后是各种暧昧的缓和与忏悔；继而混杂嘴硬的辩解；最终试图蒙混过关，或者开启一个新的战斗方向。但这种认知是建立在日本和中国乃至与世界（除了美国）的关系，仍然处于1930年代918事变的基础之上的。

但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当时的日本；今天的中国，更不是当时的中国，如果要碰触台湾问题这条红线和底线，它的综合体量承担不起大规模长时间战争的准备；它的军事实力无法阻挡对日本本土的毁灭性打击，无法避免日本的海空军军事力量重复在短期内被彻底消灭的必然前景；它的地理位置使其无法避免对本土的犁庭扫穴的反击；它的经济体系甚至不用中国的报复已经在口粮供应方面处于显著的紧绷状态；它的法理地位决定了《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可以随时落下，历史上美国刻意制造的琉球行政管辖权单方面授予的法理错误随时可能遭遇结构性的矫正。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这次选择了搞事早苗做日本首相，是历史老人对中国的爱好和平以及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的回报，一个可以进行有效历史清算的回报。搞事早苗头铁的，大可以坚定的引领日本在歪路和邪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要做的，就是当历史老人选定的工具，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中，近似一劳永逸的解决持续走在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歪路上不出来的日本，这种日本，不仅威胁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而且对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发展，繁荣，都是个毒瘤，需要随时做好有效切除的准备，这也是中国用实际行动捍卫战后世界秩序，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果实的必然要求。

搞事早苗当然也有她自己的逻辑：用喷粪式挑衅，引起中国的话语反击，然后从日本国内那些没有脑子的韭菜那，收割国内政治筹码；所以中国的反击，需要让日本国内的韭菜们，坐不住，需要让日本国内的那些所谓资深的，坐不住；让日本切实感知到中国反制的力度，继而唤醒鞠躬精英，毕恭毕敬的把搞事早苗及其政治盟友装盘端上来；或者，一并以无法否认的且可以被感知的方式，承受来自中国的怒火，和由此造成的代价。

实力决定了除非换掉脑子里面的错误观念，否则右翼思想横行且极端民催化，在国内政治过程中又绑定了欧美票选政治劣币驱逐良币结构性特征的日本政治制度，会再度出现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此前因为1950年代美国包庇而侥幸逃脱的那些行为体及其后裔，也将因此迎来命定的结局。